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基于2000-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如何通过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降低能源强度,推动节能减排,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亟待解决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本文以系统间协同演化理论为基础,改进了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水平的测度方法,并采用中国大陆除西藏外30个省区2000-2012年的面板数据,探讨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地区能源强度的影响.研究表明,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能够显著降低地区能源强度,且其对降低地区能源强度的贡献强于政府干预、技术创新、国际贸易、外商投资和能源价格等因素;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在东、中、西三个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之间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显著;从动态发展看,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地区能源强度的影响呈增强趋势;产业结构在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影响地区能源强度的过程中存在门限效应,只有当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达到一定水平后(高于0.756 8),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能源强度的影响才变得显著.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通过推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和资源优化配置三种机制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影响地区能源强度.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的节能减排效应仍有很大提升空间,应根据不同省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差异,采取针对性措施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其在节能减排中的积极作用.在推动通信、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积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为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节能减排效应的有效发挥创造良好的软环境.     

城镇化与工业化对能源强度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截面相关和异质性回归系数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

城镇化、工业化对中国能源强度的影响如何?如何在快速推进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同时确保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论文以能源强度指标代替传统的能源消费指标来反映能源综合利用效率,并应用考虑截面相关性和异质性回归系数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使用共同相关效应组均值(CCEMG)估计方法对中国1978-2014年城镇化、工业化与能源强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人均实际GDP增长1%,能源强度将会降低0.412%,工业化水平增长1%,能源强度将会上升0.630%,而由于生产消费等经济活动的增加、高度集中化以及规模经济的综合作用,使得城镇化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并不确定。联系研究结论,本文提出政策建议:我国应加快产业结构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构建绿色制造体系,推进"五化"协同发展;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提高城镇化质量,提升我国整体的能源效率,确保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推动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节能估计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能源消耗（生活消耗除外）出现了较大波动，本文运用完全分解模型计算、分析了驱使能源消耗变化的经济增长效应、能源消耗强度效应与结构效应，并利用H-P滤波、完全分解模型对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节能进行了估计。结果表明，1980-2005年累计节能量为94457万t标准煤。1980-2005年中国节能缺口处于波动之中，尤其是1998年以后，受重新重工业化的影响，与潜在节能率相比，实际节能率在逐步降低，但到2005年，实际节能率大于潜在节能率，节能优先的高能效战略得到一定落实，有效控制和改善了能源的紧张状态。同时，近年来重工业能源利用效率的不断改善，说明重工业化对能源的高消耗只是一种阶段性特征，其中蕴含着巨大的节能空间，随着中国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节约能源，降低能源的消耗强度，有巨大的潜力。     

结构变动、技术进步以及价格对能源效率的影响

本文旨在分析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影响能源消耗及其效率的主要因素。通过理论研究,我们认为经济结构、技术进步以及能源市场化改革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主要影响因素。从这些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来看,经济结构与工业化阶段密切相关,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在经济结构相对稳定的短期内,技术进步是提升能源效率的重要因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源价格是提高能源效率的长期而稳定的激励机制。在此基础上,我们综合利用1990-2006年省际、四大区域、13个主要工业省区面板数据,以及工业行业数据,实证估计这些因素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程度。几个估计结果综合显示,这三大因素对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能源效率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这意味着当前节能减排的政策重点必须立足于长期,谨慎采用单纯的节能降耗这种行政命令式的短期策略,重点采用基于激励机制的治理策略,弱化长期以来形成的高耗能技术结构,引导节能环保型技术的创新与扩散。     

中国农业能源回弹效应的形成机制、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北大核心CSCDCSSCI

降低农业能源回弹效应是提升农业绿色发展政策绩效、确保农业如期实现“双碳”目标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文章在分析农业能源回弹效应形成机制的基础上,利用系统GMM模型测算1995—2019年中国农业能源回弹效应,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影响因素。研究认为:①农业能源回弹效应是由于能效提升诱发农产品生产端和消费端主体偏能源消费行为,导致能源消费增长量超过节约量的现象,反映了农业能源效率与能源消费需求间的弹性关系。②1995—2019年,中国农业能源回弹效应平均为0.789,表现为部分回弹效应。农业能源效率提升产生了一定的节能效果。③1995—2019年,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农业能源回弹效应分别为0.771、0.820和0.784,均呈现先减后增再减趋势,与全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一致。④以2019年农业能源强度和能源回弹效应均值为界线,将全国分为农业节能减排示范区域、重点区域、潜力区及农业能源回弹效应重点治理区。⑤居民收入水平、农业机械化水平、农业产业结构、有效灌溉面积对本地区农业能源回弹效应有正向影响,区域产业结构、农村人力资本水平有负向影响。城镇化发展水平、农业机械化水平提升改善了相邻地区的农业能源回弹效应,农村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加剧了相邻地区农业能源回弹效应。该研究提出优化农业生产资料补贴、分类治理农业能源回弹效应、激励生产主体节能创新、引导居民优化食物消费、加快可再生能源技术替代等措施。     

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及价格调控的节能效应

使用"十一五""十二五"时期的相关省级面板数据,基于Cobb-Douglas成本函数推出能耗决定模型。在使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并将其分解为技术进步、技术效率提升、规模效率提升的基础上,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并结合横截面数据模型,实证检验技术进步、效率提升、能源价格对总能源消耗强度以及煤炭、石油、电力等单一能源消耗强度的影响,用以实证分析技术进步、效率提升、价格调控的节能效应。实证结果显示,总体上看,技术进步、效率提升、价格调控具有节能效应,但只有规模效率提升、价格调控的节能效应统计上显著,技术进步、技术效率提升的节能效应统计上不显著。究其原因,与我国TFP增长速度明显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并在近年来呈现下降趋势直接相关,而且在TFP指数各分解成分中,技术进步指数、技术效率提升指数较低,规模效率提升指数相对较大。技术进步、效率提升、价格调控的节能效应在不同的单一能源之间、地区之间存在差异,突出体现为价格调控对石油和电力的节能效应显著,而对煤炭的节能效应不理想;技术进步、技术效率提升的节能效应总体上不显著、但在西部地区有较好表现。究其原因,前者与电煤消费占比较高以及煤炭价格的双规制扭曲有关,后者得益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动。为此,技术进步、技术效率提升效应的充分发挥应成为"十三五"时期及以后我国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重要抓手。技术进步、效率提升、价格调控的节能效应在不同单一能源之间、地区之间存在的差异,可为节能减排实践中的分类指导提供思路。     

城镇化率、要素禀赋对全要素碳减排效率的影响

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并运用产出距离函数建立以资本、劳动力和能源为投入要素,以GDP和CO2排放为产出要素的随机前沿模型,分别测度全国30个省区1995-2010年期间全要素CO2的排放效率。在此基础上,从城镇化水平、要素禀赋、人口规模、产业结构、技术因素等五个维度出发,运用Tobit面板模型对影响全要素碳减排效率的因素及其显著程度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结论表明,从全国层面看,城镇化率、资本深化程度与全要素碳减排效率均呈非线性影响关系,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资本的逐步深化,碳减排效率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能源密集度本身对碳减排效率无显著作用,但对城镇化水平促进碳减排效率提高有放大效应;人口规模的减小、二产占比的下降与能源强度的降低均会促使碳减排更有效率,人口规模因素对碳减排效率的影响系数为0.049,略高于产业结构因素和技术因素,相关系数分别是0.030 6和0.014 2。进一步将全国样本按照要素禀赋异质性分为资本密集型省区、能源密集型省区、劳动密集型省区,对三个子样本的回归结果显示只有能源密集型省区的城镇化率与全要素碳减排效率之间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相关关系。由以上结论得到的启示是,政府面对国际碳减排和全面推进城镇化建设双重压力下,要注意从不同省份要素禀赋的异质性出发,通过建立碳市场等措施倒逼能源型省份控制城镇化进程;疏通资本密集型省区资源向节能资源研发部门流动的通道;充分发挥劳动密集型省区的人口红利作用和第三产业对第二产业的挤出效应。     

中国能源强度变动的就业效应研究

能源强度反映了能源的利用效率,并且可以体现出一个国家及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的综合作用。本文在1995-2009年各省份数据的基础上,利用面板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面板协整模型分析中国区域能源强度与就业之间的动态作用及其长期均衡关系。结果显示,能源强度与就业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能源强度对就业总量和就业变动率有着负向的冲击,能源强度的降低可以有效拉动中国就业的提高。各个省份之间的能源强度对于中国就业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影响作用由西向东呈现出梯度递增的趋势。因此,建议通过扩大经济增长的规模降低能源强度,提高就业水平;东部地区应侧重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及发展第三产业来增加就业,而中西部地区可以适度降低能源的消费总量,并不会对就业产生较大的冲击;另外,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需要注意政策的时滞效应,通过优化工业布局,加强区域间的合作,实现能源强度变动与就业增加的良性互动。     

环境规制与化石能源消耗——技术进步和结构变迁视角

为从根本上缓解经济发展的环境和能源压力,反思中国现行具有明显偏向性的环境政策能否在促进减排的基础上实现节能。在经济增长理论体系框架下,梳理环境规制与化石能源消耗的关系,从直接和间接两方面分析其非线性关系,指出环境规制节能的直接效应是绿色悖论和成本效应博弈的结果,间接效应则主要来自技术溢出和结构效应两个方面。在此基础上,引入生产技术进步、治污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作为中介变量,构建环境规制的节能路径模型,并基于2003-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和门槛回归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人均能源消费呈现倒"U"型关系,即只有超越一定门槛,环境规制的节能效用才能凸显。然而,由于环保投资增速低于工业化速度,中国大部分省份都未能跨过这一道"门槛",仍处在环境规制的节能悖论时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环境规制政策存在水平较低、执行力不足等问题。环境规制的间接节能路径中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因技术进步的遵循成本效应与波特假说效应的不确定性,导致中国环境规制的节能作用中未能享受技术溢出的福利;而结构效应中仅能源消费结构交叉项显著为负,表明当前中国环境规制不仅未能倒逼产业结构升级实现节能,反而因产业转移、产业逆淘汰现象加速了化石能源耗竭;高耗能产业的资本密集型特征导致要素投入结构对环境规制节能效果的强化作用不明显;中国特殊的资源禀赋现状决定了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环境规制通过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实现能源节约效果显著,未来持续发展的潜力巨大。同时证实存在中介变量的门槛效应,反映了不同技术水平和结构条件下,环境规制对化石能源消耗的影响不同。为此,建议未来环境政策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对技术进步和结构变迁的引导作用,迫使能源峰值提前到来,实现其节能的政策目的。     

能源强度与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实证

制造业的能源消耗和产业结构优化关系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焦点之一。该文利用Geweke因果检验方法,并采用1993—2013年20年间的数据,对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与制造业能源利用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统计和分析。首先,对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的情况进行描述性分析,将产业结构优化划分成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方面,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中高级化都呈现良好的趋势,但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却呈现出"倒U"变化趋势,这与国家的宏观政策具有一定相关性。其次,计算制造业的能源强度,并利用LMD方法对能源强度进行分解,分解为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两个方面,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能源强度变化受到技术效应影响波及时间较长,结构效应变化造成短期影响较大。最后,利用Gewke因果检验的方法对能源强度和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长期因果关系、即时因果关系及整体因果关系进行统计检验,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与能源消耗之间形成两条不同反馈循环,一条为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结构效应及技术效应之间的短期反馈循环,另一条为产业结构优化内部和技术效应之间的长期反馈循环,这两条循环相互促进和影响,最终形成闭合横"8"字均衡循环。据此,研究给出相应的政策和建议:一是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是实现能源的"开源节流"的有效手段;二是制定差异化的能源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是实现"减少能源压力、保证经济发展"双赢局面的重要保障和前提。     

数字经济是否有效促进了节能和碳减排?北大核心CSCDCSSCI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国,节能减排形势十分严峻。然而,数字经济发展方兴未艾。为探析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影响能源消费和CO_(2)排放,该研究以中国2011—2019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熵值法测析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构建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和数字经济与碳排放间存在的正“U”型或倒“U”型关系。结果表明:①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省际和区域差距,广东和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最高,青海和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最低;②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规模和数字经济与碳排放规模均存在显著正“U”型关系,而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结构、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效率和数字经济与碳排放效率均显著存在倒“U”型关系,数字经济发展的节能效应大于碳减排效应;③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的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规模、能源消费结构、能源消费效率和数字经济与碳排放规模、碳排放效率间的非线性关系存在异质性;④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创新环境、数字用户规模及数字产业规模对能源消费规模、能源消费结构、能源消费效率的非线性影响存在差异,对碳排放规模、碳排放效率的非线性影响亦存在差异。据此,从缩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制定数字经济发展政策、改善数字创新环境,增加数字用户规模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中国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兼顾节能减排效应提供实证支撑和理论依据,助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中国省域能源价格与碳强度协整研究：基于1995～2009年的面板数据

基于面板数据协整检验理论,利用中国华东地区七省域1995～2009年间的数据资料,检验能源价格与碳强度变量序列的平稳性及协整关系,并建立回归模型。结果表明：能源价格与碳强度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Hausman检验认为能源价格与碳强度间应建立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模型;能源价格对碳强度负相关,提高能源价格能显著降低碳强度,但不同地区碳强度对能源价格变化的反应不同;经济较发达的省域,能源价格相对较高而碳强度相对较低。建议适度提高能源价格,加强技术创新、优化能源结构和提升能源效率,积极推进省际产业衔接与协作,促使碳强度不断下降,实现能源、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基于工业化视角的能源效率评价方法与实证研究

节能减排潜力的准确评估依赖于对能源效率的科学评价,而能源效率评价又涉及到能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工业化一直处于快速推进阶段,对能源依赖较强的高耗能行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因此,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能源效率评价必须结合工业化背景下的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践。与单要素能源效率方法相比,全要素能源效率方法及多目标情形下的能源效率评价模型是评价工业化经济体能源效率的一个较好分析框架。该分析框架以工业化、经济增长为背景,以生产函数为依托,不仅可以比较准确地衡量重要经济变量不断变化条件下能源与其他要素之间的替代效应,而且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特定经济发展阶段、要素禀赋结构以及经济激励机制下能源使用的综合水平,使评价结果更符合中国正处于工业化过程的经济现实。在该分析框架的基础上,结合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对中国工业部门的能源效率进行了实证测算。     

中国城市群“圈层”结构对能源强度影响实证

借助于经济地理学的理论视角,利用2000-2011年十大城市群99个城市数据,首先结合城市引力模型来计算中心城市与腹地城市引力强度与中心城市自身引力强度之比来描述城市群中心城市与腹地城市经济联系转化的相对程度,通过给出设定的0.4-0.6之间的边界标准并使获得的比值与之相比较,比较结果可以描述中心城市规模密度及中心城市与腹地城市规模密度转换差异并对城市群"圈层"结构进行测度;其次在城市层面建立实证模型对城市群"圈层"结构降低能源强度的影响程度及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在控制了一系列能源强度影响因素后,回归结果显示,城市群由于集聚程度的饱和而出现向外扩张的趋势,随着次一级经济发展带的不断形成,这种循环运动增强了中心城市的影响力,从而使得中心城市和周围城市所在区域形成了表征区域集聚的城市群"圈层"结构,该圈层结构是在聚集效应和拥挤效应共同作用下通过合理布局从而最终达到降低能源强度的目标。但随着集聚程度的饱和,在0.45边界标准之后,拥挤效应的约束性作用显现,降低能源强度程度显著变小,在0.6边界标准降低能源强度程度达到了最低,控制政府干预的核心影响因素城市市区个数变量发现,"行政区经济"会间接通过增强行政成本而提高了能源强度,最后对研究结论进行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这些实证研究结果具有显著的政策含义,通过进一步探寻空间和市场力量共同降低能源强度的可行选择,推动空间节约式的布局道路,使得城市群的层级形成为提升能源效率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实现途径。     

基于协整和脉冲响应的中国能源与经济增长动态关系测算研究

近年来,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能源供需矛盾突出的严峻形势下,中央“十一五”规划提出了能耗降低20％的任务目标。为了探明在节能政策条件下我国能源与经济增长的动态演进关系,本文采用协整模型检验了1980—2005年中国能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构建了能源生产和消费与GDP的误差修正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利用脉冲响应函数测算了能源与经济增长在外部因素冲击下的动态响应态势。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能源总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短期内经济的快速增长必然带动能源消费的急剧增加,而能源消费量的上升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却不显著;在近期节能政策的冲击下,能源生产和消费的响应有2-3年的滞后期,并呈现出正弦波的形态。为了达到20％降耗目标,政府需控制经济的增长速度,并同时加大力度保证节能政策的贯彻实施。     

我国三大城市群城镇化水平对碳排放的影响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深入推进的背景下,选择我国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利用STIRPAT模型分析了三大城市群城镇化水平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三大城市群城镇化水平与碳排放之间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正U型”曲线关系;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之间存在着“倒U型”的曲线关系;人口总量和能源强度对碳排放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产业结构对碳排放影响较小。在城镇化发展早期加快城镇化发展速度,而在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控制人口规模,降低能源强度,均可实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目标。     

人口信息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性及其时空演变

深入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简称"四化")协调发展是推动新时代下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措施,作为这一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以人为本"的信息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对转型时期的中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目前关于人口信息化和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相关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亟待加强。人口城镇化和人口信息化协调发展不仅是现阶段的现实需要,也是推动中国"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战略方向。本文通过构建人口信息化和人口城镇化的协调度模型,对中国各省市/区2001—2016年人口信息化和人口城镇化协调度进行了动态评价与分析。研究发现:(1)中国各地区人口信息化和人口城镇化协调关系不断优化,已经逐步由不协调、不和谐、低协调向弱协调、中协调和强协调转变。(2)各地区人口信息化和人口城镇化协调度程度内部存在显著的差异,具体大致表现为东、中和西部呈现梯度递减的空间分布规律,但各地区人口信息化和人口城镇化协调度差异呈现明显的δ-收敛和β-收敛。(3)人口信息化和人口城镇化协调程度和地区经济发展具有密切的联系,总体来看,考察期间内人口信息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度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弹性系数显著正,而从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人口信息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要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本研究旨在为评估我国人口信息化和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提供一定的定量依据,从而为新时代下"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奠定一定的科学决策基础。     

生产部门提高能源效率的宏观能耗回弹分析

提高能源效率已成为我国节能减排政策的重点,但是由于经济系统内在的调整机制作用,在宏观层面所能实现的节能效果可能不及微观技术层面能源效率提高的程度,甚至还会诱发更多的能源消耗,该现象被称为“宏观能耗回弹”效应.本文通过构建一个中国环境资源CGE模型,测算生产部门提高能源效率的宏观能耗回弹效应.结果显示,能源效率提高5％后,短期回弹效应为52.38％,节能效果仅达到技术层面预期的一半左右;长期回弹效应达178.61％,在高耗能部门竞争力提高、耗能产品出口扩张和经济增长的推动下,节能效果不但被完全抵消,总能耗还进一步增加.因此,生产部门提高能源效率在短期内确实能够降低我国能源消耗,但是由于回弹效应的存在,长期来看,在技术层面“产量相同投入更少”的努力反映到宏观经济层面则转变成“生产更多投入更多”,并且加剧了我国经济高耗能的偏好,提高能源效率所引发的产出增长和结构调整对能耗增加的刺激作用可能最终会抵消或者超过提高能源效率的节能效果.     

资本积累、工业化与全要素能源效率——基于OECD国家历史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采取非参数估计方法测度22个OECD国家1960-2011年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并通过面板门限回归实证分析了OECD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人均资本存量与能源效率的关系,研究发现人均资本存量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存在门限效应,即在人均资本存量较低的阶段,人均资本、工业化对能源效率的影响较小,在人均资本存量较高的阶段,人均资本和工业化对能源效率的影响较大,从而揭示了工业化与能源环境发展U型关系的客观规律,为发展中国家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提供了借鉴。     

绿色金融改革的节能效应与机制

节约能源资源、降低能耗强度是推进“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决策部署的必然选择,是中国在新发展阶段寻求绿色转型发展的关键抓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作为中国纵深推进绿色金融改革,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举措,是否降低了能源强度,有利于节能效应的发挥？其影响机制如何？目前学术界还缺乏系统性的分析。该研究基于2007—2020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利用广义合成控制法,评估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设立对能源强度的影响效应,并分析其内在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1)试点政策的实施显著降低了试点地区的能源强度,具有明显的节能效应,并且该节能效应存在政策先行和时效性特征。(2)试点政策会通过提高绿色创新、缓解融资约束、优化产业结构以及拓展环境治理渠道,驱动试验区能源强度的下降。(3)试点政策对市场化程度较好、教育水平较高地区的节能诱发作用更强,而对市场化程度较差、教育水平较低地区的能源强度抑制作用较小,节能效应不明显。因此,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应充分考虑不同地区在制度环境、资源禀赋等方面的差异,在总结现有试点地区经验的基础上,因势利导地吸引更多市场主体参与到以能源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