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选择不同时间开始减排二氧化碳的模拟研究

气候保护是一个国际性问题,气候保护政策的有效实施,离不开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上主要的两个碳排放大国,对世界气候保护进程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建立一个多国气候保护宏观动态经济模拟系统,模拟中美两国在不同时期开始减排对世界主要国家经济和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模拟发现,在研究中国减排进入时间的问题时,相对不减排情况,中国在讨论的五个情景里参与减排都会给中国的经济带来损失,而且越早参与减排,GDP损失的越多.世界其他国家都从中国的减排方案中获得了利益.和讨论的中国进入方案相似,美国实施减排政策与不实施减排政策相比,本国的累积GDP会损失,而世界其他国家累积GDP会增加.从对世界温度的影响来看,两国实施减排与不实施减排的影响程度较为接近.从对全球累积GDP的影响来看,美国的减排政策对全球GDP的影响要大于中国的减排政策对全球GDP的影晌.     

中美两国经济发展与铜消费量对比研究

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表明,经济增长与铜消费量密切相关。本文由IPAT方程推导了铜消费指标与GDP间的关系式,得出GDP的年增长率（g）的单位GDP铜消费量的年下降率（t）是影响铜消费量变化的两个重要参数。给出了中、美两国铜消费指标与GDP间的关系曲线;中国1960-2004年间单位GDP的铜消费量并未形成明显的上升或下降趋势;美国1941-2004年间单位GDP铜消费量的变化总体上逐年降低,1941年为17.80kg/10^4USD,2003年为2.56kg/10^4USD,单位GDP的铜消费量降低近7倍。对应不同的单位GDP铜消费量年下降率的假设,估计了未来25年内中国经济增长与铜消费指标间的关系以及单位GDP铜消费量降低的倍数。     

中美两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对比分析

能源消费作为碳排放的直接来源,对经济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应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对中美两个大国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能源消费均是支撑两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其中中国的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依赖程度高于美国。由此,我国亟需向"集约型"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从而降低能源强度。     

中国2020年碳减排目标下若干关键经济指标研究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将能源消耗强度和CO2排放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实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强度下降40-45%的自主减排目标是中国今后发展的战略性任务。"十一五"期间,中国以能源消费年均6.6%的增速支撑了国民经济年均11.2%的增长,累计节能量达到6.3亿t标煤,CO2减排量达到14.6亿t,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积极贡献。但单位GDP的能耗强度和碳强度下降与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上升还将是中国当前和未来很长时期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特征。根据历史数据分析,GDP增长、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等都会对中国的碳减排产生重要影响。GDP增速高必然呈现高能耗、高排放的特征。经济结构方面,影响能耗和碳排放的是GDP(最终需求)的组成变化,即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变化。由于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较大比重以及重化工产业长期存在,除了继续依靠技术进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外,必须重视产业结构调整对降低碳排放强度的贡献。能源结构对节能和碳减排的影响集中体现在资源禀赋不平衡、供需分布不平衡、消费种类不平衡。文章提出实现碳减排目标,必须控制和达到以下关键指标:控制GDP增速在6-8%之间;调整出口结构,提升服务贸易比重至30%左右;提高第三产业比例至47%以上,控制高能耗工业比重在22%以下;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至15%。此外,实现碳减排目标还必须:充分认识碳减排对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强对不同区域碳减排工作的分类指导;提前部署重大低碳技术和重点领域技术研发;大力倡导绿色低碳消费和生活方式等。研究表明,中国实现2020年CO2自主减排目标还需付出更大的努力。     

碳交易背景下中国石化行业2020年碳减排目标情景分析

石化行业作为中国八大典型高碳排放产业之一,也是碳市场参与的重要行业.在国家2020年碳排放强度目标的约束下,客观评价其行业减碳的压力,对于政府部门科学制定各个行业碳排放配额的分配方案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同时,亦对于通过低碳转型升级实现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和支撑国家的工业减排目标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针对石化行业9个子部门,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背景和趋势以及石化行业的相关数据,以2010年为基准情景,在2020年国家碳排放强度分别下降45％和50％的减排约束目标下,构建了一个动态CGE模型——PCCGE,借助GAMS软件模拟分析,预测了到2020年国家和石化行业经济总量、能源消费结构和碳排放量及碳强度等的变化趋势.研究结果表明,相比基准情景,在45％、50％的碳强度减排目标下,国家和石化行业的经济增长、能源消费结构和碳排放强度等指标分别受到一定程度影响,其中,50％的减排目标对国家整体经济增速影响更为明显;对煤炭、石油这两种高碳能源的需求产生了较显著的约束效应;相比国家45％-50％的低碳发展目标,石化行业减碳承受压力达到60.63％至64.78％,面临着艰巨的减排任务与挑战.最后,文章结合低碳市场化背景提出了如下建议:科学预测典型离碳行业的减碳潜力,谨慎应对石化等行业企业参与碳市场交易过程中碳配额指标的制定与分配;充分利用技术创新和能源结构调整等战略,提高可再生能源的使用规模,促进能源消耗结构的优化和调整;构建石化行业节能低碳技术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解决共性节能技术瓶颈;实施石化行业企业低碳发展战略,建设完善碳排放管理体系是行业节能减碳的重要手段.     

中美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过程比较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过程具有明显的自上而下特征,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过程则呈现出自下而上的特点.中美之所以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气候变化政策过程,主要原因在于两国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的不同.中国集中式民主使中央政府具有绝对的政治权威,中央政府的决策能够迅速地传递到各级政府并得以实施.作为一个代议制国家,美国中央政府的决策受各种利益集团的影响较大,立法过程更为复杂和漫长.在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政治锦标赛下,中国的地方政府更关心经济增长;美国的经济已经高度发达,民众对气候变化的关心程度更高,同时,美国的地方政府在环境立法上拥有更多的自主权,这导致美国的地方政府纷纷出台各自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美国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过程过于缓慢,但自下而上的政策形成体系使地方政府提出的减排目标更适合于自身情况,有助于实现较低的减排成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过程具有高效性,但自上而下的政策形成体系忽视了地区差别,对各地方政府造成了较大的减排压力,从而不得不付出更高的减排成本.     

基于弹性脱钩的中国减排目标缺口分析

本研究采用弹性脱钩方法和Tapio评价标准,对比国家五年计划,分阶段对我国1978年到2008年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关系进行了历史分析,分析表明:各阶段影响我国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因素不同;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二氧化碳与经济发展总体处于弱脱钩状态,经济发展与碳排放脱钩状态不显蓍.以此历史经验数据为基础,结合权威经济学者对经济发展的不同预期,根据不同发展情境构建了我国2020年碳排放强度缺口的计算模型,对我国实现承诺减排目标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要在2020年实现二氧化碳减排40%-45%的承诺,压力巨大;经济增长、基础设施投资和工业化进一步发展是碳排放增加的主要推动力,技术进步,特别是能耗强度降低则是我国实现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降低的主要手段;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碳强度降低任重而道远,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势在必行.     

2020年中国区域能源需求预测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报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围绕影响能源需求的各主要因素，建立了五种体现不同技术、经济发展状况的情景，并将中国划分为东北、京津、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中部、西北和西南八大经济区域，应用自主开发的能源需求预测模型，对2020年各情景下区域的能源需求进行情景分析与预测。预测结果表明：     

中国碳强度减排目标实现的路径及可行性研究

为探讨实现强度减排目标的可能路径及每种路径下的可行性,在能源效率随机前沿分析模型的基础上,运用最大似然法对84个国家1971—2014年平均能源效率进行估计。并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能源结构、经济结构、人力资本、资本存量和潜在能源效率5个要素,结合权威机构对上述要素未来发展的预测数据及参数,构建单一要素和多要素组合的96种模拟情景,系统分析每种减排路径下的中国碳强度减排情形及实现减排目标所要付出的减排努力。研究发现:(1)提高潜在能源效率对于实现减排目标的贡献度最大,且仅通过调整能源结构、经济结构、人力资本、资本存量或潜在能源效率的单一减排路径难以实现中国强度减排目标。(2)中国若要实现减排目标,必须从能源结构(化石燃料占比要低于80%,且平均增速要降低2.2%),经济结构(服务业占比要高于60.4%,且非服务业增速要降低2.4%),人力资本(持续稳定),资本存量(持续稳定)和潜在能源效率(提高1%)来优化减排路径。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给出如下政策建议:(1)通过技术创新和能源市场机制创新,不断提高能源效率。(2)加快工业产业结构升级,降低生产生活碳排放量。(3)不断优化国家能源结构,促进源头排放量降低。(4)给予人力资本和资本存量稳定合理的发展空间,为碳减排提供要素支撑。     

节能减排调控模型的系统仿真与目标优化

基于略阳县灾后恢复重建与振兴全县经济的需要和国家、陕西省有关节能减排战略部署的实情,对略阳经济发展现状和环境质量进行分析后,认为采取一定的调控措施,可实现协调灾后恢复重建地区经济与完成地区节能减排的目标。研究首先构建适合略阳县的节能减排系统动力学调控模型,通过选取产业结构调节系数和环保投资比重的不同组合,设定4种情景方案进行仿真,并对仿真结果进行目标优化,比选出较为适合的节能减排调控策略。研究认为,描述变量之间关系的方程和关键参数的确定对于系统动力学建模的质量至关重要,设定不同情景对模型进行仿真和目标优化可为定量决策和科学调控提供技术支撑。研究结果表明：在近期（2010~2012年）,采取激励主导工业发展与较高环保投入相结合的策略更有利于灾后略阳经济尽快恢复和发展,同时兼顾节能减排任务的完成;在中期（2013~2016年）和远期（2017~2020年）,采取主导工业平稳发展与较高环保投入相结合的策略更有利于全县按照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实现可持续健康协调发展。同时,研究结果还给出了备选方案和规避方案作为决策参考。     

中国煤电锁定碳排放及其对减排目标的影响

电力部门一直是中国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燃煤电厂作为运行寿命长达30～40 a的能源基础设施,一旦建成投产将锁定大量碳排放,造成高碳排放路径锁定,影响中国未来减排目标的实现和低碳转型。文章利用最新官方和国际机构统计数据,改进了电力部门锁定排放的核算方法,考虑六类煤电机组每年新增规模、发电小时数及机组寿命的动态变化,核算不同情景下在运以及处于规划建设阶段燃煤发电机组的锁定碳排放,并评估其对中国电力部门低碳转型的影响。结果表明:①中国存量煤电机组普遍年轻,截至2018年平均加权服役年限不到12 a,按照现有煤电机组预期寿命自然退役且十四五之后不再新增煤电情况下,2040年前中国煤电碳排放将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②中国燃煤机组锁定碳排放总量为142.0(83.6～187.0) Gt CO_2,截至2018年已实现的累积锁定排放为39.7Gt CO_2,剩余的锁定排放将达到102.3(43.9～147.3) Gt CO_2。③若只关注年度排放,中间道路情景下中国电力部门在2050年以后能够满足全球2℃目标的要求,但从累积排放看,中国电力部门自2040年起就超过了部门碳预算的上限。④控制新增煤电规模、缩短燃煤机组服役年限、减少年发电小时数等,均能有效降低中国燃煤机组锁定排放,但也可能带来高昂的成本。中国需要尽快研究制定煤电有序退出路线图,在逐步淘汰煤电的同时避免资产搁浅和相关从业人员失业给经济和社会造成巨大冲击,最终实现电力部门公平的低碳转型。     

中埃两国气候变化管理政策比较——以清洁发展机制（CDM）为例

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人类社会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国际气候变化管理政策的交流与借鉴将增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分析和比较中埃两国气候变化领域的管理政策,特别是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运行管理的现状,可以看出,尽管中埃两国地处不同的大陆,但同属发展中国家,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都找到了符合自己国情的方法和措施;两国都是<京都议定书>的缔约国,并且都在努力尽到减缓气候变化的责任和义务;两国都认同CDM是解决气候变化的有效途径,并积极地参与项目开发.尽管埃及无论是在项目注册数量、指定国家管理机构(DNA)工作效率,还是在民间机构对CDM的关注度等方面,与中国相比尚有一定差距,但是在CDM管理与实施机构、CDM项目审核标准、咨询机构准入规范以及CDM相关知识研究和培训方面,中埃两国应相互借鉴,共同促进国际气候变化管理水平的提高.     

2020年中国低碳经济发展前景研究

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涉及众多因素,区分这些因素对制定低碳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构建阻碍中国低碳经济发展影响因素的指标体系,采用图论方法建立影响因素的关联矩阵,运用布尔运算得到各影响因素的层级关系,得出低碳经济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为经济粗放式发展、居民低碳意识淡薄和缺乏低碳专业人才.根据主要影响因素从基础情景、低碳情景和受挫情景定量模拟了中国2020年低碳经济发展水平,预测结果表明,在低碳情景下2020年能源消耗总量大致是41亿吨标准煤,C02排放量23亿吨碳当量,煤炭占一次能源需求量的60.5%,石油占18.4%,天然气占7.5%,核能占3.3%,水能占8.5%,其它新能源占2.1%.从终端能源使用部门来看,第二产业尤其是高耗能行业比重大幅下降,现代服务业比重提高,对能源需求下降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居民能耗呈现不断上升的特点,因此提高居民低碳意识和倡导低碳消费有利于实现我国低碳目标.此情景模拟取得了较好的预测效果,对中国的低碳经济发展政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2030年碳排放强度减排潜力测算

中国正面临严峻的环境问题,2013年中国的CO2排放量超过了欧盟和美国的总和,同时中国的人均CO2排放置首次超过欧洲. 2015年在巴黎国际气候大会上中国政府宣布碳排放强度减排目标为: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按照IPCC(2007) CO2排放核算方法计算的数据,近年来中国CO2排放情况总体呈排放量逐年上升但排放强度总体下降的态势.为了进一步估计中国2030年CO2排放强度,本文构建了IPAT模型,利用全国30个省1995-2012年数据进行拟合,并采用最小二乘法和萤火虫优化算法分别计算了IPAT模型的参数,发现与传统最小二乘法相比,萤火虫算法优化后的模型显示出更高的拟合优度和更低的误差,模型系数也更为合理.文章在萤火虫优化的IPAT模型基础上估算了中国2030年的CO2排放强度,实证结栗显示,第三产业的发展有利于降低CO2排放强度;2030年全国CO2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了66.34％,其中有20个省份CO2排放强度减排幅度超过60％;中国能够实现在2015巴黎国际气候大会上提出的碳减排目标.为了进一步发展低碳经济,各省应该充分重视经济转型对减少CO2排放的作用,改善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增加生物能、太阳能、风能、沼气等可再生资源的使用比重.     

《京都》15年后:分阶段减排政策与“绿色悖论”问题

低碳经济的政策分析,通常囿于单一国家层面的局部均衡结果,较少考虑到全球整体行动的外部影响,但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建立以来的全球一致减排行动,却产生了一些意料之外的负面效果。本文通过梳理《京都议定书》签订以来,全球低碳经济合作中遇到的新挑战,以及碳交易市场的建设状况,采用制度分析与新古典框架下的市场均衡分析方法,讨论了全球一致减排行动所触发的"绿色悖论"问题。研究发现,造成"绿色悖论"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国际合作存在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京都议定书》及其关键性的附件一,将重点放在如何限制发达工业国的减排设计上,但却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在协议期内有可能出现的增排问题,以及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污染转移的碳泄漏等问题;另一方面,当对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征税、以及对其替代品进行补贴时,将会导致在当前期对于化石能源的加速开采,并可能导致对同时期的化石燃料替代品的其他可再生资源的开采速度也大幅度加快,造成了在双重加速开采下的全球绿色福利损失以及CO2排放量的急剧升高,化石能源消费与温室气体排放面临到比协议签署前更为严峻,甚至与全球合作减排框架的设计初衷相悖的结果。研究结果表明,非全局性的减排公约和分阶段的减排政策,是造成"绿色悖论"现象的重要条件,缺少了大量发展中国家和一些重要工业国的缔约,使得负面的环境外部性难以克服;同时,减排任务和责任有所区别的分阶段设计,会把在未来行动期内可预见到的更高地化石能源使用成本转嫁到当前的行动期,造成短时间内资源与环境的迅速破坏。但本文的研究也表明,社会最优经济与对可再生能源进行补贴是克服"绿色悖论"现象的两条可行路径,且需要有与其相匹配的政府政策的支持。由此,本文的主要政策建议是,中国需要加强在国际气候公约中的影响力,提升自身话语权;以碳税政策作为发展低碳经济制度设计的主要政策工具;加快技术进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对于可再生能源研发进行补贴;根据国情不断优化碳税税率,并适时调整与其相匹配的新能源补贴等相关政策。     

增长、就业及减排目标约束下的产业结构优化研究

该研究建立了投入产出框架下的产业结构优化模型,在减排目标、GDP增长率、就业率的多重约束条件下,测算了中国实现国民经济最小波动的最优产业调整路径,揭示了低碳经济与可持续发展下应当鼓励和控制发展的重点行业:产值提升最大的应包括批发零售贸易、公共与居民服务业、机械电气设备制造维修业、住宿餐饮业等排放系数较低且最终需求水平较高的行业,产值下降最大的则是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以及石油加工及炼焦燃气等,这些行业无疑是实现国家在稳定增长前提下减排目标的关键。通过调整约束条件的强度,研究发现,随着碳减排约束的收紧、以及经济增长目标的提高,所需的产业结构调整幅度会逐渐增大,并且减排力度加强所要求的结构变动比经济增长率提高所要求的变动更大,因此对于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实现减排任务比片面追求GDP增长率难度更大、成本更高。由于模型解得的理论最优变动率普遍小于过去10-20年中国各行业的实际增长率,因此本研究提出的"降排放、保增长"的产业结构调整方案具有一定的现实可行性。尤其是第一产业和矿产开采业近10年的实际变动率已经接近模型求解的最优调整方案,但是大多数行业的实际增长值要远超过理论最优值,所以适当放缓增长步伐,能够在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长率与就业率的前提下,有效降低能耗及排放强度。     

中美环境正义问题及实践差异的比较研究

我国环境正义问题的产生原因以及表现形式与西方国家的环境正义问题有着明显的背景化差异,对比分析中美环境正义的发展脉络与演进逻辑,能更加理性地解析和诠释中国环境正义的话语表达,探寻环境正义本土化的建构空间及实践路径。本文采用对比分析的方法,从问题表现、目标指向以及实现策略三个方面对中美环境正义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美国环境正义问题主要表现为族际环境不正义,侧重于国家内部空间的环境问题研究,从有毒有害废弃物填埋场的地理分布扩展到气候变化、居住环境、能源开采等方面,聚焦于以种族与阶层为核心因素的环境风险与环境福利的不平等分配问题,以基层民众为主要参与者的社会组织或团体借助环境正义运动等实践形式,尝试通过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推动环境正义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维护和保障社会弱势群体基本的生存权与健康权。我国环境正义问题则主要表现为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区域间、国际间环境权益与治理责任的不合理分担和分配,面临着国家内部与外部空间的双重环境不平等问题。围绕人民群众的切身环境利益,我国以人民为中心从环境民生的角度出发,通过自上而下的环境治理行为,转变发展方式与发展理念,以生态治理落实环境正义,以绿色发展推进生态治理,减少环境问题的产生,从根源上解决环境不公问题。通过以上对比分析,以期凸显环境正义在不同空间下的差异化表达,为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环境正义研究体系提供有益参考。     

1992年十大人口国的排序

①中国②印度③美国④印度尼西亚⑤巴西⑥俄罗斯⑦巴基斯坦⑧日本⑨孟加拉国⑩尼日利亚11.71亿8 .8亿2 .55亿1 .91亿1 .541 .49亿1 .25亿l,24亿1 .19亿1 .16亿1992年十大人口国的排序@田红~~     

巴黎协定下主要国家自主减排力度评估和比较

巴黎协定确认了将本世纪末全球平均温升控制在不超过工业化前2℃并努力控制在1.5℃内的长期目标。合理地评估和比较各国国家自主贡献(NDC)减排力度将是全球集体盘点的主要内容之一,对于促进各国提振自主减排力度进而弥补与2℃甚至1.5℃的排放差距具有重要价值。本文在选取的2℃和1.5℃全球排放路径下,运用基于16种分配方案的排放配额为比较依据和基准,对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四个发展中国家和美国、欧盟(28)、日本、俄罗斯四个发达国家和地区NDC对应的CO2减排力度进行评估。研究结果表明,发达国家NDC总体上位于2℃配额范围最上端或高于最大配额,距离实现1.5℃目标缺口很大,因此,发达国家需尽量提振其NDC力度,带头强化减排。对于我国而言,相比2030年当年评估,基于累计排放的评估结果将更可能准确地揭示我国NDC力度及其公平性,我国NDC位于2℃累计配额中位数附近且符合1.5℃累计配额范围。巴黎协定还要求各国在2020年前提交面向2050年的长期减排目标。本文从碳排放配额的角度发现,若要使本世纪中期CO2排放满足2℃和1.5℃配额,我国到2050年至少需要相对2010年减排约42%和65%,相应的2030—2050年CO2年均减排率需要至少达到3.0%和5.3%,这或可为我国决策部门考虑2050年减排目标提供参考。     

中国煤电锁定碳排放及其对减排目标的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电力部门一直是中国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燃煤电厂作为运行寿命长达30~40 a的能源基础设施,一旦建成投产将锁定大量碳排放,造成高碳排放路径锁定,影响中国未来减排目标的实现和低碳转型。文章利用最新官方和国际机构统计数据,改进了电力部门锁定排放的核算方法,考虑六类煤电机组每年新增规模、发电小时数及机组寿命的动态变化,核算不同情景下在运以及处于规划建设阶段燃煤发电机组的锁定碳排放,并评估其对中国电力部门低碳转型的影响。结果表明:①中国存量煤电机组普遍年轻,截至2018年平均加权服役年限不到12 a,按照现有煤电机组预期寿命自然退役且“十四五”之后不再新增煤电情况下,2040年前中国煤电碳排放将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②中国燃煤机组锁定碳排放总量为142.0(83.6~187.0)Gt CO 2,截至2018年已实现的累积锁定排放为39.7Gt CO 2,剩余的锁定排放将达到102.3(43.9~147.3)Gt CO 2。③若只关注年度排放,中间道路情景下中国电力部门在2050年以后能够满足全球2℃目标的要求,但从累积排放看,中国电力部门自2040年起就超过了部门碳预算的上限。④控制新增煤电规模、缩短燃煤机组服役年限、减少年发电小时数等,均能有效降低中国燃煤机组锁定排放,但也可能带来高昂的成本。中国需要尽快研究制定煤电有序退出路线图,在逐步淘汰煤电的同时避免资产搁浅和相关从业人员失业给经济和社会造成巨大冲击,最终实现电力部门公平的低碳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