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效益、政策认知与农村居民点整理农户补偿满意度研究

政策执行是政策目标实现的重要环节,政策执行的本质是主体之间考虑利益得失的利益博弈过程,利益推动行为主体执行或违反政策。农户是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直接利益主体,农户自身利益需求与补偿政策的差异表现为补偿满意度,明晰农户补偿满意度影响因素,对解决农户利益需求缺位,提高农村居民点整理政策执行效率意义重大。本文在理论分析农村居民点整理农户补偿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基础上,结合典型区域扬州市刘集镇农户补偿满意度调查,应用有序Logit模型,分析个人特征、家庭特征、成本效益及政策认知等因素对农村居民点整理农户补偿满意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补偿满意度受其自身和家庭禀赋特征影响,家庭劳动力人数较多、非农就业为主的农户,对农村土地的依赖性较低,补偿满意度会相应提升。(2)农户补偿满意度受成本效益因素显著影响,提高耕作便捷度、改善出行交通,会降低通勤成本,增加受益感知,进而提高农户补偿满意度;而日常消费上升、原有宅基地面积较大,会增加农户参与整理的成本投入,降低农户补偿满意度。(3)农户补偿满意度受政策认知因素明显影响,正面的政策制定评价、较高的政策执行满意度及农民收入增加的价值认同,均将提高农户补偿满意度。因此,应合理评估宅基地价值,重视农村居民点整理政策的长期影响评价,综合考量农村居民点整理政策实施前后农户的总成本和综合效益确定合理的补偿标准,以优化利益分配格局。并通过推进配套制度改革完善、规范政策执行机制等措施提高整理区农户的社会福利及政策认同。     

农村居民点整理适宜性评价及其分区管制

农村居民点整理适宜性评价是农村居民点整理方案制定及分区调控的基础。本研究以扬州市区106个行政村为对象,开展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农户意愿调查,从整理政策、人际交往、生活习惯、经济压力等方面评价农户意愿大小,结合经济、社会及区位等因素构建农村居民点整理的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根据适宜性大小划定农村居民点整理适宜性分区,并制定分区管制措施。研究发现:农户整理意愿区域差异明显,研究区域北部和东部由于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且农村居民点整理政策设计较为完善,如槐泗镇凤来村的农户意愿分值高达36.5,而南部、西部的整理意愿相对较低,如瓜州镇鞠庄村的农户意愿分值仅25.9。研究表明:1将农户意愿引入农村居民点整理适宜性评价中,不仅考虑到社会、经济等宏观因素,而且综合了微观农户意愿,评价方法更为科学。2可拓展空间衡量居民点整理潜力,农户意愿和人口经济状况是影响整理适宜性的关键因素,而较好的基础设施状况将降低居民点整理的适宜性等级。3应考虑土地利用、社会经济、农户意愿等分区特征,从整理模式、中心村建设和土地利用策略等方面构建差别化的分区管制政策。优先整理区可采取一次性搬迁策略,将零星村庄整体迁并至中心城区、镇区或中心村;重点整理区应以迁村并点及闲置居民点复垦为主;适度整理区应走"滚动式"农村居民点整治之路;优化调整区应逐渐将靠近城区和镇区的居民点纳入城镇管理体系,加速其城镇化进程。本研究将为农村居民点整理重点区域选择和区域差别化的管制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平原区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整治分类研究——以河北省曲周县为例

土地整治是对低效、空闲和不合理利用的土地进行治理,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的活动,是各类土地整理、复垦、开发以及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活动的统称,其实质内容之一是从空间上对土地利用进行优化布局。农村居民点用地是我国进行土地整治的重要区域,对于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整治进行分类研究是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土地整治的前提和基础工作。曲周县位于黄淮海平原的中部,黄淮海平原是我国主要的粮食主产区和农村人口的集聚地,对于其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整治分类进行研究,对于实现区域城乡一体化发展具有战略意义。论文按照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从发展基础、生产条件、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四个方面选取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的评价指标,利用量化后的指标和多因素综合评价法,运用聚类分析法将曲周县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整治划分为就地城镇化型、重点发展型、限制扩建型和迁移合并型四种类型。研究结果符合实际,为当地土地整治和新农村建设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撑,对于其他类似地区具有借鉴意义。     

黄土山丘区农村居民点整治优先度分析

农村居民点整治工作对于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建设用地需求及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具有重大意义,同时整治工作的开展对于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全文以黄土山丘区中的47个村为研究单元,以自然和社会经济为准则层共选取了15个指标,分别用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求权重,将计算所得权重加权平均作为指标权重值,并利用综合评价法对农村居民点整治的综合值进行计算,最后运用聚类分析法根据研究区农村居民点综合评价分值将研究区划分为4个整治优先度分区,结果表明,研究区农村居民点整治的空间差异较大,一级优先整治区包含有8个村,占整个全区总面积的17.7%,该地区主要自然环境较差,居民点占地面积较多,但同时经济状况良好,应优先整治;二级优先整治区包含有7个村,占全区总面积的15.91%。该地区所处地理位置相对较好,人口密度较低,整治潜力较大,但村庄整体经济水平相较一级整治区要差,整治的难度高于一级整治区;三级优先整治区包含有13个村,约占全区总面积的32.29%,该地区所处自然环境较好,采煤损毁状况轻,整治潜力不大;四级优先整治区:整治区包含19个村,约占全区总面积的32.51%。四级优先整治区居民点人口密度较高,交通便利,且几乎没有采煤损毁区域,整体状况较好,整治潜力较小。整治工作的开展不仅要考虑整治模式和整治手段,科学的整治顺序能使整治工作的开展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整治优先度的先后顺序取决于村庄所处自然环境及社会环境的危险性以及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其中前者决定了整治工作开展的迫切程度,而后者则决定了整治工作开展的难度大小。     

基于农户调查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居民点整理是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重要举措。以抽样调查获取的424份调查问卷为基础,构建了包括农户个人特征、家庭经济状况、家庭住房状况、其它因素在内的Logistic模型,分析了农户居民点整理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显示：(1)研究区域农村居民点整理意愿不强烈,仅41.5%的农户愿意居民点整理,其主要原因是担心生活成本增加、失去生活保障以及恋土情结等;(2)农户住房套数、与邻居血缘关系、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家庭收入、农户职业类型等都是影响农村居民点整理意愿的主要因素,其中家庭住房套数越多、收入越高、与邻居血缘关系越远的农户整理意愿越强烈,而年龄越大、家庭人口越多、以农业为主的农户则越不愿意整理搬迁;(3)为有效推进居民点整理工作,应切实从农民利益角度出发,努力提高拆迁补偿标准,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同时加大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探索     

基于农户调查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居民点整理是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重要举措。以抽样调查获取的424份调查问卷为基础,构建了包括农户个人特征、家庭经济状况、家庭住房状况、其它因素在内的Logistic模型,分析了农户居民点整理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显示:(1)研究区域农村居民点整理意愿不强烈,仅41.5%的农户愿意居民点整理,其主要原因是担心生活成本增加、失去生活保障以及恋土情结等;(2)农户住房套数、与邻居血缘关系、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家庭收入、农户职业类型等都是影响农村居民点整理意愿的主要因素,其中家庭住房套数越多、收入越高、与邻居血缘关系越远的农户整理意愿越强烈,而年龄越大、家庭人口越多、以农业为主的农户则越不愿意整理搬迁;(3)为有效推进居民点整理工作,应切实从农民利益角度出发,努力提高拆迁补偿标准,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同时加大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探索。     

不同模式农地整治对农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差异研究——基于生计资本总量和结构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选择生计资本总量和结构作为中介变量,采用"双重差分-中介效应"模型和农户调查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不同模式农地整治对农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1)地方政府主导模式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导模式不仅对农民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直接正向效应,而且通过增加生计资本总量和改善生计资本结构,进而对农民生活满意度产生显著的正向间接效应;(2)相比于地方政府主导模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导模式更能显著增加生计资本总量和改善生计资本结构,进而更能显著提升农民生活满意度;(3)地方政府主导模式通过增加生计资本总量提升农民生活满意度的作用更强,而新型农业经营经营主体主导模式通过改善生计资本结构提升农民生活满意度的作用更强;(4)通过winsorize缩尾处理进行稳健性检验,证实研究结果具有相当的稳健性。     

基于集聚发展路径的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研究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中国城乡发展显著失衡,农村居民点布局散乱、低效利用问题严峻。结合城乡发展差异和农村居民点集聚发展路径精准指导居民点空间重构,对优化农村土地利用、促进乡村振兴及统筹城乡发展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湖北省宜都市为例,基于各乡镇城乡发展差异定位不同的城乡发展类型,区分空间重构中农村居民点适宜的集聚发展路径,据此结合居民点集聚发展适宜性评价将居民点划分为4种重构类型,运用双约束空间聚类法探索合理的集聚中心,利用加权Voronoi图规划需迁移居民点的集聚方向并提出重构建议。结果表明:(1)陆城为城镇主导型乡镇,红花套、高坝洲、姚家店、枝城为城乡统筹型乡镇,五眼泉、聂家河、潘家湾、王家畈、松木坪为乡村主导型乡镇,集聚区可分为促进经济产业与功能形态向城镇快速转型及优化农村生产生活功能、推进新农村建设两种发展路径。(2)城镇拓展型、新农村建设型、原址聚合型与生态保育型居民点分别占总面积的21. 1%、26. 3%、32. 2%、20. 4%,以不同集聚发展路径为指导的分类结果较符合居民点的实际发展需求。(3)全市共设置92个居民点集聚中心,重构中若根据加权Voronoi图采取内部挖潜方式安置迁移村民,可显著提高居民点集聚程度和发展适宜性并有效缓解建设用地面积超标问题。该研究能为协调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提供科学参考,建议政府根据不同集聚发展路径和居民点重构类型分类指导农村居民点整治,并合理安排重构后的土地协调利用问题。     

农村居民点整理对农户土地投入影响研究

近年来,农村居民点整理被作为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措施,在各地广泛开展。其在改善农民居住环境、为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置换建设用地空间的同时,也对区域农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产生了巨大冲击,其中,土地投入变化是农户响应这些冲击的重要表现。本研究沿着"农村居民点整理-区域土地利用条件变化-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响应"的逻辑思路,形成了农村居民点整理对农户土地投入影响的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从总体效应和不同政策影响两个层次,构建了农村居民点整理对农户土地投入影响的两个模型。依据江苏省调研数据,从资金和劳动力两个方面,实证分析农村居民点整理项目对农户土地投入的净效应,以及不同居民点整理政策对农户土地投入的影响方向和大小。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点整理促进了农户的土地资金投入,但对农户的土地劳动力投入具有负向影响。不同居民点整理政策对农户土地投入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其中,置换住房的宅基地补偿政策和农地产权稳定政策对农户的土地资金投入具有较好的积极作用,而安置公寓房政策则更可能带来农户土地资金投入减少;农地产权稳定政策和安置公寓房政策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土地劳动投入,但宅基地补偿政策对农户土地劳动投入影响不显著。本研究对这些结果进行了合理解释,同时也估算了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农业收入比例、非农就业水平、农业补贴收入、耕作距离和土地经营面积等控制变量对农户土地投入的影响情况。最后从强化规划引导、内涵拓展、宅基地补偿策略优化、土地流转制度完善等方面,提出农村居民点整理政策调整和合理引导农户土地投入行为的对策建议。     

补贴流向与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农户满意度绩效——以成都市耕地保护基金为例

从农户满意度绩效出发,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提出相关研究假说,并基于全国率先探索耕地保护基金的成都市的实地调研数据,利用ordered 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耕地保护补贴流向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农户满意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转出土地的农户比转入土地或未流转土地的农户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有更高的满意度。土地转出行为使农民对补偿政策"非常不满意"、"不满意"和"一般"的概率分别下降0.3%、4.8%和11%,并使农民对补偿政策"满意"和"非常满意"的概率分别上升14.4%和1.7%。(2)土地转入行为则使农民对补偿政策"非常不满意"、"不满意"和"一般"的概率分别上升9.3%、35.4%和0.7%,并使农民对补偿政策"满意"和"非常满意"的概率分别下降42.9%和2.6%。为提高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农户满意度绩效,政府应合理分配有限的耕地保护补贴资金,补贴资金应优先向土地转入户倾斜,提高实际上在承担耕地保护责任的土地转入户保护耕地的积极性。     

上海两类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的比较

作为上海市郊区出现的两类重要的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宅基地置换模式和村庄归并模式在改善农民集中居住的环境、增加耕地面积、促进土地集约化利用方面都取得显著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宅基地置换模式是在政府主导下开展的,是外援驱动主要影响下的"新型城镇开发",需要配套农民市民化后的社会保障和就业的政策。多出现于经济较发达、工业化程度较高的近郊快速城市化地区。核心是推进城市化,整治要点是将农村居民点纳入到规划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统筹配置,安置区的住房设计以容积率较高的多层楼房为主,同时建设相对配套的各项市政服务设施,从而解决农民非农就业与居住的空间匹配问题。村庄归并模式是在村集体主导、政府支持下开展的,是一种内核驱动主要影响下的"村庄自我更新",需配套财税政策来解决整治资金问题。多出现于经济欠发达、工业化程度较低的远郊的农业地区。核心是扩大农户的土地经营规模、促进农村居住和产业发展的集中,其整治要点是村庄空间的重构,以降低农村基础设施服务成本,提高公共服务效率,改善农民生活条件。     

山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与空间重构研究

梵净山地区地属喀斯特山区,其核心区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村庄规划布局的制约因素较多。为实现农村居民点的空间优化,综合评价了农村居民点的空间位置、自然资源和区位条件对农村居民点分布的影响,利用主成分分析法综合各影响指标,求出农村居民点规模值,在此基础上通过基于断裂点的加权Voronoi图分割其作用范围,结合"居住场势"分类,找出需要搬迁的农村居民点。结果表明:1研究区共有农村居民点23 046个,面积14 342.78 hm~2,居民点多沿道路支线和河流分布于山间河谷地带,布局散乱。2区域内有零星居民点7 871个,面积为2 641.75 hm~2,占18.42%;需保留居民点10 288个,面积为5 680.46 hm~2,占39.6%;中心居民点4 887个,面积为6 020.57 hm~2,占41.98%。3空间布局优化后的农村居民点共15 175个,总面积不变,主要应将西部和梵净山保护区内的零散聚落向东部水源充沛、交通发达的集镇地区搬迁。研究成果可为梵净山地区新农村规划的科学编制提供理论参考。     

三峡典型区农村居民点格局及人居环境适宜性评价研究

与我国平原区农村居民点呈团簇状分布不同,三峡库区农村居民点规模小、密度大、分布散乱,呈现出"满天星"状的分布格局。以渝北、万州和秭归移民区作为三峡典型区,利用面向对象分类和监督分类相结合的方法从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提取了农村居民点。在此基础上利用GIS技术对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规律特征和制约农村居民点分布的要素如海拔、坡度、坡向、道路、水源等进行了分析;借鉴农用地评价方法,利用评价中的多指标综合评价法,结合层次分析法（AHP）生成人居环境适宜性评价图。研究结果表明,三峡农村居民点受到海拔、坡度、坡向等因子的影响呈现出较明显的空间分布规律。三峡典型区农村居民点格局及人居环境适宜性评价结果为农村居民点布局的合理规划提供了参考和依据。     

土地转入能否提升农民生活满意度?——来自湖北省江汉平原地区的经验证据

基于湖北省江汉平原地区水稻种植户的调查数据,通过引入工具变量并利用IV-oprobit模型控制一定内生性后分析发现,在控制收入水平的条件下,转入土地并不会直接地对农民的生活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但是土地转入能够间接地通过提高收入来增进生活满意度。基于人均纯收入的分层研究表明,对处在较低收入水平的农民而言,通过土地转入所带来的生活满意度提升不容忽视,其中转入土地能够使处在0%～25%和25%～50%收入分组群体的农民对生活感觉"非常满意"的概率分别提高14.4%以及28.4%;同时,土地转入则会对高收入农民的生活满意度产生显著的抑制效果。此外,健康状况、是否在县城购置房产、住房类型等因素均对农民的生活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最后,基于提高低收入农户生活满意度的视角对结果进行了讨论。     

基于生态和社会经济约束的区域土地整治潜力评价研究

准确评价区域耕地整治、农村居民点整治、废弃地复垦和未利用地开发4种类型的土地整治潜力是实现区域统筹规划和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前提。通过选取能反映区域四种土地整治类型内在和外在潜力的指标因素,引入生态安全和社会经济双重制约条件,结合层次分析法和约束条件评价模型对研究区域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约束下的土地整治综合潜力开展定量评价,并采用K-Means聚类方法进行潜力分区。研究结果表明:高生态安全和经济发展水平条件能提高区域土地整治潜力水平,反之则制约土地整治潜力水平,同时根据约束条件的土地整治潜力评价结果将研究区域划分为土地整治高潜力区、较高潜力区、一般潜力区和低潜力区,与无约束条件下的土地整治潜力评价结果相比,该分区结果更加符合当地实际情况。该研究一方面可为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的土地整治潜力评价提供新方法,另一方面可为新一轮土地整治统筹规划提供有效的依据和参考。     

少数民族聚集区乡村空间重构的影响机理——以新疆和田地区为例

乡村空间重构不仅是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还是实现土地集约利用的重要途径。和田地区,经济发展缓慢,其村庄基础设施差,而且由于人口迅速发展,其人地矛盾突出,因此对和田地区进行乡村空间重构势在必行。基于此,本文依据2015年对和田地区入户调查的1 162份问卷,选取了农户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职业特征和居住环境特征四个方面的19个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选取农户是否愿意整治作为因变量,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户迁居至中心村的影响因素和迁居意愿进行了回归分析。对问卷的统计可知,有64%的被调查者表示接受整治。通过与其他区域的调查对比可知,经济越是发达的地区,其中心村整治的进展越快,农民接受整治的意愿也越强烈。相反,经济越不发达的地区,其中心村整治的进展越缓慢,农民接受搬迁的意愿越低。农户是否愿意接受乡村重构,是农户家庭特征、居民点的基础设施和农户的职业特征共同作用的结果。就农户的家庭特征来看,家庭劳动力数量偏少、家庭年收入越高、耕地面积适中的农户,其搬迁意愿是最强烈的。在农户的职业特征中,愿意参与土地流转、有外出务工经验的农户,其搬迁意愿是最强烈的。在环境特征中,若农户对居住环境和现居住村的建设越不满意、居住环境中需要改善的项目越多,农户的搬迁意愿越强烈。因此,对于和田地区来说,在引导居民集中居住的同时,要引导农户流转土地,促进更多人就业,积极推动特色农业的发展,走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以促进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此外,农户对于整治的一个很重要的期望就是改善居住环境,因此在未来的村庄总体建设和规划中,应积极改善村庄内基础设施,并与居住建设同步进行。一直以来,对少数民族聚集区的乡村空间重构的研究比较少。本文对和田地区中心村的研究,是对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空间重构研究的重要补充。     

土地综合整治区农村居民社区整治模式研究——以泰安市为例

"整村搬迁"、"迁村并点"和"旧村改造"都可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水平,提高土地利用综合效益。本文对山东省泰安市实施的农村居民社区改造模式进行了实地调查,从区位特征、整治目标、驱动机制、资金筹集机制、生活成本等角度对三种模式分别进行对比研究。结果表明,"整村搬迁"模式比较适用于煤矿开发区和交通不便地区,同时需要综合考虑农村自然条件、耕作半径、产业结构、社区规模、区位优势、生态环境、乡村文化等,合理确定新村位置。"迁村并点"模式比较适用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对农民的素质具有较高的要求,农民生活保障方面仍然需要完善。"旧村改造"模式比较适用于居民点比较分散,小农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对科学技术的投入具有较高的要求,同时对于区域内的整体规划还需要完善。目前,三种模式总体而言,对于资金、政策、技术都有着较高的要求,这就需要政府与企业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给予农村地区更多的帮助。     

不同生计资产配置的农户宅基地流转家庭福利变化研究

在已有研究农户家庭生计资产和家庭福利理论的基础上,采用农户生计资产量化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通过对武汉城市圈典型区域宅基地流转农户家庭的实证研究,分析了宅基地流转对被流转农户的家庭福利影响。运用生计资产量化分析法,研究了被流转农户的家庭生计资产配置,得出农户的家庭生计资产分值,将农户划分为资产缺乏型农户和资产均衡性农户。在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及家庭福利评价框架下,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研究宅基地流转对不同生计资产配置的农户家庭福利影响,研究表明,从总体和资产均衡型农户家庭来看,宅基地流转有助于被流转农户的家庭福利的改善和提高,其模糊指数分别为0.533和0.547,高于流转前设定的模糊状态0.5,而使资产缺乏型农户的家庭总体福利下降,模糊指数从0.5下降到0.464;从影响福利的因素来看,宅基地流转对资产均衡型农户家庭的经济状况、居住条件、社会保障及发展机会有所改善,对社区环境、心理福利有所下降,但对资产缺乏型农户家庭的经济状况、社区环境、发展机会及心理福利有所降低,对社会保障和居住条件有所改善。基于农户家庭生计的可持续和福利改进,由此可得出相应的结论:在宅基地流转中,要实施差异化的流转保障、扶持政策,做到对被流转农户家庭的瞄准补偿与支助;加强对新安置点的选址、规划,新居民点要有利于农户的生活、就业与发展;注重农户参与与生存发展,提高农户自我认可与精神改变,确保宅基地流转后,农户精神福利随着物质福利提高而逐步改善。     

基于林农视角的赣江源公益林生态补偿满意度评价研究

以赣江源区林农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入户随机调查了135份有效样本,构建了林农满意度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和专家赋权法组合方式确定指标体系的权重系数,以模糊数学原理为基础构建林农满意度的综合评价模型。林农对生态公益林的生态效益满意度最高、对公益林区管护人员护林效果满意程度最低,40%的林农对公益林补偿标准不满意。并提出优化公益林生态补偿政策建议,为完善自然保护区及水源地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提供参考。     

农户外出务工、村庄认同对其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文章利用湖北省1 061份农户数据,构建二元Logit模型与门槛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外出务工、村庄认同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结果发现:①外出务工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具有显著影响,而村庄认同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家庭总收入、环保政策的了解程度以及住所周边垃圾集中处理设施亦能有效推动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②对于村庄认同程度不同的农户,外出务工对其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作用存在差异。随着农户的村庄认同增强,外出务工对其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正向作用得以强化,尤其是当农户的村庄认同度超过门槛值时,外出务工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将由负转正,即村庄认同在外出务工影响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上可以发挥扭转乾坤之效。③在考虑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之后,使用在村居住年限作为工具变量进行Ⅳ Probit估计,结果发现外出务工、村庄认同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是稳健的。文章揭示了外出务工作为资本要素涌入乡村的纽带,非但不必然引起农村衰败,反而为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等公共事务创造了禀赋条件,但只有触发村庄认同这一关键机制,方能实现外出务工"扬长避短"效果的发挥。基于此,从培育与增强村庄认同程度、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加大环境保护相关知识的宣传力度及增加垃圾集中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四方面提出了推动农户积极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改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