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收入多样化与农户贫困脆弱性

运用陕西省秦巴山区的实地调研数据,基于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和内生转换回归模型,解决了样本选择偏差以及异质性等问题,对农户的社会资本、收入多样化和农户贫困脆弱性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并在反事实假设的基础上估计了收入多样化和收入专业化对贫困脆弱性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收入多样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贫困脆弱性有显著负向影响,社会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贫困脆弱性下降7. 95%。相较于收入多样化,收入专业化有助于降低未来发生贫困的可能性。其中,当收入多样化农户选择采用收入专业化时,贫困脆弱性将下降0. 135 9,当专业化农户选择收入多样化时,贫困脆弱性将上升0. 114 8。根据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社会资本能够有效降低贫困脆弱性,因此在对贫困地区农户进行精准扶贫时,应注重农户社会资本培育,加强农村文化建设,丰富农民日常生活娱乐,充分重视非正规风险承担网络有效降低贫困脆弱性的作用。(2)正规风险制度的不完善会促使农民选取收入多样化来抵御风险,但就长期来讲收入多样化并不能帮助农民有效脱贫。因此,政府应加强正规风险制度的培育和建设,注重提升农户抵御风险的能力,降低收入多样化在贫困地区的保险功能。(3)相较于收入多样化,收入专业化有助于降低未来发生贫困的可能性。政府应针对当地资源经济特征,落实和推进"一乡一业、一村一品"战略,逐步形成专业化生产格局,建立起产业扶贫的长效机制。通过加强农户技术培训,提升农户技能型人力资本,使其持久性地融入产业化扶贫项目中,提高内生性生计能力,实现永久性脱贫目标。本文的研究对于帮助农户有效脱贫,实现乡村振兴有着重要意义。     

中国区域能源安全供给脆弱性分析

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我国能源需求不断增加,能源安全,尤其是石油安全问题日益突出,而能源安全供给脆弱性是能源安全的核心问题.在对能源安全供给脆弱性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构建了脆弱性评估模型以及由对外依存度、能源消耗弹性指数、能源储量比、能源生产弹性指数、运输线路长度和人均GDP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法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系数,并对全国30个省(市、区)"十五"时期的常规能源(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安全供给脆弱性进行定量评估.结果表明:①我国区域能源安全供给脆弱性程度整体上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且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特征;②能源安全供给风险的应对能力差异是区域脆弱性分异的主导因素.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城中村居民社会脆弱性评估——以武汉市洪山区为例

脆弱性经常与风险、危害相关联,是灾害研究中运用的重要概念。在城市化和气候变化背景下,评估区域脆弱性水平,识别脆弱人群是我国防灾减灾事业的重要环节。选取武汉市洪山区的城中村居民作为调查对象,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暴露性-敏感性-适应能力”分析框架构建自然灾害的社会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利用问卷调查法获取数据。在主成分分析法(PCA)确定指标权重的基础上,通过加权综合评价法评估居民的社会脆弱性水平。结果显示该区域城中村居民处于较为脆弱的状态,且其脆弱性分布不均匀,呈现“中间多,两头少”的特点,结构性差异显著,而且适应能力较低是导致居民脆弱的重要原因。还显示不同年龄、户口类型和收入的居民脆弱性差异明显。农村户口居民脆弱性高于城镇户口居民,且农村人口的敏感性偏高、适应能力较低,在面对灾害和风险时,更容易受到冲击;随着年龄增加,个体适应外部风险的能力下降,但在敏感性方面,结果却显示部分城中村的青年群体相较而言处于较高水平;收入水平提高对降低居民社会脆弱性有积极影响,政策制定者可以根据不同收入群体的特点采取行之有效的降低脆弱性的策略。另外,女性的社会脆弱性整体只略高于男性...     

贫困地区农户脆弱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农户脆弱性能够更为全面反映贫困地区农户的福利状态。采用预期贫困的脆弱性测量方法,在1 274元和2 300元两条贫困线下,首次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中国农村贫困监测调查53 271个农户微观数据对贫困地区农户脆弱性进行测量,描述了脆弱农户的家庭特征和社区特征,分析了不同地形之下汉族和少数民族农户脆弱性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1 274元和2 300元贫困线下,农户陷入未来贫困的平均可能性分别为15.20%、49.49%。脆弱性测量和贫困测量的结果存在较大差异。随贫困线标准提高,脆弱性测量与贫困测量的不一致程度增大。高度脆弱农户具有较大家庭规模、人力资本不足、病人数量多、抚养比高、资产价值少的家庭特征,且更可能分布在山区、革命老区县、陆地边境县和少数民族聚居村等特殊类型贫困地区。不同类型地区农户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但冲击性事件是主要影响因素。当年有建房或买房、有婚丧嫁娶大事、有子女上大学、有大病治疗情况、旱灾等冲击性事件是各个地区农户脆弱性的共性影响因素,家庭规模、人力资本状况和房屋价值也是影响农户脆弱程度的重要因素。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应政策建议:第一,应将贫困测量和脆弱性测量方法结合起来进行贫困瞄准;第二,未来扶贫政策制定中更应关注特殊类型贫困地区的农户;第三,在贫困标准提高的情况下,减贫的同时还应注重降低农户的脆弱性,重点是减小冲击性事件对贫困农户福利的影响。     

水利工程建设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与实证研究

水利工程建设社会系统脆弱性能够反映社会稳定风险水平,系统越脆弱,社会稳定风险水平越高。基于系统脆弱性视角,引入工程建设的公众风险认知,从社会风险暴露、公众风险认知、敏感性和应对能力四个维度构建水利工程建设社会系统脆弱性评价体系和模型,并对G水利工程建设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2007-2018年G工程建设所在区域社会系统脆弱性逐渐降低,并且随着社会风险应对能力的不断提高,2014-2018年工程建设期的社会稳定风险处于较低水平,社会失稳的可能性较小,并建议通过构建标准化风险识别体系,实现风险评估端口的前移;引入公众参与,提高公众风险认知水平;加强社会保障能力建设、完善利益补偿机制、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风险控制能力应对工程建设产生的社会风险,降低社会系统脆弱性,实现社会稳定风险的有效控制。     

中国城乡贫困变动:2004—2012

本文基于2004—2012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根据家庭人均年收入2 300元的国家贫困标准线和"1天1.5美元"的亚洲贫困标准线,使用FGT指数和脱贫时间两种贫困指数评估了我国城乡贫困整体变动趋势,并从城乡和地区、个体和家庭特征层面分解贫困人口构成;也考察了贫困变动的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最后定量地分析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根据两种贫困标准线,两种贫困指数测度结果一致反映我国贫困人口规模显著减少;按国家贫困标准线,我国城乡贫困发生率下降了8.8%,但到2012年的依然高达8.6%,农村贫困人口平均脱贫时间为5.4年,而相对贫困发生率有所上升。不同地区的贫困变动差异较大,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贫困发生率依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41个百分点和0.22个百分点,贫困强度和贫困深度现象都还较为严重;东部地区的减贫效应十分明显,但贫困人口内部收入差距拉大问题较为突出。经济增长的脱贫效应较为显著,但增长的亲贫性有待提高;城乡、地区和贫困人口内部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并成为反贫困的严重障碍。外出非农工作经历、性别差异和教育程度是影响收入增长的关键因素。基于此,本文建议反贫政策应瞄准西部地区的教育程度和健康水平较低、家庭规模较大的农村居民,尤其是女性户主家庭,也应加强养老保险、社会帮扶和人力资本投资,形成改善收入分配为重点的社会保障性扶贫政策体系;中部地区可以借助邻近东部地区的地理优势,通过承接产业转移持续实施"开发式扶贫"政策体系;同时,也可将扶贫标准线提高为每人"1天1.5美元"的亚洲贫困线。     

吴起农户相对贫困的动态演化:1998-2011北大核心CSSCI

该项研究目的在于探究退耕还林背景下吴起县农户1998-2011年相对贫困的动态变化趋势、原因及其解决办法。以人均总资产作为农户年收入和资源禀赋拥有状况的代表指标,以贫困发生率H,贫困缺口指数I,Sen指数,FGT2指数作为贫困状况分析的指标体系对吴起县农户1998-2011年的人均总资产以及相对贫困状况进行了分析和测算,并通过考察贫困群体内部特征以及吴起农村整体和贫困群体的基尼系数对相对贫困动态变化原因及解决办法进行了探究。研究发现:退耕还林实施前后,吴起农户人均总资产持续增加、农村产业结构正在改进、农民资产偏好正由持有储蓄转向持有固定资产变化;而吴起农户相对贫困的动态演化呈现先减少后增加的"U"型变化趋势,相对贫困的广度、强度和深度也都呈现类似变化;贫困的主要表现形式为贫困群体相对人均固定资产产值较低;贫困动态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吴起农村整体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而贫困群体内部人均总资产水平过于平均,缺乏发展动力是贫困群体经济难以改善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文章给出了应该适当加大贫困群体内部收入差距,分阶段实施扶贫计划,提高贫困农户自身能力以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政策建议。     

基于灾害学视角的中国农村水贫困测度

在对水贫困相关理论理解的基础上,以灾害风险管理作为研究切入点,构建中国农村水贫困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由经济、社会、生态和资源4个子系统共44个指标组成。对2000-2011年我国31个省(市)地区农村水贫困风险进行测算的情况下,将各省份4个子系统风险得分与农村水贫困风险得分进行比较分析,得到不同地区子系统发展状况,为降低水贫困风险状况,实现子系统的适应性发展寻找方向。进一步了解我国农村水贫困风险的空间分布状况,利用有序聚类,对31个地区进行分类,将农村水贫困状况分为3类:高度风险水贫困、中度风险水贫困、低度风险水贫困,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农村水贫困状况呈现出从东南向西北地区不断加剧的发展趋势,大部分省(市)农村地区属于中高度风险水贫困状况,低度风险水贫困多为东部沿海省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农村地区社会配套设施完善,水贫困风险压力较小,但应积极协调各系统综合发展,降低子系统灾害风险,实现农村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政府减贫行为的动态效应——中国农村减贫问题的SVAR模型实证分析(1990-2008)

脱贫人口返贫率偏高是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客观现实要求我们,应该仔细考察农村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对政府干预行为的跨期响应,从而动态地而不是静态地评价政府减贫行为绩效.本文将普惠式的农村农业发展政策与扶贫政策一起纳入减贫分析框架,构建一个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模型,以弥补现有文献用多变量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单方程模型回归分析的局限,从SVAR模型中获得结构冲击响应函数,动态地评价政府行为的减贫效应.实证分析表明,目前的政府行为,无论是普惠式的农村农业发展政策,还是瞄准贫困人口的扶贫政策,对农村贫困的政策干预都没有形成持久的影响,冲击响应衰减很快.为了降低脱贫人口返贫率,政府减贫政策的目标应定位于提升贫困人口的自身发展能力,扩展贫困人口参与经济增长的机会,使经济增长成为他们获取稳定收益的源泉.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投资对降低共建国家气候风险的影响

“一带一路”倡议是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平台。然而,许多“一带一路”倡议共建国家处于气候变化敏感区,部分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建设存在一些质疑与污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基建项目可能增加了共建国家的气候变化脆弱性。该研究从应对气候变化的视角探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倡议共建国家气候变化风险的影响,进而考察其内在机理。基于2004—2020年65个共建国家的面板数据,以各国气候变化脆弱性风险为被解释变量,评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应对气候变化风险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国对“一带一路”倡议地区的直接投资显著减轻了共建国家的气候变化脆弱性风险;在全球气候变化危机加剧的背景下,提高了共建国家气候风险应对能力。(2)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国家中的中低收入国家、中国邻国以及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而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投资降低当地气候变化脆弱性风险的作用更为明显。(3)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投资的作用可以通过收入增长效应、政治稳定效应部分解释,符合“一带一路”倡议共享发展成果、推进全球治理的重要理念。(4)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投资在降低共建国家气候变化脆弱性的同时...     

海域资源征收中公共利益界定的立法路径选择

海域征收从法律属性上应属于公益征收行为,公共利益之考量必然成为海域征收中无法回避的前置性问题。"公共利益"是法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无论在学说还是判例上,它一直被作为一般法律所追求的基本目标。尽管我国《宪法》、《物权法》、《海域使用管理法》明确规定海域征收必须始于公共利益之目的,但由于法律对公共利益内涵或范围缺乏明确界定,海域征收实践中又缺失有效的程序规制和司法监督,极易导致相关行政部门在"征海"决策中借公共利益之名谋取海域增值利益、侵害海域使用人合法权益。我国海域征收既缺失对公共利益内涵及其外延范围的具体立法界定,又缺少关于公共利益认定的必要的正当程序规制。因此,在法律层面解决对公共利益语焉不详并辅之以必要程序规制,是从源头上阻断政府部门非法征海、保护海域使用权人合法权益的必要选择。基于我国当前海域征收中公共利益立法界定所存在问题的分析和域外关于公共利益界定立法例的考察,提出完善海域征收中公共利益界定的立法路径:对公共利益内涵化基础上,采取渐进立法方式对公共利益加以类型化以明晰其外延范围;在县级以上人大常委会设立专门征收审查委员会,改变海域征收中公共利益认定主体不清或由行政权主导海域征收中公共利益认定的现状;遵循正当程序要求,确立并完善海域征收公众参与与信息公开制度,建立海域征收决策公正透明的程序化保障机制。二者有机结合、相辅相成,是有效解决当前我国海域征收实践中公共利益界定问题的可行立法路径选择。     

西方环境风险感知:研究进路、细分论域与学术反思

工业化与城市化背景下带来的严重环境问题和潜在环境风险已成为当代社会的日常景象,这要求人们更加理性地面对环境风险。但由于公众环境风险感知的差异,高环境风险感知引发的环境抗争、政策失败等过度风险反应现象已经屡见不鲜。因此,整体性地描绘环境风险感知的研究全貌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它既是实现有效环境风险治理的迫切需要,也是社会治理领域重要的现实课题。本文以西方环境风险感知经典研究的介绍为引,详述了环境风险感知研究变迁的历史后发现:西方环境风险感知研究体现了跨学科的特性,其对这一概念的认知和界定方式,呈现出从心理难题、文化结果到抗争过程的视角变迁。进一步分析发现:(1)受专业背景的干预,不同学科研究者对环境风险感知概念的认知呈现出"宽泛"与"严格"的明显分异;(2)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研究业已成为环境风险感知研究领域的核心议题。且产生出具有继起关系的三种解释:即"环境风险维度""个体特征维度""社会文化维度";(3)已有环境风险感知研究的理论取向遵循着从"技术决定"向"社会建构"转变以及从"事物逻辑"向"社群逻辑"更替两条演变主线。其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需要反思:多学科的研究进路和概念认知缺乏有效的对话与融合;多维度的结构性影响因素尚未形成整体性分析机制;理论取向的演变未曾实现研究的融合。文章最后展示了环境风险感知研究之于转型中国社会的意义。并且提出了社会治理和环境风险管理两个深具潜力的拓展方向。     

论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重大风险”的司法认定

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蕴含着风险预防的内在机理,有助于完善环境风险规制体系并回应社会公众预防环境风险的需求。当前,中国虽然在司法解释中采用“重大风险”的表述,但是对于其内在固有本质特征、具体的司法识别方法以及因果关系的证明标准等问题,立法者并没有给出相对完备且具体的解释。如何正确识别与确认“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风险”,法院各行其是：或一律以行政行为为参考进行认定,或直接采纳科学技术的风险评估结果,或另行独立评估重大风险;其对象适用于环境污染行为,还是适用于生态破坏行为,也未可知。法院因对“重大风险”缺乏统一的认识,法官多依据环境风险评估报告径行裁判,无法妥善处理预防性环境司法权和环境行政权间的关系,令司法裁量流于形式。究其根本,重大风险的司法认定面临着意涵理解不一、认定主体错位和标准不明、确信机制僵化等局限性问题,致使诉讼无法正确处理司法能动与克制间的辩证关系。为解决因概念不清引起的认定混乱及机械裁判问题,进而妥善地发挥出司法的能动性,该研究对实践中问题予以必要回应：(1)对重大风险的内涵厘定,通过采取字面拆解和责任倒推的方式,澄清“重大风险”的概念并确认其基础对象。(2)划定重...     

易地扶贫搬迁减少了贫困脆弱性吗?——基于8省16县易地扶贫搬迁准实验研究的PSM-DID分析

易地扶贫搬迁将生存环境差、生态环境脆弱、不具备基本发展条件区域里的贫困人口搬迁至生产生活条件较好的地方,以期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居住在不适宜生存发展区域的农民通常面临着较高的脆弱性,未来很有可能陷入贫困而难以脱贫。由于易地扶贫搬迁不具备短期增收的效果,那么从脆弱性的视角关注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福利的影响,既是贫困静态研究向动态研究转变的一次尝试,也有助于合理评估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效果。为此,本文基于8省16个贫困县的易地扶贫搬迁监测的准实验研究,采用1 688个两轮微观农户调查的面板数据,利用PSM-DID实证检验了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易地扶贫搬迁降低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这意味着易地扶贫搬迁是一种有效的扶贫手段,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自然禀赋所导致的贫困。本文进一步分析了易地扶贫搬迁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机制:(1)易地扶贫搬迁将农户搬离恶劣的自然禀赋区域,并改善与农户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等条件,使农户积累足够的生计资本,并改善其生计资本结构。(2)易地扶贫搬迁使生计方式发生转变,一方面实现农户收入来源的多样化,另一方面增加了住房和生活成本,并重构了社会网络关系。研究结论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效果评估提供了有理论价值和可操作的视角,也为后续扶贫搬迁工作提供了一些启示:(1)在生态环境恶劣的区域需要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力度,从根本上破解自然禀赋的束缚。(2)强化搬迁的配套政策,保障搬迁农户生计得以改善,从而实现稳定脱贫。     

社会资本对农村贫困代际传递影响机制研究

社会资本在反贫困领域的重要作用已被理论和实践所证实。在新时代脱贫攻坚的决胜阶段,有效发挥社会资本的周急济贫功能,缓解乃至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已成为当前反贫困战略推进中亟待探讨的问题。研究整合了四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0、2012、2014、2016)个体家庭和村庄的嵌套数据,建立了“认知型”和“结构型”两种类型以及“个体家庭”和“村庄”两个层级的社会资本框架,并基于探索性因子分析构建了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声望、社会参与、集体参与以及公共服务6个社会资本变量。研究利用HLM软件构建了多层广义线性模型(HGLM),通过四阶段的空模型、截距模型、随机效应模型以及完整模型分析了绝对贫困背景下社会资本对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个体社会资本总量与贫困代际传递呈显著负相关。②在个体家庭层面,社会网络、社会声望、社会参与对贫困代际传递有显著负向影响,但社会信任和地方信任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并不显著。③在村庄层面,公共服务对贫困代际传递具有显著负向影响,集体参与对贫困代际传递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公共服务水平对社会网络和贫困代际传递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研究提出要大力培植贫困群体和乡村两个层级的社会资本以缓解农村贫困代际传递趋势:①要通过协调“乡政”与“村治”以形成良性的乡村治理格局。②要促进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紧密衔接,在保障个体脱贫的同时完善农村公共服务及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③须提振贫困群体脱贫信心,增强村级自治与集体参与的水平和能力。     

农地转出:缓解还是加剧了农户的多维贫困?

基于六盘山集中连片区的1 112户农户调研数据,在综合考虑样本选择偏差和异质性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内生转换模型分析了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对多维贫困指数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农地转出行为能够显著地降低多维贫困指数。通过进一步的反事实假设研究,发现农地转出户如果不转出农地,多维贫困指数将提高22.16%;未转出户如果有机会转出农地,多维贫困指数将下降30.22%。尽管农地转出行为能够降低农户的多维贫困指数,但受制于以地为生思想意识的制约,集中连片区农户并不能做出合理的决策。     

专业化、多样化与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动态异质表现研究

新一轮扶贫攻坚阶段,贫困地区实现可持续减贫的关键不在于现有经济增长模式下如何提高转移支付的精度和效率,而在于真正改变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理念,从盯住经济总量增长转向用减贫目标统领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与贫困减缓的关系影响着贫困地区产业发展的政策制定,但既往研究对何种产业结构更有助于贫困减缓没有形成共识。本文基于产业专业化和多样化视角,分析了专业化、多样化影响贫困减缓的理论机制,并利用2004—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专业化、相关多样化、不相关多样化与FGT贫困指数的关系进行了门限回归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确认了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动态异质表现:专业化的减贫效应在产品生命周期的初始和发展阶段趋于增强,并且经济密度更小、距离技术前沿更远的地区,专业化的减贫效果更显著;多样化的减贫绩效低于专业化,且相关多样化的减贫效应高于不相关多样化。细分产业来看,第三产业相关多样化比其他多样化结构更具减贫效果。贫困地区在减贫的产业结构选择上,首要目标是改善专业化程度,其次是在多样化的既定前提下,谋求相关多样化,尤其是第三产业的相关多样化。专业化和相关多样化对不同贫困群体的影响也存在差别,既往产业结构更有利于贫困线附近群体的贫困减缓,而对深度贫困群体的溢出不足。因此,在塑造合宜减贫产业结构,改善低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同时,还应辅以改善深度贫困人口劳动力供给的政策,改善其自我发展能力和经济机会,从而增强从益贫产业结构中获益的能力。     

雾霾会促进公众绿色投资意愿么?——基于SEM的实证研究

当下雾霾天气愈发严重,全国各省市相继推出一系列雾霾治理政策,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等一系列绿色金融产品涌现,一方面政策大力支持环保企业发展,另一方面投资者对于绿色金融市场的参与热情并不高,因此研究雾霾相关政策如何引导公众参与绿色投资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本文根据雾霾污染程度及政策力度两个指标,将中国省级区域划分为高、中、低雾霾敏感区,基于"风险感知-态度-行为"理论框架,设计里克特5级量表,对高、中敏感区人群按照雾霾风险感知、风险偏好和绿色投资意愿三个潜变量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并以低敏感区投资者的绿色投资意愿进行对照分析,共收集有效问卷517份,利用SPSS和AMOS等软件进行数据测算以及模型拟合,研究雾霾风险对公众绿色投资意愿的长期影响。结果表明:对于高、中敏感区投资者来说,绿色投资意愿与纯粹的风险偏好之间没有直接关系,但在风险偏好与雾霾风险感知两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公众绿色投资意愿与雾霾风险感知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对照分析表明,低雾霾敏感区与高、中敏感区的绿色投资意愿同样强烈。公众的绿色投资意愿的表现为:公众投资者期望提高绿色金融产品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愿意接受低于常规收益的雾霾治理类投资产品,并看好环保类股票的投资价值。这表明充分披露雾霾天气情况,提高绿色金融产品标的资产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以及加强监管等,都有利于促进公众的绿色投资意愿,且该意愿在全国范围内没有显著差异,因此引导各地区绿色投资的协调发展具有良好前景。同时投资者对绿色投资不存在先入为主的风险水平判断,在合理的引导下,绿色产业可能获得平等或更多的融资机会。政府应加大支持力度支持有资质的企业发行绿色债券及绿色股票;金融机构应有针对性地推出环保类投资理财产品,丰富绿色投资市场的产品种类,为环保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让公众投资者拥有更多参与绿色投资的机会。     

城镇环境事件脆弱性评估方法研究

近年来,我国环境事件频发,分析城镇在环境事件中表现出的脆弱性是脆弱性研究的新兴领域,也是环境风险评估方法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已有研究中脆弱性构成要素和研究对象的归纳和总结,提出了城镇环境事件脆弱性评估的概念模型和评估框架。结合典型环境事件特征分析和敏感目标识别,从环境系统、社会系统、经济系统三个维度构建了公里网格尺度的城镇环境事件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并探讨了指标的选取原则和空间化计算方法。本研究为城镇实地开展环境事件脆弱性评估提供理论依据和方法基础。     

公众太湖蓝藻水华生态风险感知特征研究——以无锡市区为例

蓝藻水华暴发已成为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太湖作为流域重要的水源地,2007年蓝藻水华事件的暴发引起公众的高度关注。运用问卷调查法,研究无锡市区489名公众的太湖蓝藻水华生态风险感知特征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蓝藻水华生态风险被公众知觉为总体风险是陌生和完全可控的;蓝藻水华暴发原因是陌生和不可控的,这是引起公众风险意识的主要因素。影响公众蓝藻水华生态风险感知水平的主要因素有媒体、信息和个体因素。报纸广播电视是主要的媒体因素。信息因素有灾害信息、灾害治理信息、政府防范措施信息。灾害治理信息的影响作用最大,其次是灾害信息和政府防范措施信息。不同性别、年龄段、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及职业的人群,对不同类别的风险信息关注程度不同,影响到个体风险偏好的不同。研究结果有助于决策者更全面地理解蓝藻水华风险的本质,开展风险沟通,针对不同特征的人群选择有效的风险管理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