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群规模结构的合理性诊断及演变特征

从规模分布、规模紧凑度、规模效率三个层面构建城市群规模结构合理性三维诊断模型,将中国19个城市群看作19个大型城镇密集区,探索中国19个大中小城市群规模结构的合理性及时空演变特征。研究发现:(1)中国19个城市群等级规模分布具有较为明显的分形特征,1995—2010年为中国城市群规模结构低合理发展阶段,2011—2015年为规模结构中等合理发展阶段;城市群城镇规模分布指数及规模效率指数相对较高,而规模紧凑度指数较低。(2)规模结构合理性较高的城市群,基本位于中国东部地区;规模结构中等合理城市群在中国东、中、西及东北地区均有分布;规模结构低合理城市群基本位于中国西部地区。(3)19个城市群中有14个属于规模集中型城市群,5个属于规模分散型城市群;特大城市群规模紧凑度高于中小城市群;东部城市群规模效率普遍高于中西部城市群。(4)城市群规模结构演变可划分为三种类型,包括规模结构趋优型、规模结构波动型、规模结构趋劣型;规模结构趋优型城市群一般为双中心或多中心结构,而规模结构波动型及规模结构趋劣型城市群一般为单中心结构。(5)城市群城镇规模结构合理性演变轨迹可归纳为由多个"S"形曲线构成的大"S"形演变曲线,具体可划分为不合理阶段、低合理阶段、中等合理阶段以及高合理4个阶段。(6)未来应在巩固国家级城市群地位的同时,加快提升区域中等城市群的发育水平,充分发挥城市群规划的引导和控制作用,推动城市群朝着双中心或多中心方向发展,构建大、中、小规模等级合理的紧凑型城市群结构体系。     

中国城市群“四化”协调发展效率测度

中国城市群是伴随国家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新"四化")发展到较高阶段的必然产物,城市群"四化"协调、同步发展应是未来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和"新常态"。但目前关于城市群"四化"协调的研究还很薄弱,亟需加强。"四化"协调发展不仅是现阶段的现实需求,也是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区域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提供了识别区域问题和问题区域的新视角。以中国23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构建了指标体系,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法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技术,对2011年各城市群的"四化"协调发展及其效率的空间差异变化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城市群2011年"四化"协调发展综合指数、耦合度和协调度均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各城市群在城镇化和信息化发展上相对于工农业发展水平更为滞后,城市群间的发展差异较大。城市群"四化"协调发展的整体水平不高,只有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属于"四化"高耦合且高协调的同步发展型城市群。兰西和黔中城市群内部"四化"协调发展最不平衡,呼包鄂、晋中、长三角等城市群内部各城市"四化"协调较为均衡。中国的城市群总体效率相对较低,23个城市群2011年"四化"协调发展综合效率的平均值仅为0.815,达到最优效率的81.5%,处于效率中等水平,达到DEA效率最优的只有海峡西岸、中原、天山北坡和兰西4个城市群。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平均值分别为0.923和0.884,多数城市群仍处于规模收益递增阶段。东部城市群主要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四化"协调发展效率,而西部城市群仍以粗放型的规模增长为主。旨在为评估我国城市群"四化"协调发展的效果提供定量的测算依据,进而为提高中国城市群的投入产出效率与空间集聚效率奠定科学的决策基础。     

中国东部沿海四大城市群绿色效率的综合测度与比较

东部沿海城市群作为国家经济增长的战略核心区,其均衡与绿色发展已成为中国理论界和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绿色效率是衡量区域绿色发展程度的关键指标,可以综合反映城市经济-社会-生态的协调发展水平。在梳理现有文献的基础上,以京津冀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以及珠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基于2006—2015年的相关数据,采用三阶段DEA方法,综合测度四大沿海城市群绿色效率的时空特征。结果表明:①在剥离外部环境及随机因素的影响后,各地区的绿色效率发生较大变化,36个城市中除10个城市的绿色效率达到效率前沿面,其他城市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且导致效率不足的因素是纯技术效率较低,而规模效率的影响不明显。②外部环境变量中,人均GDP、政府规划与城市绿色效率负相关;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和市场开放程度与城市绿色效率正相关。③不同城市群的绿色效率等级存在异质性,四大城市群发展并不均衡,山东半岛城市群的绿色效率一直领先于其他三个城市群,城市群内部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失衡。④未来要继续加强发展第三产业,扩大劳动力就业水平,减少劳动力集聚造成的人员闲置;在加速城市化进程的同时,要注意发现城市化所造成的资源能源的过度消耗,把握城市化的速度,坚持以质量为导向,因地制宜制定地方政策,加强城市群之间以及城市群内部的合作与交流,实现要素资源的自由化流动,以推进沿海四大城市群的绿色均衡发展。     

中国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创意产业发展趋势及效应分析

创意经济是全球进入新经济时代发展起来的一种推崇个人创造力与智慧、推崇创新,强调基于个人创造力的文化艺术与科技创新对经济的支持与推动作用的新经济。创意产业发展的质与量已经成为21世纪衡量一国或城市综合竞争优势的重要标志之一。然而较高新技术、交通网络、信息网络等对城市群影响,创意产业作用于城市群的哪些方面、影响程度如何尚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而这恰是创意时代城市群竞争优势持续提升的重要理论和城市产业政策实践难点。以中国长江三角洲城市群(16城市)为研究对象,从创意产业发展影响因素综合测度视角研判长三角城市群创意产业发展趋势：（1）梳理国内外研究阐明了创意产业的空间性,由此糅合城市体系理论与创意阶层理论构建创意城市体系,并从其核心组分“创意环境、创意能力、创意活力”构建测度城市群创意产业发展影响因素指标体系;（2）采用长三角16城市2005、2009年度统计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判识出影响城市群创意产业发展主要因素：城市便利性、创意阶层的规模与质量、创意产业的经济基础与经济投入强度、城市休闲设施,且前3者影响程度较大;（3）采用层次聚类法综合测度创意产业影响因素,发现长三角各城市创意产业发展水平迅速上升、城际差距缩小,且创意产业影响长三角城市群演进趋势虽弱但已初现,即以创意产业发展影响因素综合指数观察长三角城市位序 规模,上海仍位于首位,但第2层级中却多了苏州,第3层级却呈现无锡、镇江、泰州、常州优于宁波、扬州的格局     

我国中部地区城市群多中心结构的增长效应

多中心城市群是要素在经过多重集聚扩散后形成的空间均衡,已成为城市群发展的政策目标。我国城镇化水平发展时间较短,地区差异较大,因此需结合具体城市群的发展阶段研究其空间优化问题。基于2005~2014年中部六大城市群的市域数据,从人口规模分布和产业空间布局两个维度出发,定量分析其城市群空间结构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之后,城市群人口空间结构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倒“U”型曲线特征,即由单中心向多中心结构转变;（2）产业布局的空间集中对城市群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对中部地区如何合理有效引导要素等资源流动来拓展发展新空间、优化发展新格局和提升经济发展效率和城镇化质量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政策意义。     

基于DEA和Malmquist模型的中国三大城市群可持续发展效率研究

基于DEA和Malmquist模型,对比分析了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可持续发展效率及其空间分异特征。结果表明:1规模优势对三大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呈现增强趋势,技术进步是阻碍其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2珠江三角洲的可持续发展效率逐渐增高,主要由其较高的纯技术效率驱动,表现为技术创新和管理水平的提升;3核心城市的投入产出效率是城市群总体效率的引导者和指向标。因此,在城市群发展中要制定差异化和精准化可持续发展政策。     

山东半岛城市群地区空间极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县（市）作为研究单元,采用综合指数法,分别计算山东半岛城市群1986、2008年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指数,通过比较各单元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指数的变化,研究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山东半岛城市群地区空间极化的特点;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定量探讨了山东半岛城市群地区空间极化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山东半岛城市群地区经济活动有明显的经济中心指向、沿海指向,空间发展依然以极化为主,新的发展极已经出现,但分布在区域的边缘地带,带动作用不大;大都市区整体规模加剧膨胀,核心和外围地区出现极化和反极化现象;东部地区出现网络化发展的雏形。原有经济基础、产业结构转换能力和经济全球化水平是改革开放以来山东半岛城市群地区空间极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基于专利授权数的长江经济带创新差异的多尺度分析

实施长江经济带战略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长江经济带创新能力的提升成为其发展的关键。基于标准差指数、变差系数、区位基尼系数和集中度指数的定量研究方法,研究长江经济带在城市群级、省级和市级多尺度上的区域创新差异及原因。研究表明:各尺度区域创新差异均呈现出持续增长趋势,并且区域创新差异随着区域尺度的增加而增加。影响长江经济带创新差异的各个区域尺度的主要原因各不相同,影响城市群创新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社会环境因素,影响省域创新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经济环境因素,影响城市创新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对外开放因素。创新集聚随着区域尺度的增大而减小。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正处于创新活动向中心城市集聚阶段,而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进入创新活动的扩散阶段,并且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将形成巨大的创新集聚系统。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分析

开展循环经济,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提升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全球竞争力的必由之路。在参考大量城市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从社会经济发展、减量化、再循环再利用、生态环境质量4个方面,选取18项代表性指标,建立了城市循环经济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6年的统计数据,运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计算得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各城市循环经济综合指数,并对其空间格局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各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②各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由城市群外围向中心逐渐递增;③随着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上升,循环经济水平呈不规则“W”变化。循环经济发展政策、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和乡镇企业的规模和数量是影响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各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最后,对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循环经济发展提出了几点对策建议.     

中国城市群城市化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根据2003-2011年中国22个城市群城市化"投入"与"产出"数据,利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模型,测度各城市群的城市化效率和城市化全要素生产率;利用Tobit回归模型对城市群城市化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忽略污染排放的城市化效率测度往往会高估城市化的真实效率水平;中国城市群城市化效率总体偏低,主要成因是要素资源投入冗余和污染排放过量;22个城市群在城市化效率水平、效率损失来源及城市化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中国城市群城市化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增长主要是由于技术进步而非效率改善的推动;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对中国城市群城市化效率具有显著影响。要进一步提升中国城市群城市化效率,必须坚持生态城市化理念,充分考量资源约束和环境消耗,走集约型城市化道路;不断优化城市群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促进劳动地域合理分工和产业转型升级;重视创新环境培育,提高城市群创新能力;因地制宜、因势利导,采取差异化的城市化效率提升措施。     

长江中游城市群土地利用效率测算:现实机理与时空分异

为揭示长江中游城市群土地利用效率的现实机理与时空分异特征,探索区域协调、绿色发展、适度开放、资源共享意义下的城市土地利用思路,以四元作用异样度即经济增长度、社会发展度、资源持续度、环境友好度为效率评价法则,引入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双目标DEA-SBM模型,对2001—2014年土地利用数据进行测算。结果表明:城市群土地利用效率整体上升、局部回落,"一主两副"土地利用格局分化显著,城市群内部土地利用效率离散水平较高;土地利用呈现较不稳定的空间正相关性,以低低型和低高型聚集为主,受局部不稳定因素影响的城市逐渐增多;土地利用非综合有效表现为纯技术效率有效而规模效率无效。由此,城市土地利用与社会经济效益、资源环境效益在不断的调和与适应,但区域土地利用效率发展水平并不同步,低效城市阻抑区域土地利用效率的整体发展进程,且土地要素投入规模与最优投入规模之间仍存在差距。为推动流域土地利用效率的提升,建设开放竞争、统一有序的建设用地市场,以城市群为单位进行土地功能分区,外力促进要素流动与区位互补、内力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形成以"中心+核心"城市为主体、"流域治理+部门协同"为手段的土地利用轴带。     

有机农业生产效率的三阶段DEA分析——以陕西洋县为例

有机农业是我国适应居民食品消费由注重数量向质量转变、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缓解农业污染问题等的现实选择。以有机农业发展的典型——陕西洋县为例,运用三阶段DEA(数据包络分析)模型,本文比较分析了其与周边县区的农业生产效率。结果表明:以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为产出指标和以农业资本、劳动力、耕地面积、化肥使用量、农膜使用量为投入指标满足模型适用的"同向性"条件假设,可以进行投入产出的效率分析;管理因素、外部环境因素和随机因素对农业生产效率均有显著影响,有必要进行各因素对效率影响的剥离性分析;在外部环境因素中,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化水平、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均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效率,而以粮食播种面积与耕地面积比表示的种植结构与农业生产效率呈显著负相关;在发展有机农业前和后,洋县农业综合生产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低于陕南26县区的平均水平,但发展有机农业后,其农业综合生产率、纯技术效率排名分别上升了5位和6位,同时,规模效率排名下降了3位;然而,洋县绿色农业生产纯技术效率仍然低于规模效率。主要研究结论:三阶段DEA模型有效剔除了管理因素和随机因素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有机化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这主要来源于纯技术效率而非规模效率的改进。为了缩小与周边农业生产效率的差距,洋县应该提高绿色农业管理技术水平和扩大生产规模,且重点在于前者。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是城市群城市土地要素有效配置、合理利用以及城市经营管理水平的综合体现。在使用DEA方法得到2003～2015年长江中游城市群28个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并且分析其变化趋势以及空间关联性的基础上,构建SDM模型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2003～2015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总体呈波动变化趋势。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存在空间负相关关系,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具有空间异质性;（2）通过构建SDM模型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额以及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是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主要驱动因素;（3）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较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之间的空间相互作用较弱,经济联系还不够紧密。因此,长江中游城市群需要进一步构建城市合作机制,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系统的整体性和联动性,推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基于三阶段DEA模型的省际真实环境效率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不可再生资源不断消耗,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严峻的资源环境形势已成为阻碍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硬约束"。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采取有效的环境治理政策刻不容缓。而有效的环境效率测度可探究出造成资源过度消费与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从而推进环境治理政策的改进。本文基于2006—2015年省际区域的面板数据,采用三阶段DEA模型评价了相同环境下各区域的环境效率水平、变化趋势及其差异性,探讨了我国环境效率的影响因素,剥离了外部环境因素与随机误差因素的影响,为测度环境效率的真实水平提供了可行的方法。结果发现:(1)三阶段DEA模型可有效剔除随机误差与外部环境因素对区域环境效率的影响,能客观真实地测度我国各省市的环境效率水平,从而获得比传统DEA模型更有效的环境效率状况。(2)排除随机误差与外部环境因素作用后,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及全国的平均环境效率值和平均纯技术效率值均被低估,平均规模效率则在不同程度上被高估,环境效率的提升主要受规模效率水平不高的制约。(3)调整后的东部、中部、西部真实环境效率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不平衡现象。(4)规模收益的变动受环境与随机因素的影响比较明显,绝大部分省份处于规模收益递增行列。故为进一步提高中国环境效率水平,应优化产业结构比例,并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产业转移;适度增加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规模,转变"先污染后治理"模式;根据规模收益变化情况,各省市应因地制宜地选择不同的发展模式;切实提升企业生产技术创新能力和环境污染治理技术创新能力,实现能源的节约和污染排放的减量化;发展城市群,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环境治理效率;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程度,提高外贸依存度。     

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投入产出效率分析

提高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的投入产出效率,有利于协调该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运用三阶段DEA方法,从企业类型、环境因素等视角对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投入产出效率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政府RD支出的增长对企业技术效率的提高均有正向作用,但作用效应尚未达到显著状态;研发机构数量的增加能够显著提高内资及港澳台企业的技术效率,而外资企业与中国技术市场的互动效应尚不显著;行业内企业数量增加所引致的市场竞争有利于外资企业提高技术效率,却显著降低了内资及港澳台企业的技术效率;不同类型企业之间和地区之间的技术效率存在较大差距,外资企业的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最高,内资企业的规模效率最高。文章最后提出政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环境规制是约束企业污染行为的政策组合,在区域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运用Undesirable-SBM模型、变异系数、基尼系数、趋势检验分析法和面板Tobit模型分析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2009～2018年环境规制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作用机理.研究表明:(1)长三角城市群的城市发展阶段不同导致环境规制效率呈现差异性,成渝城市群末端治理不协同造成环境规制效率差异显著,长江中游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差异小,但水平低于其他城市群;(2)长三角城市群"经济-生态"协同发展,环境规制效率上升明显,成渝城市群注重产业结构调整与政策投入,环境规制效率稳定在中等水平,长江中游城市群是低效率水平城市集聚地带,恶化型城市占比高达45.16％;(3)三大城市群在投入产出方面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需要在资金分配、政策投入以及污染物末端治理等方面加以完善;(4)市场化水平对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影响为正,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影响对不同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产生不同作用.本研究为三大城市群制定实施差异化的环境政策与措施,推动长江流域城市群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也可为其它区域环境治理提供经验借鉴.     

区域一体化促进了经济增长效率吗?——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分析

区域一体化能通过促进要素流动、结构升级以及加强区域合作进而实现增长效率的提升。研究首先利用超效率DEA模型以及Malmquist指数分解方法,对长江经济带2000—2014年经济增长的总体效率水平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分解进行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采用长江经济带10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t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区域一体化对全要素生产效率、技术效率以及技术变动的影响。结果显示:1经济增长总效率中,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效率在2008年之后呈波动中下降趋势,其中长三角城市群效率最高,黔中城市群效率最低;2长三角城市群与长江中游城市群全要素生产率在波动上升,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大于技术效率,而成渝、滇中和黔中等三个西部城市群则相反,技术效率对全要素生产效率的贡献高于技术进步;3总体来看,区域一体化对长江经济带全要素生产率中的技术进步影响显著,而对全要素生产率以及技术效率影响不明显。此外,区域一体化存在影响经济增长效率的区域差异性,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显著促进技术效率变动以及技术变动,但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不明显,而成渝城市群区域一体化显著促进全要素生产率以及技术进步,其他城市群则对效率值的影响均不显著。研究最后提出了促进区域一体化以提高地区经济增长效率的政策建议,包括:加强区域合作,促进创新驱动发展;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提升经济密度;加大制度创新力度,推进市场化改革等。并结合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发展的差异,针对性提出了因地制宜的区域发展策略。     

结构变动、技术进步以及价格对能源效率的影响

本文旨在分析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影响能源消耗及其效率的主要因素。通过理论研究,我们认为经济结构、技术进步以及能源市场化改革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主要影响因素。从这些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来看,经济结构与工业化阶段密切相关,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在经济结构相对稳定的短期内,技术进步是提升能源效率的重要因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源价格是提高能源效率的长期而稳定的激励机制。在此基础上,我们综合利用1990-2006年省际、四大区域、13个主要工业省区面板数据,以及工业行业数据,实证估计这些因素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程度。几个估计结果综合显示,这三大因素对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能源效率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这意味着当前节能减排的政策重点必须立足于长期,谨慎采用单纯的节能降耗这种行政命令式的短期策略,重点采用基于激励机制的治理策略,弱化长期以来形成的高耗能技术结构,引导节能环保型技术的创新与扩散。     

中国十大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因素分析与综合集成评估

中国十大城市群正在成为中国经济、科技、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和国民经济的十大支撑点,研究中国十大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意义。构建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评估指标体系,采用因素分析与聚类分析相结合的综合集成评估方法,对中国十大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进行评估与比较,将十大城市群分为综合发展能力较强、相对一般和相对较低三类,并提出了这三类城市群分别提升流量指标、质量指标和总量指标的相关对策建议。研究发现,虽然十大城市群都是我国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但综合发展水平在东中西部地区之间是极端不均衡的,呈现出东部沿海地区先进、中西部地区落后的格局,在继续保持和提升发达地区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的前提下,尽快缩小城市群之间的发展差距、增强落后地区城市群的综合发展能力是目前解决区域发展差距问题的首要任务。     

中国省域森林公园旅游发展效率测度及其时空格局演化

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对2000~2014年中国大陆31个省域森林公园旅游发展效率进行测度,综合运用空间分析方法,探析其时空格局演化规律。结果表明:(1)2000~2014年中国省域森林公园旅游发展各项效率在波动中均得到一定提升;(2)省际和地带间综合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值差异明显;经济发达区域综合效率受纯技术效率驱动,而经济欠发达区域综合效率主要受规模效率驱动;(3)在空间演化上各项效率表现出高值和低值集聚趋势,部分相邻省域间联系紧密,"马太效应"显著,其重心总体上都是向东南方向移动,综合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各年移动轨迹大致呈U型演化态势,规模效率大致呈现M型演化态势。综合上述研究提出省域森林公园旅游发展效率的提升路径,这对省域森林公园旅游资源优化配置及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