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有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环境影响分析

本文在对稀有矿产资源进行界定的基础上,采用"环境优先策略分析法"(Environmental Priority Strategy Methodology,EPS),对六大类22种稀有矿产全寿命周期的环境影响做出评估。结果显示,在现有可得数据中,铂族金属开发利用的环境影响较大,石墨的环境影响最小。鉴于稀有矿产资源作为关键原材料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重要地位,应加紧制定实施稀有矿产资源国家战略,积极应对稀有矿产资源领域日益加剧的国际竞争,实现稀有矿产资源可持续利用,有效维护国家资源安全。     

中国西部能源及矿业开发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研究

中国西部地区自然环境脆弱且恶劣,但能源及矿产资源分布相对集中,能源及矿业开发已经成为其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柱产业.本文力图从西部能源及矿业开发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促进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视角,综合辨析出西部地区能源及矿业开发引发的地质环境及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主要包括土壤污染与土地破坏、水资源污染与短缺、矿区大气污染、噪声污染以及采矿诱发的各类地质灾害和生态环境破坏等.文章认为:西部地区矿产资源和能源开发等人为因素引发的地质环境及生态环境恶化问题日益突出,增强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确保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是西部地区提高能源资源保障能力的现实选择,也是转变发展方式、建设“两型”社会的必然要求.为此,本文对西部地区能矿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主要包括:大力推行绿色发展,极开发绿色新能源;加强资源管理与污染控制,建立、健全矿产资源开发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体系,健全生态补偿机制;通过市场准入制度设立绿色门槛,继续整合小矿山;加强西部资源型城市与沿海地区的区域融合,减少资源开发的负外部性,破除“资源诅咒”;借鉴国际上“责任矿产开发倡议”,提高能源及矿产资源开发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能力;统筹协调资源税费、地方发展基金,明确资源税的调节作用,健全利益分配机制,设立绿色发展基金;加强能矿资源开发全过程的第三方独立监管,在能源及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实行有效透明的监管等.     

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路径分析

产业发展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之一,产业结构更是直接关系到地区生产力水平、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人民生活水平以及资源环境消耗.目前,国内外已有关于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研究的文献,绝大部分都是大方向性的定性研究,定量研究还很少.在这种背景下,本文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首先通过测算区位熵、影响力系数及感应度系数,系统分析2000年以来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动态演进过程及其存在的问题;然后,综合考虑经济增长及充分就业目标、能耗及污染物排放约束,建立产业结构优化模型,测算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结果;最后,根据相关研究结果提出政策和建议.研究结果显示:(1)2000年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地区产业发展水平明显提高,形成了以能源化工、矿产资源开发及加工、特色农产品加工为主的产业体系;但产业结构调整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产业结构仍然偏重,具有明显的资源依赖性.(2)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路径可以划分为经济发展路径及绿色发展路径.绿色发展路径的测算结果显示,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要积极发展装备制造业和轻纺工业,并优化提升现有的能源化工、矿产开发及加工业及农产品加工业,以达到《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及国家下达的节能减排指标.(3)在未来的发展中,西部地区要优化提升现有主导产业,建立低碳发展机制;积极进行技术创新,提高产品附加值,构建绿色西部;积极完善资源开发补偿机制,构建资源节约型西部;加强污染防治,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建立循环经济制度.     

受淹矿产资源提前,加速开发问题探讨

受淹矿产资源提前、加速开发问题探讨曾宇平（葛洲坝水电工程学院管理工程系宜昌４４３００２）关键词受淹矿产，提前加速开发，探讨对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一方面有利于充分利用资源，对填补地区乃至全国矿产资源空白，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有利于...     

中国环境污染损失测算及成因探析

环境问题备受关注,环境污染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质量.本文采用治理成本法测算了1989 -2008年中国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利用环境污染经济损失数据,采用协整理论研究了中国环境污染损失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我国经济总量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经济增长是造成环境污染的基础性原因,并且环境污染状况随经济增长仍有扩大的趋势,至今尚未出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迹象.然后,本文从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效率角度揭示了环境污染的结构性成因.研究认为,高污染行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比重过大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产业结构方面的成因;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和高耗能产品增长过快是造成环境污染的能源结构成因;能源效率低下是造成环境污染的技术性成因;资源能源价格长期偏低和法律法规滞后是造成环境污染的制度性缺陷.最后,针对问题提出,只有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突出技术创新、健全市场机制、完善环境法规才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根本出路.     

有偏技术进步对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

环境污染治理是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之一。不同要素偏向的技术进步是否有利于减少环境污染,环境规制在其中又扮演何种角色,值得进一步探究。该研究基于2005—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随机前沿模型测度出有偏技术进步指数,并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劳动-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资本-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对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以及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2005—2020年中国技术进步整体偏向于使用资本、能源、节约劳动,并向着节约能源方向转变。(2)有偏技术进步能直接减少本地环境污染,也能间接改善邻地环境质量,对环境污染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其中,劳动-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对本地环境污染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资本-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对本地和邻地环境污染均具有抑制作用,能有效改善“本地-邻地”环境质量。(3)环境规制在资本-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对环境污染影响中起到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增强了资本-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对本地和邻地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二者表现出较好适宜性,更能诱发技术进步偏向节约能源,激发出对“本地-邻地”更强环境污染治理效果。(4)有偏技术进步对沿海和内陆地区的环境污染...     

科技部发布《可持续发展科技纲要》提出未来10年中国可持续发展12个重要研究领域

20 0 2年 8月 16日科技部发布 2 0 0 1～ 2 0 10年《可持续发展科技纲要》 ,针对未来 10年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以及面临的重大科技问题 ,提出了 12个重点研究领域 ,即人口数量控制、健康与重大疾病防治、食品安全、水安全保障、油气安全保障、战略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海洋监测与资源开发利用、清洁能源与再生能源、环境污染控制与生态综合治理、防灾减灾、城市与小城镇建设、全球环境问题。其中 ,环境污染控制与生态综合治理方面的研究重点包括 :发展和完善主要环境污染物监测技术和设备 ;烟气脱硫技术与设备 ;机动车污染控制技术 ;城市污水…     

资源开发利用对地区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以辽宁省为例

绿色发展已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重要议题,在资源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中国同样面临着绿色发展带来的挑战。地区资源开发与利用直接或间接地对绿色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研究地区资源开发利用对区域绿色发展的影响意义重大。本文在大量文献研究的基础上,依据资源开发利用与绿色发展系统的属性和特征,以及根据熵值法的客观性及其在环境能源评价应用的广泛性,首先,构建了用于资源开发利用对地区绿色发展的影响评价模型,模型对指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和权重确定,界定了灰色关联系数;其次,从资源环境、自然资源和环境政策与投资三个层面构建了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能较全面地反应资源开发利用对地区绿色发展的影响状况。选择辽宁省1993-2013年的相关统计数据,应用所构建的评价模型对辽宁省资源开发利用对地区绿色发展的影响状况进行评价。评价结果显示:辽宁省逐渐偏离绿色资源开发利用的轨道,绿色发展处于缓慢下降趋势。2010年降幅较大,由于增大了一次性能源消耗量和化石能源生产量,使得正理想解的灰色关联度从2009年的0.54下降到0.48;而2011年之后又回升到0.57,表明辽宁省在合理资源开发利用的同时加大了环境投入和改进措施;2009-2013年间是辽宁省绿色发展的波动时期,与转变产业结构、改变资源开发利用效率和加大环保投入直接相关。总体来说,辽宁省在资源开发利用,走绿色发展之路有待进一步突破;最后,论文从三个阶段总结了辽宁省资源开发利用对地区绿色发展的影响状况及其原因,包括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环境政策与投资执行不到位等。     

1949年以来中国环境与发展关系的演变

从IPAT方程出发,发现了环境影响随着经济发展或时间的演变依次遵循三个"倒U型"曲线规律,即环境影响强度的倒U型曲线、人均环境影响的倒U型曲线和环境影响总量的倒U型曲线。根据此规律,可以将该演化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环境影响强度高峰前阶段、环境影响强度高峰到人均环境影响量高峰阶段、人均环境影响量高峰到环境影响总量高峰阶段以及环境影响总量稳定下降阶段。在环境演变的不同阶段,主要驱动力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环境影响强度高峰前阶段,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增长更多地由资源或污染密集型技术进步驱动;在资源消耗或污染物强度高峰到人均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高峰阶段,主要由经济增长驱动;而在人均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高峰到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总量高峰阶段以及总量高峰以后的发展阶段,则主要由节约高效技术或污染减排技术进步来驱动。实证分析表明,中国目前环境与发展关系基本上处于经济增长主要驱动的环境影响强度高峰向人均环境影响高峰过渡阶段,这同时意味着中国要在短期内实现人均环境影响和环境影响总量高峰的跨越是异常困难的。     

城市矿产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探析

城市矿产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的产物,是一种载能性、循环性、战略性资源,引起了各国政府和学者的高度关注,但目前国内外针对城市矿产的研究还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本文指出,城市矿产是指蕴藏于城市中具有较高经济价值并可回收利用的二次资源,是相对于蕴藏于地下的原生矿产的另一种重要资源,在蓄积、回收和处理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特征。结合生命周期分析和物质流分析方法,认清城市矿产形成的过程和规律,揭示城市矿产成矿机理,是城市矿产研究的理论基础;立足于满足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需要,以"资源-技术-环境"为主轴,构建城市矿产战略性筛选体系,对城市矿产进行动态筛选并进行国际比较,把握城市矿产开发重点和时序,是城市矿产有序开发利用的前提条件;以城市矿产流量与存量关系刻画为主线,对重点城市矿产进行分类评估,测算其开发潜力,分析其时空格局历史演变模式,预测未来发展趋势,绘制城市矿产潜力时空图谱,是城市矿产研究的重点;以城市矿产与原生矿产、海外矿产的关系为主线,结合系统动力学研究城市矿产开发利用的资源效应、环境效应和文化效应,把握城市矿产开发利用的综合影响,是城市矿产研究的关键;以城市矿产全生命周期管理为主线,研究城市矿产政策演变、对政策效果进行评价,充分发挥市场、政府、社区的作用,并结合移动互联网时代特征进行管理和政策设计,是城市矿产研究的落脚点。基于现有的研究基础和实际需求,未来应进一步加强城市矿产大数据、都市圈城市矿产开发、中小城镇城市矿产开发、互联网+城市矿产回收等领域的研究。     

中国优势矿产资源管理政策及其评价

我国优势矿产资源存在着产能过剩、资源开发秩序较差等一系列问题。为了规范优势矿产资源管理,国家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优势矿产资源管理政策,内容涉及优势矿产的资源储量、开发利用、进出口贸易等不同环节。这些管理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本文梳理了国家层面的所有优势矿产资源管理政策,分析了取得的成效,指出了存在的不足,希望能够为国家优势矿产资源管理政策的调整和完善提供参考。     

我国矿产资源面临的形势

根据《2 0 0 3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的结果,2 0 0 3年初,全国有查明资源储量的矿产共15 8种,其中,能源矿产10种,金属矿产5 4种,非金属矿产91种,其他水气矿产3种。原油、煤等能源矿产,铁等黑色金属矿产保有的查明资源储量不同程度下降。第三轮矿产资源可供性论证第一期工作完成,摸清了45种主要矿产对国民经济建设保证程度情况。《中国的矿产资源政策》白皮书发表。新一轮油气资源评价工作正式启动。国土资源调查及地质矿产勘查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15 7处,其中能源矿产15处,黑色金属矿产4处,有色金属矿产73处,贵金属矿产3 4处,冶金辅助原料矿产…     

辽宁省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途径的探讨

辽宁省是我国矿产资源比较富集地区之一,也是强度开发地区。经过数十年强度开采,煤炭资源由调出省份,变成需求量的40％要靠外省调入的省份;有色金属矿产面临枯竭、冶炼厂处于“等米下锅”的危机境地;非金属矿产资源尚有较广阔的发展前景。本文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和矛盾,提出今后开发利用的几点意见。     

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对外开放程度对中国能源消费量的影响——基于灰色关联分析-协整检验两步法的实证

中国能源消费量除与GDP有关外,还与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有关,本文首先利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进行变量选择,通过计算各变量与中国能源消费量的灰色综合关联度,选择政府财政用于科学研究的支出表征技术进步,第三产业比重表征产业结构,外贸依存度表征对外开放程度。然后运用协整分析方法,本文对中国能源消费量、GDP、技术进步等五个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财政用于科学研究的支出和第三产业比对中国能源消费量起到负向作用,外贸依存度对中国能源消费量起到正向作用,能源消费量的技术进步弹性为-0.007 2,产业结构弹性为-7.724 5,对外开放程度弹性为0.579 1,误差修正模型得到的能源消费量预测值与实际值的比较表明该模型具有较好的解释能力。最后本文根据实证结果对提高中国能源效率、降低能源消费弹性提出自己的建议:努力提高第三产业比重并积极降低重工业比重;淘汰高耗能设备,积极推广新型节能技术;与世界最先进企业进行合作,减少高耗能设备的引进。     

产业结构调整背景下的中国环境不平等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和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环境污染产业转移,中国各地区之间的环境不平等日益加剧,环境不平等应加以重视。本文利用中国1991-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测算了中国省际间环境污染的不平等。进一步,通过回归不平等分解和分析测算相关经济因素对中国环境污染地区间不平等的重要性,测度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地区间环境不平等的贡献度。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环境污染存在很大的地区间不平等,并且,近几年区域间不平等在加剧,中西部环境污染强度有恶化趋势;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是影响环境不平等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两者对省际间环境不平等的贡献约占60%;产业结构升级不仅具有减污减排、提高环境质量的直接效应,还会具有促进产业技术升级从而减少污染废弃物排放的间接效应。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和升级过程中,应积极关注产业结构升级的不一致和"污染转移",带来的环境不平等,保障各地区人民的环境权利。     

阳新县矿产资源现状优势评价及资源承载力分析

矿产是国民经济建设的重要物质基础,是支持和保证工业生产部门发展的物质条件。合理开发利用矿产资源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阳新县是湖北省的矿业大县,矿产资源十分丰富,但随着开发程度的不断加强,资源危机日趋严重。为了充分了解新阳新县的矿产资源形势,制定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规划,我们采用层次分析法,对阳新县矿产资源的现状进行了定量评价,从３０余种矿产中筛分出８种优势矿产,其优势排序为铜,钨铅,锌,膨     

产业集聚与开放经济影响污染减排的空间效应分析

EKC理论认为,产业集聚和开放经济能够促进污染减排。不过,随着集聚与开放水平的加深,区域间环境污染的空间关系变得紧密,这使得产业集聚和开放经济的环境影响具有明显的空间效应,忽略空间影响的传统假设很难刻画这种地区间协同性的污染排放关系。因此,本文以210个中国城市为空间单元,使用不同阈值距离的空间权重矩阵,在EKC理论框架下实证检验产业集聚、开放经济影响环境污染的空间联系。结论表明:①产业集聚能够促进污染减排,这一有利作用的空间效应非常明显。②开放经济并未表现出减排作用。FDI会提高污染排放强度,其加剧二氧化硫污染的空间效应尤其强烈;自由贸易的作用则不明确。③与理论预期一致,反映产业结构、技术进步、环境规制、金融支持的各类控制变量均表现出抑制污染排放的空间影响。④不同阈值距离的空间效应分析显示,环境规制、金融支持等"资源、政策性"因素的减排作用会受到地理距离的限制,难以在城市间促成大范围的协同减排关系。另外,技术进步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低于结构优化,其减排作用也有待提升。结论说明,中国未来环境治理的重点在于实现并提升开放经济的污染减排作用,一方面应增强国际贸易的结构与技术效应,以实现其有利环境作用;另一方面,应优化FDI政策体系以抑制其不利环境影响。同时,进一步发挥技术进步的减排作用,围绕"资源、政策性"因素不断完善区域性协同减排体系也非常关键。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基于2000-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如何通过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降低能源强度,推动节能减排,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亟待解决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本文以系统间协同演化理论为基础,改进了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水平的测度方法,并采用中国大陆除西藏外30个省区2000-2012年的面板数据,探讨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地区能源强度的影响.研究表明,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能够显著降低地区能源强度,且其对降低地区能源强度的贡献强于政府干预、技术创新、国际贸易、外商投资和能源价格等因素;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在东、中、西三个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之间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显著;从动态发展看,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地区能源强度的影响呈增强趋势;产业结构在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影响地区能源强度的过程中存在门限效应,只有当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达到一定水平后(高于0.756 8),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能源强度的影响才变得显著.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通过推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和资源优化配置三种机制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影响地区能源强度.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的节能减排效应仍有很大提升空间,应根据不同省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差异,采取针对性措施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其在节能减排中的积极作用.在推动通信、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积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为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节能减排效应的有效发挥创造良好的软环境.     

山东省全要素能源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能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是现代经济增长和发展不可或缺的投入要素。提高能源效率是破解当前经济发展中面临的能源紧缺与环境污染两大困境的必经之路。本文选取基于投入导向的规模报酬不变的超效率DEA能源效率模型,以山东省全要素能源利用效率作为研究对象,运用1996-2010年山东省17地市际面板数据,在生产函数中加入环境污染这一非合意产出,测算出山东省各地市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对各地市节能潜力进行评价,并进一步分析了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目标区间内,山东省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均值呈不断上升趋势;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化趋势大体相同,但差距较为明显;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对外开放程度同全要素能源效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技术进步的作用并不突出。因此,通过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改善能源消费结构、充分发挥技术创新的作用,能够提高全要素能源效率,降低环境污染。     

环境规制与化石能源消耗——技术进步和结构变迁视角

为从根本上缓解经济发展的环境和能源压力,反思中国现行具有明显偏向性的环境政策能否在促进减排的基础上实现节能。在经济增长理论体系框架下,梳理环境规制与化石能源消耗的关系,从直接和间接两方面分析其非线性关系,指出环境规制节能的直接效应是绿色悖论和成本效应博弈的结果,间接效应则主要来自技术溢出和结构效应两个方面。在此基础上,引入生产技术进步、治污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作为中介变量,构建环境规制的节能路径模型,并基于2003-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和门槛回归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人均能源消费呈现倒"U"型关系,即只有超越一定门槛,环境规制的节能效用才能凸显。然而,由于环保投资增速低于工业化速度,中国大部分省份都未能跨过这一道"门槛",仍处在环境规制的节能悖论时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环境规制政策存在水平较低、执行力不足等问题。环境规制的间接节能路径中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因技术进步的遵循成本效应与波特假说效应的不确定性,导致中国环境规制的节能作用中未能享受技术溢出的福利;而结构效应中仅能源消费结构交叉项显著为负,表明当前中国环境规制不仅未能倒逼产业结构升级实现节能,反而因产业转移、产业逆淘汰现象加速了化石能源耗竭;高耗能产业的资本密集型特征导致要素投入结构对环境规制节能效果的强化作用不明显;中国特殊的资源禀赋现状决定了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环境规制通过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实现能源节约效果显著,未来持续发展的潜力巨大。同时证实存在中介变量的门槛效应,反映了不同技术水平和结构条件下,环境规制对化石能源消耗的影响不同。为此,建议未来环境政策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对技术进步和结构变迁的引导作用,迫使能源峰值提前到来,实现其节能的政策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