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西岸经济区城市化进程中产业结构转变及其对资源消耗的影响

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已进入国家战略决策层次,然而目前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宏观层次的定性描述与规划对策等方面,并没有对海峡西岸经济区内城市化发展特征,尤其是产业结构转变对资源消耗的影响开展定量研究。文中以海峡西岸经济区沿海8市为研究对象,分析各城市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了产业结构转变与资源消耗对比研究,重点探讨了产业结构转变对当地城市化和资源消耗的影响,分析发现海峡西岸经济区城市间的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存在明显城际间差异性,各城市发展速度与产业调整、区域产业布局相关,明确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多样化对资源环境的影响方式和程度也是多样化的,而产业结构多样变化又促使海峡西岸经济区各城市间经济交流与协作更加紧密。     

京津冀城市群绿色土地利用效率研究

中国高速的经济发展给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压力,土地作为三生空间的重要载体,其绿色、高效利用是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针对现有土地利用效率评价普遍重经济效益、轻资源环境约束的情况,本文借鉴绿色经济效率评价方法,在传统土地利用评价的基础上,构建克莱姆(KLEM)全要素生产函数,将能源消耗、环境污染等要素纳入投入产出体系,运用基于松弛变量的超效率测度模型(SSBM)对京津冀城市群2006—2016年期间城市建设用地绿色利用效率进行测度。研究发现,其效率总体变化与土地、环境政策的出台实施密切相关,随着政策的出台曲折变化、缓慢提升,2016年的效率水平略高于2006年,能源消耗的投入冗余及工业废水排放、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工业烟粉尘排放等非期望产出冗余是制约绿色土地利用效率水平的主要因素。城市群内部各城市效率差距较大,且有继续扩大之势,其效率值与城市总体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与建设用地扩张负相关。产业结构单一的资源型城市、经济欠发达的传统产业城市、地均产出较低的生态区域城市等多处于中等水平。通过空间相关性分析,各城市之间存在全局弱空间正相关关联效应,具有局部空间集聚现象,其中天津、唐山空间正溢出效应明显,而北京则虹吸作用较大,环京周边城市绿色土地利用效率水平普遍较低。鉴于研究结论,从继续发挥政府政策调控作用,协调建设用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制定不同绿色土地利用效率标准,探索建设用地使用权跨区域配置、存量生态用地跨区域整治的可行途径等方面提出了提高绿色土地利用效率的相关建议。     

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城镇化与都市化抉择——基于国际生态足迹面板数据实证研究

在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匮乏、生态环境脆弱的中国,都市化与中小城镇化何种城市化模式更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存在争议。通过对中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澳大利亚、韩国、巴西、印度、墨西哥、南非等发达国家与主要发展中国家的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城镇人口比重等宏观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揭示城市化客观规律,并与中国实际结合。研究表明:其一,百万以上人口城市的都市化更符合生态资源的可持续性。其显著降低人均生态足迹与生态环境压力,并倾向于增加人均生态承载力。如此促进生态资源的供给,削减生态资源的人均需求而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其二,百万以下人口城市的中小城镇化显著增加生态足迹与生态环境压力。其布局结构松散,倾向于占用大量生态环境资源,减少生态承载力供给;而低效、分散、粗放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增加生态足迹,总体不利可持续发展。其三,人均固定资本存量、人均储蓄、政府购买都对可持续发展具有潜在的促进作用。最后,建议中国推行都市化战略,充分发挥大都市的规模经济效应,提高生态环境资源的利用效率;适度限制城镇化,避免中小城镇遍地开花对资源环境造成显著危害;学习国际优秀城市化经验及相关配套制度,并与中国结合;注重技术创新,发挥高新科技及资本带来的生产方式改进与效率提升。     

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政策对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

如何提高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对于中国在新发展阶段下实现全面绿色转型至关重要。基于2008～2020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利用EBM模型计算发现样本期内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一直呈现上升趋势,其中试点建设期的上升速度最快。进一步利用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政策对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纳入城镇化水平、人口密度、对外开放水平和用水结构等控制变量下,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政策提高了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该结果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异质性方面,该试点政策对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存在时间异质性,且该影响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水资源禀赋、环境规制强度的城市存在地区异质性。机制分析发现,该试点政策是通过加大污水处理、促进技术进步、优化产业结构、加快水价改革、推动水循环利用等提高了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     

中日韩城市化过程中的资源环境变化比较研究

城市化是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是一种强烈的地表人类活动过程,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给资源环境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城市化过程的直接表现是乡村人口进入城市,用人口城市化表征城市化水平。中日韩是亚洲和东北亚地区经济实力最强的三个核心国家。以中日韩三国为例,基于面板数据模型框架,对比分析1950-2012年三国城市化的发展阶段和过程,采用线性回归方法定量研究三国城市化进程与资源环境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中日韩三国城市化进程存在较大差异,城市化起点不同、发展速度不同、所处阶段不同。中国城市化起步分别比日韩晚80年、20年。中日韩三国城市化水平的发展趋势均呈快速增长,日韩两国在二战后城市化水平的增长速度均远超中国。目前日韩两国均已处于城市化后期,并已经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经济体,两国城市化率分别为91.73%,83.47%;而中国目前正处于城市化中期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城市化率为51.78%。中日韩三国城市化进程与资源环境变化有着密切关系。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化与土地资源、水资源呈显著负相关,与能源使用量呈显著正相关。中日韩三国城市化率每提高1%,人均耕地面积分别减少24 m2,10 m2,9 m2,人均水资源量分别减少64 m3,43 m3,21 m3,人均能源消费量分别增加42 kg,76 kg,111 kg。借鉴日韩经验,建议中国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调整产业结构,加强环境监管,控制废弃物排放,建设生态城市,实现城市化快速发展、资源高效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共赢。     

长三角城市群建设用地扩张地区差异的驱动因素解释——基于回归方程的Shapley值分解方法

工业化、城镇化所带来的建设用地过度扩张已成为土地资源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利用基于半对数回归方程的Shapley值分解方法考察了2006~2015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驱动因素及其对地区差异的贡献率。研究表明:(1)耕地保留量、产业结构调整、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生态压力等因素对建设用地扩张具有负向驱动作用,经济发展速度、人口城镇化速度、政府财政赤字、政府政策执行力等因素对建设用地扩张具有正向驱动作用,但耕地保有量、生态压力两个因素对建设用地扩张影响不显著;(2)政府财政赤字、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政府政策执行力等3个因素对建设用地扩张地区差异的贡献率最大。为此,应从资源约束、生态压力、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实施土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土地效率等多方面入手以破解建设用地过度扩张的困局。     

中国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问题与战略探索

资源型城市经济性转型正面临着重大的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问题：①城市产业结构属于资源型、粗放型的传统初级产业结构。技术水平与效益低下；②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巨大；③资源濒临枯竭。环境污染和生态问题严重；④机制体制问题突出。创新能力不足。资源型城市的经济成功转型需要战略创新。具体战略包括：发展目标创新——社会福利均等化、经济持续发展、生态环境整治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三大效益目标；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一多元化产业结构优化。构建生态产业体系。转变传统增长方式；资源替代与产业替代战略；科技创新战略——依靠高新技术的后发优势战略；生态城市战略；机制体制创新战略等。     

中国城市矿产政策演化研究

城市矿产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的产物,它是蕴藏于城市中有较高经济价值并可回收利用的二次资源,具有载能性、循环性、战略性。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消费持续升级,"垃圾围城"已然成为中国许多大中城市亟需解决的环境问题,严重阻碍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城市矿产变废为宝,能有效化解资源与环境双重约束。为此,中国政府先后出台一系列城市矿产产业政策以推动其快速发展。本文收集1987—2015年国家层面颁布的相关政策文件,在运用内容分析法对政策文本梳理、编码并统计计量的基础上,首先从颁布部门、数量、力度等方面对政策体系进行总体分析,然后构建并运用政策工具-政策作用环节两维度分析框架,探讨中国城市矿产政策体系的演化过程及发展特征。研究发现:(1)从政策发展历程分析,中国城市矿产政策体系经历了依附环境保护政策的孕育期、体系初建的形成期和效力深化的发展期。(2)从政策颁布维度分析,中国城市矿产政策颁布速度逐渐加快,力度逐渐增强,参与机构数量不断增多。(3)从政策工具维度分析,中国城市矿产政策体系以环境型政策为主,逐渐呈现出强化供给型政策的演化趋势。(4)从政策作用环节分析,中国城市矿产政策体系由重点关注回收、深加工环节向关注全产业链环节演变。最后,针对中国城市矿产政策体系演变特征与存在的不足,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了促进中国城市矿产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一是加强部际联系,完善顶层设计;二是加强消费引导,完善需求型政策;三是立足产品全生命周期,健全产业政策体系。     

最严格环境保护制度:现状、经验与政策建议

在总结分析当前我国环境保护制度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相关经验,提出了建立和完善最严格环境保护制度的政策建议。针对当前生态环境保护中的短板和突出问题,建立和完善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需要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目标,加快建立以"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为基础、以"经济调节、公众参与、体制保障"为配套的环境保护制度体系。在源头预防方面,建立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环境保护目标体系、统计体系与核算制度,建立严格的环境准入制度,将环境质量改善和环境风险可接受水平作为环境影响评价的基本准则等;在过程严管方面,建立能够充分体现地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实绩的领导干部政绩评价考核制度、科学严格的环境污染排放标准体系,以及严格监管所有污染物排放的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制度体系等;在后果严惩方面,推行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审计和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刑事责任追究制度等;在经济调节方面,建立绿色财税金融制度体系,推动实施排污权有偿使用与交易制度,建立平衡生态产品生产者与受益者利益关系的生态补偿制度等;在公众参与方面,在法律法规中明确公民环境权利,完善保障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信息公开与立法听证等制度;在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方面,要从上层建筑入手,理顺生态环境保护管理涉及的顶层重大关系,在中央层面明晰资源、环境和生态三个领域的关系,明确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分配,调整环境保护系统内部的管理机构设置。     

长江经济带省会城市用水效率分析

提高水资源使用效率是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和水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长江经济带是我国重要经济和生态走廊,也是我国正大力打造的经济新支撑带,分析各省会城市用水效率对缓解人水矛盾,促进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基于2011-2013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会城市面板数据,利用超效率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测度各城市用水效率,并用Tobit模型检验其影响因素。①超效率DEA分析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11个省会城市的水资源利用效率总体情况较好。分城市看,武汉、昆明、杭州、贵阳和成都水资源利用效率相对较高,上海和重庆水资源利用效率相对较低。2012年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实行,证明水资源利用效率受政策因素驱动迹象明显。②Malmquist指数分析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11个省会城市整体水资源利用效率呈衰退趋势;而较低的技术效率变化和纯技术效率是制约长江经济带整体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关键因素。省会城市中,杭州、合肥、长沙和贵阳TFP值排名靠前,长沙、上海、南昌和杭州技术进步最快;武汉用水效率衰退趋势最为明显和严重,合肥、长沙、杭州的用水效率提升较快。③Tobit回归结果表明,人均GDP、人均水资源量和第三产业比重对水资源利用效率影响较大且呈正相关关系。因此,从以上研究结果可以得出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关键是在切实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基础上,积极改进生产技术,普及节水工艺,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优化产业结构,最终形成制度、技术和结构的综合节水模式。     

长江经济带城市发展绿色效率研究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资源和环境约束压力不断增强。城市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中心,绿色高效是我国城市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构建反映城市经济增长、社会效益、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绿色效率体系,并利用DEA作为工具来监测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绿色效率。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效率整体水平不高,但是有逐步改善的趋势。将城市绿色综合效率进一步分解为规模效率和技术效率,相比规模效率,技术效率成为制约长江经济带绿色城市综合效率的主要因素。长江经济带城市要改变目前效率低下的现状关键在于提高技术效率,推进城市的创新发展,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本文对投入产出的冗余度与不足度进行了分析,并解释了低效率的根源。从资源投入的冗余度来看,土地资源能源劳动力技术资本水资源,长江经济带资源利用率低,存在高投入、高消耗的问题,加快长江经济带中西部地区城市绿色发展,应合理配置资源要素。从期望产出不足度来看,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GDP,长江经济带目前总体发展模式还是追求经济产出的最大化,而忽视了经济运行的质量与社会效益。绿色效率不高主要集中在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物过度排放方面,其中环境问题成为城市发展过程中提高绿色效率亟待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应共同推进生态环境的保护,改革创新环境管理体制机制,推行环境保护市场化,加强对环境的监管和治理,这关系着长江经济带城市发展绿色效率的提高与生态文明示范带的实现。     

推进城市化进程,跨越水资源门槛,实现大开发战略

人类社会的城市化进程始终是与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同步的 ,水资源短缺将是制约城市发展的一道门槛。然而 ,在我国西部地区存在着严重的水资源短缺和难以利用的情况 ,无序的城市化又进一步恶化了本已极为严峻的水资源短缺。但城市化始终是实现西部开发的必然选择。因此 ,在实现西部大开发战略 ,推进城市化进程的过程中 ,必须通过严格控制中心城市规模 ,以控制对水资源的局部过度需求 ;通过进一步优化城镇体系布局 ,在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同时 ,实现区域范围内水资源的供需平衡 ;通过对现有的城市产业结构加以调整 ,以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只有依靠这种适宜的城市化战略 ,才能在城市化进程中跨越水资源门槛 ,最终实现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开发的资源利用效率测度与评价——基于30个省会城市的实证研究

城市开发要追求资源利用的高效率,对城市开发的资源利用效率进行测度和评价可以为城市开发规划和政策制定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以中国30个省会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的模型和方法,对其资源利用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行了测度和评价。研究指出:从总体上看,我国省会城市开发的资源利用效率较低,有19个城市处于无效状态;大部分省会城市处于规模收益递增或递减的状态;投影分析表明省会城市开发中存在资源的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现象;从省会城市的区域分布上看差异较为明显,东部地区省会城市开发的资源利用效率要高于中西部地区;综合效率和多个投入产出指标之间存在一定的多元因果关系。城市开发应加大技术投入,优化资源配置,控制城市规模,要依靠技术进步来提高开发的资源利用效率。     

安徽省城市化进程中的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基于STIRPAT模型

通过对安徽省2000~2011年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及碳排放强度进行了测算分析,并基于STIRPAT模型,运用因子主成分回归方法,构建影响城市化进程中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子模型,对城市化进程中碳排放影响因子进行定量分析研究。研究表明：安徽省2000~2011年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呈逐年递增态势,碳排放强度和能源强度均逐年递减态势;安徽省在城市化快速进程中,第二产业产值、第三产业产值、城镇人口比重、城镇建成区面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加1%时,碳排放总量将增加1.208 8%、0.202 0%、0.502 3%、4.793 8%、1.066 0%;当能源强度每下降1%时,碳排放总量将减少0.120 2%;城镇建成区面积扩张、工业化水平提升促进了能源的消耗,成为碳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鉴于此,提出严格控制城市发展用地规模、通过科技创新推动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及开发利用新能源、优化产业结构及提高三次产业占GDP比重、建设紧凑型低碳城市、倡导低碳绿色生态的生产消费模式等政策建议,为实现建设生态文明以及实现“生态安徽”与“美丽安徽”目标提供科学依据,也可为中尺度（省级行政区）城市化进程中碳排放的研究提供示范     

唐山市协调工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创新途径

唐山市作为一个传统的重工业城市 ,多年来一直以资源型工业为主体 ,工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矛盾十分突出。本文以此为例 ,探讨了依赖于资源优势的工业发展过程应如何协调其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认为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 ,应作为一个持久努力的目标。目前应尽快通过技术转型和制度转型减少目前工业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促使工业发展向生态工业转变。     

不同类型城市的PM_(2.5)健康风险及影响因素差异

当前,空气污染的现状与公民对干净、健康环境的诉求之间关系紧张,迫使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解决空气污染和相关的健康问题。基于2008—2018年中国338个城市PM_(2.5)浓度和人口密度的遥感数据,采取暴露-响应函数来估算因为长期暴露在PM_(2.5)污染下产生的早逝及相关疾病发病率。进而利用K-Means聚类分析方法将城市分为四类,并针对不同类型城市分别建立计量模型进行健康风险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表明:虽然PM_(2.5)污染及相关的健康风险都经历了恶化、缓解到改善的过程,但全国范围内由污染导致的各类健康问题依旧严峻,早逝、呼吸系统疾病和心脑血管疾病等发病人次高达到数十万。通过K-Means聚类分析方法将全国338个城市划分为工业型城市、资源型城市、中心型城市和其他类型城市,四类城市的健康风险随时间变化趋势基本一致,2018年相比2013年表现出健康风险显著下降的状态。从影响因素来看,健康风险主要受城市化率、人口密度、产业结构、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针对不同类型的城市,工业型城市健康风险的主导因素为城市化率、人口密度和产业结构,资源型城市则为城市化率和人口密度,中心型为人口密度和产业结构,其他类型为城市化率和人口密度。最后根据不同类型城市的城市特性及主导因素差异,分别针对城市发展模式、产业结构优化、公共卫生服务和评价标准深化等方面给出以下四条政策建议:多中心城市模式与城市落户政策双管齐下,降低人口密度;提高行业准入标准,奖罚并行优化产业结构;发挥社区医院功效,提高公共卫生服务质量;将健康成本纳入环境及城镇化质量评估体系。     

低碳城市的评价方法与支撑体系研究

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重大全球性问题,正在影响着各个国家的国民健康、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城市作为经济社会活动的中心,承担着低碳发展的重要任务。本文首先梳理了国内外对于低碳经济和低碳城市研究的最新进展,将低碳城市的特征概况为5个方面:①经济性,即以最少的资源和能源投入,换取最大的经济产出;②安全性,即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③系统性,即低碳城市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④动态性,即低碳目标不是凝固的,而是要不断地调整,不断地适应变化的情况;⑤区域性,即城市低碳目标的实现需要通过区域协作来实现。然后总结了评估城市低碳水平的2种方法:主要指标法和复合指标法,并从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方面构建了低碳城市评价指标体系;最后,本文提出了低碳城市的5大支撑体系,即产业结构体系、基础设施体系、消费支撑体系、政策制度体系和技术支撑体系。     

林业生态安全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DEA-Tobit模型分析——基于生态与产业共生关系

林业生态安全的资源投入产出效率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利于实现林业生态安全建设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林业生态-产业系统的共生发展.运用DEA-SBM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模型对2005～2014年间我国31个省份的林业生态安全效率进行时空分析的基础上,借助PSR模型构建了林业生态安全效率的影响因素体系并利用T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林业产业发展更依赖于规模的扩张而不是技术水平的提升,这不利于生态安全的可持续发展.林业生态安全效率的动态波动较大且技术进步指数偏低,林业生态与林业产业的协调发展存在较大困难.在林业生态安全效率的影响因素体系中,城市化水平、森林消长比,生态林面积、单位面积森林蓄积,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财政支出等对林业生态安全效率的提升作用明显;人均资源总量,科研经费投入强度等对林业生态安全的发展产生较大影响.最后,提出了优化林业产业结构促进林业产业规模集约高效发展、加强创新提升技术效率促进林业生态与产业一体化发展、实现林业资源总量提升和公众生态文化建设的协调发展等对策.     

能源利用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机制——基于长江经济带的空间计量分析

探究能源利用对城市土地利用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对推动区域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实现土地绿色利用转型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研究从产业转移、技术创新及投资扩张等角度分析两者的影响机制,借助熵值法和非期望产出超效率SBM模型测算2006～2020年长江经济带能源利用与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基础上,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能源利用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1)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平均效率由0.535上升到0.784,不仅高值城市数量增幅趋势显著,且集中连片分布趋势明显;(2)能源利用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存在空间交互作用,直接效应系数为0.136、空间溢出效应系数为-0.203,表明能源利用对中心城市的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有推动作用,但其显著抑制了周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提升;(3)政策供给强化了能源利用对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直接影响,同时弱化了能源利用空间溢出效应的负向作用。因此,要积极调整本地区产业结构以降低生产能耗,通过技术创新推动区域能源利用转型,在优化区域能源结构与利用效率的基础上实现区域内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同步跃迁。     

政府主导型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对子牙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思考

作为消除生态环境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负外部性的重要手段,研究生态补偿机制对于指导我国流域生态环境资源开发和流域环境污染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选取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作为研究对象,从生态补偿思想的来源、内涵、实施模式、补偿标准等角度系统梳理了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并论述了市场主导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和政府主导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两种模式的区别与联系.在此基础上,文意从基本思路、政策框架、监管体系等维度分析评述了子牙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发现子牙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是将生态补偿基金扣缴制度、改良的政绩考核制度、生态补偿基金使用监督管理制度等组成有机整体的运行体系,属于典型的政府主导模式,并剖析了子牙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取得成效的原因.最后,本文认为,基于现阶段国情,我国应推行由政府主导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并就完善政府主导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