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环境契合度、地方依恋与旅游者亲环境行为——以武陵源世界遗产地为例

旅游者的亲环境行为对于旅游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旅游环境契合度与地方依恋对旅游者亲环境行为有重要影响.基于旅游环境契合度理论,以世界遗产地武陵源为数据调研地,通过对正在或曾在武陵源旅游的一千余名游客的问卷调查,用AMOS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多层次假设检验以及中介效应检验,以廓清旅游环境契合度对旅游者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旅游旅游环境契合度对旅游者亲环境行为的直接影响不显著,旅游环境契合度正向影响地方依恋,地方依恋也对亲环境行为有着正向影响,地方依恋在旅游者-环境契合度与亲环境行为之间起着中介作用.据此给遗产地景区提出管理建议,引导旅游者的亲环境行为,促进世界遗产地的环境可持续发展.     

九寨沟旅游者地方感对资源保护态度的影响

地方感是国外游憩地理学和环境心理学的研究热点,旅游者地方感对其资源保护态度与行为的影响是地方感应用研究的重要内容。以九寨沟为例,设计量表测量了旅游者的地方感及其资源保护态度,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旅游者地方感与其资源保护态度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九寨沟的自然风景、社会人文对旅游功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自然风景、旅游功能对旅游者的情感依恋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旅游者的资源保护态度直接受其对九寨沟的情感依恋的影响,九寨沟的自然风景、社会人文和旅游功能主要通过旅游者的情感依恋影响资源保护态度,情感依恋在其中起着媒介作用;（3）对自然风景的感知评价是影响旅游者的资源保护态度的主要因素;（4）感知体验水平越高的旅游者,对九寨沟资源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的认同程度也越高。最后讨论了增强旅游者资源保护意识的途径以及地方感研究的实际意义     

基于元分析的游客环境责任行为影响因素整合研究

游客环境责任行为对于推进我国旅游目的地生态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已有研究缺乏对游客环境责任行为影响因素的系统性整合研究。借助元分析法，从756篇国内外文献中筛选出30篇标准文献作为研究数据，对游客环境责任行为（TERB）影响因素进行整合研究。结果显示：（1）个人特征、感知价值、目的地体验、目的地涉入、地方特征、环境态度与地方依恋等7大因素均显著影响TERB，个人特征、感知价值与TERB之间呈中度正相关关系，其余因素与TERB之间均呈高度正相关关系，其中，目的地体验与TERB的正相关关系最强(r=0.600)，而个人特征最小(r=0.260)；（2）样本量、文化背景和出版类型在各因素对TERB的影响过程中具有调节效应，其中，样本量对个人特征、感知价值、目的地体验、目的地涉入、地方特征以及地方依恋与TERB间的关系均具调节作用；文化背景对个人特征、地方依恋与TERB间的关系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出版类型对目的地体验、地方特征与TERB间的关系起到明显调节作用；（3）游客环境责任行为影响机理具有复杂性，不仅受到多个因素的共同影响，而且受到调节变量的影响。最后提出若干管理启示。     

历史街区旅游意象对环境责任行为的驱动性研究——以满意度为中介变量

历史街区是一种承载着深刻社会文化价值的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旅游吸引物吸引着大量的旅游者,但通常会被不良行为破坏。而对作为环境责任行为实施主体的旅游者进行引导是可以促进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大量研究显示,满意度在可以有效评价旅游意象的同时还能有效地驱动环境责任行为。研究基于旅游目的地意象、文化遗产和历史街区的相关理论,对历史街区旅游意象进行了合理的维度划分,还构建了可以解释旅游意象、满意度和环境责任行为三个变量间,直接和间接关系的模型。为了以实证分析的方法验证研究的理论模型,将历史街区旅游意象划分为真实性、保存性、设施与服务性、消费性、环境与安全性5个维度。对赴芙蓉街进行观光旅游行为的600位旅游者进行了现场随机调整,经筛选从中提取了577个有效样本,回收率达到88.85%。以SPSS Amos 21.0对回收样本进行了信效度分析。模型拟合度验证和假设检验。研究发现:(1)历史街区旅游意象的真实性、保存性、设施和服务性、消费性以及环境和安全性5个要素对旅游者满意度均存在有效地驱动性。(2)历史街区旅游意象的真实性、保存性、设施和服务性以及环境和安全性4个要素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均存在有效地驱动性。(3)满意度不仅本身对环境责任行为存在有效的驱动性,并且在历史街区旅游意象各个要素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驱动性上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助推作用。     

乡村转型视域下农村土地旅游化利用行为驱动机理——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和人际行为理论的整合框架

农村土地旅游化利用是乡村振兴背景下城郊乡村土地利用转型的重要现象之一,是缓解乡村振兴中旅游用地矛盾和提高土地利用效益的重要途径,而农户旅游行为则是推动土地旅游化利用的内在动力。研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和人际行为理论的整合分析框架,以杭州市和长沙市典型旅游村451份农户调研样本为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乡村转型视阈下农村土地旅游化利用行为的驱动机理,以揭示新阶段农村土地利用转型的深层规律。结果表明：(1)农户土地旅游化利用行为中存在“意愿—行为”的自主驱动、“意愿—组织支持—行为”引导驱动、“行为态度—行为”经济驱动、“知觉行为控制—行为”约束驱动和“情感—行为”情感驱动等五重内在逻辑关系。其中,“意愿—行为”自主驱动占主导地位,组织支持的引导驱动是衔接农户意愿与实际行为的关键动力。(2)乡村旅游经济、社会效益预期是农户土地旅游化利用行为态度的重要驱动力,符合经济激励和价值追求的双重逻辑;规范信念是农户主观规范的重要因素,其中指令性规范作用较大;农户知觉行为控制中更注重对风险评估和抵御机制、资源获取和配置能力以及专业技能水平的考量;土地旅游价值功能认知与土地依恋是农户个人情感维度重要因...     

旅游者交通碳足迹空间分布研究

基于生命周期评价理论的碳足迹分析方法成为碳排放计量的重要方法之一。按照旅游业"碳减排"的"计量-减排-补偿"三步走的逻辑主线,其碳排放计量是其节能减排的第一步。旅游作为一种因旅游需求的近似性而引起的旅游者集体性空间移动现象,是一种复杂的空间动态流,具有一定的方向性、流动规模、封闭性、不规则性、时空分布等特点。旅游者交通碳足迹研究将旅游者从客源地-目的地-客源地的中观尺度进行考量,具有显著的旅游产业空间运动特征,不仅可以突破现有不同尺度下碳排放研究的割裂,从点、线、面整体认识旅游者交通碳排放,而且可以更加深入地认识旅游业碳排放的空间影响,同时也可以丰富旅游业碳排放的计量理论与方法。本文以世界自然遗产地张家界旅游线路为研究对象,首先构建了客源地-目的地-客源地为核心的旅游者交通碳足迹分析框架,从旅游者总人数、出行距离、交通方式类型等要素构建旅游者旅游线路交通碳排放计量模型,并提出了消费溯源、边界明确和区域共担三项旅游者交通碳排放计量原则。其次梳理了张家界旅游线路中各客源地的游客人数与比例,客源地到张家界的主要线路安排、交通工具使用、涵盖的旅游目的地等基础内容,最后计算了2010年张家界线路旅游者交通碳足迹并绘制其空间分布图。研究发现,2010年张家界线路的旅游者交通碳足迹为5 442 839.93kg。其中,长沙、韶山、张家界和凤凰组成的黄金旅游线路占78.44%;芙蓉镇、常德、衡山、桂林、怀化、吉首、神农架、宜昌、凯里等周边其他旅游地占14.1%;武汉、天津、北京和上海等国内外重要旅游集散地占7.46%。整体呈现集中于湖南省内核心旅游目的地,辐射周边省份重要旅游目的地,涵盖北京、上海等重要旅游集散地的空间分布格局。     

城市自然景区游客环境责任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城市自然景区是城市中不可多得的旅游资源和游憩空间,游客旅游行为对城市自然景区的游憩冲击一直是城市旅游管理亟待解决的棘手问题,研究游客的环境责任行为是控制游憩负面冲击,增强城市自然景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有效途径。本研究在国内外文献综述和实践观察基础上,将游客社会责任意识引入游客环境冲击感知和环境责任行为的关系研究中,建立了包含生态环境冲击感知、不友善行为感知、游客冲突感知和设施管理冲击感知四个游憩冲击感知变量,自我约束行为和保护促进行为两个环境责任行为变量的"游憩冲击感知—社会责任意识—环境责任行为"理论模型,应用问卷调查和结构方程模型,以长沙岳麓山国家5A级景区为案例,对城市自然景区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展开定量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游客游憩冲击感知对环境责任行为的直接影响作用较小,生态环境冲击感知对环境保护促进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游客社会责任意识对环境自我约束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在游客环境冲击感知、设施管理冲击感知、游客冲突感知与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关系中起中介作用;(3)游客冲击感知对社会责任意识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游客生态环境冲击感知和设施管理冲击感知对游客社会责任意识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游客冲突感知对游客社会责任意识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根据研究结论,文章最后指出城市自然景区游客环境责任行为若干管理启示。     

旅游者对旅游风景区的环境感知研究——以五泉山风景区为例

通过对旅游者旅游资源环境感知调查、态度分析,能了解旅游者对风景区的满意度,对于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以五泉山风景区为例,结合实地问卷调查与访谈的方法,研究旅游者对五泉山风景区的环境感知,结果显示:旅游者对五泉山风景区旅游环境总体环境感知一般;对五泉山风景区的自然环境呈正面、积极感知,但是对饮食服务水平、旅游从业者服务态度、文化特色、环境设施等持保留态度;旅游者对在风景区内的环保责任和行为都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旅游者对景区的忠诚度一般;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和旅游规划方面应当更有所作为。     

雨崩徒步旅游者旅游净生态足迹研究

将旅游净生态足迹的思想首次引入国内,阐述其内涵及计算方法,应用于云南梅里雪山腹地--雨崩村的徒步旅游者,对高生态足迹地区游客到低生态足迹地区进行旅游活动的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在一定停留时间下,游客到雨崩徒步旅游一次的旅游净生态足迹会很小甚至出现负值,说明进行这样一次旅游活动对于减轻全球环境压力是有贡献的,对"旅游是一种高消耗的活动"的绝对性提出质疑.从寻找游客旅游毛生态足迹和客源地日常生态足迹之间差异的角度提山的旅游净生态足迹不仅可以从宏观角度对旅游活动的环境影响作出更为客观的评价,还可从全球环境保护的角度为旅游客源市场的开发提供策略指导.最后分析讨论了旅游净生态足迹的三种取值情况,及旅游者从事旅游活动的类型、客源地与旅游地之间的距离及交通方式、旅游者在旅游地的停留时间三个主要影响因素.     

乡村旅游地居民政府信任对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影响——地方依恋的调节效应

乡村旅游发展不仅能够拉动地方经济的增长,也能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探索居民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前因变量和形成机制是推动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并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尤其在乡村旅游发展引发的多利益主体复杂关系中,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度是保证乡村旅游有序发展的关键环节,但现有研究中关于旅游地居民政府信任对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影响机制尚缺乏深入的探讨。文章基于社会交换理论,以居民旅游参与度和旅游影响感知为中介、地方依恋为调节,以山东省8个代表性乡村旅游地为案例研究地,量化分析政府信任对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影响机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政府信任正向显著影响居民旅游发展参与度、旅游感知获益和支持度,负向显著影响旅游感知成本;参与度和旅游感知获益部分中介政府信任与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关系;地方依恋对政府信任与参与度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与已有研究相比,文章从乡村旅游地居民政府信任切入,阐释了居民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形成机制,在影响机制探索中强化了社区参与和地方依恋的作用,对深刻理解居民政府信任促进旅游发展支持度的传导机制、激发居民旅游发展支持行为提供了理论解释和实证支持。这意味着,为有效提升社区居民旅游支持度,需要重视社区居民的政府信任度,增强政府与居民良性互动,广泛吸纳社区居民积极参与旅游发展过程,提升社区居民在乡村旅游发展中的获得感,并培育居民对乡村的地方依恋情感,进而发挥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积极作用。     

居民环境后果认知对保护旅游地环境行为影响研究

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及频繁爆发的自然灾害事件,越来越多的旅游地生态环境受到人为及非人为活动的干扰。生态环境是旅游业得以正常运行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之一,因此旅游地环境保护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研究以旅游地社区居民为案例借助NAM模型(Norm Activation Model)研究居民环境后果认知对保护旅游地环境行为的驱动机制,并对青城山-都江堰与九寨沟居民样本进行对比分析。经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得到以下结果:①青城山-都江堰与九寨沟两组模型中均表现出因变量保护旅游地环境后果认知对环保道德规范作用最强,因变量灾害后果认知对环保道德规范影响次之,因变量旅游环境影响认知对环保道德规范无影响;②两组模型中环保道德规范作为中介变量均表现出对日常环保行为影响最强,对景区生态关注影响强度次之,对高级环保行为意愿影响强度最弱;③保护旅游地环境后果认知是影响居民实施保护旅游地环境行为最主要的环境后果认知维度;④青城山-都江堰居民保护旅游地环境后果认知对保护旅游地环境行为及行为意愿三个维度影响强度均大于九寨沟,而九寨沟居民灾害后果认知对保护旅游地环境行为及行为意愿三个维度影响强度均大于青城山-都江堰。旅游地环境管理要充分考虑和提高居民的合理利益,并加强环境、灾害意识与传统文化教育有利于激发居民主动实施环保行为,有利于旅游地环境可持续发展。     

基于百度指数的湖南旅游目的地城市旅游者网络关注度及其空间格局研究

网络关注度从赛博空间层面反映了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整体感知。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以综合运用"直接取词法"和"范围取词法"选定的与湖南旅游目的地城市旅游活动密切相关的共计103个关键词的百度指数构建而成的网络关注度指数为分析数据,对湖南旅游目的地城市的网络关注度及其空间格局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1)旅游者对湖南各旅游目的地城市的网络关注程度有所差别,但是上述旅游目的地城市的网络关注度在年度周期内呈现出同步波动态势,具有较强的"共现性";(2)旅游者对湖南各旅游目的地城市的网络关注度构成了相对完整的关联结构,但是岳阳与其他旅游目的地城市之间网络信息互动较弱,娄底和益阳与其他旅游目的地城市之间基本没有网络信息互动;(3)旅游者对湖南各旅游目的地城市的网络关注度的网络影响力呈现出明显的等级结构,其中,长沙、郴州和株洲具有显著的"结构洞"优势,对湖南各旅游目的地城市之间的信息流动起到的"桥接"作用明显;(4)旅游者对湖南各旅游目的地城市的网络关注度的空间关联网络可以划分4个板块:其中湘西州位于"经纪人"板块;衡阳等4个节点位于"献媚"位置;长沙等6个节点位于"首属人"位置;娄底、岳阳和益阳则位于"孤立"位置;(5)旅游者对湖南各旅游目的地城市的网络关注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湖南各旅游目的地城市的资源禀赋和旅游产业发展状况,但两者之间并不完全匹配。湖南各旅游目的地城市的资源禀赋和旅游产业是旅游者对湖南各旅游目的地城市产生网络关注度的基础,而网络关注度则主要通过促进或阻碍地理空间因素的方式对湖南旅游目的地城市网络关注度及其空间格局产生影响。鉴于上述研究发现,论文提出,要促进湖南省的旅游产业发展,各旅游目的地城市除了需要强化自身的优质资源建设,凸显各自的旅游发展特质之外,还需要扩大各旅游目的地城市之间的旅游信息交流和合作,尤其需要促进湖南各旅游目的地城市与其他区域之间的旅游者、旅游信息等要素的自由流动,逐步形成多中心、多网络协同发展的旅游空间格局。     

自然观光地旅游者的风险感知变化及差异分析——以九寨沟自然风景区为例

旅游风险感知就是旅游者在其旅游行为前及过程中对可能发生的负面结果的感知,风险感知目前已成为旅游安全研究中的重要内容。通过构建旅游者风险感知量表,以九寨沟为案例地进行实证研究得出：（1）旅游者感知风险主要分为3个维度：功能障碍型、危机事件型及文化冲突型;（2）旅游者的总体风险感知较小,其中功能障碍型风险较大,其次为危机事件和文化冲突,并且地震等危机事件并未成为旅游者担心的主要风险;（3）不同旅游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花费冤枉钱”、“迷路或与同伴走失”、“语言障碍”等方面,性别、地域、是否经历过灾害、是否买保险、是否带药品等因素对各类风险感知差异没有显著影响。旅游者风险感知研究为完善旅游安全理论提供了参考,并且对旅游地的风险管理提供了依据,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     

集群内资源型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关键影响因素的识别研究

企业作出绿色行为决策进而实施生态化的绿色行为对我国资源型产业集群走出中国式低碳之路、实现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本文通过对湖北宜昌、荆门、河南郑州资源型产业集群中30家企业的调查,采用熵权决策模型对影响资源型产业集群中企业绿色行为决策的关键因素进行了辨识,并进一步横向比较分析关键因素对不同性质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影响的关键度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在置信水平λ=0.99下,企业预期收益、环境规制、生态环境、产业集群的网络特征以及企业社会责任是影响资源型产业集群中企业绿色行为决策的关键因素,其关键度分别为0.999 8、0.998 2、0.997 7、0.996 3和0.994 8;2企业的性质未能影响其对关键影响因素的整体把握,但五项关键影响因素的关键度会因为企业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其中,预期收益驱动与环境规制约束是影响企业绿色行为决策的两类根源,不同性质的企业面对的环境规制约束相同,追求预期收益具有一致性,预期收益与环境规制对不同性质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影响的关键度非常接近;相较于私营企业,国有企业进行绿色行为决策时,更多的是基于生态环境和企业社会责任的考量,企业社会责任、生态环境对国有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影响的关键度高于对私营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影响的关键度;产业集群网络是企业获取外部资源的重要载体,国有企业在我国资源型产业集群中通常占主导地位,更多的是影响集群中其他企业的绿色行为决策,而私营企业由于规模较小,其经营方式灵活性高,更容易受到产业集群网络的影响,产业集群的网络特征对私营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影响的关键度更高。本文最后对研究的理论涵义进行了总结,并主要针对五项关键影响因素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基于海洋生态产品的海岛旅游绿色发展经济激励额度评估

海洋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了环境友好型海产品、可持续海洋原材料、可持续基因资源、生态旅游产品、海景观房地产等海洋生态标签生态产品和减缓温室效应产品、净化环境要素产品、灾害控制产品等海洋关键环境要素生态产品。本文以海洋生态产品理论为基础,将海岛旅游绿色发展含义界定为旅游目的地环境友好型海产品的生产与消费,旅游目的地海洋生态系统与森林生态系统持续稳定地提供核心生态系统服务和旅游业低碳排放;并运用海洋渔业生态标签制度(MFELS)、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ES)和市场替换法(MRM),以山东省长岛县为案例地,以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获取的数据为基础,对海岛旅游绿色发展经济激励额度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1)运用MFELS可获得0.207 0×10~8元/a的经济激励资金,其中山东省短途客源地游客、京津冀晋豫中途客源地游客和其他省市区长途客源地游客平均每人次分别承担13.26元、17.57元和17.56元;(2)运用PES可获得0.673 6×10~8元/a的经济激励资金,其中短途游客、中途游客和长途游客平均每人次分别承担43.44元、57.89元和54.42元;(3)运用MRM可获得0.154 1×10~8元/a的经济激励资金,其中各类游客平均每人次分别承担0.00元、14.59元和34.58元;(4)运用MFELS、PES和MRM可获得1.034 7×10~8元/a的经济激励资金,其中各类游客平均每人次分别承担56.70元、90.05元和106.56元。研究建议:各客源地游客承担海岛旅游绿色发展经济激励资金应考虑区域的差异性特征。     

地方依恋有助于提高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吗?——基于湖北省调查数据的分析

在农村社会转型背景下,从人地关系视角探讨农户地方依恋对其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对剖析农村环境治理难题意义重大。以湖北省为例,利用1074份农户微观调查数据,从环境心理学视角下的人地关系出发,探讨了地方依恋对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工具变量法(IV-Oprobit)进行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①农户地方依恋水平整体一般,通过提高农户对村庄的依恋水平,可显著提升其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具体而言,农户地方依恋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可使其环境治理“非常愿意”参与的概率提升35.51%。②社会信任在地方依恋对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影响中发挥显著的调节和中介作用。一方面,地方依恋对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会随着农户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地方依恋能够显著增强农户社会信任水平,从而提升其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即社会信任是地方依恋影响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重要传导中介,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23.37%。③代际差异分析表明,在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群体中,地方依恋对其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影响均显著。此外,性别、环保意识和环保态度等对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也产生显著影响。据此,应加强村庄基础设施和文化建设等,不断增强农户的村庄认同感和依恋感,进而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提升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水平。     

环境规制的绿色创新双边效应

文章基于我国2007—2018年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边随机前沿模型,对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创新效率的创新补偿效应、遵规成本效应及净效应进行分解,并对其规律特征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遵规成本效应要小于创新补偿效应,使得环境规制的综合效应为正,即"波特假说"在样本内得到验证。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遵规成本效应平均为0.001 6,创新补偿效应平均为0.184 1,这使得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净效应平均为0.182 5。平均而言,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使得绿色创新效率高于前沿水平18.41%,而环境规制的遵规成本效应使得绿色创新效率低于前沿水平0.16%,两者抵消后的综合作用使得绿色创新效率高于前沿水平18.25%。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中,遵规成本效应占比5.11%,创新补偿效应占比高达94.89%,环境规制对总方差的解释力度为81.61%。②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驱动效应的大小呈2012年前增加其后降低的"倒U型"时间分布特征。③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驱动效应较大的区域多位于中西部地区,而东部一些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驱动效应较小。④绿色创新效率驱动存在环境规制和市场之间的权衡问题。市场化水平越高的地区,反而环境规制的驱动效应越小,扭曲效应越大。据此,进一步提出制定适宜区域差异性的环境规制政策,在加强环境规制的过程中,制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政策,减少过激环境规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等政策建议。     

山岳型遗产地环境容量动态管理研究

遗产地环境容量的测量与管理,是涉及许多学科的研究命题。传统的环境容量研究是以静态测量为技术手段,获得的是每一个特定空间静态容人量的最佳值和饱和值。但现实中影响环境容量的主体——游客的行为是动态的,而且在山岳型遗产地的线形游览空间中,不同节点的环境空间特征是多样化的,当游客集中到访时,同样规模的客流对不同特征的环境空间所造成的压力不同,这就使静态测量的环境容量值在管理实践中失去了效力。本文引入时间维度、遵循旅游流时空聚集规律提出了山岳型遗产地环境容量动态管理的新方法——旅游流时空卡口识别,并以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泰山为案例进行了实证研究,运用时间地理学方法分析旅游流时空分布特征识别泰山中路旅游流时空卡口。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泰山中路旅游流时空卡口主要集中分布在红门、经石峪、中天门、南天门、天街、玉皇顶、日观峰七个空间区域,而时间上则相对分散,在各个时段都出现了旅游流时空卡口;整个泰山中路的旅游流时空卡口仅占全部时空区域5.52%,但却吸引了接近50.04%的游客在此聚集停留。由此可见,对于时空卡口的观测和管理,是山岳型遗产地保护与管理工作的最关键环节。文章最后从调节游客个体行为、动态控制旅游容量、建立智慧旅游预警系统三个方面,讨论了旅游流时空卡口识别法在山岳型遗产地环境容量管理中的应用前景。旅游流时空卡口概念的提出及识别方法的构建,不仅在理论上弥补了旅游环境容量测算体系的缺陷,更在遗产地环境容量、资源与游客安全管理体系中解决了旅游流动态监控、及时预警、提前调节等关键问题,实现了遗产地旅游开放状态下的环境、资源与游客管理的安全可控。     

环境综合治理背景下农村居民亲环境行为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基于苏皖两省413份农村数据,文章引入意识-情境-行为模型,运用相关分析、层次回归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等探讨了中国文化背景下农村居民“公”“私”领域的亲环境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亲环境意识是亲环境行为产生的基础,环境知识和环境情感对农村居民公、私领域的亲环境行为均产生显著影响,而环境态度仅对农村居民的公领域亲环境行为产生影响,个体责任意识只对农村居民的私领域亲环境行为产生显著影响。从交互效应看,环境态度和个体责任对农村居民公领域的环境友好行为存在两两的正向交互作用,即对环境问题持有高度个人责任感的群体,培养其积极的环境态度能显著提高该群体的公领域亲环境行为选择偏好。在个体实施成本中,行为麻烦程度负向影响农村居民公私领域的亲环境行为,物质主义观念对行为的主效应不显著。且物质主义观念对态度-行为路径存在负向的调节作用,行为麻烦程度则对情感-行为路径存在负向的调节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物质主义观念也对个体责任-行为路径存在正向的弱调节作用。此外,中国文化确实在居民的亲环境意识和行为中发挥着背景效应。对此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农村居民环境保护意识;发挥组织引领,激发农村居民环境保护热情,充分发挥农村居民主人翁作用;加大资金支持,创造便利、便捷、有效的社会条件和社会环境,减少农村居民实施亲环境行为的金钱、时间和精力成本;注重文化影响,充分发挥良好乡风文明具有的浸润人心、规范行为的积极作用,逐步提升农村居民的文明素养,培养农村居民环境保护的内生动力。     

环境综合治理背景下农村居民亲环境行为研究

基于苏皖两省413份农村数据,文章引入意识-情境-行为模型,运用相关分析、层次回归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等探讨了中国文化背景下农村居民"公""私"领域的亲环境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亲环境意识是亲环境行为产生的基础,环境知识和环境情感对农村居民公、私领域的亲环境行为均产生显著影响,而环境态度仅对农村居民的公领域亲环境行为产生影响,个体责任意识只对农村居民的私领域亲环境行为产生显著影响。从交互效应看,环境态度和个体责任对农村居民公领域的环境友好行为存在两两的正向交互作用,即对环境问题持有高度个人责任感的群体,培养其积极的环境态度能显著提高该群体的公领域亲环境行为选择偏好。在个体实施成本中,行为麻烦程度负向影响农村居民公私领域的亲环境行为,物质主义观念对行为的主效应不显著。且物质主义观念对态度-行为路径存在负向的调节作用,行为麻烦程度则对情感-行为路径存在负向的调节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物质主义观念也对个体责任-行为路径存在正向的弱调节作用。此外,中国文化确实在居民的亲环境意识和行为中发挥着背景效应。对此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农村居民环境保护意识;发挥组织引领,激发农村居民环境保护热情,充分发挥农村居民主人翁作用;加大资金支持,创造便利、便捷、有效的社会条件和社会环境,减少农村居民实施亲环境行为的金钱、时间和精力成本;注重文化影响,充分发挥良好乡风文明具有的浸润人心、规范行为的积极作用,逐步提升农村居民的文明素养,培养农村居民环境保护的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