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污染、规制治理与公众参与的演化仿真研究

研究公众参与雾霾治理和地方政府规制污染企业减排的策略选择对于"坚持全民共治、源头防治,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打赢蓝天保卫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基于一个公众以健康损失和迁徙损失为代价要求地方政府规制污染企业减排的"公众不参与,政府不规制"囚徒困境博弈模型,然后引入中央政府环保督查和公众参与第三方监管,构建中央-地方-公众三方非合作演化博弈模型,借助数值模拟技术对模型收敛于理想"合作"演化均衡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央政府能够以环境行政管制调控地方政府不规制行为与动机,公众参与的第三方监管作用以改变地方政府理性预期为前提,系统能够实现"中央给压力,地方来推动,公众都参与"理想演化稳定均衡。进一步研究表明,对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策略影响公众第三方监管可完全替代中央政府行政管制作用,有助于形成解决大气污染防治地方政府"中梗阻"问题的共同制约机制。新时期,为了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合作"治理模式,中国环境管理需要形成生态文明理性预期,建立环保督查长效机制;强化地方治污监督责任,落实企业主体治污责任;保障公众参与法律途径,完善公众参与监督机制。     

江苏省太湖流域工业水环境监管体系构建

为解决水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矛盾的问题,研究行之有效的工业水环境监管体系。对江苏省太湖流域现行工业水环境监管体系的现状进行分析,提出其中存在的关键问题。从监管参与主体的委托-代理关系出发,采用信号博弈的理论方法,构建委托-代理关系的博弈模型,并得出博弈均衡,对江苏省太湖流域现行工业水环境监管体系构建进行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增加地方官员纵容污染的政治成本,提高公众参与的程度,对于实现地方政府与排污企业的博弈均衡、保障监管有效实施有着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构建江苏省太湖流域工业水环境监管体系。变革传统监管体系中地方政府作为唯一监管主体,为兼容上级政府的行政、司法监督和公众等社会性监督的中央-地方-公众合作监管体系。形成了核心层面与辅助层面组成的双层监管结构,以及自上而下监管和自下而上监督的双向监管模式。最后为江苏省太湖流域设计中央-地方-公众合作的工业水环境监管体系运行流程。     

欧盟跨界流域管理对我国水环境管理的借鉴意义

欧洲联盟在跨界流域管理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对我国的水环境管理,尤其是跨界流域管理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从立法保障、管理机构、运行机制、资金保障和公众参与等5个方面分析了欧盟跨界流域管理的经验和做法;并对我国水环境跨界管理现状进行了解析。在上述基础上,针对我国的水环境管理工作提出了3方面的建议,即：完善法律法规,明确各级政府对流域跨界断面的监管职责,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形成保护合力;制定流域综合管理规划,协调专项规划,确保跨界断面水生态保护目标的实现;鼓励公众参与,全方位促进和改善跨界流域管理工作。     

工业水环境监管契约研究

对工业污水排放的有效监管是水环境保护的重要环节。分析了我国目前监管主体所处的困境,考虑中央监察与公众参与的监督约束作用,构建了水环境监管体系。并设计出具有激励约束惩罚效力的水环境监管契约,建立委托 代理模型,通过求解得出监管契约中污水排放标准、监管频率、补偿额度以及罚款数额的最优值。在此基础上,以太湖流域两个成本类型差异较大的印染企业为例,定量设计两级水环境监管契约,分析公众参与程度和地方政府庇护企业程度对契约取值的影响。结果表明：提高公众参与程度可以有效降低罚款额度,削减政企矛盾;当公众参与程度和惩罚额度一定时,通过环境问责等制度降低地方政府庇护企业的程度,能够减小监管频率,从而削减监管执行成本     

试论土地复垦学在环境科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土地复垦学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应用学科,是土地科学和环境科学的重要分支。本文从土地与环境关系的角度,阐述了土地复垦的必要性,并从土地复垦学的研究对象、任务等方面论述了其在环境科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采矿占损土地驱动因子及治理资金效益定量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本文采用panel data模型和空间分析方法对我国采矿占损土地的时空分布、影响因素和资金使用效益进行了定量研究。2003-2012年,我国矿山累计占用和破坏土地面积呈增加趋势,治理任务繁重。以31个省(市)10年数据开展的计量研究表明,当年和上一年采掘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会对当年采矿占损土地面积的增加起显著正向作用,当年及上一年治理总资金的增加会显著提高本年恢复治理面积。由于历史遗留问题严重,现有治理资金无法对累计采矿占损土地面积的下降起显著作用。同时,研究结果还表明,中央财政专项资金起到了拉动地方财政和企业投入矿区环境整治的积极性,并对当年恢复治理面积的增加起到了显著作用。建议进一步完善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从源头上减少采矿占损土地,加大资金投入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积极吸纳社会资本参与矿区土地综合整治,大力发展矿山环境保护和土地复垦新技术,加强公众监督。     

中国采矿占损土地驱动因子及治理资金效益定量研究

本文采用panel data模型和空间分析方法对我国采矿占损土地的时空分布、影响因素和资金使用效益进行了定量研究。2003-2012年,我国矿山累计占用和破坏土地面积呈增加趋势,治理任务繁重。以31个省(市)10年数据开展的计量研究表明,当年和上一年采掘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会对当年采矿占损土地面积的增加起显著正向作用,当年及上一年治理总资金的增加会显著提高本年恢复治理面积。由于历史遗留问题严重,现有治理资金无法对累计采矿占损土地面积的下降起显著作用。同时,研究结果还表明,中央财政专项资金起到了拉动地方财政和企业投入矿区环境整治的积极性,并对当年恢复治理面积的增加起到了显著作用。建议进一步完善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从源头上减少采矿占损土地,加大资金投入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积极吸纳社会资本参与矿区土地综合整治,大力发展矿山环境保护和土地复垦新技术,加强公众监督。     

公众参与自然资源管理的实践模式——基于国内外典型案例的对比研究

在自然资源管理过程中引入公众参与是为了满足公众自身利益,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最终达到自然资源效率提升和可持续利用的双重目标。选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进行对比分析;侧重于主导发起主体的不同,归纳出三种参与模式,进而对模式特点、模式间比较以及模式的整体演变过程进行阐析;以发展中国家中国为例,提出在中国实施公众参与自然资源的措施建议和路径导向。结论如下:①发达国家公众参与自然资源管理模式呈现出参与行为的法律化、参与主导的非政府化、参与意识的增强化和参与主体的广泛化特点,而发展中国家的参与模式则呈现出参与主导的政府化、参与意识的淡薄化和参与途径的单一化特点;②依据发起主体不同,公众参与自然资源管理的模式分为政府主导发起型参与、非政府主导发起型参与和公众自觉发起型参与,并按照参与认知水平的提升而不断演进;③在中国实施公众参与自然资源过程中,要提升公众参与认知水平,强化法律保障建设,转变主导发起者角色,拓宽参与途径,从而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双碳”目标下矿山修复规划制度的创新

在实现“双碳”目标的进程中,创新矿山修复规划的目标和内容,保障矿山生态产业链发展。矿山修复规划的目标由土地复垦走向生态修复是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趋势决定的,更是“双碳”目标任务中明确实施生态修复提升固碳功能的重要性引导的。以生态修复为目标来编制矿山修复规划,规划内容不限于将土地复垦到采矿塌陷前的可用状态,而是修复矿山生态系统的生产功能与生态功能,将生态产业链纳入矿山修复规划内容。对生态产业链进行专章规划,将生态修复目标融入“双碳”目标体系中,沿着“减法”的制度路径规划可再生能源产业,沿着“加法”的制度路径规划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业。矿山生态修复将自然生态修复与社会经济修复相结合,矿山修复规划需要坚持生态优先原则,变更修复后的土地类型与利用性质,增加生态用地、补充建设用地,保障生态产业链对生态用地、建设用地的需求。在保障措施规划方面就矿山修复技术创新、生态产业链技术创新、第三方技术与资金引入等进行规划;就采矿塌陷前后农民与采矿企业关于矿山修复土地流转模式,生态修复及生态产业链建设后的验收移交方案进行统一规划。构建包容性的矿山修复规划制度,在各级政府编制矿山修复规划的制度下,积极引导在建和生产...     

公众环境监督行为、公众环境参与政策对工业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公众越来越重视污染治理问题,并积极地参与到环境治理中。公众对环境污染的监督本质上是一种监督式的环境参与行为,为了促进公众的环境监督行为,政府颁布了诸多公众环境参与政策以保障公众环境监督权利的实施。本文以2006—2014年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和国家层面的时间序列数据为研究样本,分析了公众监督行为以及公众环境参与政策对于工业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并研究了公众监督行为与政策间的交互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从省级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来看,以环境来信和政协提案衡量的公众监督行为与工业"三废"的治理效率相关程度不强,但在国家层面上公众的环境来信行为能够显著地提高工业污染治理效率;公众环境参与政策在这两种情形下,对工业污染治理效率均呈现出促进作用,说明政府颁布的公众环境参与政策更具强制性,对环境污染的治理效率具备一定的正面效力,能够减缓环境条件的恶化速度。另外,从国家级的公众环境参与分析结果来看,政策对环境治理效率具有长期影响效应,当期开始便会对污染物的治理效率产生最大的影响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效力会不断的削弱。公众参与政策和环境来信之间存在良好的交互作用,并且当期的政策同样能影响未来1～3 a的公众监督行为。政府颁布的政策能促进公众的环境来信行为,公众的环境来信行为同样有助于政策的完善与实施,两者的交互效应能够对环境治理产生正向作用。所以,面对环境问题,在坚持政府自上而下领导作用的同时,也要注重公众自下而上的环境参与诉求。     

网络信息技术应用于环评公众参与的可行性研究

环境影响评价是我国防治规划编制和建设项目导致的潜在环境污染的制度支撑,公众参与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现阶段我国在实施环境影响评价时多采用传统手段征求公众意见,存在诸多问题,与公众对环境信息的获取与反馈期望差距较大。我国目前网络信息技术发展很快,技术水平足以支持应用这些技术来获取、存储和分析公众参与调查信息。西方发达国家运用网络信息技术实施公众参与已有成熟的实例,本研究结合我国现状与国外经验,设计并提出了应用网络信息技术进行公众参与的系统建设方案。     

公众参与野生动物保护法治的困境和出路北大核心CSCDCSSCI

在“一路象北”事件中,尽管中国政府和民众对野生亚洲象采取的各种积极保护措施值得世界称赞,但重新审视和科学规划野生动物栖息地应是当务之急,而公众参与法律制度的完善对于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意义重大。公众参与野生动物保护立法,能够表达其对野生动物保护及与此相关的公共安全事务的愿望、意见和利益诉求;公众参与野生动物保护执法,可降低行政部门监控违规行为及其影响的成本,并减轻起诉违规者的部分负担;在野生动物保护中引入公益诉讼制度,不仅契合公共利益保护的目标,还能通过确保公众有序开展和参与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弥补现有野生动物保护机制的不足。目前,尽管《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在风险防范和生物安全保护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但却未对“公众参与”原则与制度的构建给予足够重视。公众参与制度在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立法、执法、司法等法律运行环节的不完善,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护及生物多样性的维持。因此,法律应保障公众享有一定的野生动物保护参与权。在立法阶段,应明确法案起草、论证、审议全过程的公众参与,保障公众参与的主体、范围、渠道多元及进行立法前评估,以增强立法权威性;在执法阶段,完善野生动物保护信息公开制度,保障公民举报权并完善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在司法阶段,明确规定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制度,对社会组织提起的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提供法律依据和相关支持。     

中国环境影响评价中公众参与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公众参与是环境影响评价中的重要内容,在环境影响评价中发挥着特殊作用。针对目前中国环境影响评价中公众参与的实施状况,提出了公众参与意识不强、参与形式单一、信息公开不充分和公众意见未受到足够重视等一系列问题,并从宏观及具体操作上提出加强环保宣传教育、采取多样化的参与形式、建立完善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和认真对待公众反馈意见等相关的有效对策。     

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的思考与建议

近年来,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日益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大规模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已经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和总体安排。"十二五"时期我国将在已有基础上再建成4亿亩旱涝保收高标准基本农田,此举对于增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加快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以及深化和扩展耕地数量、质量和生态全面管护内涵等具有重要意义。在"十二五"时期要实现既定目标,既面临着建设任务艰巨、资金存在缺口、监管难度较大等困难和挑战,但也具备较为扎实的工作基础,如初步建立了较为科学合理的工作机制、部署开展了各级土地整治规划、颁布出台了相关规章制度等。为确保"十二五"期间完成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任务,文章建议通过积极主动的统筹谋划、大胆务实的改革创新,加快推进这项工作,主要包括:加快编制实施地方各级土地整治规划、健全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工作机制、创新土地整治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机制,以及加大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监管力度等。     

基于改进灰靶模型的土地整治可持续性评价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土地整治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平台和抓手,是解决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和耕地保护之间矛盾的重大举措。基于改进的灰靶模型和改进的熵值法,从土地整治应具备资源经济的实力、保障粮食安全的能力、维护社会和谐的力度、促进环境友好的程度4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评价江苏省土地整治的可持续性,为后续土地整治决策和管理提供参考依据。从评价结果来看,江苏省土地整治基本处于可持续状态,但区域间的差异较大,苏北明显好于苏中和苏南地区,其中徐州达到Ⅳ级高度可持续的全省最高等级;土地整治的单层面可持续性表明,全省土地整治保障粮食安全能力的可持续性均在Ⅱ级水平以上,但多数存在社会和谐与环境友好不可持续的问题。为了提升土地整治的可持续性,应将土地整治工作的重点向改善农民生产生活、防范社会和生态风险方向倾斜,建立相应的公众参与机制和风险管理体系。     

信息工具赋能碳市场建设的功能定位及效能保障

信息工具能够以去中心化、中介式的角色参与碳市场建设,在充分获取碳排放信息、便利市场监管、促进碳价稳定向好、畅通公众参与等方面助力碳排放权交易的平稳有序。在实际应用中,信息工具在碳市场的不同场域可能产生不同的失能形态：(1)数据瑕疵、数据造假、违规运维可能导致碳排放监测数据失真。(2)碳信息数据平台在对原始信息进行深度清洗、去噪、校核过程中可能存在安全风险。(3)单方性规则塑造、潜在失灵与偏见导致的算法侵害是碳排放权交易过程中非正义的重要来源。(4)碳信息共享过程中的数据孤岛易导致行政监管与公众参与不畅。信息工具在赋能碳市场建设过程中的现实梗阻,折射出信息工具在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应用不畅与制度困境。在治理理念上,事中事后监管难以满足信息工具失能风险规制的需求;在制度供给上,试点先行的碳市场建设策略导致各地制度供给不尽相同,有必要完善中央立法的顶层设计。风险防范与治理、行为促进与保障的立法理念,能够克服信息工具失能的全程性、动态性,使风险制造者对行为后果产生稳定预期;央地协同的立法体系,能够突出“双碳”目标的全局性、重要性和战略性,为碳市场建设提供更为系统、有效和全面的法制供给。...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公众参与管理与政府管制互动模型构建

城市生活垃圾问题是21世纪最重要的环境问题之一,甚至已成为人们生活的公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是21世纪最有前景的产业之一,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水平也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文明和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历经20多年的发展,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但相比日趋严重的生活垃圾问题和数量庞大的生活垃圾产量,仅凭政府的力量无法保障城市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管理目标的实现,因而有必要借助公民、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力量的加入。该文基于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公众参与管理与政府管制互动关系的现实基础分析,剖析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公众参与管理与政府管制的演变及特征,分析了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各个阶段公众参与管理与政府管制互动模型,并衍生到分析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的收集、运营及处理的三大环节。同时,根据公众参与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的不同程度以及政府管制程度的强弱,构建公众参与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的三种模型,即公众诱导式参与模型、公众合作式参与模型和公众自主式参与模型,分析了三种模型的特点、优缺点及各利益主体的职责,以梳理解决城市生活垃圾管理问题中政府和公众的职责,推动政府和公众的互动合作,改善城市生活垃圾管理,促进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的实现。     

最严格环境保护制度:现状、经验与政策建议

在总结分析当前我国环境保护制度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相关经验,提出了建立和完善最严格环境保护制度的政策建议。针对当前生态环境保护中的短板和突出问题,建立和完善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需要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目标,加快建立以"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为基础、以"经济调节、公众参与、体制保障"为配套的环境保护制度体系。在源头预防方面,建立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环境保护目标体系、统计体系与核算制度,建立严格的环境准入制度,将环境质量改善和环境风险可接受水平作为环境影响评价的基本准则等;在过程严管方面,建立能够充分体现地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实绩的领导干部政绩评价考核制度、科学严格的环境污染排放标准体系,以及严格监管所有污染物排放的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制度体系等;在后果严惩方面,推行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审计和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刑事责任追究制度等;在经济调节方面,建立绿色财税金融制度体系,推动实施排污权有偿使用与交易制度,建立平衡生态产品生产者与受益者利益关系的生态补偿制度等;在公众参与方面,在法律法规中明确公民环境权利,完善保障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信息公开与立法听证等制度;在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方面,要从上层建筑入手,理顺生态环境保护管理涉及的顶层重大关系,在中央层面明晰资源、环境和生态三个领域的关系,明确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分配,调整环境保护系统内部的管理机构设置。     

基于ILBM的太湖饮用水源地管理研究——以苏州市为例

饮用水源地管理是全球关注的热点,安全的饮用水源供给依赖于不断完善的管理机制,湖泊流域综合管理(ILBM)可以为水源地管理的完善提供很好的框架。湖泊流域综合管理框架由管理组织、政策、公众参与、信息、科学技术和资金六要素构成。基于该框架,文章对苏州太湖水源地管理现状进行了分析和诊断。研究发现,苏州市太湖水源地管理存在缺乏有效的管理组织协调机制、缺乏经济激励型和教育与公众参与政策、公众参与水平低、信息可信赖度差、科学技术与地方需求结合不紧密、资金投入不稳定等问题。基于ILBM管理框架,提出了水源地管理优化的政策建议。     

基于委托代理模型的环境治理公众参与研究

公众参与是我国环境治理中的热门话题,尤其是近年来环保事故频出和极端天气频现后,社会各界对公众参与寄予厚望,因此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效果的研究具有适时性和重要性。本文基于新制度经济学中有关监督和激励理论,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构建了P-S-A(委托人政府;监察者公众;代理人企业)三层委托代理分析模型,对我国环境治理中没有公众参与、公众事后参与、公众事前参与和赋予公众环境损害赔偿权等不同参与模式的治理效果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灵活的激励制度和治理技术水平的提升是提高环境治理效能的必要条件;公众事后对企业实施低技术类型的监督,如举报企业偷排漏排行为等,反而会产生对政府监督的挤出效应,最终社会整体的环境治理效果不一定最佳;公众事前参与对企业或项目环境决策实施高技术类型的监督,如公众参与环评等举措,则会更有效地提高社会整体环境治理效果;而赋予公众环境损害索赔权,则是改变目前我国环境"软治理"约束的根本性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