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兼业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研究

农业面源污染作为一种主要的环境污染形式,历来受到政府和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立足于农业劳动力持续转移的现实,在充分考虑农户"二元身份"性质的基础上,尝试构建农户兼业对农业面源污染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湘赣苏三省水稻种植的经验证据予以实证检验。研究表明:(1)兼业的挤出效应以及收入效应会导致兼业农户的农地利用方式和短期投资发生改变,在考虑兼业综合影响效果的情形下,兼业农户的农业面源污染水平显著高于非兼业农户。(2)剥离兼业对农业面源污染的不同影响路径可以发现,兼业对家庭劳动力的挤出会造成留存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不足,为避免产量损失,兼业农户普遍存在增加短期资本投入以弥补劳动力投入的不足,从而造成农业面源污染问题的加重。但是由于"一家两制"的存在,兼业挤出效应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用于出售的粮食上,而对于自留粮食,兼业所带来的收入提升会增强农户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从而减少其在自留粮食耕地中的农资要素投入,有利于减轻农业面源污染。(3)作为弥补农业劳动力投入不足的有效手段,社会化服务的嵌入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兼业挤出效应的负向作用,但无法完全抵消兼业对农业面源污染的不利影响,且组织性社会化服务的作用效果要优于个人社会化服务。未来在农业劳动力持续转移的背景下,为进一步控制农业面源污染,改善农业生产以及农村生活环境,相关部门应该尽快完善农产品流通市场的检测监督机制,并积极引导社会化服务在扩大作业范围的基础上进一步向标准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人力资本对农户兼业行为及其离农决策的影响研究——基于家庭整体视角

农户兼业行为演化的实质是由家庭成员个体就业行为决策和家庭集体劳动分工决策共同决定的,而人力资本通过影响非农就业对农户兼业决策具有内生作用,但这种作用机制既包括农民个体层面,更涉及农户整体层面。基于家庭整体视角分析了农户人力资本的理论特性,提出了农户人力资本对家庭兼业行为及其离农决策存在双重影响效应的研究假设,在此基础上,运用长三角地区1036户农户调研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劳动成员平均人力资本数量水平提升和成员间人力资本结构差距缩小,对提升农户非农化兼业程度以及增强其主动离农意愿具有积极意义,其中农户人力资本结构效应对农户离农决策更为显著;进一步比较发现,教育和迁移人力资本对长三角兼业农户的非农化发展和离农意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受不同因素影响,健康和以非农工龄为衡量的技能人力资本的作用效应总体却并不明显。文章认为,要把促进兼业农户人力资本发展作为推动其非农兼业升级与离农决策的立足之本,在当前农地征用补偿政策思路上,要从单纯重视对失地农户短期"经济补偿",向扶持家庭成员人力资本投资以增强其长期非农就业发展之"能力补偿"转变,进而构筑可持续生计保障。     

土地托管与兼业农户粗放种粮的缓解机制及效果检验

兼业化种植仍是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粮食生产的主要形式,化解兼业农户粗放种粮难题对于保障中国粮食安全至关重要。文章构建了"非农就业挤出效应与收入效应-兼业农户粗放种粮与托管需求-托管组织提供多环节绿色服务-化肥农药减量施用及粮食增产"的理论框架,阐明土地托管缓解兼业农户粗放种粮的作用机理。基于对河北、河南、安徽、江苏、山东5省1 370个兼业小麦种植户问卷调查的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从小麦产量、化肥施用量、农药使用量三方面实证检验了土地托管缓解托管兼业农户粗放种粮的效果。研究发现,土地托管不仅有利于减少托管兼业农户化肥、农药施用量,还有助于提高小麦产量,其效果均在10%以上。同时,不同环节土地托管服务缓解托管兼业农户粗放种粮的效果存在差异;土地托管对不同禀赋类型的托管兼业农户缓解效果也有所不同,对兼业化程度较高的小农户粗放种粮的缓解效果更好。因此,政府要大力支持土地托管发展,在机械购置、土地整治、技术培训等方面给予鼓励、补贴或项目倾斜;重点支持整体缓解效果较好的田间管理与农资供应服务,尤其是统防统治、测土配方施肥服务;增强小农户对土地托管的认知,成方连片向小农户开展服务,更好发挥土地托管对托管兼业农户尤其是兼业小农户粗放种粮的缓解作用。     

山区农户兼业程度对耕地撂荒的影响研究——以武陵山区为例

武陵山区农户兼业现象普遍,对耕地种植和撂荒等土地利用活动影响深刻.基于武陵山区的酉阳、武隆和沿河3个区县551份实地调查问卷数据,运用Tobit分析法和Logistic分析法,分析农户兼业程度对耕地撂荒的影响,并进一步按农户生计类型和非农收入占比将农户分为4种类型,探讨不同兼业类型农户的撂荒特点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区农户兼业现象普遍,兼业农户占到了总农户的75.14％;(2)山区耕地撂荒现象严重,各类农户中撂荒户占比均在40％以上,其中I兼户最高,Ⅱ兼户次之;(3)农户兼业会加剧耕地尤其是旱地的撂荒,农户兼业程度越高,耕地撂荒的可能性越大,但是农户兼业对水田撂荒的影响不显著;(4)兼业带来的非农收入的增加对农户的耕地撂荒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不同兼业类型农户非农收入对耕地撂荒的影响程度不同,随着农户兼业程度的增加,耕地撂荒扩展的速度越快;(5)兼业也改变了其他因素对耕地撂荒的影响,使得不同兼业类型农户耕地撂荒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对应的政策建议来引导农户合理利用耕地.     

农户兼业阶段性分化探析

当前农户兼业的阶段性分化其本质是农户之间兼业进程的不统一,进而导致了严重的农村社会分化问题。本文利用江苏省苏北地区农户调研数据分析了当前农户兼业阶段性分化的现状及其带来的社会后果,利用似不相关双变量Probit模型分析了农户兼业阶段性分化的原因,得出了阻碍农户兼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结果显示,家庭人力资本稀缺是农户实现兼业生产的主要制约因素,农户无法进行非农工作主要是受到家庭人口规模小、老龄化严重的限制,这一部分农户家庭生活水平低,面临严重的"贫困陷阱"。政府直接干预土地流转使部分农户被动退出了农业生产,形式上实现了农户兼业进程的统一,但损害了农户的土地权益,造成农村土地产权不稳定,降低了农户自发性退农倾向,妨碍了土地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实质上对农户兼业进程起到了阻碍作用。此外,由于土地承包经营证书对承包经营权权能、地块四至等信息界定不清晰,对农户兼业进程的发展没有刺激作用。综合以上结论可知,土地产权以及农户家庭人力资本是导致当前农户阶段性分化的主要原因。政府不应对农村土地市场进行直接干预,而应通过完善农村社保体系、扶持农户非农就业、加快新一轮土地确权发证工作以促进土地市场与农户兼业进程的发展,在市场机制为主、政府调控为辅的环境下合理实现土地的集中与农业规模经营。     

云南森林生态功能区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WTP)影响因素及差异性分析

生态补偿是协调经济与资源环境和谐发展,化解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矛盾的有效手段,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意义深远。基于云南省5个州市农户调查数据,运用二元Probit模型,分析了云南森林生态功能区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其差异性。研究表明:大部分农户愿意为生态补偿付费,影响其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是性别、年龄、是否兼业、家庭人口数、非农收入比重、生态补偿重要性认知、森林经济效益是否比生态效益重要、生态环境满意度、政府是否对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政策执行信任度以及信息获取难易程度;其中年龄、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和信息获取难易程度对专业户支付意愿有重要影响,而家庭人口数、非农收入比重以及获得政府补偿的情况对兼业户支付意愿有重要影响;是否兼业、非农收入比重、对生态补偿了解程度以及信息获取难易程度对传统散户支付意愿影响较大;对政策执行的信任程度和产业发展程度对种植大户支付意愿有重要影响。基于此,提出了完善政府农村就业服务职能,鼓励农户非农就业、创业;完善生态功能区环境教育体系和宣传制度建设,强化农户环保意识;强化政府职责及其政策推广、执行力度,构建综合、完善的生态补偿宣传媒介;制定并实施差异化的生态补偿措施等具体对策建议。     

生计资本与农户的土地利用效率

在SLA框架下,从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两方面探讨农户生计资本对土地利用效率影响的作用机理,并利用2000-2009年全国固定观察点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定量分析生计资本不同方面对农户土地利用效率影响大小和方向。研究结果表明:①人力资本主要是通过人力资本的兼业状态和农村劳动力素质两方面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人力资本的兼业程度与土地利用效率呈现倒"U"型关系,农户适当的从事非农兼业有利于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但兼业过度(家庭非农劳动力比例超过0.480)会导致土地利用效率的下降,因此,应适当地鼓励农户从事非农兼业活动,并创建促使过度兼业农户真正向非农产业转化的制度环境;人力资本素质对土地利用效率呈现正向影响,应努力提高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素质,加大人力资本投入。②土地资本主要通过土地资源禀赋、土地细碎化和土地产权性质三方面对农户土地利用效率产生影响。其中土地资本的自然禀赋有利于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土地细碎化对土地利用的影响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实证结果表明现阶段土地细碎化的负面效应更加明显;土地产权的稳定性和市场流动性的增加能够有效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因此推行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和降低土地细碎化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有效途径。     

失地农户养老保障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

在我国多元化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下,土地保障和养老保障都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分担不同角色并承担相应功能,也都可能会影响失地农户的劳动供给,进而影响我国的"人口红利"水平。研究表明,由于我国农村土地的劳动吸附性和农业的资源禀赋特征,土地征用只会影响到农业劳动供给而不会影响到非农劳动供给,农民不会因为土地被征用而减少非农劳动或直接退出非农劳动市场,土地征用并不会显著影响非农就业的"人口红利"。养老保障制度则存在明显的劳动供给效应的分化,养老保险覆盖率不会对失地农户的劳动供给产生显著影响,是否享受养老保险以及养老保险待遇享受水平却会显著影响总体劳动供给和非农劳动供给。对失地农户而言,土地保障和养老保障对农业劳动供给和非农劳动供给存在明显的效应差异,实施具有更高参保率的养老保障制度并不会降低失地农户群体劳动供给的"人口红利",应当建立全覆盖的养老保障制度,并强调失地农户保障制度覆盖的福利功能,同时,也应正视养老保险待遇的政策效应,它会对劳动供给尤其是非农劳动供给产生负效应,进而影响到我国"人口红利"水平,因而应突出养老保险待遇这一政策工具的劳动供给功能。我国正处在社会保障制度的深刻转型期,应协调好土地保障和养老保障的劳动供给效应,平衡好保障制度的福利功能和劳动供给功能,建构起与我国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发展程度相适应的失地农户社会保障制度,制定区别化和差异性的就业制度,完善失地农户劳动力的配置与管理。     

粮食补贴政策与农户非农就业行为研究

粮食补贴政策旨在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随着国家粮食补贴资金投入力度的逐年加大,农民种粮积极性不断提高,家庭劳动时间分配很可能因此而产生调整。本文首先通过构建嵌入粮食补贴政策的农户劳动分配决策行为模型,理论分析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非农就业行为的影响,然后基于粮食主产区安徽省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Tobit模型分析方法,实证分析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非农劳动时间供给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非农劳动时间供给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调动农民从事农业和粮食生产的积极性;然而,在农业内部工资率低于非农均衡工资率的情况下,这种由粮食补贴政策诱发的农户劳动就业行为变化对家庭经济收入的负面影响将超过当前的转移支付水平;若粮食补贴政策旨在稳定或增加农民收入,那么当前的补贴政策需要进行根本性调整。     

农地流转与农户生计策略联合决策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农村住户数据,采用多元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户土地流转决策、农户种植经济作物决策和非农劳动力转移决策之间的相互影响。研究发现:①农户土地流转与劳动力非农转移和经济作物种植生计决策相互关联。总体而言,土地转入与种植经济作物决策正相关,与非农劳动力转移决策负相关。土地转出与非农劳动力转移决策正相关,与种植经济作物决策负相关。②土地流转与农户非农劳动力转移和经济作物种植等生计策略的关系与农地流转规模相关,小规模和中等规模的土地转入与非农劳动力转移之间未有显著关系,与经济作物种植决策具有显著正向关系,但大规模的土地转入与农户经济作物种植决策和非农就业决策显著负相关。③土地流转是否影响农户生计多样化决策还取决于地区机械化程度。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平原地区土地转入决策与农户非农劳动力转移和经济作物种植决策未有显著关系,而机械化程度较低的高山、丘陵、高原等地区土地转入决策与农户种植经济作物和非农就业决策分别存在正相关和负相关关系,表明随着机械化对农业劳动力替代程度的增强,土地流转对农户劳动力配置的影响效应减弱。政策建议是:①统筹推进农村土地、劳动力市场发展,推动农户土地流转参与,促进转出户生计向非农专业化转移,促进转入户农地适度规模经营;②完善农机社会化服务市场,提高农机和农技融合使用深度和广度,提高农机对农业劳动力的替代弹性,增强转入户农业劳动力农地规模经营的能力,增加农业生产比较收益。     

异质性收入视角下人力资本对农民减贫的作用效应研究

在农村剩余人口向城市快速转移的城镇化浪潮中,农民非农收入不断增长,农业生产率不断提高使得涉农收入也不断增长。研究人力资本在这一过程中是通过何种途径实现减贫及其减贫性质、效应大小,对于新时代加强和完善教育人力资本扶贫意义重大。根据人力资本作用异质性特征,文章研究了人力资本作用农村非农收入和涉农收入下的异质性减贫效应。研究发现:①若没有农村人力资本参与,农村各年的贫困发生率至少会上升1到3个百分点。②分时段的贫困动态变化分解显示,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积累对于农村贫困下降的贡献达到15%到23%。③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显著和城乡人口自由流动条件下,农村个体人力资本积累的减贫作用主要是通过增加非农收入实现,而通过涉农收入一定程度上是阻碍贫困率下降。④人力资本减贫这一贡献主要源于农村个体人力资本变动通过非农收入下的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且分配效应逐渐大于增长效应,说明就增加非农收入实现减贫而言,农村人力资本个体分布结构朝合理化方向发展。⑤人力资本变动通过涉农收入减贫的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均是阻碍贫困率下降,说明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二元关系、促进城乡一体融合发展、实现城乡人力资本等要素双向流动对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涉农收入增长的重要性。     

农业机械化、非农就业与农民的承包地退出意愿

工业化和城镇化必然要求部分农民与农村土地"人地分离",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加快了上述进程。理论分析表明,农业机械的广泛使用,不仅可能对农民的承包地退出意愿直接产生正负两种作用,还可能会通过非农就业这一中介变量间接影响农民的退地意愿。为了考察当前我国农民的农村土地退出意愿以及农业机械化、非农就业对其造成的影响,本文首先采用两阶段随机抽样法,对河北、山东、河南三省九县(市、区)620个农户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相当一部分农民愿意有偿退出农村承包地,且对不同的退出方式有不同的选择偏好。利用上述农户调查数据,本文将农村承包地退出划分为"换工资收入"、"直接出售"和"被政府征用"三种具体方式,通过构建mvprobit模型,计量分析了农业机械化、非农就业与农民的承包地退出意愿之间的联系。研究发现,农业机械使用比例的提高会强化农民以承包地换养老保险等工资性收入的意愿,而农民对农机作业服务满意程度的提升,则会抑制其直接出售承包地或用之换养老保险等工资性收入的意愿。整体来看,农业机械化对农民"弃地进城"有显著的积极作用。非农就业是农业机械化影响农民退地意愿的中介变量,但它对退地意愿的作用不显著。成员非农就业较稳定的农户家庭,更愿意以一次性卖断(直接出售或被政府征用)的方式处置承包地。为了避免陷入"日韩陷阱",推动农业转型发展和农民市民化,需要实施农民的承包地退出制度,尽快为有意愿、有能力的进城农户彻底放弃农村土地提供制度出口。     

土地征用的农户收入效应——基于倾向得分匹配(PSM)的反事实估计

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期和城镇化高速推进期,土地征用和失地农户将是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但土地征用是否会具有收入效应仍然莫衷一是,缺乏准确估计。本文基于2011年成都市"农村住户家庭问卷调查数据",利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估计了土地征用对失地农户收入的影响,为检视政府土地征用补偿制度合理性,健全政府土地征用政策、缓解土地征用冲突、完善征地后相关服务提供新观察。研究发现:1土地是否被征用确实存在着农户总收入效应和非农收入效应,被征地农户比未被征地农户总收入和非农收入显著高出19.6%和9.1%,使用OLS回归方法低估了土地征用对农户收入的促进作用,大致低估了11%,这为政府征地的合理性提供了农户收入佐证。2征地比例并不存在总收入效应和非农收入效应,被征地农户并不是被征地越多收入就会越高,但却会显著降低失地农户的农业收入,大致降低了81%,因而还要认识到土地征用对农户收入的有限性作用,打破土地征用的农户收入神话。3结合当前土地征用实践表明,过分强调土地征用农户收入效应并不能根除征地冲突和矛盾,一方面,要通过多元化就业渠道、多源化收入来源以及多样性社会保障制度避免了被征地农户"失地失业",提高被征地农户增收能力和收入水平。另一方面,更要强调征地程序公平合法,完善土地征用制度底层设计,加强对健康状况差、低收入等贫弱群体的保障,提升被征地农户人力资本和优化就业分布状态,使被征地农户能够顺利完成职业转换。     

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对农村非农就业影响的实证

工业化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腾飞的重要性,已经被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和道路所证实。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世界各国都曾经或必将面对的重要课题。本文运用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利用2003-2006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数据,建立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民个体特征和农户家庭特征对农村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就样本个人特征而言,户主或家庭主要经营者、男性、文化程度较高、身体健康的农民从事农村非农就业的意愿更强,职业教育或培训对于农村非农就业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是否农业户口对农村非农就业的影响并不明显。就样本家庭特征而言,家庭类型会影响农民在农村的非农就业倾向,同时,乡村干部户从事非农产业的倾向性更强,少数民族户和信教户从事非农产业的倾向性较弱,"是否国家干部职工户"、"是否党员户"对农村非农就业的影响并不显著。重视农民的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差异,大力发展农村非农产业,促进农村非农就业是我国政府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重要战略选择。     

土地细碎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

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告罄,迫切需要转变农业生产技术与经营方式来释放更多农村劳动力。作为中国农业经营的主要特征之一,土地细碎化是否阻碍了劳动力转移呢?为回答这个研究疑问,本文从理论层面系统地分析了土地细碎化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各种可能路径及其依据的条件,在此基础上利用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进行实证测度。数据描述表明,纵向来看中国耕地细碎化和种植多样化的程度一直在降低,与此同时非农就业持续增加,意味着两者的负相关关系。然而,横向分组对比来看,参与非农就业的农户或劳动力其土地细碎化程度更高。为了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进行了计量模型估计。农户非农劳动供给的double-hurdle模型结果表明,土地细碎化不仅降低了农户参与非农劳动供给的概率,还降低了劳动供给时间。劳动力就业选择的Mprobit模型结果表明,土地细碎化既降低劳动力兼职型从事非农就业的概率,也降低了全职型从事非农就业的概率,且对后者的作用更大。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土地细碎化的不利一面正越来越突出;现在土地细碎化已经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障碍因素。近年来可以观察到一些涌现出来的削减土地细碎化的措施,例如,集体土地重新分配中新规则、通过土地租赁市场的置换合并或整片流转等。政府可以为上述转变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也可以补贴或直接投资农村的土地整理项目。目前正在推广的承包地确权制度倾向于固化土地细碎化产权,后确权时代如何削减细碎化有待进行政策讨论。     

农地流转、农户兼业程度与生产效率的关系

以中部地区142个村1 370户农户的调查结果为基础,运用统计分析法、DEA分析法研究农地流转前后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农业生产效率变化,进一步采用Tobit回归分析方法探究不同农户兼业程度对两类农户的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理论依据。研究发现:(1)从综合生产效率来看,中部地区参与农地流转的农户生产效率均较低,仅有0.204,农地流转使转入户提高了1.1%,转出户降低了15.7%;从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来看,流转后转出户的技术效率低于转入户1.8%、规模效率与转入户扩大为10.4%,说明农地流转促使土地由转出户向生产技术更高、经营规模更集中的转入户家庭转移。(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兼业分化会显著提高转入户的生产效率,显著降低转出土地农户的生产效率,且兼业程度越强兼业分化的正方向影响作用越弱。(3)在其他变量中,受教育程度、农业补贴政策的落实和农业技能培训对农业生产效率均有正向影响。研究结论:在农地流转中,建议政府应考虑流转农户的差异化以及兼业程度的影响,针对转入户和转出户分别制定相应的土地政策,一要对兼业程度较高的转出户实行农民身份退出机制,在城乡居民福利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逐渐提高的基础下,稳步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促使土地要素向高生产效率的农户转移。二要从农地的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经营权,对土地经营权予以登记,让真正种地的农民得到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惠;适度降低转入户的兼业化水平,促进农民职业化,鼓励规模化经营。     

农村居民点整理对农户土地投入影响研究

近年来,农村居民点整理被作为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措施,在各地广泛开展。其在改善农民居住环境、为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置换建设用地空间的同时,也对区域农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产生了巨大冲击,其中,土地投入变化是农户响应这些冲击的重要表现。本研究沿着"农村居民点整理-区域土地利用条件变化-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响应"的逻辑思路,形成了农村居民点整理对农户土地投入影响的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从总体效应和不同政策影响两个层次,构建了农村居民点整理对农户土地投入影响的两个模型。依据江苏省调研数据,从资金和劳动力两个方面,实证分析农村居民点整理项目对农户土地投入的净效应,以及不同居民点整理政策对农户土地投入的影响方向和大小。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点整理促进了农户的土地资金投入,但对农户的土地劳动力投入具有负向影响。不同居民点整理政策对农户土地投入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其中,置换住房的宅基地补偿政策和农地产权稳定政策对农户的土地资金投入具有较好的积极作用,而安置公寓房政策则更可能带来农户土地资金投入减少;农地产权稳定政策和安置公寓房政策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土地劳动投入,但宅基地补偿政策对农户土地劳动投入影响不显著。本研究对这些结果进行了合理解释,同时也估算了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农业收入比例、非农就业水平、农业补贴收入、耕作距离和土地经营面积等控制变量对农户土地投入的影响情况。最后从强化规划引导、内涵拓展、宅基地补偿策略优化、土地流转制度完善等方面,提出农村居民点整理政策调整和合理引导农户土地投入行为的对策建议。     

农地分配制度不是农地冲突的根本原因——基于湖北和湖南农村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农地冲突是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中的普遍问题,在—些地方相当突出,严重影响了农村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探讨农地冲突的原因有助于化解农村矛盾及构建和谐繁荣的农村社区。本文利用笔者在湖北和湖南两省收集到的数据,应用Logit概率模型实证分析了农地分配制度、非农就业收入及其差距和人力资本等可能引起农地冲突的因素的影响。与通常的看法不同,本文并没有发现农地分配制度是农地冲突的显著诱因,原因可能在于我国的农地在改革初期是按人口或劳动力平均分配的,其后的调整大多也是经农民自主协商按照市场规则完成的,并没有引起农民的明显不满,因而也就没有成为农地冲突的诱因。本文的研究结果还表明,非农就业收入、非农就业收入差距和家庭人力资本对农地冲突的影响显著,非农就业收入越低,其差距越小,家庭人力资本越多,农地冲突发生的概率越大,是农地冲突的主要诱因。这表明非农就业收入越少,农民通过非农就业增加家庭收入的隧道效应越弱,对农业收入的依赖性越大,农地就越重要,农地冲突越容易发生;家庭男性成员越多,家庭社会地位越高,在打架斗殴和上访诉讼中越占优势,农地冲突也越容易爆发。因此,为了减少农地冲突,应采取切实措施,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加强农村法制建设,限制丛林行为。     

三峡库区农村移民安置模式对移民家庭收入的影响分析

利用2007年三峡库区就地后靠农村移民的抽样调查数据,根据农村移民收入来源理论,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对移民户和非移民户,以及不同安置方式移民户的收入结构进行比较分析,以说明移民搬迁和不同安置方式对移民收入的不同影响。结果表明：移民搬迁对移民收入存在结构性的影响,即移民搬迁主要影响移民户的家庭经营收入,同时,移民的后期扶持政策抵消了移民搬迁对移民收入的影响;不同的安置方式对移民户收入也存在显著的影响,纯农业安置和兼业安置对移民收入的不利影响较小,而非农业安置对移民户收入的影响较大;非移民安置户享受到的惠农政策和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好处也相对要少;从收入来源的角度来讲,纯农业安置和兼业安置的收入风险相对较低,而非农业安置的收入风险相对较高,所以,纯农业安置和兼业安置对多数农村移民而言是较为适合的安置模式,移民后期扶持补助政策对于稳定移民收入有积极作用     

政府干预农地流转:农户收入及资源配置效率

本文基于江苏省苏北地区灌云县和金湖县的农户调研,采用内生性处理回归模型考察政府干预下土地流转对不同类型农户收入的影响,并从农户土地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解释农户收入变化的根源。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干预下土地流转对不同类型农户收入的影响效应有很大差异,农户土地转入后收入增加了161.2%,转出户收入并未显著增加;从农户资源配置角度考察,发现农户转入土地后农业生产效率显著提高,转出土地后农业生产率降低;农户土地转出后非农工作时间和工作报酬并未显著增加,表明转出户并未提高非农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同时,本文比较政府主导和农户自发两种类型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差异。结果发现,相对于自发土地流转的农户,政府主导下农户转入更大面积土地,并显著提高了单位面积土地生产效率和家庭收入水平;而政府干预土地转出不利于农户土地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及收入水平的提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政府干预降低了土地流转交易费用,有利于转入户扩大土地面积,实现规模经济效益,进而增加转入户收入;然而,政府干预下转出户资源配置面临较大约束,配置效率和收入都未能实现最大化。因此,政府在完善农地流转服务政策的同时,应当尊重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使得农户土地流转符合家庭资源配置收入最大化目标。同时,要通过非农就业培训、发展非农经济,吸纳更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领域,进一步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优化农村土地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持续增加农民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