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拆迁问题中农民心理行为变化机理研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新农村建设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面临拆迁问题。在拆迁过程中农民的心理行为变化是影响拆迁工作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扎根访谈和实证检验,以日照国际海洋城农民为调研对象,探究了农民拆迁过程中心理行为变化的主要动因,并给出了相应的管理启示。     

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与农民发展意向的冲突分析——基于陕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周边660户农民的调研数据

自然保护区在生态保护的同时也面临着当地发展的矛盾。本文基于陕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周边660户农民的调研数据,发现农民对政府主导的生态保护行为存在一定程度的负面情绪,主要原因是农民在提供环境服务的过程中也面临因土地产权受限导致的利益失衡问题。根据调研结果,本文指出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过程中存在收入、产权、退耕配置和生态补偿的扭曲行为。表现为农民的"失地化"、土地使用权受限、土地"闲置"、"级差配置"和"阶层配置"问题。基于以上问题,本文进一步在TRA和TPB理论的基础上,将环境行为意向作为预测行为的最重要因素,并考虑地域背景和制度背景对个体行为意向的影响,提出自然保护区地域背景和生态补偿制度缺陷下生态保护的"扭曲"行为对农民保护与发展冲突意识影响的研究假说。通过实证研究,本文发现在生态保护过程中对农民收入的长期扭曲以及"退耕配置"、"级差配置"、"阶层配置"等扭曲行为都弱化了居民的生态保护意向,而增强了其发展的意向,折射了生态保护过程中农民生态保护和求发展意向的对立冲突,这印证了本文所提出的假说。本文的研究具有以下政策启迪:一是要尊重农民作为环境服务交易主体的平等地位,改变现行"地方势力"在补偿过程中的扭曲行为;二是建立健全土地产权制度。在排他性、转移性、执法性原则的基础上推动自然保护区的民众参与、民主决策、合作共赢;三是推进失地农民的"市民化"进程,解决其长久的生计问题;三是要完善生态补偿制度,考虑农民在生态保护过程中的长久损失;四是完善野生动物侵害土地生产的补偿制度。     

农村集中居住:发生机制、发展阶段及拆迁补偿——基于新桥镇的案例研究

集中居住往往被认为是在中国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下既不影响粮食安全又能为工业化供给土地的一种有效途径,由此,集中居住工程便在农村地区大规模地展开。然而,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地方政府实施集中居住的动力机制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为了进一步认识这些变化以及寻求解决集中居住过程中拆迁补偿困境的方法,本文基于江苏省丹阳市新桥镇的实地调查,研究了农村集中居住的发生机制、发展阶段以及拆迁补偿等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工业化是目前集中居住的主要动力,但并不是唯一动力,农村公共设施供给效率和公共建设项目的推进等因素开始成为集中居住的诱发和推动力量,并且其作用程度逐渐加强。伴随着集中居住的不断推进,集中居住的具体模式及特征也开始发生变化,主要包括:上级政府对集中居住干预力量加大;发生在工业扩张之前的集中居住所占比重越来越高;土地集约程度逐渐提升;集中居住区建设投入逐步加大。最后本文对如何化解拆迁困境提出了政策建议。     

基于耕地综合价值的土地征收补偿标准研究

由于现行耕地征收补偿仅对耕地的农业经济价值以及部分就业保障价值进行补偿,忽视了耕地的其他价值,导致了耕地征收中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产生.因此,合理制定耕地征收补偿标准对于维护农民土地权益,保护耕地资源具有十分熏要的意义.论文从耕地资源综合价值角度出发,将土地征收补偿标准的构成分解为农业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环境价值三部分,并分别采用收益还原法、成本替代法和支付意愿法对他们进行量化测算,并以江苏省南京市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按照耕地资源综合价值建立征地补偿标准,农民将比现行征地补偿多获得6.6倍的补偿金,而且由于新的征地补偿能有效将耕地的外部性价值如社会稳定价值和生态环境价值等内部化,清除了耕地征收中的市场失灵,更有利于耕地资源非农化配置效率提高.此外,由于新的征收补偿标准远低于现行的建设用地基准地价,因此,该标准在经济上是可行的,社会可接受的.     

农地城市流转中农民集体福利均衡分析

农地城市流转中不同利益集团的福利状况韭已成为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农民集体作为影响最为深刻的利益集团之一,其福利在农地城市流转中能否实现以及如何实现均衡成为本文研究的核心内容.本文首先介绍了农民集体福利的概念及其测度方法,然后论述福利均衡的概念,提出农民集体福利均衡分析的三个假设,在此基础上,对农地城市流转中的农民集体福利进行分析,提出实现农民集体福利均衡的条件,结果表明农地城市流转中农民集体福利均衡的必要条件为农民集体获得的经济补偿大于或等于其福利损失.然后通过比较分析发现当前土地征收中农民集体获得的福利补偿不能弥补其福利损失,农地城市流转前后农民集体福利呈现不均衡状态.最后提出农地城市流转中要尊重农民集体的土地产权,进一步提高农地征收的补偿标准,使农民集体获得的货币补偿能够弥补其由于土地财产损失造成的福利损失,以实现农民集体福利的均衡;政府应当通过改善农村交通、通讯、电力、饮水、居住等条件,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措施提高农民集体的福利水平,以弥补农民集体土地发展权受限造成的二次福利损失.     

农地非农化中不同利益主体博弈行为分析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加剧扩张和建设用地需求的不断增长而带来的农地非农化在近年来表现得尤为突出,已经严重影响着我国的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因此,从决策主体行为出发,研究农地非农化问题,对于我国城市化的正常推进以及农地的有效保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博弈论的角度探讨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相关利益主体的行为倾向和博弈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中央政府应该加大给予地方政府和农民进行耕地保护的奖励以及提高违规的惩罚力度,抑制农地非农化的速度,遏制违法占用,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减少耕地资源的闲置和浪费;(2)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完善相关政策,缩小城乡土地价格差异,提高征地补偿标准,逐步建立公正的补偿机制和科学合理的补偿标准;(3)地方政府应进行土地利用制度和模式的创新,注重力拓土地后备资源,盘活存量资源,减少建设占用农地,不仅能有效地解决经济建设和耕地保护的两难困境,而且能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合理利用.     

农地城市流转前后农户福利变化差异分析

在已有研究农地城市流转农户福利指数的基础上,参考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提出福利差异系数的概念,通过对武汉市城乡交错区被征地农户的实证研究,分析了农地城市流转前后农户福利分布情况,发现农地城市流转后农户福利差异系数为0.255,而流转前为0.103,农户间福利差距拉大.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找出影响农户福利变化程度各异的主要影响因子分别为被征土地占原有土地面积的比例、征地后是否安排工作、农民受教育程度以及农民对补偿的心理满意度;而土地被征后的用途、非农就业人口比重以及地均CDP并不是显著的影响因子,说明农民无法参与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由此可得出结论:对农民福利补偿不能单独采用货币补偿,两应采用提供社会保障、提供工作机会、增加培训与教育机会等复合补偿方式;只有采用复合补偿方式,才能既增加被征地农户的福利水平,又有利于减小彼此之间的福利差距.     

社会监督、村规民约与农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参与行为——基于湖北省的调查数据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是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的关键一环,为提升其治理效果,需要引入村规民约和社会监督的双重力量,构建包括社会监督在内的完整规制体系.将村规民约与社会监督纳入到统一的分析框架,分析村规民约与社会监督对农民生活垃圾处理行为的影响,并在不同监督主体的情境下,分析村规民约对农民参与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行为的影响效果.结果 表明:(1)村规民约在促进农民参与生活垃圾集中处理中起重要作用.其中,村规民约的惩戒规制机制作用显著,然而其价值导向和传递内化机制未能发挥应有功能,表明村规民约存在"相对性制度失灵"现象.(2)社会监督对农民参与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行为有正向影响.村干部、村民邻里和保洁员作为监督的中坚力量,其构成的社会监督网格能有效约束农民的垃圾处理行为,其中,村民邻里监督的效果最好.(3)社会监督在村规民约与农民参与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行为间起着调节作用.社会监督由于集成了不同群体的优势特征,弥补了村规民约存在的缺陷,因而提高了村规民约对农民生活垃圾收集处理行为的约束力.     

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下流域生态补偿的应用规则:基于新安江的实践

探索流域生态补偿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依靠制度保护环境的重要举措。当前,流域生态补偿制度正在广泛地改变流域生态环境和流域水资源利用的使用方式。不过,该制度受到复杂规则体系的约束,这些规则以及规则采取的形式,可能会对该制度的最终结果产生关键影响。本文从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出发,讨论流域生态补偿的应用规则体系,剖析我国首个跨区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的试点项目——新安江生态补偿,分析有可能实现持续利用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应用规则,及其在流域生态补偿中的逻辑关系和具体表现,并从效率、公平、问责、适应性四个方面对规则进行评估。研究表明,流域生态补偿规则体系为规定补偿主体、增加生态系统服务额外性、界定生态补偿的条件性、调节利益分配以及与其他社会目标相适应等行为提供了普遍遵循的规则,为解决流域生态补偿中存在的一般性问题提供解决方向。新安江实践表明,位置规则明晰补偿主体和责任、边界规则选择参与者标准、选择规则规定允许的行动集合、偿付规则创新补偿渠道和分级制裁,是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基石;信息规则确定可用完整的信息、聚合规则适当放权于当地居民、范围规则建立与流域匹配的管理机构,是促进流域生态补偿持续性的重要因素。通过创造责任共担的多元职位规则,改进市场化的边界规则和偿付规则,建设多元化、市场化的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形成有效的补偿规则体系,将有利于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实现成功应用。     

基于随机效用理论的赣江流域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研究

研究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可为建立和实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提供决策依据。在随机效用理论框架下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和有序Logistic模型分析了赣江流域居民的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并着重研究了心理距离、心理所有权对支付意愿的影响,引入区位和类别虚拟变量对比分析了异质性支付意愿产生的原因。通过对赣江流域593份样本数据的分析发现,居民感觉河流离自己越远,则其支付河流生态服务价值的意愿越低;居民对河流的心理所有权越强烈,则其支付河流生态服务价值的意愿越高;对水质满意度较低、对环保部门的信任度较高是下游居民支付意愿偏高的主要原因;与赣江的心理距离较远,对环保部门的信任度较低是抗议性响应群体支付意愿偏低的主要原因。研究得到的政策启示在于政策制定者在设计生态补偿制度时应该重视居民支付决策的心理机制,因人因地选择不同的政策工具。从心理上缩短人与河流的距离,提升居民对河流的占有感,都有助于提高赣江流域居民的生态补偿支付意愿。     

声誉诉求对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影响研究——以家禽养殖户污染物处理方式选择为例

面临严峻的农村面源污染形势,政府现行的"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无法实现有效监督。构建自主治理制度,激励农户践行亲环境行为,将成为未来解决农村环境问题的路径选择之一。如何有效规范农户污染处理行为,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章基于声誉理论构建理论分析模型,从微观层面分析了在农村"熟人社会"场域下,农户声誉诉求对其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机制。以农户家禽养殖污染处理行为为例,利用全国8个省330户家禽养殖户的调查数据,通过4个指标测度了农户社会声誉诉求的强弱,并通过主成分分析和加权平均方法分别构建了农户声誉诉求的综合指数。在此基础上,应用Probit计量经济模型,实证检验了声誉诉求对养殖户污染物废弃行为存在抑制作用的假说,并比较了现行政府规制措施的实施效果。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声誉诉求对其亲环境行为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2政府引导对养殖户污染物废弃的抑制作用显著,而政府管制措施却未表现出显著影响。基于此,本文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个人对声誉关注程度越高,违反社会准则的成本就越高,个人就有越强的动机遵守社会规范、自我约束污染物废弃行为。"熟人社会"的农村社区中存在较强的社会规制作用和社区成员参与公共环境自觉维护的激励机制。第二,在强制性环境管制难以有效实现的农村环境下,政府通过引导和宣传诱致农户自觉践行亲环境行为,构建环境自我监督机制,或可成为农村环境治理的有效途径。强化社区成员声誉效用和社会责任意识可成为乡村环境治理相关法律和公共管理制度建设的重要补充。     

丹江口库区化肥施用控制与农田生态补偿标准

为保护丹江口水库水质,减少氮、磷流入水体,可考虑以生态补偿方式鼓励农民将部分土地休耕或退耕。利用样本调查的农户微观数据,估计了丹江口库区主要农作物小麦、玉米、水稻产量与化肥施用量的经验函数,计算了库区农田平均生态补偿标准。结果是:基于2008年的生产条件、技术水平和市场价格,种植小麦须补偿259.69元/亩,玉米须补偿331.64元/亩,水稻须补偿567.31元/亩。为减少补偿过程中的政府强制行为和信息租金,可考虑将农户土地按历年产量进行评估后分成多个等级,每一等级支付该等级土地最高净收益。本文将每亩作物净收益即每亩劳动收入和地租作为农田生态补偿标准,这一计算标准是基于农民遭受的损失,属于保留效用,是农民谈判的起点。如果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是有利可图的,可进一步将工程的部分净收益分配给维护生态系统、保护水质的库区农民,具体分配的份额则取决于当地农民的谈判力。     

城市规划区内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制度研究

由于国家层面统一立法的缺失,我国各地城市规划区内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制度,如房屋拆迁是否涉及土地征收、房屋拆迁许可的条件及实施、拆迁法律关系的内容及争议的解决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并且在是否适用、如何适用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方面也不相同。这种状况一方面体现了各地方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要求,说明城市规划区内集体土地房屋拆迁与国有土地房屋拆迁存在区别,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对这种差异若不给予必要的规控和调整,也有可能对我国的法制统一造成负面影响。因此,通过对地方立法文本的比较与分析,将有助于各地方在制度完善中相互取长补短,进而为该领域的统一立法奠定坚实基础。依照国务院修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基本思路,城市规划区内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立法应当尽可能地全国统一立法,并做到先补偿再征收、先征收再拆迁,并强化拆迁许可证的管理。     

水利水电工程移民长期补偿机制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研究

水利水电工程移民作为失地农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实施逐年补偿和入股分红的长期补偿机制,成建制地集中安置,同时,将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符合要求的移民新村优先纳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范围,这种模式能够有效地避免传统以土安置方式的弊端,使移民能够同时享受到兴修水利水电工程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带来的双重利好和发展机遇,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目标以及移民生活达到或者超过原有水平的开发性移民目标,实现地方政府部门、项目业主、移民和安置区居民等多方利益主体的共赢。首先,本文详细分析了水利水电工程移民长期补偿机制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在淹没耕地补偿、移民安置区选择、移民新村建设资金、移民生活水平恢复等方面的优势,突出两者相结合的必要性;其次,将水利水电工程移民长期补偿机制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分为调查统计、规划衔接、新村建设和搬迁后扶四个阶段,分阶段阐述了移民长期补偿机制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的现实路径,突出两者相结合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然后,从政策制度、经营管理、失业贫困和社会稳定四个方面,深入分析了水利水电工程移民长期补偿机制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存在的风险和弊端,突出两者相结合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最后,基于各类风险的具体表现点,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化解相应风险的策略,以期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长期补偿机制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的模式能够得到落实和推广。     

征地农民合理补偿的可能途径及可行性分析--以上海市为例

对征地农民的补偿往往被看成是征地补偿的一个部分。从而政府不得不在征地农民的合理补偿与商用成本的降低之间做出两难选择。本文认为。对征地农民的合理补偿不应局限于失地的补偿，同时应该包括其脱离农村集体经济的补偿以及其“农转非”后的市民化补助。如果某些制约征地农民补偿的制度及法律上的障碍能够及时加以消除。那么这样的一种合理补偿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可期待的。     

补贴流向与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农户满意度绩效——以成都市耕地保护基金为例

从农户满意度绩效出发,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提出相关研究假说,并基于全国率先探索耕地保护基金的成都市的实地调研数据,利用ordered 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耕地保护补贴流向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农户满意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转出土地的农户比转入土地或未流转土地的农户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有更高的满意度。土地转出行为使农民对补偿政策"非常不满意"、"不满意"和"一般"的概率分别下降0.3%、4.8%和11%,并使农民对补偿政策"满意"和"非常满意"的概率分别上升14.4%和1.7%。(2)土地转入行为则使农民对补偿政策"非常不满意"、"不满意"和"一般"的概率分别上升9.3%、35.4%和0.7%,并使农民对补偿政策"满意"和"非常满意"的概率分别下降42.9%和2.6%。为提高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农户满意度绩效,政府应合理分配有限的耕地保护补贴资金,补贴资金应优先向土地转入户倾斜,提高实际上在承担耕地保护责任的土地转入户保护耕地的积极性。     

退耕还林补偿政策与农户响应的关联分析——以冀西北地区为例

按照农户退耕还林选择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学假设，本文应用成本效益分析方法，构建了国家补偿政策与农户响应的关联分析模型。并应用该模型对研究区被调查农户进行实证分析，得到对退耕还林的经济效益预期是农户退耕还林意愿的决定因素的基本结论。为此，从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加强基本农田建设、提高农民文化素质等方面，提出了保障退耕还林生态工程有效实施的措施建议。     

风险偏好、外部信息失效与农药暴露行为

农民长期暴露在农药环境中,他们或者在使用农药时直接接触农药,或者在没有过安全期就直接进入农地而接触到农药残留,由此也引发了健康风险问题。对此,一部分学者认为农民的农药暴露可能是受农民风险偏好所驱动的行为;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农民关于自身农药暴露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这也正是农民长期暴露于农药环境中的根本原因。而本文则是从农户行为角度着手,运用广东省274个菜农的实地调研数据,通过个人保护装备使用情况来判断农民的农药暴露程度,在此基础上构建有序回归模型,计量分析了风险偏好、外部信息失效和个人特征对农药暴露行为的影响作用,并对农民农药信息失效的原因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目前广东农民整体存有较高程度的农药暴露现象;在控制农民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性别后,影响农民农药暴露行为的显著因素是"外部信息失效",而不是"风险偏好",即相较于农药信息来自自身经验的农民,最有用的农药信息是来自外部信息的农民在施用农药时穿戴全套保护装备的概率更低;农药零售商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向农民提供不完全或者不对称的农药信息,这也正是现阶段农民外部农药信息失效以及高程度农药暴露行为的主要原因。结论表明,为推进农药信息普及工作,降低农民的农药暴露程度,应做到:第一,加强对农药零售商的培训、管理和监督,优化市场环境,引导农药零售商向农民提供完全、对称、准确的农药信息;第二,进一步强化农技站、植保站和农业学校等相关部门的农药信息服务功能。     

生态补偿理论研究进展及争论——基于生态与社会关系的思考

生态补偿的概念自提出便受到学界和政府决策者的广泛关注,并迅速成为近20年来生态保护的主要政策手段。虽然基于生态补偿的政策手段被大范围使用,但是生态补偿的相关理论却处于发展与争论的阶段,该理论的适用性及对现实问题的剖析在实践过程中备受质疑。本文梳理了生态补偿理论发展及构建的过程,将其总结为生态系统服务概念的提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的建立、以及生态系统服务市场机制的构建三个主要阶段。已有研究更多集中在生态补偿的具体实施层面,如补偿标准、补偿方式、效果评估等方面,但是对基础理论探讨不足。本文从生态补偿理论发展及构建的三个过程,综述了目前对生态补偿理论的讨论及争议,认为在处理"社会—生态"关系的核心问题上,尤其在一些长期依赖并利用自然资源的传统地区或者民族地区,目前学术界和政策决策者均对此问题缺乏深入的理解,这也是实践中生态补偿政策未达到理想效果的主要原因之一。最后,本文提出用"社会生态系统服务"一词代替目前所使用的"生态系统服务",这一概念有助于在理论上避免忽视社会系统及社会与生态系统二者之间的关系,减少不当外部政策干预。     

基于农户调查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居民点整理是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重要举措。以抽样调查获取的424份调查问卷为基础,构建了包括农户个人特征、家庭经济状况、家庭住房状况、其它因素在内的Logistic模型,分析了农户居民点整理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显示:(1)研究区域农村居民点整理意愿不强烈,仅41.5%的农户愿意居民点整理,其主要原因是担心生活成本增加、失去生活保障以及恋土情结等;(2)农户住房套数、与邻居血缘关系、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家庭收入、农户职业类型等都是影响农村居民点整理意愿的主要因素,其中家庭住房套数越多、收入越高、与邻居血缘关系越远的农户整理意愿越强烈,而年龄越大、家庭人口越多、以农业为主的农户则越不愿意整理搬迁;(3)为有效推进居民点整理工作,应切实从农民利益角度出发,努力提高拆迁补偿标准,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同时加大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