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政绩考核中的环境保护投资及其启示

本文通过对重庆市政绩考核中环境保护投资统计口径和考核结果的分析,揭示了我国现行环境保护投资统计存在的问题.主要结论: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口径过大,导致环境保护投资与污染治理水平脱节,应将其口径调整为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两项;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不能囊括环境保护投资的全部外延,应将污染治理设施运行费用、环境管理能力建设和科研投资纳入统计;资源与生态保护投资的对象、效果具有自身的特点,应作为独立范畴加以统计;应当建立财政环保投入统计体系.     

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绿色增长指数的影响

为衡量工业增长对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污染,本文构建了"工业绿色增长指数",并运用基于松弛测度的方向距离函数(SBMDDF)对2007-2011年中国30省(区、市)进行测算,根据得分将其分成高绿化度地区、中绿化度地区和低绿化度地区;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测算了行政型、市场型和公众参与型这三种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增长指数的影响,同时考察技术创新、工业结构对工业绿色增长的作用程度。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的工业绿色增长指数高于中西部地区;行政型和市场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增长的作用显著,市场型环境规制在高、中绿化度地区起主要作用,而低绿化度地区以行政型环境规制为主;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增长的作用有限;技术创新和工业结构也是影响工业绿色增长的重要因素。为促进工业绿色发展,中西部地区要树立绿色、低碳的理念对东部地区所转移的产业进行选择;高绿化度地区需在提高排污费标准的同时,逐步采用排污权交易等方式加大对环境污染总量的控制力度;低绿化度地区可在实行低标准排污费政策的同时,逐步实现从行政型向市场型环境规制的转变;逐步发挥并扩大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作用;注重与节能减排相关的技术吸收和应用推广,降低高载能行业的比重。     

三峡库区生活垃圾的重金属污染程度评价

长期以来,我国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与处置主要以填埋为主,且大部分为简易填埋或堆放,形成众多的垃圾堆放场。它们不仅影响周围的生态环境,而且威胁到居民的身体健康,特别是不少堆存的生活垃圾受到重金属元素不同程度的污染,任意放置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所以评价生活垃圾的重金属元素污染程度有助于垃圾堆放场的环境影响评价以及污染防治措施的提出。以三峡库区为例,通过测定三峡库区各个区县主要垃圾堆放场堆存生活垃圾的重金属元素含量, 包括砷、铅、铬、镉和汞,采用单因子评价和综合评价法确定三峡库区堆存生活垃圾的重金属污染程度,为库区的环境保护提供决策支持。     

城市家庭节能措施选择偏好的联合分析——对山东省济南市居民的抽样调查

节能是提高能效、减少污染、实现能源可持续消费的有效手段。本文以山东省济南市居民节能措施选择的实地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联合分析方法对其所涉及的节能项目、途径、成本和效果诸方面的偏好程度如何影响节能措施的最终选择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居民在进行节能活动时，首要考虑的是节能措施的效果。其次是节能成本和项目。而对节能实现途径不太关注；居民更偏好效果明显、成本低的节能措施；倾向于简单、初级的行为节能方式（改变用能习惯）；在技术节能方式中。更倾向通过购买能效用具而非改造原来用具实现节能。同时．本文对于不同特征家庭能源消费者选择节能措施的偏好差异也进行了分析。从而为政府推进全社会节能提供决策指导。     

农业非点源污染的环境影响及生态工程措施

农业非点源污染是一种重要的环境污染方式,由于其污染的时空范围广,不确定性大,污染严重,对其治理及管理的难度也较大。本文论述了农业非点源污染对环境的影响,并提出了治理农业非点源污染的生态工程措施,如发展生态农业和生态施肥技术、污水处理和固体废物生态工程技术、水土保持生态工程技术、建立植被缓冲带和湿地生态工程等。     

长株潭地区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的绿色发展效应

将2014年湖南省长株潭地区的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综合治理试点作为一个准自然实验,综合运用SBM-Undesirable模型和双重差分方法分析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对区域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 表明:(1)理论上看,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通过绿色政策供给、绿色技术创新、绿色资金支持和绿色红利外溢而影响区域绿色发展水平;(2)长株潭地区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显著促进了区域绿色发展,从双重差分结果来看,2014年长株潭地区的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实践对区域绿色发展的贡献率为17.7％,且通过了平行趋势假设检验和反事实检验.(3)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对区域绿色发展的促进效应受到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能力和耕地资源禀赋的显著影响.为更好地保持、提升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的绿色效应,应该根据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采取多元化手段完善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体系,提升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能力.     

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的农户评价、原因分析与改进建议

通过在河北省衡水市的实地调研,从农户评价、原因分析、改进建议三个方面对5大类22项地下水超采治理措施进行了研究。农户评价结果表明:农户比较清楚水利工程建设、种植结构调整、农艺节水技术这三类措施,比较不清楚农业水权水价改革、服务体系建设这两类措施;农户对水利工程建设、种植结构调整这两类措施的评价为较好,对农艺节水技术、服务体系建设这两类措施的评价为一般,对农业水权水价改革这类措施的评价为较差。原因分析结果表明:与农业生产的相关性越直接紧密,农户越清楚该治理措施,节水机制越直接明确、农户参与动机越强,农户对该治理措施的评价越好。因此,在制定地下水超采治理措施时,应当设计直接且明确的节水机制,充分考虑农民的参与动机和保障农民的利益,以及加大对与农业生产相关性弱的治理措施的宣传。改进地下水超采治理,需要遵循综合施策的思想,采取分类改进的策略,改进建议如下:(1)需要加强水利设施的维修和管护,避免出现重建设、轻管护的情形,需要综合考虑引水指标、蓄水能力、季节性、恢复渠灌面积等因素来评估水利工程建设未来的压采潜力。(2)应当基于水资源承载力评估耕地休耕的潜力和规模,在现阶段粮食相对充裕的背景下,建议在地下水严重超采区进一步扩大休耕规模,完善补偿机制和加大财政投入力度。(3)需要反思和调整现有的农业水权水价政策,在中国特定国情条件下,不提倡农业用水确权过细,不提倡农户之间的水权交易。农业水价发挥作用面临较多障碍,应当先期解决农业用水计量困难、农业水费征缴困难两大基础性难题。(4)应当改变农户对减少灌溉的减产预期,引导农户科学、适量灌溉,同时增加农户迫切需求的技术服务的供给。     

绿色生态住宅小区环境性能评价研究

建立一套标准的、适用的和可操作的绿色生态小区环境性能评价指标体系。已成了推广和发展绿色生态小区的必要条件。本文按照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的原则．从住宅小区的水环境系统、气环境系统、声环境系统、光环境系统、热环境系统、能源系统、绿化系统、废弃物管理与处置系统、绿色建筑材料系统、小区智能化系统、开发系统和管理系统方面，建立评价指标体系。使用层次分析法对评价指标体系的指标权重进行确定，应用灰色系统评价方法对住宅小区环境性能进行评价．通过具体实例证实模型是科学和实用的。     

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合作治理参与行为研究:基于心理感知和环境干预的分析

在农村生活污染日趋严重的背景下,加快推动合作化治理,引导农村居民选择合适的生活垃圾处理方式,是实现建设“美丽乡村”目标的有效手段。基于湖北省的调查数据,利用Logistic回归探讨心理感知与环境干预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合作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心理感知是影响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合作治理参与行为的重要因素,对环境的容忍程度越低、自身环保意识越强的农村居民参与生活垃圾合作治理的可能性越大;（2）环境处罚制度对农村居民参与生活垃圾合作治理有促进作用;（3）交互效应分析表明,环保政策宣传和环境处罚制度在农村居民自身环保意识对其生活垃圾合作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政府应加强宣传和引导,切实推动农村居民选择环保的生活垃圾处理方式,以推进农村环境污染治理,进而实现“农村美”的目标。     

绿色产业政策与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北大核心CSCDCSSCI

绿色产业政策是指中央或地方政府制定的、以绿色政策工具为手段,以促进产业绿色转型升级为目标的各种策略组合。绿色产业政策鼓励企业绿色创新,强调以创新驱动的方式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然而,目前国内关于绿色产业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研究存在严重缺口。文章将2017年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视为一次外生冲击,基于2011—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该政策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与非试验区企业相比,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设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整体上促进了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同时,绿色金融产生的信贷资源配置效应,有助于引导金融资源从重污染行业流向绿色清洁行业,这不仅缓解了试验区非污染企业的融资约束,也加重了污染企业的融资成本,从而倒逼污染企业绿色转型。在引入企业生命周期动态视角后,结果显示,试验区设立更易诱发制造业行业中成熟期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对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地,从地区市场环境和企业所有制等角度对绿色金融的异质性作用进行了探究,发现绿色金融的创新激励效果在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更高的分位区间以及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基于上述政策效果的评价结果,目前中国政府制定的以绿色金融为主要手段的区域型绿色产业政策能够在内化环境外部性成本的条件下,实现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但是,在未来还需精准化推广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不断丰富和完善试验区内绿色金融产品和工具。该研究为绿色金融在环境污染治理标准和治理体系中争取“一席之地”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经验证据,同时也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基于绿色产业政策视角的可行思路。     

全过程视角下企业环境管理绩效评价

全过程环境管理以循环经济理论为基础,管理内容涉及企业整体流程的各个活动与环节,包括绿色采购、生态设计、清洁生产、绿色运输、绿色销售、绿色使用以及绿色企业文化的建设。文章在对全过程环境管理的内容进行剖析的基础上,建立起企业全过程环境管理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并利用层次分析法,对企业全过程环境管理绩效进行模糊综合评价。     

武汉东湖富营养化现状分析及治理对策

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东湖的水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尤其以富营养化的危害最大。采用营养状态指数法,对武汉东湖十个湖区进行了富营养化评价,得出富营养化的水体占到整个面积的62.21%,中营养的水体占到37.79%。磷是东湖富营养化的主控因素,在明确水体中磷富集的主要原因是点源污染的前提下,分析了东湖现有治理措施和存在的问题,建议东湖富营养化的治理要因湖区而宜,在彻底控制点源污染的同时,结合生态建设,用人工湿地的方法控制面源污染,并对富营养化严重的湖区,采取底泥疏浚工程削减内源营养盐。在东湖富营养化治理的同时,必须加强对东湖的管理,健全环境立法,强化环境监督,将东湖污染的控制纳入法制化轨道。     

环境信息披露能提升全要素能源效率吗?——来自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的准自然实验北大核心CSCDCSSCI

完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是推进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生态环境的一项重要措施。基于此,该研究首先厘清了环境信息披露影响能源效率的理论机制和传导渠道;然后,运用DSBM方法对2000—2018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要素能源效率进行测算,并以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D)对上述作用机制进行了多重检验,结果表明:①环境信息披露政策的有效执行对提升城市全要素能源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一结论在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动态窗口调整、内生性检验、更换能源效率测算方式及排除其他政策干扰等多重情景下依然稳健。②基于城市资源禀赋、城市功能和环境质量差异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环境信息披露对非资源型城市和衰退及再生资源型城市、非老工业基地城市、SO_(2)污染排放控制区城市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③环境信息披露政策的有效执行一方面会使得清洁产业替代污染产业,促使区域内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会推进区域内研发水平和创新能力提升,最终通过“清洁产业替代升级效应”和“节能减排技术进步效应”两条渠道提升城市全要素能源效率。因此,要坚决保障环境信息披露力度和强度,持续推进产业结构清洁化升级,加快实现绿色创新能力提升,不断优化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模式,进而促进全要素能源效率,实现节能减排和绿色发展。     

中国城市的绿色发展评价

绿色发展模式是我国城市建设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而目前我国在相关方面的研究还仍然处在起步阶段.该文综合分析了我国城市绿色发展的相关统计数据,以评价我国城市的绿色发展状况.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城市的污染治理投资与基础设施投资水平和三废综合利用水平普遍较低;而绿化水平、生活垃圾处理水平、单位GDP用水、空气质量和工业废水处理水平则有很多城市均已达到较高水平,呈较好的发展态势.就各项指标的发展水平在全国的分布情况来看,投资特别高的城市基本都是直辖市或者省级市等大规模的城市,但是这些城市的三废综合利用产品产值并不高.单位GDP用水量特别高和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特别低的城市基本以小城市为主.就各项指标的总体水平来看,福建、广东、海南、河北、湖北、江苏、江西、山东和浙江等(以首字拼音为序)沿海或接近沿海各省份的城市和4个直辖市均处在较高水平.而甘肃、吉林、山西和陕西等(以首字拼音为序)西北部省份的各城市则处于较低的水平.     

绿色产业政策与重污染行业高质量发展

绿色产业政策是政府出于推动环境与产业协同发展的目标而实施的政策组合。绿色产业政策鼓励企业技术研发,强调以创新驱动的方式,实现行业的高质量发展,但是相关绿色产业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研究还非常有限。文章对14个地级市在1998—2013年所实施的纺织行业绿色产业政策进行了系统的评估。基于中国纺织行业27 827家企业在1998—2013年间86 988条企业运行、环境排放与专利申请等企业级数据,通过双重差分以及动态双重差分方法评价了相关政策的效果,研究发现绿色产业政策能够同时提升企业的环境与创新绩效,同时还影响了企业的创新方向;而且这些绿色产业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会受到企业属性的调节作用:在相同的绿色产业政策冲击下,国有企业在环境绩效方面会显著优于非国有企业,但是国有企业的创新绩效与非国有企业之间没有显著差别。此外,多次双重差分方法下的政策评估显示,尽管绿色产业政策促进了当地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但是不同城市的绿色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存在差异。综上,基于本文的政策效果评价,研究认为地方性的绿色产业政策能有效促进当地产业转型升级,但是距离全面推动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仍然存在着差距。因此,在未来还需要中央政府加强顶层设计与政策督导,深化重污染行业的绿色可持续转型。本研究为构建"绿色制造"的政策体系,提升中国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提供了理论与实证的支撑。     

环境分权是否真的加剧了雾霾污染?

科学、合理地划分政府间的环境管理权力是解决中国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要前提和制度基础。以往研究虽然关注了中国式分权与环境污染的关系,但多是使用财政分权指标简单地刻画中国各地环境分权状况,忽视了从环境管理体系出发探寻雾霾加剧的原因。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分省区面板数据,由各级环保机构规模与人员数量动态变化特征的角度构建环境分权指标,在此基础上,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考察了中国式环境分权对各地雾霾污染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适当加大环境分权程度有助于改善中国的雾霾污染状况。从三项分解指标来讲,加大环境监察分权对于改善雾霾污染的作用最为明显,环境行政分权度次之,环境监测分权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最小。(2)中国各地区的雾霾污染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即雾霾浓度会随着地区间风向以及湿度的变化扩散到周边地区,进而破坏了当地的空气质量。(3)中国各地区雾霾污染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性。某地在空气中残留的雾霾颗粒会在下一期进一步加剧该地的污染程度。因此,为解决日益严重的雾霾污染问题,可以适当加大中国各地的环境管理分权程度,赋予地方环保部门一定的环境法规制定权,下放部分"治霾"资金使用权,允许其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合理设置人员岗位与环保机构。此外在开展雾霾治理工作时,需要加强地区间"联防联控"的协同机制以及居民对当地政府环保工作的监督机制。藉此,将有助于进一步完善中国环境分权管理制度,加快各地雾霾治理工作,进而助推"美丽中国"建设。     

基于绿色交通理念的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策略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对传统发展模式发思后的理性回归,是一种将社会发展从单纯经济增长拓展到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新理念。绿色交通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环保交通,其核心是交通的通达、有序,参与交通个体的安全、舒适,同时尽可能少的消耗能源、产生污染。绿色交通是实现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交通可持续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理念在交通领域中的具体体现。本文以深圳市为例,从交通设施、居民出行、能源消耗、环境影响几方面分析了城市交通发展现状,并采用层次分析法(AHP)构建了交通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对2000～2007年深圳市交通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最后从优化公众出行结构、推广绿色交通工具、改善城市交通环境等方面提出了城市绿色交通发展策略。     

太湖流域农业面源污染及控制研究进展

太湖及其流域的水环境质量呈现严重恶化趋势,农业面源污染是太湖流域水体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论文通过文献分析,总结了太湖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因素、相应的治理措施以及农业面源污染控制的特点.结果表明:①虽然太湖流域典型区域的面源污染影响及排污系数的研究较多,但是着眼于太湖流域整体的农业面源污染负荷总量的研究并没有明确答案:②农业面源污染的治理技术研究较多,但将这些自然科学成果应用到实际的管理实践中的政策研究较少;③对农田面源污染的研究较多,对畜禽渔业养殖废弃物处理的研究比较薄弱,并且两者没有很好地结合起来进行研究;④虽然已经有了一些关于农业面源污染控制管理的讨论,但缺乏管理实施标准的研究;⑤围绕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主要手段都与农户行为有关,例如土地利用方式、耕作方式等,但现在很少有从环境污染主体即农户行为的角度去研究如何减少环境污染.     

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经营管理的趋势

在供应链的各个阶段中从原材料获取到产品的制造、运输、使用过程都会产生废弃物,对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威胁人类的健康和生态系统系统。为此,本文提出了以供应链管理的概念,并讨论了它的主要内容以及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应用前景。     

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

绿色信贷政策作为金融调控手段在环境治理领域的创新应用,是平衡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的重大探索。绿色信贷政策在重塑重污染企业信贷融资环境,倒逼重污染企业转型升级,激发重污染企业绿色发展热情的同时,是否及如何影响企业的“脱实向虚”？文章立足金融市场迅猛发展和绿色信贷政策日趋深化的现实背景,选取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经验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绿色信贷指引》实施前后,重污染企业相对于非重污染企业的金融化水平波动情况,以此分析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为评价政策实施效果提供参考。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非重污染企业,绿色信贷政策显著抑制了重污染企业的金融化水平,且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PSM-DID、安慰剂检验等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绿色信贷政策主要通过促进技术创新、降低代理成本对重污染企业的金融化水平产生抑制效应。异质性检验进一步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会随企业产权性质、区域环境执法强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与国有产权性质、弱环境执法区的重污染企业相比,绿色信贷政策的抑制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强环境执法区表现得更为明显。文章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