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积累、企业创新与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虽未改变,但2010年以来经济增速不断回落,一些阻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不利因素不断积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有所上升。揭示中等收入陷阱的产生机制,显然对于政府形成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根据社会再生产理论,建立了"世代交叠"模型,对中等收入陷阱的产生机制作出理论解释,并运用中国1998—2014年各地区经济数据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1)人力资本积累和企业创新会在不同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并且二者存在协同效应;(2)上中等层次人力资本积累与企业创新的协同效应可以带动经济增长;(3)下中等层次人力资本与企业创新的协同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这意味着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不仅应注重人力资本量的积累,更要保证质的提升。基于此,应从下三个方面着手推动中国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1)着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科学构建产权保护法律体系,促进形成企业家倡导企业科研创新的机制,激发企业创新的主观能动性,维护创新企业对于运用和转让科研成果的合法权益;(2)着力培育高素质人才的教育体系,稳步提升高等教育入学率和办学质量,鼓励教育培训机构适度创新,推动培训方式项目化,针对岗位需求扩充劳动者知识和技术储备;(3)着力降低初中及以下人口的规模与比例,延长义务教育年限,鼓励优质教育资源向不发达地区适度转移,关注偏远地区贫困人群的入学情况,努力为穷人提供公平发展的机会。     

中日韩城市化过程中的资源环境变化比较研究

城市化是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是一种强烈的地表人类活动过程,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给资源环境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城市化过程的直接表现是乡村人口进入城市,用人口城市化表征城市化水平。中日韩是亚洲和东北亚地区经济实力最强的三个核心国家。以中日韩三国为例,基于面板数据模型框架,对比分析1950-2012年三国城市化的发展阶段和过程,采用线性回归方法定量研究三国城市化进程与资源环境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中日韩三国城市化进程存在较大差异,城市化起点不同、发展速度不同、所处阶段不同。中国城市化起步分别比日韩晚80年、20年。中日韩三国城市化水平的发展趋势均呈快速增长,日韩两国在二战后城市化水平的增长速度均远超中国。目前日韩两国均已处于城市化后期,并已经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经济体,两国城市化率分别为91.73%,83.47%;而中国目前正处于城市化中期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城市化率为51.78%。中日韩三国城市化进程与资源环境变化有着密切关系。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化与土地资源、水资源呈显著负相关,与能源使用量呈显著正相关。中日韩三国城市化率每提高1%,人均耕地面积分别减少24 m2,10 m2,9 m2,人均水资源量分别减少64 m3,43 m3,21 m3,人均能源消费量分别增加42 kg,76 kg,111 kg。借鉴日韩经验,建议中国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调整产业结构,加强环境监管,控制废弃物排放,建设生态城市,实现城市化快速发展、资源高效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共赢。     

中国能源低碳转型(2015—2050):可再生能源发展与可行路径

在新一轮产业革命的背景下,第三次能源革命正悄然发生,中国也已走入能源转型的"十字路口"。现有关于能源转型路径的研究,大多关注于能源转型本身,忽视了能源转型需要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契合的重要特征,即中国能源转型所面临的问题是何种能源转型方案在近期所带来的成本能够被经济系统消纳包容,而在长期又能够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鉴于此,本文通过跨国比较以及CGE模型研究中国的能源转型与经济发展。跨国比较分析发现,人均收入水平及一定的产业结构基础是能源转型的重要条件,从产业结构及人均GDP的对比看,中国在近5年内如注重节能减排政策实施以提升能源利用效率,人均二氧化碳将在2035年甚至更早进入排放的"下降期",选择何种能源转型道路是当前中国所必须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根据模型演化结果及跨国经验分析,将中国能源转型的可行路径分为三个阶段:2015—2025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正经历经济增长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关键阶段,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时期,能源转型应采取"温和"手段,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将对经济产生较大负向冲击,不具备可行性;2025—2035年,是能源转型方向确定期,可以制定较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亦可逐步挖掘化石能源自身的"清洁潜力",转型方向应与新一轮产业革命紧密联系;2035—2050年,为能源转型的成熟期,可再生能源发展将步入崭新阶段,中国能源系统或将呈现两种可能,一是到2050年实现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可再生能源占比达到60%以上;二是局部地区实现100%的可再生能源供应,而整个能源供应体系呈现出化石能源与非化石能源平分秋色的局面。     

“环境贫困陷阱”发生机理与中国环境拐点

与经济发展相关的环境问题常常与不平等、贫困等问题交织在一起。环境贫困绝非环境质量或者环境公共服务的不足,而是环境质量的恶化或者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的不足会通过影响健康、教育等人力资本积累和其他要素资源配置而影响甚至拖累发展,加剧贫困和社会经济不平等,本文进一步拓展为"环境贫困陷阱",结合中国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实际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分解,并提出四类典型事实。将考虑财富异质性的OLG模型与预期寿命和环境相互决定的OLG模型有机结合,综述性分析和考察了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条件下,个体或经济体是如何陷入"环境贫困陷阱"之中以及如何影响环境库兹涅茨基曲线的轨迹,进而从理论上验证上述典型事实的经验判断。在政策干预上,通过环境政策来降低陷入贫困环境陷阱中经济体的排放并非易事,这是因为需要容忍短期内的低收入,在长期内也不确定是否会提高收入。一旦经济体陷入贫困环境陷阱,在环境政策上达成共识将非常困难,因为这样的政策会暂时性的恶化收入和福利。此外,当政策干预有效性不足时,长期贫困也会加剧。但是,充分有力的环境政策会产生非常不同含义,一旦,有力的环境政策在一段时期内持续并保持到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关系的拐点出现时,"环境贫困陷阱"会永久性的得到解决。     

中国政府公共支出的碳减排效应研究——基于面板联立方程模型的经验分析

在"节能减排"呼声日益高涨的现实背景下,中国政府加大了对碳排放行业的环境公共支出力度。本文根据1998-201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虑政府支出和碳排放的双向作用机制,在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的联立方程模型中引入政府公共支出变量,研究政府公共支出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公共支出对碳排放既具有负向的直接作用,能够发挥减排效应,又能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来发挥间接作用,间接效应的强弱和方向与收入水平密切相关:在均值收入水平下,政府公共支出对碳排放的影响中正向的间接效应占主导地位,从而使得总效应为正,不具有减排效应。此外,我们计算得出CO2倒N型曲线的转折点为720元和271 445元,到2011年我国所有省份都处于CO2倒N型曲线的上升阶段,人均收入提高会直接增加碳排放,并且离跨越转折高点还有较远距离。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均物质资本、经济开放度和产业结构都对碳排放存在正向影响,会加剧地区的碳排放污染;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人口规模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下会增加人们对高质量环境的需求,从而减缓碳排放进程。因此,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亟待实施差异化的公共支出政策来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中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实证分析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衡量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之一,本文采用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环境、经济的面板数据,分析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发现,废水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呈现"倒U型",拐点出现在人均收入2.7万元左右,但废气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亦呈现"倒U型",拐点出现在人均收入8.8万元左右。说明我国废水治理较早,技术较为成熟,但废气治理尚需加强。     

挣扎与妥协:农村家庭缘何陷入能源贫困“陷阱”

生活能源改进是实现农村低收入家庭福利提升的关键环节之一,而资产的贫困为能源的消费造成了约束,使低收入农户难以实现能源的改进以脱离贫困现状。该文借助"贫困陷阱"的定义,将这种受制于资产贫困的能源使用困境称为能源贫困"陷阱",并从农户心理视角考察了低收入家庭更容易陷入能源贫困的原因。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对能源贫困线进行了重新计算,认为我国现阶段农村能源贫困线应为户均600 kgce/a,并发现不论在任何能源贫困线下,收入偏低农户的能源贫困发生率、能源贫困深度和强度均远高于中高收入农户。基于此,该文同时从消费量和消费倾向两个方面估计了家庭经济状况对能源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相对于中高收入农户,收入偏低农户的能源消费呈现出"既未省钱又未增效"的非经济理性特征,其能源消费负担实际更重,而消费结构却更为低效。进一步地,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对这一非经济理性决策进行了解释,考察了心理因素在能源贫困"陷阱"形成中的作用,结果发现:收入偏低农户更容易表现出消极心理状态,负面的情绪和对未来的悲观预期使其在能源决策中更倾向于选择传统能源,而不愿做出能源改进的尝试。这种消极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收入偏低农户在能源改进中主观能动性的缺乏。正如"扶贫先扶志",政府在推行因地制宜的能源政策、开展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也应该加强对贫困农户的情感帮扶,以使其产生尝试改进能源的内生动力。     

大气污染全球不平等的时空格局与演进趋势

掌握大气污染全球不平等的时空格局及演进趋势对解决全球不平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PM_(2.5)浓度表征大气污染程度,基于地理位置和收入水平分组,选取192个国家2 529个省级行政区,运用二阶段嵌套Theil指数和Kernel密度估计等方法,从时空分布格局、时空差异格局及分布动态演进三个层面揭示大气污染全球不平等的时空格局与演进趋势。结果表明:(1)1998—2016年,全球大气污染呈加重态势,大致体现为"亚洲污染程度最重、大洋洲污染程度最轻,中等收入地区污染程度最重、高收入地区污染程度最轻"的空间非均衡特征。(2)大气污染全球差异比较稳定,Theil指数围绕0.3上下波动。国家间差异是大气污染全球差异的主要来源,其贡献率超过50%。(3)按地理位置分组,亚洲大气污染的分布形态始终为单峰分布,非洲两极分化程度逐渐弱化,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和大洋洲两极分化程度增强,梯度效应愈加显著;按收入水平分组,低收入地区极化程度有所减弱,中等收入地区单极化趋势加强,高收入地区大气污染由多峰分布向双峰演变,俱乐部收敛特征更加明显。基于对大气污染全球不平等现状的认识,作者提出三点启示:(1)各国应认清大气污染全球不平等的客观事实,彼此尊重发展模式和发展阶段。(2)各国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打造大气污染区域联防联控机制,同时加强国家间在大气污染治理经验、人才及技术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3)在联合国框架下,世界各国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互联互通、团结协作,携手共建以"大气污染治理"为主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动态演进的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是刻画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重要工具,然而学者们基于样本的客观异质性,对于EKC的倒"U"型假说仍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为了在异质性条件下探究不同发展程度国家EKC的形态差异,并在深入挖掘异化根源的基础上,以动态视角审视EKC的趋同属性,本文主要从传统EKC模型入手,研究不同发展程度经济体的EKC动态演进的趋势,以把握我国环境与经济联动的内在关系。文章采用30个经济体1991—2015年间易扩散污染物的数据,使用变异系数法构建了综合大气污染指标,并从发展水平和发展结构两个维度构建了经济体的发展度指数;在明确了低发展度国家传统EKC形态线性递增的基础上,将异质性因素引入模型并基于随机前沿成本模型分阶段检验了不同发展度经济体污染物排放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动态变化关系以及异质性因素对于不同经济体的作用效果。结果显示:①尽管不同发展度国家不同时期EKC的形状仍有差异,但都呈现出倒"U"形态,表明倒"U"型EKC的普遍存在性;②样本期内,虽然不同经济体EKC的拐点差异较大,但都表现出随时间由右上向左下移动的动态趋同趋势;③不同的外部因素对污染减排的作用差异较大,甚至同一因素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作用程度也存在着显著差异。这表明低发展度国家EKC具备改进的潜力,也说明环境改善是经济发展带来的多重客观异质性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目前应当根据自身特点,从升级产业结构、创新绿色技术、转变能源结构、提升开放质量、建设绿色城镇等角度促进减排,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     

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作为支持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的政府行为,财政偏袒是否会导致地区陷入低经济增长陷阱尚未得以揭示。本文借助中央政府划定资源枯竭型城市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识别了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①针对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财力性转移支付会引发"激励陷阱"问题,从而导致城市经济增长放缓,这一结论在考虑了DID识别假设条件、PSM-DID及安慰剂检验、外生事件冲击后依然稳健。②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激励陷阱"的出现与政策引致型扭曲、制度环境以及资源路径依赖有关。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引发了地方财政支出的粘蝇纸效应、劳动市场价格扭曲的配置效应、产业结构偏离度加深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下降的结构效应。但是如果能改善制度环境和摆脱资源路径依赖,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的阻碍问题将会得到解决。③财政偏袒性政策对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会阻碍煤炭城市和有色金属城市的经济增长,但对森工城市没有明显的影响;人力资本水平高、财政压力小、金融发展程度高和互联网普及程度高的城市能够减轻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的负面效应。据此本文认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加强软环境建设、重视人力资本积累是帮助资源型城市跨越财政偏袒"激励陷阱"的有效举措。     

空间依赖、碳排放与人均收入的空间计量研究

本文采用较为前沿的空间计量方法研究我国29个省区2000-2008年间人均碳排放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①我国人均碳排放和人均收入均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群特征,特别是人均收入的空间依赖性表现出加强的趋势。②人均碳排放与人均收入呈"倒U"型曲线关系,拐点为人均收入16 953元。并进一步计算了我国各省区的人均碳排放拐点,发现各地区人均碳排放拐点在时间路径上存在明显差异性,东部地区的多数省区较早地到达拐点,而中西部地区则要经历较长时间。③城市化水平、就业人员比重和技术进步是导致我国人均碳排放量增长的重要因素。④对外贸易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人均碳排放。因此,提出了大力倡导低碳生活方式、优化产业结构、积极开发低碳技术、转变贸易结构以及将地区的空间依赖性纳入到碳排放的政策制定中等政策建议。     

资源依赖:增长诅咒还是贫困陷阱?

"资源诅咒"假说为资源与经济关系的探讨提供了新的视角,但关于其存在性的争论从未停歇,国内也少有"资源诅咒"在社会福利领域的探讨,而实证中资源依赖指标的内生性和研究时段随意性问题也受到了质疑。本研究利用2003—2015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借助准实验模型避免内生性,依据资源市场价格将研究时段分为繁荣期、波动期和萧条期,从增长与福利两个层面同时检验了资源诅咒的存在性问题,实证发现:①资源依赖没有显著带来地区长期经济增长的差异,传统增长式诅咒并不存在,短期内资源型经济存在较大波动性;②资源依赖显著恶化了贫困、收入不平等等福利水平,存在资源福利陷阱,时间趋势上资源型地区与非资源型地区的福利水平差异正在逐步缩小。通过理论分析发现,资源依赖可能通过以下四个途径恶化贫困:资源工业自身对劳动力吸纳不足、资源工业繁荣带来产业飞地经济阻碍了多元化发展、遗留计划体制下的城镇偏向政策与市场发育不足以及资源工业的生态破坏性对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利用全互交模型实证发现,资源依赖的确对增长减贫弹性产生了负面影响,抑制了增长对农村贫困群体的涓滴效应。这意味着,在注重地区经济增长的同时,政府更需要关注资源红利式增长在城乡收入分配公平以及农村减贫效应等方面的弱质性表现,通过合理有效地利用资源租金,加大农村地区的医疗、教育、交通等基础公共品投资,以及增加涉农领域的财政转移,来弥补资源依赖对增长"包容性"的不利影响。     

中国环境质量拐点:基于EKC的实证判断

促进环境质量改善是"十三五"时期实现绿色发展和最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和任务。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和环境治理政策的强势推进,中国环境质量是否已经跨越峰值和进入持续改善的通道?本文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这一理论工具,依据环境统计数据和国际经验事实判断中国是否到达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和具备促使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的经济特征。首先,应用中国各省份1998—2013年的面板数据,对人均收入水平与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的关系进行回归拟合发现,人均烟粉尘排放自1998年以来持续下降,人均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均在"十二五"中前期到达峰值。大部分东部省份已经越过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但环境质量改善仍然缓慢。多数中部省份处于峰值阶段,而西部省份大都处于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恶化的矛盾阶段。其次,基于污染物排放的驱动因素框架,将中国当前的经济特征与美、日、韩三国跨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经验进行比较,结论表明中国目前已基本具备了跨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经济驱动条件,但是相对滞后的城镇化进程将会导致污染物排放峰值的扁平化和波动性。以主要污染物排放在2014年的基础上削减30%—40%作为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的转折点判断,中国环境质量将在2025年左右趋于全面改善。最后,为了促进环境质量全面改善,认为应该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形势的不同,实施差别化环境治理政策。同时积极防范新一轮城镇化过程中的环境风险,进一步强化区域环境污染的协同治理。     

长岛县持续发展的实践

长岛县是山东的一个以渔业为主的海岛县。全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991年达 10 469元,为全国首富县;1992年为1.55万元;1993年再上台阶,达到l.8万元。有10项人均占有的经济指标居全国12个海岛县之冠。按国家统计局的全国农村小康16项指标考核,我县总体分,高出达标20个百分点,在人均收入上则高出3.4倍。在全国海洋渔业不够景气的状态下,长岛县的渔业经济却是一派生机,自1982年以来已连续11个年头保持了超高速增长。11年来产量增长了2.9倍,收入增长了16.7倍。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44.5％与170％,这种增长势头至     

环境规制对异质性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基于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的分析

近年来随着我国环境规制力度的不断强化,如何兼顾环境规制与就业稳步增长已成为理论研究者与决策者共同关注的问题。本文借鉴了AK模型中引入环境污染强度的方法,将环境污染强度作为环境要素引入C-D函数,通过生产者均衡条件推导出就业的影响因素模型,并运用我国1995-2012年省级动态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加强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最后基于劳动力收入、受教育程度异质性视角考察了环境规制影响劳动力就业的差异性。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我国就业之间的关系并不冲突。总体来看,环境规制与我国就业之间存在U型曲线的动态关系,即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从不同劳动力收入水平地区来看,高收入地区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表现为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中等收入地区环境规制的就业效应不显著,低收入地区环境规制会明显促进就业增长,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与不同收入水平地区的产业结构差异有关;从不同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地区来看,高教育和中等教育程度地区环境规制的就业效应呈现先抑制后增长的作用,低教育程度地区环境规制对就业产生显著的正面效应,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与受规制企业和不同受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匹配程度有关。本文认为,我国政府应切实提高环境规制力度,避免出现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竞争导致的环境规制软化现象,同时,地方政府在制定环境政策时应体现差异性:高收入水平地区和高教育程度地区可实施较高水平的环境规制力度,充分发挥环境规制高成本对该地区就业增长的积极效应;中低收入水平地区关键应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适度提高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中低教育程度地区应扩大环境领域教育投入,并通过构建产学研用平台以避免环境技术成果与市场需求的脱节,有效促进环境技术成果的市场转化率。     

赡抚比对农户农业生产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湖北省769户农户的调查

保护农户的种粮积极性,提高农户农业生产意愿,对巩固我国农业的基础性地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大意义。基于湖北省潜江、宜昌、襄阳和黄冈四市的769份实地调研数据,以家庭负担为切入视角,运用Logit回归模型研究赡抚比对农户农业生产意愿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不同条件下赡抚比对农户农业生产意愿影响的异质性。结果表明:(1)赡抚比对农户农业生产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赡抚比越大,农户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意愿越强;(2)不同年龄段农户所面临的赡抚情况存在差异,使得赡抚比对非老龄组农户农业生产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在老龄组农户中却不显著;(3)针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家庭,赡抚比所带来的经济与时间的双重压力对农户农业生产意愿的影响程度不同,从而造成赡抚比在低收入组、中等收入组和高收入组的影响呈现出"显著-不显著-显著"的变化规律。     

基于BP结构突变的中国能源强度及因素分解研究

能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中国能源消耗量虽在逐年降低,但仍是世界上能源消耗量最大的国家。伴随常规能源的日益枯竭,能源安全问题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因此,降低能源强度迫在眉睫。系统研究中国能源强度下降原因并进行因素分解有助于深入把握能源变动规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文章运用BP结构突变模型对1980—2015年能源强度突变点检验,建立LMDI分解模型,将能源强度分解为部门能源强度、运输线路单位长度能耗、运输线路产出能耗、人均生活用能、城市化、人均收入效应、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八个因素,分析能源强度各阶段动因变化特征。计算结果表明,受经济发展及国家政策冲击,能源强度在1980—2015年样本期间存在1991年、2002年和2008年三次结构突变,形成四阶段不同增长趋势。能源强度在样本期间呈整体下降趋势,能源强度各阶段主要影响因素不同,但是部门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对中国能源强度作用最大,人均生活用能、人均收入效应和产业结构中的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对能源强度影响显著;在样本期内,各影响因素作用方向转变导致能源强度阶段特征不同。针对中国能源强度的阶段特征,提出开发推广可再生能源技术以调整能源结构;促进应用低碳节能产品以降低生活用能;推动增加第三产业比重以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加快建设运输节能技术以降低交通运输业能源强度等对策建议。     

中国对外贸易的环境影响综合效应分析

在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背景下,需要深入分析对外贸易规模、外贸经济布局对环境影响的综合效应,全面探索对外贸易的环境效应规律。理论分析主要考察了对外贸易发展对环境影响综合效应的作用机制,在污染的需求和供给函数基础上,将环境因素分别引入对外贸易的生产者函数、消费者函数、政府税收函数,构建对外贸易环境总效应实证模型,模型分析表明,对外贸易对环境影响的规模效应体现为环境污染在不同禀赋和收入水平国家间转移;对外贸易对环境影响的结构效应体现为出口产品结构的改变,但是由于不同的比较优势,该结构效应在各经济体间的正负影响各不相同;资本积累会带来更多的污染,技术进步则会降低污染水平,二者相互作用究竟产生正面还是负面的影响效果,关键看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是否带来污染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同时基于我国29个省(市)的动态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经济总量、外贸规模、外贸经济布局对环境影响的综合效应。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导致的收入效应和规模效应使污染物排放量呈现先下降然后增长的变化,而外商投资在短期内会增加环境污染,但从长期来看,正的技术效应使污染排放量呈现逐渐降低的趋势,同时受到产业结构的约束,外贸经济布局的产品效应及结构效应呈现显著的负效应。我国对外贸易对环境影响负效应产生的现实基础来源于我国的外贸结构与模式等特征的国情基础,改善我国的外贸对环境影响的负效应需要通过继续深化外贸体制改革,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完善环境经济政策,加强国际多边合作等综合手段来实现。     

中国城乡贫困变动:2004—2012

本文基于2004—2012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根据家庭人均年收入2 300元的国家贫困标准线和"1天1.5美元"的亚洲贫困标准线,使用FGT指数和脱贫时间两种贫困指数评估了我国城乡贫困整体变动趋势,并从城乡和地区、个体和家庭特征层面分解贫困人口构成;也考察了贫困变动的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最后定量地分析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根据两种贫困标准线,两种贫困指数测度结果一致反映我国贫困人口规模显著减少;按国家贫困标准线,我国城乡贫困发生率下降了8.8%,但到2012年的依然高达8.6%,农村贫困人口平均脱贫时间为5.4年,而相对贫困发生率有所上升。不同地区的贫困变动差异较大,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贫困发生率依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41个百分点和0.22个百分点,贫困强度和贫困深度现象都还较为严重;东部地区的减贫效应十分明显,但贫困人口内部收入差距拉大问题较为突出。经济增长的脱贫效应较为显著,但增长的亲贫性有待提高;城乡、地区和贫困人口内部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并成为反贫困的严重障碍。外出非农工作经历、性别差异和教育程度是影响收入增长的关键因素。基于此,本文建议反贫政策应瞄准西部地区的教育程度和健康水平较低、家庭规模较大的农村居民,尤其是女性户主家庭,也应加强养老保险、社会帮扶和人力资本投资,形成改善收入分配为重点的社会保障性扶贫政策体系;中部地区可以借助邻近东部地区的地理优势,通过承接产业转移持续实施"开发式扶贫"政策体系;同时,也可将扶贫标准线提高为每人"1天1.5美元"的亚洲贫困线。     

环境政策与经济绩效——基于污染的健康效应视角

文章基于环境污染的健康效应的视角,通过考察环境污染对居民健康的负面影响,进而经由健康水平影响有效劳动、经济产出及福利水平的作用机制,在一个扩展的Ramsey模型中探讨了环境污染、健康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运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对模型的稳态特征做了比较静态分析和政策影响分析。研究表明:(1)代表性个人的"时间偏好率"直接影响着经济的动态行为与长期特征;(2)当考虑污染的健康效应时,环境政策与均衡产出和福利水平分别呈不完全相同的倒"U"型关系。具体来看,在"时间偏好率"非常大(即,主要关注当前财富价值,较少关注未来财富价值)的经济体中,增加环境治理投资可能会挤占物资资本积累,然而健康状态不被重视,这是因为此时健康人力资本水平主要由消费水平而不是健康支出决定;而在"时间偏好率"非常小的经济体中,增加环境投资和健康投资都不会挤占物质资本积累,此时健康人力资本水平主要由健康支出而不是消费水平决定。再者,基于环境投资目的的"环境税"会对与健康人力资本相关的参数变化产生反应,会显著影响"最优环境税"和每一环境税所对应的均衡产出与福利水平。文章的经济学含义以及政策启示在于:政府在制定环境政策时,面对着"环境污染→社会成员健康水平→人力资本的有效劳动→经济产出""环境投资(环境税)→物质资本投资→经济产出"的双重影响关系,亦即,面临"经济产出"与"社会福利"的权衡,最终的权衡决策取决于决策者所代表主体的"时间偏好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