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市场规模与中国能源效率提升:基于动态面板门槛效应的实证研究

基于本土市场规模和技术进步探寻中国能源效率低下的诱因,是现阶段实现节能减排和践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本文在系统梳理本土市场规模、技术进步影响能源效率的理论机制基础上,利用Dynamic-SBM模型重新测算了1990—2016年省级层面的能源效率,通过动态面板门限模型检验了本土市场规模与能源效率的技术进步门限效应和回弹效应。研究发现:①本土市场规模与能源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技术进步门限效应。在低技术进步区间,本土市场规模对能源效率的促进作用会随着技术进步增加而逐渐降低;在高技术进步区间,则会抑制能源效率的提高。②二者间存在显著的双重门限效应。在高、低市场规模组,本土市场规模与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的交互影响显著为负,但在中等市场规模组却具有正向影响。③从时间维度看,中国加入WTO会显著增强本土市场规模对能源效率的正向促进作用,但技术进步的回弹效应仍然存在。④分地区来看,发展改善型地区具有明显的技术进步回弹效应;发展成熟型地区具有技术进步的门限效应;而发展落后型地区技术进步均有利于能源效率的改善,且在低门限水平表现得更为明显;发展波动型地区在高门限水平不利于能源效率的改善。对此,本文认为,应当积极推进能源市场化改革,逐步形成全国统一市场;加大发展落后型地区和发展波动型地区的能源改革和制度体系建设,推动发展成熟型地区的能源技术创新,注重发展改善型地区的市场规模培育和创新引领作用;同时扩大开放,加强国际能源合作。     

城市化和能源消费的门槛效应分析与预测

能源是推动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重要物质动力,城市化、工业化也成为拉动能源消费增长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处于快速城市化阶段的国家,城市化与能源消费有更为密切的联系。城市化进程中产业结构、居民消费模式、城市规划布局均存在阶段性变化的特点,因此能源消费也存在相应的门槛效应并呈现阶段性的增长。本文在总结城市化过程中影响能源消费的增加因素-产业扩张、消费升级、动力交通、设施建设,抑制因素-技术进步、能源结构优化、人口密度增加、设施共享的基础上,依据我国城市化与能源消费的变化特征,采用门限模型研究城市化、居民收入水平、产业结构、人口密度对于人均能源消费的门槛效应。搜寻在城市化过程中各因素对于能源消费影响的转折点并分析其阶段性变化特征,然后结合脉冲函数图研究城市化过程中各变量对于能源消费的即期冲击。最后依据产业结构、收入水平、城市化的变化趋势对能源消费进行预测分析。研究发现城市化对于能源消费的影响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分别以城市化和人均收入为门槛变量,超过门槛点后城市化对能源消费的拉动作用依次上升;以工业化作为门槛变量,城市化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脉冲相应的结果显示:城市化的单位变动对能源消费的冲击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且持续性较强,收入增加对能源消费的拉动最为迅速但后期持续性较弱,人口密度对人均能源消费具有负向冲击。采用非线性函数的预测结果表明:未来10年内我国仍面临较大的能源消费压力,需要通过制定科学的城市建设规划、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途径控制城市化过程中的能源消费。     

我国能源消费误差修正模型研究——基于产业结构重型化视角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重工业的重新发展是我国产业结构出现重型化特征,这极大地增加了我国的能源消费。为了分析产业结构重型化条件下我国能源消费发展趋势,文章以产业结构重型化为背景,建立了我国能源消费函数,并通过构建产业结构重型化条件下我国能源消费误差修正模型检验了我国能源消费与产业结构重型化之间的短期波动和长期均衡关系,认为产业结构重型化的形成和发展对我国能源消费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具体体现在：本期重工业产值每增加1%,不仅会使同期的能源消费总量增加1.80%、下期能源消费增加1.26%,还会使下下期的能源消费降低1.37%。最后,结合我国产业结构变化和能源消费实际,认为要降低能源消费就必须对经济发展模式和能源发展战略进行调整,使经济与能源协调发展。     

碳交易的“能源-经济-环境”影响及碳价合理区间测算

构造纳入碳交易模块以及在生产模块CES函数中纳入碳排放成本的四层嵌套宏观经济CGE模型,采用2007年投入产出数据构造了社会核算矩阵(SAM),用以分析和评价不同总量减排目标情景下,碳价引入对宏观和产业部门层面经济产出、能源消费和碳减排的影响,以及相应合理的碳价水平,得到结论:①在宏观层面上,碳价越高,碳减排效果越显著,GDP损失越大,能源消费越少。综合考虑宏观经济损失和减排效果,确定了各情景下的最优碳价以及合理碳价区间,其中,在减排目标为10%时,碳市场能接受幅度更大的价格波动(6.9-35€/tC)冲击,宏观经济损失相对小,引入碳市场是最好的选择;参考Kaya等式的因素分解,说明碳价所引致的总碳减排效果,主要来自于能源强度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引入碳价,不仅能够降低能源消费,还会引致能源消费结构向低碳方向调整,煤炭消费明显下降。②在产业部门层面,各产业部门特别是能源部门经济产出水平降低,但总体产业结构影响不大;对部门能源消费产生的主要影响是,能源部门和交通运输部门的能源消费总量显著下降;将部门合成能源单位利用成本分解为能源自身价格变动和碳排放成本两部分,得出合成能源单位利用成本变动主要由碳排放成本引起的结论;进一步,能源密集型部门的碳排放成本较高,同时实现的减排率也相对较高,但减排效果仍不充分,建议采取能源资源税和交通燃油税等激励政策,保持必要的能源市场价格水平,同时促进煤炭和交通领域的减排。     

“双控”目标下产业智能化的节能降碳减排效应

作为新一轮技术进步的重要标志,产业智能化是“双控”目标下实现节能降碳减排的重要路径。运用2011—2021年275个城市面板数据,检验产业智能化对能源消费、碳排放、工业污染排放总量和强度的影响及机制。理论分析表明,产业智能化应用产生规模扩张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三种效应的相互作用将决定产业智能化对能源消费、碳排放、工业污染排放总量和强度的影响方向和程度。该研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并运用工具变量、GMM动态面板、外生冲击检验和替换解释变量等方法,确保基准结果的稳健性。研究表明：(1)产业智能化不仅能够减少能源消费和工业污染排放总量,而且可以降低能源消费、碳排放和工业污染排放强度,实现节能降碳减排。(2)经验证据显示,产业智能化对能源消费、碳排放和工业污染排放的总量影响小于对其强度的影响。产业智能化主要作用于“能耗双控”,对“工业污染排放双控”作用较小,但未能实现“碳排放双控”。(3)机制检验得出,目前产业智能化所推动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较低是产业智能化未能实现“碳排放双控”的根本原因,采用智能化技术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是由“能耗双控”向“排放双控”转型的重要条件。...     

绿色悖论抑或倒逼减排——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双重效应

从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这一基本问题出发,针对可能发生的绿色悖论与倒逼减排两种结果进行理论阐释,认为环境规制不仅会对碳排放产生直接影响,而且会通过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FDI四条传导渠道间接影响碳排放。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2000-201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两步GMM法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双重效应。具体而言,通过引入环境规制的平方项考察环境规制与碳排放之间非线性的直接关系,并且构造环境规制与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FDI的交叉项探求环境规制影响碳排放的间接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直接影响轨迹呈倒U型曲线,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由弱变强,影响效应由"绿色悖论"效应转变为"倒逼减排"效应。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现阶段环境规制有效遏制碳排放,达到预期效果。无论是否具有环境规制约束,能源消费结构均是显著增加碳排放的重要诱因,蕴含环境规制尚未低碳化能源消费结构。环境规制倒逼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刺激技术创新,扭转了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作用方向。令人遗憾的是,环境规制同时抑制了FDI的环境溢出效应和资本累积效应以及削弱本国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致使FDI表现为"污染避难所"效应。因此,政府应该适度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和合理选择环境规制工具,使得倒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更加显著与持久。同时,改革能源价格、提高环保技术以及优化FDI的引资和用资策略,从而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     

中国能源消费增长原因分析与节能途径探讨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中期阶段,能源消费迅猛增长,节能减排任务艰巨。分析近年来能源消费增长原因，可为未来寻找节能途径提供参考。论文在构建能源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利用结构分解分析方法，将促使能源消费增长因素分解为经济规模、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方式和节能技术变化4个因素。并以1997-2002年为样本期,定量测度了各因素变化对中国能源消费增长的贡献值及贡献率。结果表明：促使能源消费增加的因素中，贡献率最大的是经济规模的增加。其次是产业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方式变化。而减少能源消费的因素只有节能技术变化，但由于其贡献值的绝对值小于前3个因素的贡献值之和，因此能源消费总量仍呈增加趋势。可见，技术进步已被证明是节能的有效途径，而未来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节能的任务还任重而道远。     

中国电力碳排放动态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电力碳排放占中国碳排放总量比重较大,因此研究电力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并制定针对性减排政策对中国节能减排有重要意义。基于我国1991-2012年电力相关数据,分析了电力碳排放的动态特征,发现电力消费及其碳排放与GDP同步变化,中国电力生产的能源转换效率在提高,电力碳排放主要来源于煤炭的使用;运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分解方法,不仅考虑电力生产过程,而且考虑电力输配环节和电力终端消费活动对碳排放的影响,从而把中国电力碳排放增长分解为排放因子、能源结构、电力结构、转换效率、输配损耗、经济规模、人口规模、产业结构、电力强度、生活消费等10个影响因素。分解结果表明,经济规模是促使电力碳排放增长的最大因素,意味着中国电力碳排放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以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使得电力消费增加,驱动了电力碳排放增长;生活消费也是电力碳排放增加的重要影响因素;人口规模、输配损耗、能源结构、电力结构、排放因子等因素也是正向效应,但影响程度较小;产业部门电力强度下降和能源转换效率提高是抑制电力碳排放增长的最重要因素;电力结构也抑制了电力碳排放增长,但影响程度较小。基于以上结论,中国需要从电力生产、输配、消费等环节入手控制电力碳排放。     

基于城镇化的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门限效应分析

正确认识城镇化发展中碳减排的阶段性特征和应对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碳排放挑战,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城镇化发展对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影响,未能将城镇化自身阶段性变化对生活碳排放的影响联系起来。基于此,本文以城镇化率作为门限变量,以生活能源结构、居民消费率、产业结构分别作为解释变量,构建多个不同视角的门限-STIRPAT扩展模型,深入分析城镇化水平处于不同阶段时,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所受影响的差异性。研究表明,城市化率分别处于门限值(0.250、0.325和0.457)前后时,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所受影响出现了阶段性的变化。当城镇化率低于0.250时,能源结构、居民消费率和产业结构对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均呈负向弹性关系,分别为-0.688、-0.570、-0.570;当城市化率低于0.457时,能源结构、居民消费率和产业结构对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的负向弹性关系仍然存在,但相关关系明显减弱,能源结构负向弹性关系介于(-0.338,-0.019),居民消费率和产业结构负向弹性关系为-0.251。当城市化率超过0.457时,能源结构、居民消费率和产业结构对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已逐步显现或转变为正向弹性关系。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提出相应建议:区域城镇化发展介于(0.250,0.457]这一阶段的进程中,应把握住能源结构、居民消费率和产业结构对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影响效应转变之前的阶段,鼓励居民生活消费,但进行节能低碳生活方式的引导,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满足居民对生活商品及服务的需求。当区域城镇化提升至0.457以上时,应合理优化能源结构,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通过财政政策等对居民生活消费进行调控和引导,注重第三产业中的科技、金融等技术密集型的行业发展。     

江苏省碳排放现状及因素分解实证分析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能源消耗和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特别是由碳排放的增加带来的温室效应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全球变暖已经触及农业和食品安全、水资源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江苏省作为中国的经济大省,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减排压力。为此,本文分析了1997-2007年江苏省碳排放总量、碳排放强度、人均碳排放及其三大产业碳排放变化情况,并对江苏省1996和2007两年六部门终端能源利用碳排放总量进行对比。采用LMDI分解法,建立了江苏省碳排放增量的因素分解模型,定量分析了1996-2007年间经济规模、产业结构、技术进步与能耗结构四个因素对江苏省碳排放增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规模效应是正向决定性因素,技术进步效应与能耗结构效应是负向决定性因素,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较弱。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减排政策建议。     

新疆能源强度影响因素及其治理策略

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趋势下,新疆过高的能源强度成为其自身发展和全国节能工作的"短板",会给我国的节能减排工作造成越来越难以解决的障碍,因此新疆面临严峻的节能减排挑战。能源强度(单位GDP能耗)是一个地区能源综合利用效率指标,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本文编制了1992、1997、2002和2007年新疆30部门能源投入产出表,采用投入产出结构分解方法(SDA),全面并深入分析GDP变动、单位产出能耗(即直接能源消耗系数)、技术变动和最终需求(包括消费规模、消费结构、投资规模、投资结构和净出口)变动对新疆生产能源强度的影响效应,并基于节能降耗角度分析技术变动和最终需求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992-2007年技术变动、消费规模、消费结构、投资规模和投资结构均对新疆生产能源强度的降低起抑制作用,并推动了产业结构中低能耗部门比重的下降。最后结合测算结果与新疆资源经济的特殊性,从技术投入、投资与消费引导以及民生扶持等方面提出了新疆能源强度治理策略建议。     

能源强度与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实证

制造业的能源消耗和产业结构优化关系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焦点之一。该文利用Geweke因果检验方法,并采用1993—2013年20年间的数据,对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与制造业能源利用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统计和分析。首先,对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的情况进行描述性分析,将产业结构优化划分成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方面,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中高级化都呈现良好的趋势,但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却呈现出"倒U"变化趋势,这与国家的宏观政策具有一定相关性。其次,计算制造业的能源强度,并利用LMD方法对能源强度进行分解,分解为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两个方面,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能源强度变化受到技术效应影响波及时间较长,结构效应变化造成短期影响较大。最后,利用Gewke因果检验的方法对能源强度和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长期因果关系、即时因果关系及整体因果关系进行统计检验,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与能源消耗之间形成两条不同反馈循环,一条为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结构效应及技术效应之间的短期反馈循环,另一条为产业结构优化内部和技术效应之间的长期反馈循环,这两条循环相互促进和影响,最终形成闭合横"8"字均衡循环。据此,研究给出相应的政策和建议:一是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是实现能源的"开源节流"的有效手段;二是制定差异化的能源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是实现"减少能源压力、保证经济发展"双赢局面的重要保障和前提。     

环境规制与化石能源消耗——技术进步和结构变迁视角

为从根本上缓解经济发展的环境和能源压力,反思中国现行具有明显偏向性的环境政策能否在促进减排的基础上实现节能。在经济增长理论体系框架下,梳理环境规制与化石能源消耗的关系,从直接和间接两方面分析其非线性关系,指出环境规制节能的直接效应是绿色悖论和成本效应博弈的结果,间接效应则主要来自技术溢出和结构效应两个方面。在此基础上,引入生产技术进步、治污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作为中介变量,构建环境规制的节能路径模型,并基于2003-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和门槛回归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人均能源消费呈现倒"U"型关系,即只有超越一定门槛,环境规制的节能效用才能凸显。然而,由于环保投资增速低于工业化速度,中国大部分省份都未能跨过这一道"门槛",仍处在环境规制的节能悖论时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环境规制政策存在水平较低、执行力不足等问题。环境规制的间接节能路径中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因技术进步的遵循成本效应与波特假说效应的不确定性,导致中国环境规制的节能作用中未能享受技术溢出的福利;而结构效应中仅能源消费结构交叉项显著为负,表明当前中国环境规制不仅未能倒逼产业结构升级实现节能,反而因产业转移、产业逆淘汰现象加速了化石能源耗竭;高耗能产业的资本密集型特征导致要素投入结构对环境规制节能效果的强化作用不明显;中国特殊的资源禀赋现状决定了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环境规制通过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实现能源节约效果显著,未来持续发展的潜力巨大。同时证实存在中介变量的门槛效应,反映了不同技术水平和结构条件下,环境规制对化石能源消耗的影响不同。为此,建议未来环境政策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对技术进步和结构变迁的引导作用,迫使能源峰值提前到来,实现其节能的政策目的。     

四川省能源消费碳排放影响因素分解研究

结合《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对四川省2005-2013年能源消费碳排放量进行测算,表明该阶段四川省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呈稳定增长态势。利用LMDI(对数平均迪氏指数)分解方法,将能源消费碳排放分解为人口、人均GDP、产业结构、能耗强度、能源消费结构五方面效应,对四川省2006-2013年碳排放增量进行分解研究,表明该阶段人均GDP对四川省碳排放量具有强烈拉动作用,其次为产业结构,能耗强度对四川省能源消费碳排放具有强烈抑制作用,而人口、能源消费结构逐年效应有正有负,贡献度绝对值较小。根据上述结论,针对性地对四川省"十三五"期间控制碳排放提出了建议。     

中国能源强度变动的就业效应研究

能源强度反映了能源的利用效率,并且可以体现出一个国家及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的综合作用。本文在1995-2009年各省份数据的基础上,利用面板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面板协整模型分析中国区域能源强度与就业之间的动态作用及其长期均衡关系。结果显示,能源强度与就业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能源强度对就业总量和就业变动率有着负向的冲击,能源强度的降低可以有效拉动中国就业的提高。各个省份之间的能源强度对于中国就业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影响作用由西向东呈现出梯度递增的趋势。因此,建议通过扩大经济增长的规模降低能源强度,提高就业水平;东部地区应侧重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及发展第三产业来增加就业,而中西部地区可以适度降低能源的消费总量,并不会对就业产生较大的冲击;另外,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需要注意政策的时滞效应,通过优化工业布局,加强区域间的合作,实现能源强度变动与就业增加的良性互动。     

中国现代城镇化发育的能源消费

城镇是现代社会财富积累的中心。矿物燃料为主的一次能源不仅是现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来源,也是现代城镇化发育的基本动力来源。随着城镇化发育不断走向成熟,城镇的生存和发展对能源消费的依赖日趋强烈。这种消费需求不仅体现在总量增长方面,而且更体现在质量提高方面。世界和中国的实践均证明了这一点。所不同者,在产业发展政策和能源消费政策的作用下,中国现代城镇化发育的能源消费表现出明显的不尽人意:第一,能源消费总量增长迅速,甚至进入21世纪以来也是如此;第二,能源消费结构演进缓慢、特别是进入国家城镇化快速发育阶段后的表现更是如此;第三,能源产出效率提高有限,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倒退。如此能源消费特征,对中国城镇化的持续发育构成了巨大挑战,因此,建议加快城镇产业结构调整、推进能源消费结构演进和提高城镇能源消费质量。     

一次能源消费结构变化对我国单位GDP能耗影响效应研究

基于1980—2004年能源统计数据，首先和用通径分析法测算了一次能源消费结构、技术、管理医素与单位GDP能耗强度的关系。定量分析了各一次能源消费构成比例（煤，石油，天然气，水电等消耗比例）对单位GDP能耗的直接、闻接和总影响程度；结果表明：技术水平及管理水平等不可测因素对我国单位GDP能耗起决定作用，石油消耗比例为单位GDP能耗变化的主要限制性因素，故在煤的消费比例下降幅度较小的情况下，要想达到节能降耗的目的，必须首先重视技术的进步及管理水平的提高，同时提高石油的使用比例，尤其要重视水电的发展。然后利用通径分析结果消除了多重共线性的影响，建立了单位GDP能耗同一次能源消费结构及其它相关因素间的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了能源消费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对节能降耗的影响途径及影响效应。     

技术进步、结构变动与中国能源利用效率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能源生产与消费量呈几何级数增长,而单位GDP的能耗却不断下降.理论上,能源利用效率的变化可以归因于结构变化与技术进步.为了解释中国能源效率的这种变化过程,本文采用对数平均的LMDI方法将中国1994-2005年的能源强度变化分解为六大类产业结构变化、两位数产业结构变化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994-2005年,能源强度降低主要得益于技术进步,但技术进步的贡献在2001年后不断降低,产业结构变动在1998年前降低了能源强度,1998年之后导致能源强度的上升.在技术效应中,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高耗能产业部门及居民消费业的技术进步是导致我国能源强度下降的主要原因.     

可再生能源发展情景设计及评价研究

通过对当前主要的情景设计及评价方法的研究,认为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迅速,但初期的部分基本工作尚未完成.尤其是可再生能源的供给潜力及其经济可开发性评价.基于此,提出一种基于动态成本曲线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情景仿真模型.动态成本曲线生成的基本原理是在静态成本曲线基础上,考虑技术进步、可再生能源外部价值对静态成本曲线的影响,从而生成不同时期的可再生能源成本曲线,进而构成可再生能源动态成本曲线.考虑不同种类可再生能源技术进步水平、外部环境价值的变化,设计不同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情景.基于可再生能源动态成本曲线,并对不同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情景下的投资成本、能源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进行了综合评价.最后通过一个案例,分四种情景,即不考虑技术进步,低环境方案情景;不考虑技术进步,高环境方案情景;考虑技术进步,低环境方案情景;考虑技术进步,高环境方案情景;分别给出了四种情景下的装机总量、投资总额、创造就业、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减排量.     

我国能源消费需求的时变弹性分析

为了科学分析相关经济因素变化对我国能源需求的影响效应,本文在提取能源消费需求主要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建立了基于Bayesian理论的时变系数回归模型,利用MCMC方法获得了各时变回归系数的估计.同时,利用HP滤波方法,得到了能源消费需求相对于各相关因素弹性系数的趋势及波动情况,并就能源需求对各相关经济因素弹性系数的趋势变动原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在不同的时间段内,能源价格、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全国总人口以及能源消耗结构对能源消费需求的影响强度具有时变效应;②电力价格变动对降低能源消费的作用最为显著,但边际效应在逐年下降;煤炭价格的提高对能源消费的增加具有很大推进作用,但"煤电联动"、能源价格市场化的建设可能进一步抑制能源需求;③城镇化建设进程可进一步优化人口结构、产业结构以及能源消费结构,这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能源需求的加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