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城市居民累进阶梯式水价结构与政策效果分析

水价改革是近年来政策变革和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由于水资源本身兼具资源产品、民生产品和普通商品的特征,居民水价改革需要兼顾资源配置效率和居民的水费承受能力的同时,也需要关注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以及节水效应。本研究针对成都市拟议中的累进阶梯式水价改革,基于全社会成本定价原则,通过设计不同的全社会成本水平和对应模拟不同的阶梯式水价结构,选取能够刻画居民用水需求特征的二次近似完美的需求体系,并利用相关计量经济学方法,实证分析价格结构的差异性设计对不同政策方面的影响。首先,横向比较分析的结果表明,总体而言,累进阶梯式定价有助于兼顾效率与公平,但不同的价格结构会影响到收入分配效果和节水效应。两阶梯价格水平差越大,收入群组间的交叉补贴相应越大。阶梯价格差越大的设计反映出的结果是,通过对高收入群组奢侈性部分用水征收更高的费用,从而使得所有居民能以更低的费用满足生存性的用水需求,即实际上体现为基本和奢侈性需求这两部分用水的成本在收入群组间不同的分担比例形式。同时,不同价格结构下的人均用水量也有所不同。这些差异的客观存在,表明阶梯式水价政策改革需对各种可能方案进行评估,以确保在各种政策效果间进行合理的权衡。此外,当较高收入群组的奢侈性用水量较大时,可考虑三阶梯甚至更多阶梯数的结构设计。阶梯数设计越多,可以对不同奢侈性用水制定不同的价格,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分担奢侈性用水的成本。但需要注意的是,更多阶梯数的设计可能会导致更大的交易成本(例如居民对价格结构的认知成本、计费的会计成本等)。该结论同样提示政策制定者需要权衡不同阶梯数设计的利弊以做选择。其次,针对不同水平的全社会成本所进行的纵向比较发现,当全社会成本水平越高,不仅表明水价综合水平的提高,同时也需要设计更多阶梯以及奢侈性用水阶梯需要设计更高价格水平的要求,该结论表明阶梯定价水平和价格结构都必须根据全社会成本水平的变化进行适时的调整。     

长江经济带居民生活用水的重心移动与驱动效应研究

核算居民生活用水、厘清时空格局演变动因、量化时空差异驱动效应对提高长江经济带居民生活用水的有效利用举足轻重.通过核算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建立重心模型,并利用LMDI从时空上将居民生活用水分解为消费强度效应、人均消费效应、城镇化效应和人口规模效应.结果 表明:(1)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分别呈增加和减少态势,前者上游较中下游少,后者上中下游较为均衡.(2)城乡居民生活用水重心向西北方向移动,分别由咸宁和岳阳移至荆州,两者的非均衡程度分别呈现增加和减小的趋势,且前者大于后者,该过程中上游和下游省市发挥作用较为明显.(3)城乡消费用水强度和人均消费水平分别是促进和抑制居民生活用水减少的主要因素,城镇化和人口增长会导致居民生活用水量的增加,城乡人口比重变化的作用具有异质性.(4)在缩小与平均水平的差异上,无论从总体视角还是城乡视角,消费用水强度和人均消费水平均呈现相反作用,城镇化具有空间异质性.据此,提出关注居民消费对居民生活用水的影响、完善用水定额等建议,并指出需要进一步减小核算误差,深入探索家庭、行为、性别等因素对居民生活用水的影响.     

个体差异和群体领袖下跨界农民用水冲突的集体选择

将跨界农民用水冲突中的主体按照个体异质性和角色异质性分为村民Agent和村干部Agent,基于复杂网络理论、博弈学习理论和定性仿真方法,构建了反映跨界农民用水冲突动态扩散过程的演化模型,研究村民Agent在其自身差异和村干部Agent行为的影响下,会产生怎样的集体选择,这样的集体选择决定了冲突在群体中扩散或消解的程度。基于Net Logo平台的仿真结果表明,村民Agent之间的网络效应越强,村民Agent的行动越发表现出集体一致性。网络效应对冲突的扩散具有促进作用还是抑制作用与群体中采取冲突策略的Agent数量有关。网络效应易于使得冲突进入僵持状态。村民Agent对冲突的预期越强烈,对冲突的消解越不利。在预期效应的影响下,冲突策略的先发优势被扭转。村干部Agent通过对采取冲突策略的村民Agent增加收益、增强村民Agent对冲突策略的网络效应和对冲突策略的预期,导致冲突在群体中扩散。基于仿真结果,给出跨界农民用水冲突对策建议。     

公平性感知、信任与农业环境保护 ——不确定情形下农户行为选择

为深入理解农业环境政策从制定到落实的内在逻辑，从农户的公平性感知和信任出发，在农业环境保护的不确定情形下，探索性地构建农户农业环境保护行为响应理论分析框架，并基于山东、山西和陕西3省微观农户调查数据，采用路径分析、贝叶斯非线性结构方程模型和斜率分析等方法进行验证。结果表明：（1）农户农业环境保护的公平性感知对农业环境保护行为有直接和间接影响。直接影响为公平性感知越高，越能显著促进农户农业环境保护行为；间接影响为公平性感知通过提高信任进而作用于行为。（2）农业环境保护的不确定性显著阻碍了农户农业环境保护行为，且显著干扰了公平性感知向行为的转化。据此提出，农业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应考虑农户公平性感知和信任，传统命令型农业环境政策应逐步向农户参与型政策让渡；对农业环境定期检测并给予农户反馈，在降低政府长期监管成本的同时，也减少了农户农业环境保护的不确定性，从而推进农业环境保护政策的有效落实。     

技术创新方式选择与中国工业绿色转型的实证分析

在环境承载力接近极限,传统要素投入边际效益骤降的情况下,中国工业依靠技术创新实现绿色转型与发展,已成为我国工业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然而,各类工业行业的特征与异质性,使得不同方式的技术创新表现出不同的效果,如何根据工业行业的特征选择有效的技术创新方式是进一步研究技术创新驱动工业绿色发展的关键性问题。本文采用SBM-DDF方法测算了我国32个工业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基于行业异质性实证分析了自主创新、技术引进、政府支持三种创新方式在工业行业绿色转型中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在考虑了能源投入与污染物排放非期望产出后,行业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出了明显的绿色差异性。传统高投入、高污染、高耗能型的工业行业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明显低于绿色特征明显的工业行业。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文教、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等绿色无烟产业,以及专用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等技术密集型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排名靠前。2009年是我国工业绿色转型的重要跳跃期。在技术创新方式选择上,自主创新与政府支持是资源密集型工业行业实现绿色转型的关键方式;对于劳动密集型工业行业,技术引进则是实现绿色转型的最优路径;对于技术密集型工业行业,自主创新仍是推动该行业实现绿色发展的首要驱动力。此外,我国当前的环境规制已在资源密集型工业行业中率先发挥创新补偿效应;提高工业行业的总体规模与产业集中度也有利于工业行业的绿色转型。     

价值感知视角下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

生态补偿是促使农户实施绿色生产行为,实现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政策之一。而不同补偿方式会给农户带去差异化的价值感知体验,进而对其绿色生产行为产生异质性影响。为此,基于价值感知视角探究了不同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机理,并结合湖北省五个地级市837户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运用Binary Logistic模型实证考察了价值感知调节作用下,现金和技术两种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现金补偿和技术补偿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两者之间存在着互补效应,即技术补偿能够作为现金补偿的有效补充机制,会共同激励农户参与农业绿色生产。(2)在生态补偿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过程中,价值感知起到了显著的调节作用,即价值感知水平的提升能够进一步强化生态补偿对于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激励作用。最后,在纠正了农户常年务工会对估计结果可能产生的偏误后,上述结论依然稳健。(3)对于不同年龄分组的农户而言,不同生态补偿方式的激励效果亦有所不同。具体来讲,在考虑价值感知的调节效应后,现金补偿能够更有效地促进年轻组农户采取绿色生产行为;而技术补偿对老龄组农户的激励作用则更加明显。因此,结合农户的认知水平和现实需求,强化价值感知的调节作用,创新并完善生态补偿制度,将有助于推动农业绿色生产。     

区域分异视角下进城居民再迁意愿分析

本文利用浙江、河南、四川三省960份已从农村迁移到城镇的居民的入户调查数据,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验证,分析居民再迁移倾向。研究结果表明:(1)从描述性统计看,69.69%已进城居民不愿再迁,主要是生活原因,而30.31%的居民愿意再迁,主要是经济原因。(2)从三省总样本上看,一是女性较男性有更强的迁移意愿。二是年龄对再次迁移意愿有负向显著影响,年龄越大的进城居民更倾向"安土重迁"。三是家庭类型中三代同堂较单身家庭有更强的迁移意愿,因为养老难、子女教育难。四是手工业工人较村组干部更不愿意迁移,技能优势使其在城里更有保障。五是家庭年总收入对再迁意愿有正向显著影响。六是浙江、四川与河南三地的差异显著,因为三地分属于我国东中西部,社会经济、居民收入和文化观念存在显著差异。(3)从分省比较上看,一是性别、打工年限、家庭类型在浙江省和四川省模型中均有显著影响,但方向相反。二是工作类型在三省都有一定的影响,但存在差异。三是家庭年总收入在河南省不显著,而在四川省和浙江省均是正向显著。四是搬迁到城镇的年数在河南省是正向显著,而在浙江省和四川省是负向显著。五是浙江省和四川省模型都说明对政府越满意,居民越不愿意迁移。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认为在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政府应发挥重要的引导作用,关注已进城居民对经济、生活、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合理需求,重视不同区域社会经济和文化观念的差异性,健全人口迁移的相关体制,落实各项相关保障政策。     

政府管制下处理商选择拆解方式的演化博弈研究

废旧电器电子产品的非生态拆解引发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该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单纯市场机制下多数处理商会选择非生态拆解方式,政府规制介入成为必然。本文运用演化博弈方法探讨政府管制在处理商拆解方式选择过程中的角色。本文首先分析了政府不管制下和政府管制下处理商选择拆解方式博弈关系;然后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建立了政府管制下处理商选择拆解方式的演化博弈模型,并分析了模型中一些主要参数对处理商选择拆解方式的影响;最后通过数值仿真了不同参数下处理商选择拆解方式的演化过程。得到结论:政府需要对废旧电子产品的拆解工作进行监督和管制;政府的管制力度和处理商拆解方式选择比例的初始值均会对最终演化结果产生影响。研究表明:政府对处理商选择生态拆解方式的激励效应及对选择非生态拆解方式的管制效应对处理商选择拆解方式的行为演化结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通过制定合适的管制政策可以有效推动废旧电子电器产品处理商选择生态拆解方式。     

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模式运行机制与绩效实证分析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非常短缺的国家。推行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SIDD）模式是解决这一难题的重要措施之一。SIDD管理模式运行机制可以从产权制度安排、运营制度安排、激励制度安排、组织制度安排等进行分析,其运行绩效体现在用水机制、管理方式、交易成本降低等方面。结合江苏皂河灌区管理体制改革,分析了SIDD管理模式的运行机制、绩效及存在的问题。为完善这一管理模式．主要的建议是：制订相关的规章制度,使农户广泛参与;建立多元化的投入机制．拓宽资金来源渠道;遵循市场经济运作机制,深化农业水价改革;明确政府职能。加强指导、服务和监管。     

城市家庭节能措施选择偏好的联合分析——对山东省济南市居民的抽样调查

节能是提高能效、减少污染、实现能源可持续消费的有效手段。本文以山东省济南市居民节能措施选择的实地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联合分析方法对其所涉及的节能项目、途径、成本和效果诸方面的偏好程度如何影响节能措施的最终选择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居民在进行节能活动时，首要考虑的是节能措施的效果。其次是节能成本和项目。而对节能实现途径不太关注；居民更偏好效果明显、成本低的节能措施；倾向于简单、初级的行为节能方式（改变用能习惯）；在技术节能方式中。更倾向通过购买能效用具而非改造原来用具实现节能。同时．本文对于不同特征家庭能源消费者选择节能措施的偏好差异也进行了分析。从而为政府推进全社会节能提供决策指导。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经济对策与产业选择

面对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应以养老和健康保障为先导．逐步加大对社会保障基金的投入．充实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基金．建立和完善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继续推进社会保障社会化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建议政府应大力发展老龄产业。政府必须从实际出发．坚持科学发展观．逐步建立和完善老年社会养老制度和福利制度．根据老年消费市场状况．规范、引导投资．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用产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的新运行机制．推进安老、养老产业的发展．根据老年人的不同需求，有计划的发展老龄产业、开发老年用品．增设老年服务项目．满足老年人在物质和文化方面的发展需要．以促使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水质感知视角下水库移民满意度分析——基于有序逻辑回归的实证研究

针对库区移民的水质满意度问题,应用有序逻辑回归分析方法,基于满意度感知理论,构建了库区移民水质感知有序逻辑回归模型,以浯溪口水利枢纽工程移民情况开展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最高教育水平、水源、庄稼种类、日常污水去向、周期性淹没意向等要素对移民水质感知具有显著影响;（2） 上游移民相较于中下游移民对于未来水质政策更乐观;（3）随着教育水平提高,移民对未来预期更加理性;（4） 日常污水去向要素对移民的水质感知存在空间异质影响,使用明渠的群众更倾向于认为水质将会变好;（5） 移民生活用水来源获取越难,对水质变化感知越差;（6）种植主粮作物的移民,对未来的水质预期更好。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农业种植结构优化,能够提升移民满意度     

2000-2008年青海省居民生活能源消费与碳排放分析

本文根据与青海省城乡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相关的8个部门的能源消费数据,采用统计分析方法,从最终需求的角度评估了2000-2008年城乡居民生活能源消费及其碳排放。研究发现2000-2008年青海省城镇与农村居民生活用能在总量和人均水平上均相差很大,并且由此产生的碳排放是城镇居民远高于农村居民,其中,城镇居民生活用能主要集中在食品、娱乐教育文化服务、衣着3个部门,占总能源消费的61.02%,而农村居民生活用能主要集中在食品、居住和交通通讯3个部门,占总能源消费的71.77%。如果青海省农村居民能源消费水平达到青海省城镇居民能源消费的最低水平,会引起能源消费量及碳排量的急剧增加。     

中国环境产业的现状分析与战略选择

环境产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是我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本文运用SWOT分析法分析了我国环境产业的优势、劣势,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对我国环境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战略选择。     

两种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重金属污染特征与评价

为研究安徽铜陵某矿区耕地和人工林地两种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重金属污染特征，应用Tomlinson污染负荷指数法和生物富集系数评价研究区土壤重金属Cd、Cu污染水平和植物重金属富集水平。结果表明：研究区耕地土壤Cd、Cu全量2.34和161.25 mg/kg，均高于林地Cd、Cu全量1.26和80.15 mg/kg，二者均超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GB 15618-2018，pH≤5.5）和铜陵市重金属背景值，耕地和林地污染水平分别为中度污染和轻微污染。耕地糙米Cd（0.95 mg/kg）超标严重，黄山栾树地上部Cd、Cu富集系数均低于水稻地上部。综上，黄山栾树人工林地Cd、Cu污染轻于耕地，退耕还林是研究区更佳的土地利用选择。     

北京市城镇生活方式的环境与能源调查分析

我国现在正处在城市建设的高峰期,建筑能耗已经占到我国总的商品能耗的20%-30%,其中住宅能耗甚至约占到总建筑能耗的60%。尽管如此,但是北京市在住宅建筑能耗这方面的数据还比较缺乏。为了全面了解北京市住宅建筑的室内环境和能耗现状,于2009年1月至2009年5月分别对北京市7个区中的23个住宅小区和2个农贸市场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3000份,其中有效问卷为1692份。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建筑情况、围护结构、空调情况、生活习性等。在本次调查对象中非节能建筑占14%,铁窗使用率占到9%,住宅建筑围护结构节能有待提高;64%的用户多余1台空调,99%的住户空调器的制冷温度低于北京市提倡的29℃空调温度;调查结果表明,北京市住宅建筑单位面积能耗为64kW.h/(m2.年),高于中国城镇水平,为美国的2/3,此外,一些有效的节能行为并没有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应加强对节能行为的宣传。     

环境约束下农业用水效率的时空演变与地区差异——基于沿江区域与沿黄区域比较视角

日益稀缺的水资源制约农业发展,在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后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的新时期,长江与黄河流经的大部分地区作为中国重要农业生产区,其农业生产须向高质量阶段迈进。在此背景下,考察并比较沿江与沿黄区域农业用水效率,对两区域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数据包络分析框架下,基于2000～2019年中国分省面板数据,通过构建混合距离函数模型,按照“用水理想值/实际值”的思路,测度农业用水效率,并从时空演变、地区差异等方面对两区域展开多层次分析比较。结果表明：(1)除上海外,两区域其余省份效率提升明显,沿黄区域在2016年前明显低于沿江区域,2016年后,反超沿江区域。(2)两区域农业用水效率的分布形态发展虽在样本期初期差异较大,但在后期,具有较高相似性,均表现为主峰位置右移,出现左拖尾现象。(3)沿江区域内部相互影响程度较低,其空间效应并不明显;沿黄区域则呈“低-低、高-高”集聚现象,存在较强空间相关性。(4)两区域农业用水效率的地区差异均呈波动下降趋势,超变密度和地区间差异分别是沿江和沿黄区域差异的主要推动力量。据此,沿江区域各省份应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有的...     

顺德城市化的历史分析与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

本文对顺德市城市化的历史进程、现状、城市化机制等进行了客观评价和理论分析。认为 :顺德的“滞后城市化”是因为走“农村推动型”的城市化道路所致。指出新时期走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道路是推进顺德城市化进程的唯一途径 ,并提出其主要的思路     

碳交易与碳税兼容性分析——兼论中国减排路径选择

随着气候问题日益突出和减排形势的持续严峻,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开始尝试多策并举的方式来削减碳排放。但这两种"单一对峙"的减排制度能否兼容成为我国低碳路径选择必须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文章通过分析绝对减排目标和相对减排目标与碳税的兼容性,提出相对减排目标下的碳交易能够和碳税兼容,共同实现减排目标;接着针对绝对减排目标下的碳交易与碳税的相悖问题进行分析,提出通过引入限价模式、调整对象适度重合和有限分离、跨期储存机制、项目抵消减排等扬长避短形成组合制度,以缓解碳交易对减排成本不确定和碳税对总量控制的制度缺陷。从我国承诺的碳强度减排目标和碳交易试点实践出发,基本对策是:立足我国实际,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基本目标下分阶段进行:从中短期看,应采纳碳税和碳交易(相对减排目标)双策并举的模式进行减排;从长期来看,我国应该尝试运用碳税和总量控制和交易的碳交易(绝对减排目标)模式推动减排。     

宏观经济动态性视角下的环境政策选择——基于新凯恩斯DSGE模型的分析

空气污染已成为当前政府和公众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选择并实施有效的环境政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为此,本文通过引入空气污染排放变量和环境政策变量对经典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进行拓展,基于拓展后的模型从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两个视角并结合数值求解法对限额排放、强度目标制以及污染排放税等三种环境政策进行比较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在经济增长视角下,污染排放税政策优于限额排放和强度目标制政策;在减少经济波动视角下,限额排放政策应是优先选取的政策机制。与此同时,环境政策的选择还受经济中不确定因素来源的影响,当不确定因素来源于技术创新时,限额排放政策为优选政策;当不确定因素来源于政府消费支出或货币政策调控时,三种环境政策间无明显差异。政府应致力于将环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植入到整个宏观经济的发展中,考虑环境政策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即环境政策实施的经济成本;做到环境政策决策基于宏观经济,根据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目标和现状恰当的选择环境政策工具,以优化环境政策实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