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环境约束下基于资本服务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诸多研究尝试用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方法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来源,以此判断中国现有经济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却忽略了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资源、环境因素。随着全球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突出,近年来已有学者尝试将二者纳入TFP测算框架,但大多基于传统的方向性距离函数并建立在决策单元具有相同技术水平的假设条件下进行测度,从而不能从多角度对技术效率做出客观准确的评价,也无法测算投入或产出存在非零松弛时带来的影响,并忽略了区域技术水平的现实差异性。除此之外,未能准确测量资本投入是现有文献存在的另一普遍问题,以资本存量作为其替代度量会带来一定计算误差。鉴于此,本文首先利用永续盘存法、年龄—效率函数测算中国三种类型资本服务,再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共同边界ML生产率指数,在非径向、非角度和存在多群体效率的基础上,基于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双重约束,测度1992-2012年间中国省际环境效率、环境TFP的动态演变趋势及其分解。结果表明:中国环境无效率主要来源于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区域环境效率从东向西呈现明显的阶梯式分布;设备、工具、器具购置类资本使用不当是资本无效率的主因;此外,技术进步是推动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及南部沿海地区环境TFP增长的主要动力,而黄河中游、长江中游、东北、西南和大西北地区主要依靠技术效率改善,并在纯技术赶超和潜在技术相对变动方面对发达区域呈追赶趋势。因此,为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从环境保护、节能减排、技术创新三方面着手。     

资源环境约束下基于资本服务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研究

诸多研究尝试用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方法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来源,以此判断中国现有经济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却忽略了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资源、环境因素。随着全球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突出,近年来已有学者尝试将二者纳入TFP测算框架,但大多基于传统的方向性距离函数并建立在决策单元具有相同技术水平的假设条件下进行测度,从而不能从多角度对技术效率做出客观准确的评价,也无法测算投入或产出存在非零松弛时带来的影响,并忽略了区域技术水平的现实差异性。除此之外,未能准确测量资本投入是现有文献存在的另一普遍问题,以资本存量作为其替代度量会带来一定计算误差。鉴于此,本文首先利用永续盘存法、年龄—效率函数测算中国三种类型资本服务,再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共同边界ML生产率指数,在非径向、非角度和存在多群体效率的基础上,基于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双重约束,测度1992-2012年间中国省际环境效率、环境TFP的动态演变趋势及其分解。结果表明:中国环境无效率主要来源于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区域环境效率从东向西呈现明显的阶梯式分布;设备、工具、器具购置类资本使用不当是资本无效率的主因;此外,技术进步是推动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及南部沿海地区环境TFP增长的主要动力,而黄河中游、长江中游、东北、西南和大西北地区主要依靠技术效率改善,并在纯技术赶超和潜在技术相对变动方面对发达区域呈追赶趋势。因此,为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从环境保护、节能减排、技术创新三方面着手。     

中国“十三五”时期省际碳减排目标的效率分配

首先,将"零和收益"的博弈思想引入到SBM模型中,构建了基于零和收益的碳减排SBM效率分配模型(ZSG-SBM)。然后,基于"十三五"规划中我国整体碳强度降低18%的减排约束,从经济增速和能源消费结构2个维度设置了"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系统的4种发展情景,应用上述ZSG-SBM模型对碳减排目标进行了省际层面的效率分配。并通过对比各省经济发展现状和碳减排目标的分配结果,分析了各省的低碳经济发展路径。结果表明:采用ZSG-SBM模型对碳排放量进行效率分配后,30个省份的投入、产出指标实现了有效配置,碳排放效率到达效率前沿。政府基于"公平"导向的行政分配方案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效率损失,基于ZSG-SBM模型的效率分配方案更符合低碳经济的长远发展要求。在碳强度约束的基础上,能源强度的再约束将迫使各省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从而提升我国整体碳排放效率。"十三五"时期,我国有16个省份的碳减排目标分配结果大于18%的平均标准,各省应根据自身资源禀赋、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的现状选择差异的低碳经济发展道路。     

相对地位变化对中国省际能源消耗的影响机制

由于在现有政治晋升体制中,各省在经济增长和节能降耗过程中对竞争地位的追求,导致各省的相对地位在能源消耗决策过程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基于中国省际政府官员考核和晋升机制现实背景,从相对身份效应理论的角度构建了省际能源消耗的理论模型,探讨了相对地位、地位变化对省际能源消耗的影响机制,具体表现为各省能源消耗的当期和上一期相对地位对能源强度具有行为理论上决策作用机制,当期人均GDP增速与上一期人均GDP绝对水平对能源强度具有行为意义上的理论解释机制,省际能源消耗具有的动态自适应机制。在理论分析基础上,进一步实证检验了省际能源消耗的相对身份效应理论,实证结果表明:(1)各省在当期能耗排名上竞争对节能具有积极作用,上一期能耗排名越靠后的省份在当期节能降耗的动机比排名靠前的省份更强烈,从而使得当期能耗下降。此外,在不同的考核时期和不同节能任务要求下,能耗排序对节能的影响存在差异,该影响也因各省所处相对位置高、低而不同。(2)当期经济增长与当期能源消耗呈现出同向变化的互补机制,上期经济增长与当期能源消耗呈现出反向变化的替代机制。(3)上一期能源强度下降会降低当期能源强度,省际能源强度存在着逐渐下降的动态自适应机制。基于此,我国对地方政府节能降耗的政策设计应当实施多节能目标、多奖惩措施的差异化模式,从而实现不同类别省份的有效节能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快速转型。     

产业结构调整背景下的中国环境不平等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和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环境污染产业转移,中国各地区之间的环境不平等日益加剧,环境不平等应加以重视。本文利用中国1991-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测算了中国省际间环境污染的不平等。进一步,通过回归不平等分解和分析测算相关经济因素对中国环境污染地区间不平等的重要性,测度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地区间环境不平等的贡献度。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环境污染存在很大的地区间不平等,并且,近几年区域间不平等在加剧,中西部环境污染强度有恶化趋势;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是影响环境不平等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两者对省际间环境不平等的贡献约占60%;产业结构升级不仅具有减污减排、提高环境质量的直接效应,还会具有促进产业技术升级从而减少污染废弃物排放的间接效应。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和升级过程中,应积极关注产业结构升级的不一致和"污染转移",带来的环境不平等,保障各地区人民的环境权利。     

环境约束下中国能源效率地区差异研究

为避免传统能源效率测算中的偏差,采用非径向的SBM方向距离函数对1996～2010年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西藏除外）在环境约束下的能源效率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对“九五”至“十一五”期间全国及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各地区的能源效率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对无效率来源进行了分解。结果表明：尽管样本期间全国整体能源效率水平在不断提升,但仍存在一定的能源利用无效率,能源资源利用水平低、环境污染高排放是其中的主要原因;各地区间、区域间能源效率存在较大差异;对造成能源效率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发现除环境因素外,能源投入利用水平低是制约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地区效率提升的主要瓶颈因素,而经济产出水平则制约了西部地区效率水平的提高,这为因地制宜的制定差异化节能减排政策提供了决策支持     

基于节能减排的中国省级工业技术效率研究

在考虑能源与碳排放的共同生产前沿分析框架下,运用基于DEA的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模型测算中国1998-2010年省级工业技术效率,并分析了地区工业技术效率差异及其影响因素。测算结果发现,忽略能源与碳排放约束的传统效率测算结果高估了工业技术效率,地区工业环境效率均呈现上升趋势,但全国工业环境效率总体水平偏低,东部工业环境效率明显高于西部与中部。基于面板数据的Tobit随机效应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工业环境效率与人均收入呈U型曲线关系,财政分权、企业所有制结构及出口活动对工业环境效率有负面影响,其中,财政分权的负面影响最为显著;外商直接投资、研发强度及进口基本上促进了工业环境效率的改善,"波特假说"得到了实证支持,"污染天堂假说"未能得到证实。基于节能减排和环境效率增进的工业增长转型,不仅需要考虑环境技术创新、能源结构调整、外资进入等问题,更需要切实关注财政分权、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及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等体制性因素的影响,只有从深层次上打破体制性瓶颈,才能真正促进企业节能减排和工业转型升级。     

“双碳”背景下碳排放交易机制的减污降碳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碳排放交易机制作为国家实现“双碳”目标的核心政策工具,其减污降碳的政策效应引起广泛关注。文章将二氧化碳减排与环境污染治理纳入同一研究框架,基于2010—2019年中国30省份面板数据,以碳排放交易机制为政策背景,采用改进熵权-TOPSIS模型计算环境污染指数测度当地生态环境质量和环境污染程度,以碳排放量与环境污染指数的交乘项表征减污降碳水平,运用双重差分模型与合成控制法实证检验碳排放交易机制的减污降碳效应。研究结果发现:①与非试点省份相比,从政策的平均处理效应来看,碳排放交易机制降低了试点省份二氧化碳和环境污染物的排放,在加入相关控制变量后,试点省份的减污降碳水平提升了16%。从试点个体的政策效应来看,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表现较优即碳污排放呈显著下降趋势,广东表现次之,而湖北表现较差。②作用机制分析和异质性检验发现,碳排放交易机制通过能源消耗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水平的提升,同时,减污降碳水平呈现区域异质性,东部和西部地区表现最优,中部地区表现不佳。③进一步,以灰色关联模型探究各省份碳排放与环境污染物的减污降碳水平协同减排潜力,计算结果发现,上海、广东、广西、贵州、新疆等5个省份的平均关联度值大于其他省份,呈现较高的减污降碳潜力。因此,要加快推进并完善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发挥市场激励型的碳排放交易政策对二氧化碳排放和环境污染物的协同减排作用,通过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和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制定区域差异化的减污降碳政策,加快实现碳排放交易政策的协同效应。     

中国省际水-能源-粮食耦合协调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我国水资源、能源、粮食消费量均居世界首位,如何保证水资源-能源-粮食之间的协调发展成为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2003—2015年我国省际水-能源-粮食耦合协调度,并结合ESDA方法和空间计量模型探讨水-能源-粮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相关性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我国省际水-能源-粮食子系统及综合评价指数水平较低,呈现上升态势,其空间分布格局与我国水-能源-粮食资源禀赋分布格局相一致。②我国省际水-能源-粮食耦合度已处于高水平,但我国省际水-能源-粮食耦合协调度水平较低,呈现出稳定上升态势,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我国省际水-能源-粮食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规律,各地区空间差异性明显,呈现出东北>中部>东部>西部的空间分布格局。③我国省际水-能源-粮食耦合协调度呈正向空间自相关性,集聚状态明显,但分布格局不够稳定,易发生变动。④我国省际水-能源-粮食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主要有经济发展水平、经济集聚、技术进步、教育、人口和农林支出。因此,国家应针对水、能源、粮食的协调发展进行顶层设计,统筹考虑水、能源、粮食与产业布局及行业外部影响的关系。通过技术进步来提升水、能源、粮食的利用效率,保证协调发展的质量。各省市则应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措施,弥补短板,促进其水-能源-粮食的协调发展。     

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策略的演化博弈分析

我国的环境规制政策由地方政府负责执行,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策略直接影响着整个国家的环境质量状况。由于区域环境污染具有跨界性,在环境规制的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博弈关系。根据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博弈呈现出的长期性和动态性,基于演化博弈理论探讨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决策的演化过程。建立了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演化博弈模型,分别研究了未引入约束机制和约束机制下的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策略及其影响因素,根据复制动态方程得到了地方政府的行为演化规律和演化稳定策略。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策略不会受到政府间外部效应的影响,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成本、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不执行环境规制行为的处罚力度、政绩考核体系中环境质量指标的权重系数、地方政府执行环境规制的污染排放削减量以及不执行环境规制的污染排放增加量,是影响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决策的重要因素。在未引入约束机制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会通过权衡环境规制收益和环境规制成本进行策略选择,当环境规制净收益为正时,选择执行环境规制的地方政府数量会逐渐增加;当环境规制净收益为负时,选择执行环境规制的地方政府数量会逐渐降低。缺乏约束的地方政府很可能陷入环境规制决策的"囚徒困境"。而约束机制的引入可以引导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决策向"帕累托改进"的方向演化,通过降低环境规制成本、加大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处罚力度以及提高政绩考核体系中环境质量指标的权重系数,可以促进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高效执行。     

能源消耗、环保投资与生态足迹的灰色系统分析

人类的行为时刻在影响着生态系统,或积极,或消极。选择人均能源生态足迹(包括煤、焦炭、燃料油和电力等)作为代表生态阈值的指标,以能源消耗弹性系数代表人类对生态系统的消极影响,构造环保投资弹性系数代表人类对生态系统的积极影响,运用灰色系统方法,研究生态系统与行为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分别测算上海市1978-2010年的能源消耗弹性系数、环保投资弹性系数与人均能源生态足迹的灰色关联系数,结果表明,电力是与能源消费关联最密切的因素,也是影响环保投入产出效率的最重要指标。研究发现,人类消极行为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大于积极行为,从环境治理政策的角度来说,"节能"的效果远大于"减排",在当前发展阶段,有序约束人类行为以减少对环境的消耗和破坏已迫在眉睫。     

全要素能源效率与环境污染关系研究

能源与环境问题已成为世界焦点,回顾文献发现,已有研究大多单独从能源或环境问题进行分析,对能源与环境特别是能源效率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能源效率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对两者关系进行更为深入、全面的研究显得十分必要。本文首先利用DEA方法和环境污染治理成本法分别测算了我国1989-2007年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和环境污染经济损失;在初步评判两者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协整和ECM模型得到本文的结论:我国的全要素能源效率与环境污染经济损失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前者是后者的Granger原因;同时,全要素能源效率的短期波动对于降低环境污染经济损失具有明显的作用,这种作用大于长期波动的影响。这意味着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高对减少环境污染具有重要作用,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离不开能源效率的作用。     

电力行业可再生能源补贴与全国碳市场协同减排效应

随着全国统一碳市场的启动,其与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在促进电力行业碳减排上的协同效应值得关注。传统观点认为碳交易政策下碳排放总量被固定,总量控制下的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将不再发挥额外减排作用,甚至会引致碳市场配额过量,扭曲碳市场价格。为此,该研究面向全国碳市场建立一般均衡分析框架,考察电力行业可再生能源补贴与全国碳市场并行的减排效果及其政策协同路径。研究发现：(1)针对电力行业的全国碳市场与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均会带来全行业二氧化碳减排,总量控制力度越大或补贴力度越大,减排效果越明显。(2)仅覆盖电力行业的碳市场会产生“碳泄漏”效应,导致非电力行业碳排放量上升,在此基础上继续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或会借助行业间生产要素转移缓解“碳泄漏”,抑或会通过绿化电力生产结构催生碳市场配额过量。(3)二者叠合时,补贴资金来源为居民一次性税收（居民收入税）时的减排效果要优于资金来源为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税（电力消费税）时的减排效果,且要警惕后者“越界损害”。(4)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会导致碳交易价格下降,采用固定上网电价补贴要优于浮动上网溢价补贴,需梯次提升总量约束力度可有效抑制碳交易价格下跌。随着碳市场的扩容和完...     

中国电力行业的全周期碳足迹

在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下,国家层面与各省份均在积极推动碳减排。电力行业作为我国最大的排放部门成为减排重点之一,然而电力行业存在的隐含碳排放造成实际排放低估,省际间碳转移导致省级碳减排不公平问题突出。因此识别电力行业全周期碳足迹,尤其是不同省份的隐含碳足迹以及省际间的转移碳足迹特征,有助于正确评估电力行业碳排放,科学界定不同省份的碳减排责任并合理分配。通过构建电力行业全周期点-流模型以揭示电力产业链中存在的能源活动,进而明确基于用电侧考虑的2018年全周期碳足迹,并刻画碳隐含度与碳转移依赖度指标来分析电力行业的隐含碳排放与省间转移碳排放。研究表明:(1)我国电力行业全周期碳排放系数为689 g/(kW·h),排放量为4.747×10⁹t,其中北方大部分地区排放系数偏高,山东最高达891 g/(kW·h),南方地区偏低,云南最低仅101 g/(kW·h)。(2)全国电力行业全周期碳隐含度为8.95%,东南沿海贫煤省与煤炭生产高排放省的碳隐含度偏高,贵州最高达14.63%,西北、华北富煤省的碳隐含度偏低,新疆最低仅4.94%;全国隐含碳排放量为4.25×10⁸t,广东隐含碳排放量最高达5.0×10⁷t,青海最低仅1.17×10⁶t。(3)全国电力行业全周期碳转移量为9.26×10⁸t,约占排放总量的19.5%,电力与煤炭自给率越低的省区对外碳转移依赖度越高,其中北京最高达71.24%;内蒙古、山西、陕西、宁夏、安徽、新疆、贵州是主要碳转入省,总转入7.11×10⁸t,其中内蒙古最高达2.64×10⁸t;江苏、浙江、广东、山东、河北、北京、辽宁、河南、上海是主要碳转出省,总转出6.92×108t,其中江苏最高达1.12×10⁸t;全国共有240对省存在碳转移,其中有102对的转移量超过1.0×10⁶t。在研究基础上,提出相应建议推动省级电力行业公平合理低碳发展。     

中国电力行业的全周期碳足迹北大核心CSCDCSSCI

在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下,国家层面与各省份均在积极推动碳减排。电力行业作为我国最大的排放部门成为减排重点之一,然而电力行业存在的隐含碳排放造成实际排放低估,省际间碳转移导致省级碳减排不公平问题突出。因此识别电力行业全周期碳足迹,尤其是不同省份的隐含碳足迹以及省际间的转移碳足迹特征,有助于正确评估电力行业碳排放,科学界定不同省份的碳减排责任并合理分配。通过构建电力行业全周期点-流模型以揭示电力产业链中存在的能源活动,进而明确基于用电侧考虑的2018年全周期碳足迹,并刻画碳隐含度与碳转移依赖度指标来分析电力行业的隐含碳排放与省间转移碳排放。研究表明:(1)我国电力行业全周期碳排放系数为689 g/(kW·h),排放量为4.747×10^(9)t,其中北方大部分地区排放系数偏高,山东最高达891 g/(kW·h),南方地区偏低,云南最低仅101 g/(kW·h)。(2)全国电力行业全周期碳隐含度为8.95%,东南沿海贫煤省与煤炭生产高排放省的碳隐含度偏高,贵州最高达14.63%,西北、华北富煤省的碳隐含度偏低,新疆最低仅4.94%;全国隐含碳排放量为4.25×10^(8)t,广东隐含碳排放量最高达5.0×10^(7)t,青海最低仅1.17×10^(6)t。(3)全国电力行业全周期碳转移量为9.26×10^(8)t,约占排放总量的19.5%,电力与煤炭自给率越低的省区对外碳转移依赖度越高,其中北京最高达71.24%;内蒙古、山西、陕西、宁夏、安徽、新疆、贵州是主要碳转入省,总转入7.11×10^(8)t,其中内蒙古最高达2.64×10^(8)t;江苏、浙江、广东、山东、河北、北京、辽宁、河南、上海是主要碳转出省,总转出6.92×108t,其中江苏最高达1.12×10^(8)t;全国共有240对省存在碳转移,其中有102对的转移量超过1.0×10^(6)t。在研究基础上,提出相应建议推动省级电力行业公平合理低碳发展。     

中国环境污染损失测算及成因探析

环境问题备受关注,环境污染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质量.本文采用治理成本法测算了1989 -2008年中国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利用环境污染经济损失数据,采用协整理论研究了中国环境污染损失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我国经济总量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经济增长是造成环境污染的基础性原因,并且环境污染状况随经济增长仍有扩大的趋势,至今尚未出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迹象.然后,本文从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效率角度揭示了环境污染的结构性成因.研究认为,高污染行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比重过大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产业结构方面的成因;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和高耗能产品增长过快是造成环境污染的能源结构成因;能源效率低下是造成环境污染的技术性成因;资源能源价格长期偏低和法律法规滞后是造成环境污染的制度性缺陷.最后,针对问题提出,只有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突出技术创新、健全市场机制、完善环境法规才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根本出路.     

基于三阶段DEA模型的省际真实环境效率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不可再生资源不断消耗,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严峻的资源环境形势已成为阻碍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硬约束"。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采取有效的环境治理政策刻不容缓。而有效的环境效率测度可探究出造成资源过度消费与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从而推进环境治理政策的改进。本文基于2006—2015年省际区域的面板数据,采用三阶段DEA模型评价了相同环境下各区域的环境效率水平、变化趋势及其差异性,探讨了我国环境效率的影响因素,剥离了外部环境因素与随机误差因素的影响,为测度环境效率的真实水平提供了可行的方法。结果发现:(1)三阶段DEA模型可有效剔除随机误差与外部环境因素对区域环境效率的影响,能客观真实地测度我国各省市的环境效率水平,从而获得比传统DEA模型更有效的环境效率状况。(2)排除随机误差与外部环境因素作用后,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及全国的平均环境效率值和平均纯技术效率值均被低估,平均规模效率则在不同程度上被高估,环境效率的提升主要受规模效率水平不高的制约。(3)调整后的东部、中部、西部真实环境效率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不平衡现象。(4)规模收益的变动受环境与随机因素的影响比较明显,绝大部分省份处于规模收益递增行列。故为进一步提高中国环境效率水平,应优化产业结构比例,并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产业转移;适度增加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规模,转变"先污染后治理"模式;根据规模收益变化情况,各省市应因地制宜地选择不同的发展模式;切实提升企业生产技术创新能力和环境污染治理技术创新能力,实现能源的节约和污染排放的减量化;发展城市群,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环境治理效率;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程度,提高外贸依存度。     

中国煤炭利用效率评价及与经济增长脱钩分析

绿色发展逐渐成为世界各国解决资源环境多重挑战的共识方案。我国绿色发展的关键在于能源的绿色发展问题,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推动我国能源绿色发展的有效途径。煤炭是我国最重要的基础能源,以煤炭为代表的化石能源作为我国能源的主体地位短期内还难以改变,因此,提高煤炭利用效率对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意义重大。针对当前煤炭资源利用效率测度存在的问题,选取各地区每年煤炭消费量作为衡量能源投入的指标,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作为人力投入,能源工业固定资产投资与煤炭采选业固定资产投资之和作为资本投入,第二产业增加值作为期望产出,煤炭资源碳排放量作为非期望产出,构建了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对2000-2012年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进行煤炭资源利用效率评价,研究表明:样本期内,我国煤炭资源利用效率总体水平不高,平均效率值仅为0.269;四大区域按照煤炭利用效率均值高低排序依次为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且中、西部地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未来重点提升这类地区煤炭资源利用效率是提高全国整体效率的关键所在。近年来,我国年均GDP增速远大于能源强度的下降速度,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关系成为研究热点,但对于能源效率与经济发展的"挂钩"问题则未引起足够重视,只有在实现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脱钩的同时也要让经济发展与能源利用效率不脱钩,才能切实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基于上述认知引入脱钩理论,分别用煤炭消费和煤炭利用效率的GDP弹性系数来分析我国及各地区煤炭消费、煤炭利用效率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关系,研究表明:国家在控制能源消费总量上取得一定成效,但限于当前产业结构现状,技术和管理水平,煤炭资源利用效率提升有限;我国及大部分地区的煤炭消费、煤炭利用效率与经济增长已由绝对挂钩转变为绝对脱钩状态,并且地区间脱钩程度的差距呈现逐渐缩小的趋势。     

中国城市群城市化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根据2003-2011年中国22个城市群城市化"投入"与"产出"数据,利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模型,测度各城市群的城市化效率和城市化全要素生产率;利用Tobit回归模型对城市群城市化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忽略污染排放的城市化效率测度往往会高估城市化的真实效率水平;中国城市群城市化效率总体偏低,主要成因是要素资源投入冗余和污染排放过量;22个城市群在城市化效率水平、效率损失来源及城市化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中国城市群城市化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增长主要是由于技术进步而非效率改善的推动;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对中国城市群城市化效率具有显著影响。要进一步提升中国城市群城市化效率,必须坚持生态城市化理念,充分考量资源约束和环境消耗,走集约型城市化道路;不断优化城市群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促进劳动地域合理分工和产业转型升级;重视创新环境培育,提高城市群创新能力;因地制宜、因势利导,采取差异化的城市化效率提升措施。     

环境约束下中国省际水资源效率空间关联网络构建及演化因素北大核心CSCDCSSCI

面对边界日益扩张和地区关系日益复杂的水资源问题,科学识别水资源效率在不同地区之间的传导关系并揭示其空间联动结构,是实现区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前提。本文基于2001—2017年中国30个省级样本区域的相关数据,采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算出环境约束下中国省际水资源效率,然后在向量自回归模型框架下对省际水资源效率的动态交互影响效应和空间关联关系进行有效识别,最终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实证考察了中国省际水资源效率的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中国省际水资源效率呈现出显著的、复杂的空间关联网络结构,一个地区的水资源效率水平不仅与其自身相关,而且受到其他地区以及它们构成的空间关联网络的影响;②重庆、上海和广东等省份具有较高的度数中心度、中介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在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发挥重要的中介和桥梁作用;③上海、广东和重庆等7省份属于净溢出板块,北京、江苏和湖北等7省份属于双向溢出板块,河北、安徽和江西等11省份属于经纪人板块,内蒙古、广西和甘肃等5省份属于净受益板块;④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和信息化水平是水资源效率空间关联网络演变的重要影响因素,区域间经济、信息交流和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深都有利于中国省际水资源效率空间关联网络的形成与演化。因此,在制定水资源管理政策时,应加快构建水资源效率跨区域协同提升机制,并将其融入区域发展战略之中,以实现区域水资源效率的全面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