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结构与中国农业资源约束——一个理论假设的经验研究

生态不平等交换理论认为垂直出口流动是一个关键的结构性机制,有利于发达国家通过分层的贸易结构过度利用发展中国家的生态资源并将环境成本外部化,引起后者资源消费约束和生态环境退化。本文通过构建中国农业部门初级资源及产品的加权垂直出口流量指数,采用人均CGTF生态足迹衡量农业资源消费的指标,就分层贸易结构等因素对中国1962-2011年农业资源消费水平的影响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分层贸易结构显著地抑制了中国对农业初级资源及产品的消费,中国在分层的贸易结构中着实成为了发达国家基于消费的环境成本外部化的受体国;人均产出的增长会促进人均农业资源消费水平的提高;出口依赖不利于国内人口的农业资源消费;城市化和服务业比重变量均会降低人均CGTF生态足迹。     

入世前后中国农业贸易引致的就业“创造与替代”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除了粮食安全、比较优势、竞争力等方面的影响研究外,农产品贸易开放对我国农业生产部门就业的影响一直令人关注,是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带来更多就业创造,还是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进口引致更多就业替代?本文运用1994-2009年数据,对入世前后农产品贸易开放引致的农业就业效应进行全面系统的实证分析,并对在不同情形下我国未来贸易引致的农业就业替代效应的程度和方式进行了模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入世后我国农产品贸易引致的农业就业效应呈现出更明显的就业净替代变化;同时,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我国未来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实际出口增速与平抑就业替代压力的"理想增速"相距甚远,未来土地密集型净进口所产生的农业就业替代量将在较大程度上超过劳动密集型净出口创造的就业机会,我国农业就业整体"净替代"的趋势可能将长期持续。     

国际贸易会恶化全要素能源效率吗——基于中国33个工业行业的经验分析

提高能源效率是我国当前实现"保增长"和"绿色发展"的必然选择。与此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国际贸易正在向着更宽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日益推进。因此,深入探索国际贸易如何影响能源效率这一课题,对我国当前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本文在Tone(2003)的基础上引入规模收益可变的假设,通过MATLAB软件测算了我国33个工业行业2003—2014年期间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并利用STATA软件对国际贸易与能源效率关系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Hausman检验发现,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且优于工具变量模型;(2)行业国际贸易总量、出口总量和进口总量与能源效率之间均不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3)中间产品进口总量和中间产品出口总量与能源效率之间均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前者呈正相关关系,后者呈负相关关系,而其他非中间产品进口量和出口量与能源效率之间相关关系不显著;(4)能源价格、研发投资和环境规制变量均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但非国有产权结构和煤炭在能源消费中所占比重均具有较高的统计显著性,前者与能源效率呈正相关关系,后者呈负相关关系。这意味着,我国中间产品出口落入"污染天堂假说"陷阱,而中间产品进口却有助于提升能源效率。因此,要密切重视中间产品出口行业的能源效率提升,提升环境治理力度,加大在节能减排领域的研发投入,同时继续推进所有制改革,并积极推动能源消费向清洁能源升级。建议未来关于国际贸易对我国能源效率影响的相关研究,继续沿着将国际贸易进行细分的研究方向,即分解为中间产品贸易与资本品贸易和最终产品贸易等细分维度,来探讨这一问题。尤其是要进一步关注资本品进口与中间产品出口对我国能源效率的交叉作用。     

环境产品贸易网络的结构特征及演进机制——基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实证

加强环境产品贸易合作是推进区域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该研究基于社会网络分析视角,利用2000—2020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54种环境产品贸易数据构建环境产品贸易网络,采用时间指数随机图模型（TERGM）,探究区域环境产品贸易网络结构特征及其演化机制。研究发现：(1)样本区间内,环境产品贸易网络密度和平均聚类系数总体呈上升趋势,平均路径长度缩减,网络直径较短,但是受疫情影响,2020年网络特征指标数值明显下降。(2)意大利、中国、韩国和新加坡的点出度与点入度排名位于前列,在贸易网络中发挥“桥梁”与“枢纽”作用。中国后来居上,成为点出度与点入度最高的国家,引领区域环境产品贸易发展。(3)欧洲与亚洲是环境产品贸易网络中贸易合作最密集的两个地区,非洲、拉丁美洲地区的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具有较少的环境产品贸易关系,且源自板块外进口关系数显著多于出口关系数。(4)TERGM分析表明,环境产品贸易网络存在显著的互惠性、连通性、稳定性和变异性。工业增加值、经济自由度和绿色创新存在发送效应和接收效应,人均GDP、环境规制存在发送效应。地理距离不利于形成环境产品贸易合作。(5)环境保护型产品、可再生能源...     

构筑我国绿色贸易体系的对策研究

环境与贸易紧密联系相互影响。我国现行的贸易体系不仅使贸易不可持续．而且给资源环境带来了很大压力。要实现优化贸易增长和缓解资源环境压力的“双赢”目标,需要构筑绿色贸易体系。绿色贸易体系是指通过一定的环境管理政策手段来绿化或优化贸易结构、调控贸易总量、提高贸易的环境效率。最终能够减少并扭转我国贸易的资源环境逆差和促进绿色贸易发展的政策体系。绿色贸易体系的政策框架包括：从具体政策措施看．包括加征产品出口的资源环境关税、制定基于环保目的的市场准入与准出制度,设计投资的资源环境导向等环保“阀门”和手段;从政策的作用点看．包括从产品、企业、行业三个层面着手;从政策的管理看,依据环境影响的程度。对产品、企业和行业分别进行鼓励、许可、限制和禁止贸易的分类管理。     

碳关税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碳关税是美国提出的针对国际贸易中高能耗进口产品征税的一种新型绿色贸易壁垒。从表面上看,碳关税的提出是为了缓解全球气候变暖的现实,促进全球贸易的公平竞争。实质上,碳关税的提出是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博弈的结果,其目的是为了夺取世界经济新的话语权,同时也是为了制衡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碳关税对我国出口的影响机制有二:第一,碳关税产生的价格效应促使出口商品成本上升,出口量下降,造成出口国净福利损失。第二,长期来看,碳关税的环境规制效应会促使出口企业实施创新、改进效率,企业竞争力增强。但是,就短期来说,由于我国尚不具备"波特假说"成立的前提条件,碳关税会促使成本上升,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本文系统分析了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和地理方向,指出碳关税的推出将对我国当前出口贸易形成严峻的挑战,长期看将有利于我国市场结构、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的改善。基于以上的分析,文章提出了政府"环境外交"、逐步开征国内碳税、构建绿色制造体系等政策建议。     

后ECFA时代两岸农业合作的前景分析——基于台湾精致农业视角

19世纪80年代,台湾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其农业出口竞争力下降,为扭转局势继而提出精致农业的战略决策,经过三十多年发展成就瞩目。大陆历来以农业为本,但是由于历史等诸多原因,其农业发展跟台湾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而随着2010年海峡两岸ECFA协议的签署实施,不仅为台湾农产品市场打开销路,而且为大陆提供了取长补短的机会。本文在对外贸易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首先分析了台湾精致农业发展的动因、主要措施及成效,通过对比大陆农业发展现状,深入探讨两岸开展农业合作的现实基础和比较优势,之后探讨分析ECFA对两岸合作前景的深远影响,并有针对性地基于精致农业视角,提出两岸基于ECFA框架开展农业合作的政策建议。     

中国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增长的结构分解分析

作为出口贸易大国,中国的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总量相当可观,而且还呈现出不断增长的态势。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对1997和2007年中国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进行了核算,结果分别为290.61Mt和940.69Mt,占中国生产活动碳排放总量的比重分别为28.47%和45.53%。进而构建结构分解分析模型,将影响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变化的因素分解为4种:直接碳排放强度效应、中间生产技术效应、出口总量效应和出口结构效应。并以1997-2007年为样本期,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上述4个因素的贡献值分别为-638.95Mt、132.41 Mt1、266.38 Mt和-109.77Mt。可见造成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出口总量的不断增长;其次是中间生产技术的变化。虽然直接碳排放强度下降和出口结构改善都产生了一定的减排效应,但是相对于巨大出口量所产生的增排效应,仍显得微不足道,因而中国的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还是呈不断增长态势。     

环境外部性对出口结构和贸易政策选择的影响——基于中国高耗能产业的证据

出口贸易在促进技术和资金快速积累的同时引入了环境污染,经济增长与绿色发展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出口优势和贸易政策设计需要新的定义和依据。为此,首先结合理论机制,利用市场供需和中央-地方政府博弈等框架从环境排放输入国的角度分析环境成本对一国出口结构和政策倾斜的影响,并探讨具有显著环境外部性的高耗能产业在我国迅速发展的原因和现实特征。其次,使用1997—2017年的投入产出数据,从增加值和环境污染两方面测算高耗能产业出口的隐含社会福利变化。研究结果表明,对环境外部性的忽视会刺激高耗能产业的生产和出口,阻碍出口结构的优化升级。全球金融危机后高耗能产业出口对企业经营、财政收入及劳动岗位创造的带动作用持续减弱,而隐含成本却不断增加,造成了约3%的福利损失。若将这部分成本内部化于比较优势衡量体系中,高耗能产业出口的净经济效益将明显下降,市场竞争力减弱。同时,对环境外部性的忽视也会影响环境规制的力度,导致政策设计中"明降暗补"现象的出现。相比于国际平均水平,我国较低的环境标准会导致对环境损失的低估,从而影响贸易政策的精准制定。基于主要结论,在优化出口结构和设计贸易政策时,通过调整环境税和碳市场的方式提高环境成本可以减少企业决策与社会效率的偏离;加强对高耗能产业的调控并针对不同产业特点实施过渡性政策有助于向高附加值、低污染的结构转型;重建贸易优势判断标准能够引导"污染天堂"的关闭。将环境成本内部化于经济决策,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选择之一。     

贸易自由化对我国环境的影响——基于ACT模型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但伴随而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学术界对我国贸易与环境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研究，但并未得到一致的结论。文参考ACT模型，试图将贸易自由化对我国环境的影响从经济发展对我国环境的整体效应中分离出来进行研究。本文采用panel数据对我国1992-2004年期间贸易自由化的环境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对我国环境消极的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远远超过了积极的技术效应，即贸易自由化使我国环境恶化。这主要归因于我国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以及不完善的环境法规。要改善其不利影响，我国应采用法律和经济措施相结合的办法，从而达到减少贸易的规模效应、改变现有贸易结购以及加强其技术效应的目的。     

中国出口退税政策对环境保护有正面影响吗?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对外贸易在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产生的环境问题也日趋严重。出口退税政策作为调节贸易的重要工具,分析其能否促进环境保护,对优化退税政策、推动贸易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使用2005—2017年部分贸易出口商品的出口额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2007年出口退税政策对环境保护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相比于出口退税率没有下降的商品,出口退税率明显下降的"两高一资"型商品出口额显著下降。通过分布滞后回归发现,出口退税政策对"两高一资"型商品出口额的抑制效果呈现显著递增的持续滞后效应。因而,出口退税政策明显抑制了"两高一资"型商品的出口额增长,降低了该类型商品的环境污染,其主要原因有:①随着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要素资源逐渐向创新型企业流动,有利于解决传统重工业的环境污染问题。②出口退税政策将具有外部性的环境成本内部化,降低了"两高一资"型产品的低成本优势。③出口退税政策能合理引导贸易产业结构由低技能向高技能转变,有效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减少环境污染。同时,文章通过证伪实验与改变窗口方法进行进一步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我国2007年出口退税政策确实降低了"两高一资"型商品的出口额。因此,为了优化出口退税政策并提高环境保护作用,文章从设置差异化的出口退税政策,进一步细化退税税率与税目结构,完善相关配套措施等三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出口退税政策对环境保护有正面影响吗?北大核心CSCDCSSCI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对外贸易在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产生的环境问题也日趋严重。出口退税政策作为调节贸易的重要工具,分析其能否促进环境保护,对优化退税政策、推动贸易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使用2005—2017年部分贸易出口商品的出口额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2007年出口退税政策对环境保护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相比于出口退税率没有下降的商品,出口退税率明显下降的“两高一资”型商品出口额显著下降。通过分布滞后回归发现,出口退税政策对“两高一资”型商品出口额的抑制效果呈现显著递增的持续滞后效应。因而,出口退税政策明显抑制了“两高一资”型商品的出口额增长,降低了该类型商品的环境污染,其主要原因有:①随着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要素资源逐渐向创新型企业流动,有利于解决传统重工业的环境污染问题。②出口退税政策将具有外部性的环境成本内部化,降低了“两高一资”型产品的低成本优势。③出口退税政策能合理引导贸易产业结构由低技能向高技能转变,有效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减少环境污染。同时,文章通过证伪实验与改变窗口方法进行进一步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我国2007年出口退税政策确实降低了“两高一资”型商品的出口额。因此,为了优化出口退税政策并提高环境保护作用,文章从设置差异化的出口退税政策,进一步细化退税税率与税目结构,完善相关配套措施等三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我国对外贸易的资源环境逆差分析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及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贸易快速发展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并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兰大引擎之一。但是。长期以来粗放型贸易增长方式在拉动经济贸易增长的同时。也对我国资源与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和严峻挑战。研究表明。我国贸易价值量顺差但资源环境却在产生“逆差”。因此,应高度关注我国贸易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以环保手段绿化贸易增长，运用贸易手段缓解资源环境压力。为此．建议我国在进出口环境关税、市场准入与准出、投资等贸易环节增加环保“阀门”。具体政策建议：①扩大出口关税征收范围．加征高污染产品出口环境关税；②设计和实施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市场准入和准出制度；③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环境准入门槛。引导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活动；④健全进口废物贸易政策，有效防范废物贸易环境风险。     

贸易自由化、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出口贸易的持续扩张,中国碳排放量不断增加已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有关贸易自由化、经济增长与环境问题的研究亦方兴未艾.本文运用1995年-2007年期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从规模、结构和技术三个角度,就贸易自由化,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代表规模技术效应的人均收入和碳排放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我国存在碳排放量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代表结构效应的资本劳动比和碳排放量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贸易所产生的结构效应是消极的,这为"污染避难所假说"提供了来自中国的证据;贸易自由化的总效应使得我国碳排放量增加.此外,本文还结合实证分析的结果,提出了在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控制和降低碳排放量的政策建议.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环境效应分析

本文基于WIOD数据库刻画了2001—2009年间我国14个工业行业与全球38个主要国家间的价值链嵌入度和贸易隐含碳排放程度,并实证研究了我国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全球价值链嵌入会显著减少工业行业的贸易隐含碳排放,但是参与价值链会加剧污染密集型行业的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并没有通过参与国际分工给中国的环境造成恶化效应,反而促进了环境的改善。此外,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技术密集型行业的环境改善效应更强。其次,分位数回归发现随着价值链嵌入程度提高,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环境污染的改善效应表现得更为突出。最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环境的改善效应主要来源于全球价值链前向嵌入的积极作用,全球价值链后向嵌入则会提高行业的贸易隐含碳排放。也就是说,提高中国中间品间接出口的比重将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但国内增加值率的下降将恶化我国的环境状况。     

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演变机制研究——基于城市能源与土地要素约束的视角

在探索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双赢"的实现路径中,本文从城市能源与土地要素配置结构约束下的视角出发,以2004—2017年中国的280个微观城市为样本,基于SBM-Luenberger生产函数的方法重新测度和分析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增长指数,并对GTFP增长的来源、时空动态特征、内部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研究显示:①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在2004—2017年总体变化分为三个阶段,依次为正向增长阶段(2004—2008)→负向增长阶段(2009—2015)→正向增长阶段(2016年以后),GTFP增长主要来源于其规模效率的增长。②在空间动态变化中,初始阶段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集聚HH区域(高增长水平)集中在西部,LL区域(低增长水平)则集中在福建、江苏、浙江、黑龙江等东部。随着时间的推移,HH区域在西部基础上不断扩大到中部和京津冀地区,且东岸沿海区域的LL区域范围在缩小。③在增长驱动因素中,城市能源结构的直接负效应与城市新能源电力供给占比较低有关;土地资源供应结构的负向效应说明城市发展存在"底线竞争"效应;产业结构的高级进程有利于地区整体GTFP增长但对产业属地环境存在负向效应。除此之外,资源倾斜与资源集聚效应越强,其地区GTFP增长能力越强。因此,应充分发挥城市集聚的规模效应,提高城市能源与土地资源的集约效率,依靠经济效率、资源效率和环境效率的提升实现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出口隐含碳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

作为"世界加工厂",我国排放的CO2很大一部分是隐含在出口产品中由国外消费的,了解我国出口隐含碳排放增长的影响因素对于制定合理的气候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投入产出法和结构分解分析,计算了我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出口隐含碳排放从1997到2005年增加了14.64亿t(202%),其中出口量的上升是推动其增长的主要因素,它的贡献高达237%;生产结构和出口结构的变化分别使之增长了65%和5%;排放强度的降低只抵消了105%。其中对出口隐含碳排放增长影响最大的五个部门是: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化学工业、纺织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最后针对测算结果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对外贸易的环境影响综合效应分析

在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背景下,需要深入分析对外贸易规模、外贸经济布局对环境影响的综合效应,全面探索对外贸易的环境效应规律。理论分析主要考察了对外贸易发展对环境影响综合效应的作用机制,在污染的需求和供给函数基础上,将环境因素分别引入对外贸易的生产者函数、消费者函数、政府税收函数,构建对外贸易环境总效应实证模型,模型分析表明,对外贸易对环境影响的规模效应体现为环境污染在不同禀赋和收入水平国家间转移;对外贸易对环境影响的结构效应体现为出口产品结构的改变,但是由于不同的比较优势,该结构效应在各经济体间的正负影响各不相同;资本积累会带来更多的污染,技术进步则会降低污染水平,二者相互作用究竟产生正面还是负面的影响效果,关键看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是否带来污染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同时基于我国29个省(市)的动态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经济总量、外贸规模、外贸经济布局对环境影响的综合效应。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导致的收入效应和规模效应使污染物排放量呈现先下降然后增长的变化,而外商投资在短期内会增加环境污染,但从长期来看,正的技术效应使污染排放量呈现逐渐降低的趋势,同时受到产业结构的约束,外贸经济布局的产品效应及结构效应呈现显著的负效应。我国对外贸易对环境影响负效应产生的现实基础来源于我国的外贸结构与模式等特征的国情基础,改善我国的外贸对环境影响的负效应需要通过继续深化外贸体制改革,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完善环境经济政策,加强国际多边合作等综合手段来实现。     

美国征收碳关税对中国碳减排和经济的影响

本文基于全球贸易分析-能源模型(GTAP-E),采用递归动态方法,全面分析美国在2020年针对中国和印度等未实施减排限额的发展中国家实施碳关税对中国碳减排与经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征收碳关税对我国宏观经济将造成较显著冲击,将导致中国产品贸易流向、贸易结构和生产结构出现显著调整。其中,化学橡胶及塑料制品、机器设备制造、金属冶炼加工产品等隐含碳含量高且对美国市场依赖程度高的部门出口将较大幅度下降,生产遭受较严重的负面影响;此外,与这些产业部门紧密相关的上游资源产品等部门因需求降低也将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其他产业部门则由于生产要素价格下降,生产成本降低,出口和产出将有所增长。虽然美国实施碳关税能降低中国及全球碳排放,但是作用非常有限。基于研究结果,我们提出国家需要防范美国碳关税所导致的贸易和经济风险,并特别注意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同时采用碳关税的综合影响。另一方面,中国可以考虑基于"避免双重征税"的原则在国内主动实施碳税,以应对碳关税的实施;同时,需要加强在不同情景下中国主动征收碳税以应对碳关税的相关研究。     

中国省际间人口迁移对经济增长动态收敛的影响

在一个动态收敛框架下应用经典收敛理论分析了中国省际间人口迁移对经济增长动态收敛的影响,通过横向对比发现:越是相对发达地区,其经济增长单纯受人口要素流动的影响越弱;越是相对落后地区,人口迁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也越大.其次,由于相同时期的人口迁移所引致的不同经济集团到达各自的稳态存在时间差,从而加剧了不同集团间的增长不均衡,并最终造成了中国经济增长总体差距的不断扩大.纵向的对比也发现,富裕地区的经济受人口迁移的影响不大,但是影响趋势却逐渐由促进收敛转向减缓收敛;中等发达地区的经济受人口迁移影响的趋势也是由促进收敛逐渐转移到减缓收敛甚至于增加发散,与富裕地区相比较,其影响的程度增强了;贫穷地区的经济受人口迁移的影响最大,并且人口迁移使贫穷地区的经济增长由最初的引致发散逐渐转向引致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