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禀赋变化与中国农业增长路径选择

生产要素的相对禀赋和积累状态将决定农业技术变革模式和增长路径选择。然而,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和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我国农业发展所面临的要素禀赋结构正在发生着根本性变化,已逐步进入到一个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的发展区间。那么,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会对农业生产带来什么实质性影响呢?论文利用1978-2012年农业内部行业层面成本收益数据,运用单要素生产率指标和二维空间相图增长分析法来考察农业的增长路径、技术进步偏向及其变化。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农业技术变革存在明显的诱致性偏向,即随着要素禀赋的变化,特别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农业生产呈现出明显的节约劳动倾向和"资本深化"迹象;2我国农业增长路径可能正在经历着历史性的转型,正在突破传统的高度人口-土地压力下"内卷化陷阱",从以提高土地生产率为主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向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转变;3由于农业内部不同行业之间存在地劳配比的结构特性,农业技术变革模式与增长路径也存在一定的行业差异。由于要素禀赋的变化,特别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这一进程是大势所趋,具有不可逆性,因此,相应的制度设计与政策安排也必须就劳动生产率导向下农业如何进一步发展问题未雨绸缪,做出前瞻性规划,这可能包括"要素替代"、"诱致性技术进步"、"机械化"等,以把握农业发展的历史性契机。     

土地要素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

在经济快速发展与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将土地要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研究城市建设用地对二三产业增长的贡献,探索城市土地要素的产出弹性是否具有空间相关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鉴于已有研究大多利用省级面板数据,本文基于C-D生产函数,构建中国285个地级市2003-2012年的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城市建设用地投入对全国以及东、中、西三大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表明:1土地要素投入与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显著的Moran指数说明二者在空间上呈现集聚状态,空间计量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土地要素不仅对本地区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而且不同程度地影响周边城市的经济发展,即存在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2土地要素对我国城市的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贡献程度小于劳动力与资本,贡献率分别为3.46%、58.07%和11.39%,说明我国城市的经济增长较多依赖劳动力和资本投资,土地要素虽具有不可取代之处但贡献程度相对较小;3由于我国不同区域处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土地要素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也不同,表现在中部地区最高(10.79%),西部次之(4.28%),东部最低(2.17%)。此外,土地要素贡献的溢出效应随着区域不同而相异,全国范围以及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表现为正向溢出,中部地区表示为负向溢出。鉴于土地要素对不同区域的贡献程度及溢出效应不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使城市建设用地对我国不同类型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最佳效果。     

基于面板数据的土地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浙江省为例

采用生产函数与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相结合的研究手段,以地处经济发达地区的浙江省为实证研究区域对土地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定量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就规模效应而言,浙江省的经济增长处于规模报酬不变的发展阶段;(2)浙江省经济增长对劳动力要素的投入最为敏感,其中土地要素、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增加1个单位的投入量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为 0.247 3、0.538 5 和 0.321 6;（3）固定资产投入在研究期间是浙江省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其贡献率达到6823%,而劳动力要素与土地要素则分别为2346%和625%;(4)浙江省土地利用不够集约,在研究期间土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能被资本要素与劳动力要素有效替代,而劳动力要素则难以被资本投入与土地投入有效替代,劳动集约型产业应该成为浙江省未来发展方向之一。     

基于面板数据的土地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浙江省为例

采用生产函数与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相结合的研究手段，以地处经济发达地区的浙江省为实证研究区域对土地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定量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就规模效应而言，浙江省的经济增长处于规模报酬不变的发展阶段；(2)浙江省经济增长对劳动力要素的投入最为敏感，其中土地要素、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增加1个单位的投入量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为 0.247 3、0.538 5 和 0.321 6；（3）固定资产投入在研究期间是浙江省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其贡献率达到6823%，而劳动力要素与土地要素则分别为2346%和625%；(4)浙江省土地利用不够集约，在研究期间土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能被资本要素与劳动力要素有效替代，而劳动力要素则难以被资本投入与土地投入有效替代，劳动集约型产业应该成为浙江省未来发展方向之一。     

禀赋特征、外部性与农业生产集聚:基于全国31省的证据

在农业资源不断匮乏背景下,我国农业表现出生产集聚现象,从集聚效应视角看,农业生产集聚的形成是资源禀赋、外部性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本文系统梳理了资源禀赋特征、外部性条件与农业生产集聚之间内在机制,并利用我国1996~2015年31省20年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和系统广义矩估计等多种研究方法进行验证,通过理论分析和回归分析发现：（1）农业资源禀赋中农业劳动力、农业资本存量、农业技术水平和耕地资源对生产集聚水平的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外部性条件中自然灾害和地形对农业生产集聚水平具有显著的制约作用。（2）从影响趋势上来看,农业耕地数量、农业技术水平对农业生产集聚水平的影响表现出“U”型发展趋势,而农业劳动力数量和农业资本存量表现出倒“U”型发现趋势。     

中国省际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

近年来,在自然条件和规划管制约束性增强、土地市场化改革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中国工业经济发展中土地要素的稀缺性日益显现,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的激励逐渐增强,为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的产生创造了条件。然而,既往关于有偏技术进步的研究通常只考虑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较少将土地要素纳入实证分析框架中。有鉴于此,本文将土地要素纳入全要素分析框架中,通过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的测算和分解得到投入偏向指数,在此基础上考察了中国大陆各省级行政区2011—2016年间的工业技术进步偏向,并采用Probit模型分析了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样本期内绝大多数省级行政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增长。与技术效率提高相比,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更大,而所有省区的技术进步均具有偏向性。大部分省区的技术进步在土地与劳动力、土地与资本这两种要素组合中至少有一种情形是偏向节约土地的。其中,针对土地与劳动力组合,技术进步在7个省区偏向节约土地,在22个省区偏向节约劳动力;针对土地与资本组合,技术进步在18个省区偏向节约土地,在11个省区偏向节约资本。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要素相对价格变化、土地资源禀赋、高技术产业占比、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对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的产生具有显著影响。为促进工业用地集约高效利用,应继续深化工业用地市场化改革、完善工业用地价格的形成机制;将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向高技术产业倾斜,减少向高耗地产业供地;及时修订和严格执行工业项目土地使用标准,鼓励企业提高地均投资强度和产出水平。     

相对环境规制、高污染产业转移与污染集聚

近年来中国高污染产业逐渐由东部发达地区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转移,各地区相应进行一定的环境规制,但中西部地区的污染仍急剧上升。探讨地区间的环境规制差异和高污染性的产业转移对环境污染集聚带来的影响,对我国的环境治理和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文章利用我国2006—201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计算高污染产业动态集聚指数,环境污染集聚指数和相对环境规制强度指数,利用GMM广义估计法进行全样本、区域异质性、时期异质性回归分析。子样本回归分析中分别按我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进行区域异质性分组,按我国2006—2010年和2011—2015年进行时期异质性分组,得出的子样本回归结果与全样本回归结果大体上是相吻合的。结果表明:我国相对环境规制与环境污染集聚呈现"倒U型"关系;高污染产业转移所带来的主要是工业废水污染和工业废气污染的集聚程度的加深;由转移所带来工业固体废物污染集聚不十分明显;工业化程度的加深使得地区环境污染集聚加剧; EKC曲线在我国确实存在,但并不显著;劳动力成本和质量的提高会使得环境污染集聚下降。高污染产业转入地在承接转出地产业转移的同时,应该努力提高能源效率,引进绿色排污工具,从而促进转入地和转出地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同时,各地区应依据资源优化配置原则和有效利用原则,充分考虑环境保护的要求,逐渐由分散治理向集中控制转化,力求从地区源头解决污染问题,以实现最大程度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局面。地方政府应该综合考虑产业结构、地区生产总值、要素成本、资源禀赋等因素,通过建立地区之间的产业链,实现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     

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的耦合协调度测算

要素禀赋条件是农业发展的根本制约,技术进步是实现我国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巨大动力,两者间的高度耦合协调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要素禀赋和技术条件都有所变化。本文从耦合关系的视角,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建立相应的指标体系,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的耦合协调性,并对各地区间两者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我国农业要素禀赋结构的优化速度滞后于技术进步的步伐;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的耦合性没有发生明显波动,一直处于颉颃阶段,且呈现出"U"型的变化趋势;1981—2011年间,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的耦合协调度逐年提高,已由改革开放初的低度耦合协调发展成为高度耦合协调;各地区间农业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的耦合性存在一定差异,多数地区两者间耦合协调关系属于中度耦合协调型,北京和西藏两地仍处于低水平耦合阶段,仅江苏、山东、河南、广东四省为高度耦合协调型。在农业改革过程中,应着重强调发挥市场在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中的决定性作用,为实现两者的高度耦合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同时,应充分考虑我国各地区农业要素禀赋条件的差异性,选择与当地要素禀赋相适应的技术类型,以期最大限度地发挥生产要素的作用和技术本身的效率。     

江西省农业生产要素错配测度与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基于江西省2007～2016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借鉴经典要素错配模型,测度省内11个地级市农业生产要素错配,实证检验相关因素对要素错配的影响。结果表明:3类农业生产要素错配中,总体要素错配最大,其次是资本错配,劳动力错配最小。从空间分布来看,各地市要素错配存在较大差异,劳动力错配离散程度先减后增,资本错配和总体要素错配离散程度降低。时间上来看,各地市3类错配均经历了先增后减的变化过程,要素错配有所改善,部分地市在测度期内要素错配波动较大。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支农财政、工业化水平、农业劳动力占比、人均化肥投入有利于降低农业生产要素错配,而人均耕地规模正向影响了要素错配,农业生产的规模效应未充分发挥。为提高农业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应着重改善资本错配,继续完善支农财政金融政策,提高其与区域资源禀赋的耦合度,鼓励生产要素回流到农业部门,优化要素投入配比,充分发挥农业规模经营的优势,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     

人口红利、结构红利与区域经济增长

现有的研究中忽视了人口红利与结构红利具有的内在联系,结果主观的拆分了劳动力投入增加和劳动力部门间转移对经济的增长效应,并在研究过程中对二者的增长路径和传导机制模糊化处理,也就出现了研究结论大相径庭的情况。本文通过在模型中同时引入人口红利和结构红利增长效应的代理变量,对我国四大经济板块进行误差修正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人口红利的产出效应在西部和中部地区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而资本积累效应在各个地区均不显著;结构转型过程中的劳动力(行业,空间)流动带来的增长效应在中部和东北地区效果较明显,其他地区甚至是负作用。资本要素(行业,空间)转移作用不明显,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甚至出现抑制作用。土地要素的形态(用途)转移对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了负向作用,而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却呈现巨大的促进作用。     

资本投入、耕地保护、技术进步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工业化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腾飞的重要性,已经被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和走过的道路所证实。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世界各国都曾经或必将面对的重要课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既是我国实现持续经济增长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也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本文的动态模型和基于1978-2008年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较多的农村劳动力数量和较少的土地资源禀赋是促进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原始动力和内在根本原因,而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或城镇,使得农民耕种土地的积极性下降,农地荒芜现象严重,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甚至会影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农业资本投入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影响显著,增加农业资本投入,既能促进农业的发展,又能促进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既有正效应,也有负效应,两个效应相互作用或抵消,使得农业技术进步对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影响并不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所蕴含的启示是,中国在选择经济发展路径时,应该考虑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特别是要充分利用本国富裕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     

水土匹配、空间效应及区域农业经济增长——基于中国2003-2013的经验分析

水资源和土地资源是非常重要的自然资源,是农业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要素。水资源与土地资源的合理匹配能够促进区域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从而促进区域农业经济发展。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同时也存在水资源与土地资源短缺的问题。本文结合我国农业水土资源自然禀赋与实际利用情况,首先利用中国2003-2013年的分省数据,选取单位耕地面积的广义农业水资源量测度方法和当量系数描述了我国农业水土资源匹配的现实,发现我国农业水资源与土地资源在空间上匹配程度不高,农业生产受到水土资源约束较强,农业水土资源的形成区域与消耗区域在空间上不相匹配;然后,在邻接权重矩阵下采用Moran’s I指数验证我国区域农业经济增长的空间关联性,结果显示我国各省农业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关系,呈现出高度的集聚性和非均质性。为避免估计结果有偏,本文在此基础上采用空间计量建模及估计方法,加入农业生产人、财、物等控制变量,测度水土匹配度对区域农业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水土匹配度对区域农业经济发展的区域内和区域间的溢出效应都显著为正,总体上水土匹配度对区域农业经济发展具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即水土匹配度对本地区农业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同时,由于相邻区域的水土资源自然禀赋条件类似,而且农业生产中存在"示范效应"和"模仿效应",水土匹配度对相邻地区农业经济增长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采取相关措施优化农业水土资源匹配关系,对促进我国区域农业经济增长,保障我国粮食安全非常重要。     

资本禀赋异质性对农户生态生产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水平和结构的双重视角分析

生态生产有利于减少农业污染、保护地力、节约资源,是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要求和重要路径。农户的生态生产行为供给了具有正外部性的环境品,不仅有利于降低单位生产成本,而且还可能在未来获得增产增收回报。然而当前农业生产中,农户采用生态生产行为的动力不足,能力不强,严重制约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造成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在于农户受自身资本禀赋约束。同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普通农户资本禀赋状况及配置结构存在较大差异,导致受资本禀赋约束的影响存在差异。本文基于长江中游四省稻农的实地调研数据,首先构造农户生态生产行为综合值,运用熵值法计算出农户资本禀赋总量与分维水平并划分农户资本禀赋结构,进而探析了农户资本禀赋异质性对农户生态生产行为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农户资本禀赋总量水平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生态生产行为;分维水平中农户物质资本禀赋、人力资本禀赋、社会资本禀赋水平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生态生产行为。(2)农户资本禀赋结构中,经济资本占优、社会资本占优农户更倾向于采用生态生产行为。(3)不同类型经营主体分析中,对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来说,经济资本禀赋水平与经济资本禀赋占优显著正向影响其生态生产行为。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多维度提高农户的资本禀赋水平和优化农户资本禀赋结构配置来改善和提高农户生态生产行为的采用,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我国区域间制造业转移及其结构演进研究

在产业转移及转型升级的背景下,以2006、2011、2016年我国21个主要制造业工业销售产值及从业人员为研究数据,应用动态集聚指数、产业梯度系数、改进偏离份额模型(SSM)等方法,对我国制造业转移及其结构演进进行探究.研究发现:(1)研究期内,制造业转移的主体是劳动密集型与部分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转移的方向是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但2011～2016年江苏、浙江等地的化学原料、医药等制造业出现了较强的空间集聚态势;(2)东部地区的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金属冶炼业等边际产业的转移与技术授让,不仅优化了自身的产业组织形态,还促进了中西部地区制造业规模化、集聚化发展,而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则须防范产业流失,引导制造业集聚发展;(3)研究期内,上海、广东等东部地区制造业结构效应指数W大于1,且平均结构偏离分量P较大,表明其制造业含有较大比重的朝阳产业,制造业产业结构较好;湖南、贵州等中西地区制造业竞争效果指数U大于1,且平均竞争效应较大,表明其制造业发展较为迅速,竞争力较强.研究有助于厘清在产业转移及转型升级的背景下,我国制造业转移及其结构演进的新特征,为我国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城镇化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异质性与空间效应

农业过剩劳动力的城镇化流动有助于改善农业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进而推动农业发展质量,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本文基于SBM-DDF和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在测算农业过剩劳动力的基础上,从常住城镇化和就业城镇化视角分别考察了其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性影响。研究发现:①地区间的农业劳动力要素过剩表现出较大差异。具体,中部地区的农业过剩劳动力高于东部和西部,粮食主产区的过剩量高于主销区和平衡区。②整体上,常住城镇化和就业城镇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均表现出促进作用。分地区显示,常住城镇化的促进作用对西部地区最为明显,其次为东部和西部;就不同粮食功能区而言,其对粮食平衡区的促进作用最大,然后是主销区和主产区。③区分不同产业就业城镇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相比于第二产业就业城镇化,第三产业就业城镇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更大;进一步地,第二、三产业就业城镇化对东部和主销区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不显著,对其余区域均有着显著地正向影响。④空间分析表明,就业城镇化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但常住城镇化则不存在;实现"就业"和"身份"的双重改变,是实现农业过剩劳动力持久"转身"的决定因素。政策启示在于,本地城镇化是解决农业过剩劳动力的首选;关注包容性社会政策设计,积极引导农业过剩劳动力城镇服务业就业,不失为改善现阶段城乡社会鸿沟,强化非农"转身"稳定性,实现乡村振兴计划的可行方案。     

空间视角下中国农业生态效率的收敛性与分异特征

基于1978—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省际农业生态效率,在Kernel密度估计分析时空演变格局的基础上,将空间效应因素引入经典β收敛的检验过程中,建立空间计量模型估算其空间收敛性,并分区域、分时段讨论其分异特征。研究发现:①中国农业生态效率呈现出在波动中稳定上升的"双峰"分布特征,且波峰高度的差距在缩小,但整体仍处于较低水平,农业生态效率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东部地区农业生态效率增长较中西部地区更加明显;②中国农业生态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收敛性,空间条件β收敛的速度为0. 105,条件收敛速度显著快于绝对收敛,空间因素对收敛趋势具有加速效应,使得地区间农业生态效率的空间差异随时间推移呈现出进一步缩小的态势;③不同地区、不同时段的农业生态效率空间收敛性同样显著,空间收敛速度呈现出东北、中部、西部、东部依次递减的分布格局,且不同地区间收敛速度均大于经典收敛,这与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农业技术条件、基础设施、资本流动性等各方面存在关联性,而除2004—2016年外,其他时段的空间收敛速度均高于经典收敛速度,且表现出逐步递减的变化过程。由于空间收敛性的存在,各地区应充分考虑到自身资源禀赋及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邻近地区之间应加强农业生产合作与交流,并建立完备的农业生态合作机制、生态政策联动机制。     

全要素生产率框架下的城市资本要素生产率分析

已有的文献基本上都是关注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很少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框架下识别每一种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影响。本文在Chang et al 2012年提出的ISP方法的基础上,突破了其模型规模报酬不变的限制,采用投入导向的SBM模型对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进行改进,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框架下测算资本、劳动力和土地要素的生产率指数,识别每一种投入要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和影响。经研究发现,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变化主要是资本要素生产率驱动的,提升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是提升资本要素生产率。本文还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规模、产业结构、市场化程度、人力资本积累、政府规模、投资率、财政科技支出、FDI、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方面分析了影响城市资本要素生产率的因素。研究结论主要有:11998—2013年间,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累计下降了23.03%,其中资本要素生产率累计下降了60.71%,不同区域、不同层级、不同类型城市的资本要素生产率存在明显的差异;2城市规模、市场化程度、人力资本积累、FDI资本存量和投资率是影响城市资本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因素,其中,规模较大的城市占据各方面的优势,能够更好地改进资本要素生产率。市场化的推进和人力资本积累有利于资本生产率的改进,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FDI资本存量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和示范效应等能推进东道国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3投资率与资本要素生产率负相关,印证了Krugman随着投资率走高会出现资本边际报酬递减以及资本要素生产率下降的问题的观点;4第二产业占比与资本生产率正相关,而第三产业占比与资本生产率负相关,说明当前中国的居民消费结构层次总体上还比较低,强制推进二三产业间的结构升级只能造成供需结构匹配程度更低、愈加损失效率。短期内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应该为第二产业内部的调整升级。     

中国耕地非农化压力时空格局的演变分析

社会经济和资源禀赋的区域差异导致耕地非农化压力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开展耕地非农化压力测算并揭示其时空格局演变,是实现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从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产业结构和资源禀赋4个方面构建耕地非农化压力指数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计算各指标权重,继而计算1990~2014年中国31省的耕地非农化压力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了耕地非农化压力的时空格局分析。结果表明:(1)从空间格局分布来看,中国耕地非农化压力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地理梯度,总体上呈现从东到西依次递减的态势。(2)从时间变化趋势来看,不同地区各省份之间的耕地非农化压力指数变化呈现多元化趋势。东部沿海地区,山东、浙江、江苏的耕地非农化压力指数处于上升阶段,上海、福建的压力指数变化趋势逐渐趋稳,广东的压力指数呈现下降趋势。中部地区,河南、河北、山西、江西的耕地非农化压力指数趋稳,陕西、湖北以及四川、重庆等西南地区省份的压力指数呈上升趋势。西部沿边3省(云南、西藏、新疆)的耕地非农化压力呈现了一致的下降趋势。(3)从时空格局结合来看,耕地非农化压力不同的省份其变化趋势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走向。在耕地非农化压力较大的地区,耕地非农化经历了从制度驱动向发展推动的阶段,经济增长的倒"U"型轨迹明显,经济增长与耕地非农化之间的关系逐渐脱钩。在耕地非农化压力居中或较小的地区,产业发展滞后,土地比较收益较低,耕地的社会保障作用、生态作用对耕地非农化的影响较大,从而增加了部分省份的耕地非农化压力。     

能源禀赋与技术进步对中国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基于1997-2012年中国30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相关统计数据以及IPCC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估算碳排放量,结合GDP数据得出各地区的碳排放强度,并利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就能源禀赋和技术进步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趋势展开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样本区间内,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全域Moran’s I指数均为正值,且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我国省域的碳排放强度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碳排放强度较高的省区和较低的省区均趋于相邻。另外,碳排放强度全域Moran’s I指数呈现出波动上升趋势,表明碳排放强度的集聚程度趋于强烈。2能源禀赋对地区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能源丰裕地区,倾向于利用比较优势,发展能源开发、加工等能源依赖性强、附加值低的初级产品,最终形成了高碳排放的发展路径。能源禀赋对碳排放强度还具有显著的空间外溢效应,能源丰裕的地区在推高当地的碳排放强度的同时,还会辐射到周边地区,并进一步影响全国的数据。受能源开采限制以及国家政策等的影响,能源禀赋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程度有弱化的趋势。3技术进步各变量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有所差异,其中外商投资和科技经费投资对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而人力资本和专利授权量的溢出效应不明显。从时间趋势来看,技术进步各变量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均有所减弱,甚至出现由负向转为正向效应的情况。这说明,我国目前的技术无法适应低碳要求,需要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结构,加大对教育及科技的投入,特别是要加强节能技术的扶持,以发挥技术溢出效应,实现节能减排目标。     

能源禀赋与技术进步对中国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效应

基于1997-2012年中国30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相关统计数据以及IPCC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估算碳排放量,结合GDP数据得出各地区的碳排放强度,并利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就能源禀赋和技术进步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趋势展开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样本区间内,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全域Moran’s I指数均为正值,且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我国省域的碳排放强度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碳排放强度较高的省区和较低的省区均趋于相邻。另外,碳排放强度全域Moran’s I指数呈现出波动上升趋势,表明碳排放强度的集聚程度趋于强烈。2能源禀赋对地区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能源丰裕地区,倾向于利用比较优势,发展能源开发、加工等能源依赖性强、附加值低的初级产品,最终形成了高碳排放的发展路径。能源禀赋对碳排放强度还具有显著的空间外溢效应,能源丰裕的地区在推高当地的碳排放强度的同时,还会辐射到周边地区,并进一步影响全国的数据。受能源开采限制以及国家政策等的影响,能源禀赋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程度有弱化的趋势。3技术进步各变量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有所差异,其中外商投资和科技经费投资对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而人力资本和专利授权量的溢出效应不明显。从时间趋势来看,技术进步各变量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均有所减弱,甚至出现由负向转为正向效应的情况。这说明,我国目前的技术无法适应低碳要求,需要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结构,加大对教育及科技的投入,特别是要加强节能技术的扶持,以发挥技术溢出效应,实现节能减排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