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博弈论的北京市新能源产业发展支持路径研究

本文以北京市政府和新能源企业为主体,考虑政府调控成本、财政补贴、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及贷款利率等因素,建立博弈模型。研究发现:纳什均衡是政府、企业和社会福利间的最优组合;合理的政府补贴、较低的银行贷款利率和较高的技术创新能力,能提高企业边际收益和产出;政府对新能源产业评估效益过低,产业调控成本和环保补贴力度过高,导致企业收益函数递减。由此,建议大力推广PPP、"互联网+项目租赁"、项目证券化、Yield Co(收益+公司)、政府引导基金等模式,充分利用新三板、债券市场等多种渠道融资;同时,利用北京市众多科研机构的优势,提高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实现能源结构优化转型。     

政府环境监管与企业污染的博弈分析及对策研究

企业不考虑环境成本追求利润造成了严重环境污染,利用市场机制很难解决此类外部性问题,政府规制介入成为必然. 政府环境管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实际上是相关主体之间的博弈过程,可以用博弈方法来研究政府环境管制政策的效果.现有博弈分析中存在忽视环境污染给政府和企业分别带来政治成本与声誉成本的重大缺陷,造成理论不能解释现实世界.本文在引入上述成本的基础上运用博弈分析方法对政府环境监管与企业污染治理的互动决策进行深入探讨,结果表明: 减少政府因企业污染带来的收益、降低政府监管成本、加大对企业污染的处罚等有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而且,建立以增加企业污染的声誉成本以及提高地方政府纵容污染的政治成本等非物质成本的制度建设是改善环境质量的重要方向.     

我国资源型企业资源效率管理行为分析及政策建议

资源综合利用直接影响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现。我国资源型企业在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存在大量的浪费现象。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分析企业群体策略的选择和演化路径,揭示企业资源效率管理行为的内在机理。研究表明治理收益、治理成本、治理风险是企业资源保护行为系统演化的重要参数,企业群体选择策略的相对适应性取决于对方企业是否治理及企业自身治理的收益与成本,演化稳定状态不仅依赖于博弈双方的学习速度和方向,也取决于博弈双方的初始状态。政府应该根据上述机理和资源型企业现实状况,制定相应的政策。     

突发性能源短缺应急主体演化博弈研究

在突发性能源短缺事件的应急过程中能源供应链企业主观能动性差,普遍采取消极应对策略,研究能源短缺事件应急参与主体的行为策略,对于掌握影响应急主体行为的关键因素和突发性能源短缺事件的发展演化机理,改善中国能源应急过度依赖政府力量的现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演化博弈理论构建突发性能源短缺应急主体的博弈模型,研究政府和能源供应链企业两个主体之间的博弈关系,通过对博弈系统进行稳定性分析和演化稳定策略分析,依据能源供应链企业应急成本、政府惩罚力度以及两个主体的协同收益等参数之间的关系得到九种情形,其中在四种情形下博弈系统存在长期演化稳定策略,且能源供应链企业在四种情形下的长期演化稳定策略均为积极应对。结果表明能源应急主体的行为策略选择受到协同收益、政府惩罚力度及能源供应链企业应急成本等参数的影响,且只有当能源供应链企业的应急成本较低或者协同收益较高时,系统才可能存在演化稳定策略,能源供应链企业才有可能在长期反复的博弈过程中一直选择积极应对策略。此外造成能源供应链企业在应急过程中选择消极应对策略的原因包括三点,一是中国突发性能源短缺应急效率低,在整个应急过程中不能达到长期演化均衡状态;二是政府的惩罚力度不合理或协同收益较低;三是能源供应链企业的应急成本较高或者协同收益较低。建议能源供应链企业降低应急成本,政府合理调控惩罚力度,两个主体间提高应急工作的协同度,使系统能够达到演化稳定状态,促使能源供应链企业积极应对突发性能源短缺事件。     

公平视角下矿产资源开采收益分享制度研究

矿产资源是重要的不可再生性自然资源,是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物质基础,扭曲的矿产资源开采收益分享机制导致矿产资源富集区不能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本文在公平视角下对矿产资源开采过程中的正负两种收益,在中央政府、资源使用地政府、资源开采地政府及当地居民与采矿企业五个分享主体间形成的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四个分享关系进行了梳理,发现矿产资源税费率过低导致采矿企业攫取了本应属于政府部门的收益;税费分享比例不科学导致矿产资源开采收益分配的重心不断向中央政府上移;采矿企业逃避负外部成本攫取了本应属于矿产资源开采地政府及当地居民的收益;矿产资源价格偏低导致矿产资源开采收益由矿产资源开采地让渡给了矿产资源使用地。总体上看,中央政府、采矿企业与资源使用地政府获得的收益远超承担的成本,而资源开采地政府及当地居民不仅没有在矿产资源开采中获得好处反而要承担生态环境损害成本。针对现行不公平的矿产资源开采收益分享机制,必须理顺矿产资源开采收益分配关系,完善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理顺政府与企业间的收益分享关系;提高矿产资源开采地政府税费分成比例,理顺中央和地方间的收益分配关系;深化矿产资源价格改革,理顺矿产资源开采地政府及当地居民与采矿企业、矿产资源使用地政府的关系;设立矿产资源开采地生态补偿基金,构建生态补偿横向转移支付制度,理顺矿产资源开采地政府与使用地政府的关系。     

产业绿色转型中营商环境法治化的争议与路径北大核心CSCDCSSCI

产业绿色转型需要增量成本与差异化调控,而营商环境优化则要求降低企业成本与市场主体一视同仁,致使优化营商环境进程中,法律规范存在重“形式平等”而轻“实质平等”的现实。只有实现营商环境法治化,通过法律形式固定产业绿色转型中的权力职责与权利义务,产业绿色转型的实质平等需求方能真正落实。然而,营商环境法治化的实现路径存在营商环境法治化就是限制公权力与产业绿色转型仅需补足经济成本两种误区。应当明确,产业绿色转型中营商环境法治化并非限制政府权力,而是要求政府合理行使公权力,即在法治框架内为产业绿色转型提供有效公共资源。并且,产业绿色转型的经济激励仅能是一时手段,营商环境法治化不应仅关注局部的经济成本,更应为产业发展设置合理的框架与边界,重视产业整体的协调。事实上,产业绿色转型中企业与政府相比更具专业性与技术先进性,具有量体裁衣式的优势,必须构建企业需求导向的营商环境法治化,即分担转型成本与降低转型风险。一方面,分担成本路径要求实现产业绿色转型的社会共治,包括规范制定、纠纷解决与生命周期;另一方面,降低风险路径需要产业绿色转型的制度激励,既要从主观上增强企业获取价值的确信,又应在客观上保障企业转型风险可控。     

基于系统理论的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研究:进展与趋势

论文对国内外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理论研究现状、研究技术方法进展和研究动态趋势进行了系统分析,认为当前国内外主要从不同视角进行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理论研究、针对不同案例进行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实证研究以及基于一般旅游研究文献中的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研究。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研究动态和趋势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1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空间结构特征分析;2乡村旅游转型升级影响因素与发展规律研究;3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发展框架与时空格局研究;4乡村旅游转型升级发展模式研究;5乡村旅游转型升级动力机制研究;6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空间管控模型研究。     

绿色产业政策与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北大核心CSCDCSSCI

绿色产业政策是指中央或地方政府制定的、以绿色政策工具为手段,以促进产业绿色转型升级为目标的各种策略组合。绿色产业政策鼓励企业绿色创新,强调以创新驱动的方式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然而,目前国内关于绿色产业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研究存在严重缺口。文章将2017年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视为一次外生冲击,基于2011—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该政策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与非试验区企业相比,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设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整体上促进了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同时,绿色金融产生的信贷资源配置效应,有助于引导金融资源从重污染行业流向绿色清洁行业,这不仅缓解了试验区非污染企业的融资约束,也加重了污染企业的融资成本,从而倒逼污染企业绿色转型。在引入企业生命周期动态视角后,结果显示,试验区设立更易诱发制造业行业中成熟期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对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地,从地区市场环境和企业所有制等角度对绿色金融的异质性作用进行了探究,发现绿色金融的创新激励效果在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更高的分位区间以及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基于上述政策效果的评价结果,目前中国政府制定的以绿色金融为主要手段的区域型绿色产业政策能够在内化环境外部性成本的条件下,实现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但是,在未来还需精准化推广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不断丰富和完善试验区内绿色金融产品和工具。该研究为绿色金融在环境污染治理标准和治理体系中争取“一席之地”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经验证据,同时也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基于绿色产业政策视角的可行思路。     

环境保护费改税促进了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吗?——来自《环境保护税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证据

环境保护费改税作为中国环境保护税制的重要改革,按照税负平移的原则实现了排污费制度向环境保护税制度的平稳过渡。文章借助《环境保护税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以合法性理论为基础,基于2016—2018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工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使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环境保护费改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1)环境保护费改税显著地促进了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换言之,当《环境保护税法》实施后,与非重污染企业相比,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水平明显提升。(2)环境保护费改税主要通过施加更强的环境合法性压力从而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可见环境保护费改税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排污费制度存在的执法刚性不足、行政干预过多、强制性和规范性缺乏等问题,进而提高环境合法性压力来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3)环境保护费改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融资约束程度较低、委托代理成本较低、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企业中,在融资约束程度较高、委托代理成本较高、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的企业中并不显著,说明当融资约束程度较高、委托代理成本较高、内部控制质量较低时,环境保护费改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会弱化。因此,为了更好地促进企业绿色发展,政府应当继续完善环境保护费改税的实施细则,建立环保部门与税务部门之间的征管协作机制,切实保障环境保护税的征收和缴纳,提高企业环境合法性压力。同时,政府还应当建立企业绿色转型的融资机制,引导企业绿色转型的价值取向,出台企业绿色转型的内控指引,与环境保护税制度一起共同推动企业绿色发展。     

双重环境目标约束下的产业转型升级:“减污降碳”何以“协同增效”

在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处理好多目标环境规制政策的协同性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工作。面对建设美丽中国与实现“双碳”目标两大战略任务,环境政策协同是否可以更加有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现有研究尚无确定答案。因此,该研究利用“两控区”和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环境政策协同的准自然实验,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利用2003—2020年中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减污降碳双重环境目标约束对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表明：(1)与单一环境规制相比,减污降碳协同推进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效果更佳,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均成立。(2)机制分析发现,在双重环境目标约束下,有为政府通过财政支出调节效应推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有效市场激励微观企业产生易地搬迁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从而实现地区产业转型升级。(3)进一步研究发现,减污降碳双重环境目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双重试点政策对东部地区、非老工业基地、高环保意识地区、环境基础设施水平高的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更加显著。基于此提出：(1)地方政府应统筹全局,避免走...     

制度激励视阈下的产业升级、区域经济发展与企业价值提升

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在经历改革开放30余年快速发展后,区域经济转型升级面临结构性瓶颈。针对这一问题,本文构建了区位经济发展、制造业升级与企业网络价值增值三维演进模型,指出当地经济在经历劳动、资本和技术驱动之后,未来转型升级的动力是制度要素,区域经济重点是战略决策中心,而企业价值增值的关键环节在于管理决策的理论思想。而针对现有增长模型中内生要素不包含制度因素的不足,本文构建了纳入制度要素的增长模型,并运用仿真模拟方法,指出在资本产出弹性、储蓄率和有效折旧率完全相同时,制度促进环境下均衡状态时人均资本存量为制度抑制环境下的3倍,实体经济产出是制度抑制环境下的5倍,从数理上证实了制度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最后,依据国外经验,考虑制度在国家、产业和企业层面的差异性与配套性,论文提出促进产业升级、区域经济发展与企业价值提升的制度激励体系,包括:宏观层面的政府购买促进高端产业发展、公共金融支持企业全球并购、专项研究基金服务产业转型升级、法律与外交政策保护等政府治理政策;中观层面的产业金融支持、综合服务平台、创新文化氛围、人才培养与公共事业提供等产业治理环境;以及微观层面的控制网络价值核心、整合资源提升产业链价值、加强运营控制塑造精益供应链等企业治理机制,以期对相关政策的顶层设计与制度推进提供借鉴。     

基于政府补贴的企业主动碳减排最优策略研究

由于企业碳减排策略在被动和主动阶段不同,且一些企业已启动主动减排阶段的产品再生策略,本文针对主动碳减排阶段,构建政府补贴下企业主动碳减排阶段成本收益模型和行业成本收益模型,以矩阵正定性判定最优策略是否存在,并分别用数学微分法和拉格朗日乘数法得出企业最优策略和帕累托最优策略。同时探讨如何通过政府补贴激励企业进行帕累托改进,最终实现帕累托最优,并以水泥行业为例验证模型有效性,对关键参数进行灵敏度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企业主动碳减排存在最优策略,企业对碳减排策略的投入随着其相应减排效果系数、减排收益系数与政府超额补贴系数的增加而加大;行业实现帕累托最优需要政府补贴机制引导,且超额补贴系数为行业内定值,随行业内各企业减排效果系数与创新收益系数的增加而减少。算例分析结果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证实了创新收益和政府补贴是企业主动碳减排的关键因素,且企业创新投入随相应创新收益而变化的幅度逐渐增大,企业碳排放强度随政府超额补贴系数增大呈直线下降,减排成本随超额补贴系数增大而减少的幅度逐渐增大。研究结果为企业主动碳减排最优策略选择以及政府财政政策制定提供决策依据。企业选择主动碳减排最优策略时,其产品创新投入和工艺技术创新投入应随减排效果系数的增加而加大,随收益影响系数的增大而递增。管理创新投入应随收益影响系数的增大而逐渐加大,且随政府超额补贴系数的变化更灵敏;政府制定相应补贴政策时,其超额补贴系数为行业内定值,应随行业内各企业创新收益影响系数和碳减排效果系数的增加而相应减少,随管理创新成本系数的增大而有所增加。此外,在政府引导企业碳减排帕累托改进过程中,应保障企业碳减排效率在同一水平,即创新力较强的企业,减排量相应较大,从而实现碳减排的帕累托最优。     

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绿色转型——基于中国企业微观数据的经验研究

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已成为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迫切任务之一。企业作为经济系统的微观主体,其对外直接投资（OFDI）活动为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企业绿色发展和转型升级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鉴于此,文章利用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创新性地构造了企业经营环境开放度的工具变量,并建立了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模型,以期考察OFDI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效应。此外,企业对外投资的经营范围主要分为商贸服务、当地生产、技术研发、资源开发等。文章在理论上探讨了不同经营范围的企业OFDI提升绿色转型效果可能的渠道机制,并设计了中介效应模型来验证机制的存在性。研究结果显示：(1)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会显著提升企业绿色转型水平。(2)在替换被解释变量、缩短时间窗口、控制变量滞后一期、补充高管海外经历和企业政治关联的遗漏变量后,实证结果仍然稳健。(3)商贸服务类OFDI经由规模经济效应和竞争效应的作用机制正向影响企业绿色发展,而当地生产类和技术研发类OFDI则分别通过出口效应和逆向技术溢出渠道对企业绿色发展和转型升级产生积极的促进效应。文章为客观评估中国企业对外...     

品牌经济与“两型”社会的建设——基于Hotelling模型的推导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以代工贸易为主的经济增长,在创造大量国民财富的同时,也来造成了严峻的资源短缺和生态破坏.因此,中国政府把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两型"社会,提升到国家未来发展战略的高度予以重视.而建设"两型"社会的关键,在于设立合理的制度安排,以实现企业行为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保持一致.就传统手段而言,这种制度安排主要依赖政府所设立的生态补偿机制.但是,这一机制在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大有完善的空间.本文基于Hotelling模型关于企业间博弈的相关主张,从企业理性行为的角度,寻求一条不同于政府被动监管行为的路径,来实现"两型"社会的建设蓝图.模型推导认为,品牌经济的发展模式可以有效激励企业采取长期导向、追求价值差异和关注公司声誉,进而实现资源节约及环境友好的社会福利改进.并且,由于这种机制兼顾了企业的盈利动机,因而更能够在实践当中行之有效,能指导各个地区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与升级.     

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压力测算与方向选择

在绿色增长理念和“分类引导、特色发展”的指导原则下,如何科学地识别资源型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压力,从而确定未来转型升级方向,是引导资源型城市摆脱传统发展模式的关键。本文在绿色增长的理论框架下构建了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的能源节约、附加值提升和环境友好三维空间,从方向向量内生化、引入相对距离和外生权重三个方面对方向距离函数加以改进,提出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压力的测算方法,讨论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选择问题,进而以2008—2016年中国283个城市(包括115个资源型城市和168个非资源型城市)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①资源型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在0.4~0.5区间内,明显低于非资源型城市;②根据修正后的转型升级压力测算结果,考虑能源和环境因素后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压力巨大,80%以上处于中效区和低效区,49个城市选择单向转型,53个城市选择多向转型;③来自不同地理区位和成长阶段的测算结果表明,东部资源型城市的绿色生产率水平最高,东北地区要致力于附加值提升和节约能源,衰退型资源型城市应选择多向转型,不同主导资源型产业的城市则需因地制宜,选择差异化的转型升级策略。     

低碳供应链中政府与核心企业进化博弈模型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已成为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最快的国家。因此,为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如何有效地引导企业主动实施低碳供应链管理已成为政府和社会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政府和低碳供应链上的核心企业为博弈主体,通过分析政府和核心企业在不同博弈策略下各自的成本和收益,建立动态进化博弈模型,得出核心企业和政府监管博弈的进化稳定策略,从而阐释了企业逃避政府监管的深层原因。研究表明,核心企业开展低碳供应链的收益和成本,政府对企业开展低碳供应链的奖惩力度,都直接影响博弈结果。     

环境税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倒逼效应研究

面对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企业绿色转型迫在眉睫。环境税作为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是一种推进企业绿色转型的最有效的经济诱导制度安排,为当前研究的前沿。本文立足于宏观财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互动的视角,以合法性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基于2008—2016年中国沪深A股工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考察了环境税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①环境税会有效地倒逼企业绿色转型,即当环境税的税负水平提高时,企业绿色转型程度也会随之提高。②环境税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倒逼效应存在异质性,即环境税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倒逼效应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高市场化程度地区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以及高信息透明度企业中,在国有企业、低市场化程度地区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以及低信息透明度企业中表现并不显著。③环境税倒逼企业绿色转型的渠道在于,环境税通过提高企业合法性压力和增加企业成本粘性,进而有效地倒逼企业绿色转型。这意味着,在现阶段政府通过提高环境税税率、增加执法刚性、降低行政干预等手段提高企业环境税的实际税负,可以有效地倒逼企业绿色转型,但为了更好地实现环境税的倒逼效应,政府需要进一步地改革和完善环境税的税制结构、税率设计、征管模式等税制要素来提高环境税制度的弹性。同时,政府需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市场化建设以及建立绿色投融资渠道,使环境税的倒逼效应更加有效;企业应当提高信息透明度,积极地进行绿色转型以响应环境税的合法性压力和成本粘性效应,实现可持续发展。     

可耗竭资源开采追加投资行为研究

目前,我国可耗竭资源开采回采率普遍较低,企业可以通过追加投资来提高资源的管理及技术水平,进而提高资源开采回采率,减少资源浪费.文中基于Hotelling横向差异化模型,构建了一个三阶段动态博弈模型,采用逆向归纳法的思路,分析了可耗竭资源开采企业追加投资的动态行为.首先在企业通过竞争形成的价格和市场份额给定的基础上,分析第三阶段实行价格歧视消费者的转移情况,得到两企业的竞争策略;接着将第三阶段的最优价格策略和利润考虑到第二阶段中,讨论两企业的价格竞争均衡问题,分别得到两企业的需求;最后将第二阶段的利润贴现到第一阶段,可得到企业追加投资的策略,给出了该动态博弈模型存在唯一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的条件和企业最佳追加投资规模.研究结果表明,要使企业追加投资就必须要求追加投资的回报率足够高,当企业追加投资的回报率很高时,只要较小的追加投入就会产生较大的边际成本减少量,获得较大的竞争优势,甚至会将不进行追加投资企业挤出市场;当投资回报率给定时,企业追加投资的激励是取决于其耐心,即企业对未来收益关注越多,则追加投资的规模也越大.     

考虑政府碳减排补贴与谈判的供应链碳中和契约研究：博弈的视角

文章研究了一个由制造商和零售商构成的两级供应链通过碳中和契约选择解决净零碳排放生产的问题。制造商通过碳减排和碳吸收两种策略推进净零排放生产,政府通过补贴碳减排以推进供应链碳中和。基于此,文章运用博弈论比较分析了无契约、成本分担契约及收益共享契约并确定实现碳中和的占优策略,进一步引入谈判情形,考虑谈判势力均等和谈判势力不等对供应链契约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不考虑谈判时,收益共享契约是供应链碳中和的占优选择,政府补贴作用使得收益共享契约占优成本分担契约和无契约,政府补贴大小受到制造商碳减排努力成本系数大小的影响;当考虑谈判时,成本分担契约依然不是占优选择,收益共享契约占优非谈判情形,若制造商谈判势力小于平均水平,谈判势力均等优于谈判势力不等的情形;否则,谈判势力不等情形更优。消费者碳中和敏感性对供应链双方及其整体利润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均有正向影响。这意味着要想实现产品生产的净零碳排放,既需要把握政府补贴的激励作用,还需要厘清相关参数的影响机理激发参与主体的积极性,以推进供应链碳中和的实现。     

过犹不及:土地资源资本化与实体经济发展

在经济转型发展战略背景下,探讨土地资源资本化及其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不同于已有研究均质化地理解土地资本化,该研究从"度"的视角切入,认为土地资本化存在适度与过度之分,由此分析了不同程度土地资本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予以实证考察,最后讨论了中国当前土地过度资本化风险与原因。研究表明:(1)土地资本化存在限度,限度范围内促进实体经济增长,越过限度则抑制实体经济增长,两者呈"倒U型"关系,该结论在多种模型设定下均保持稳健;(2)当土地资本化越过最优限度,将激起全要素成本快速上涨,导致利润空间收窄,引致实体经济萎缩;(3)从工业企业大样本微观数据估计出的"倒U型"拐点来判断,当前中国城市经济已面临较严重的土地过度资本化问题,东中西部相继进入过度资本化高风险状态,这可能损害实体经济而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4)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中国式分权造成的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可能是土地资本化持续深化乃至过度化的重要原因,调整政治激励方式应是寻求土地过度资本化理性回归的着力点。研究提供了重要政策启示:土地资本化是一把"双刃剑",趋利避害的关键是把握"度"的原则;中国必须通过深化政绩考核、土地市场和土地税制等多方面协同改革来纠正土地过度资本化偏向;面向高质量发展与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主动转变土地资本化支撑方式,改革土地资本收益支出结构,加快支出重心向新基建、科教部门和民生部门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