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森林采伐限额政策评价

森林采伐限额是国家按照合理经营、永续利用的原则 ,对森林和林木实行限制采伐的最大控制指标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明确规定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1985年以前 ,我国实行木材生产计划管理制度 ,其管理的主要目标是木材生产。由于实行以需定产 ,重采轻育 ,造成森林资源长期过伐 ,特别是东北内蒙古国有林区 ,可采资源面临枯竭。 1985年 1月 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明确规定 :国家根据用材林的消耗量低于生长量的原则 ,严格控制森林年采伐量。为贯彻执行《森林法》 ,林业部于 1985年 6月颁发了《制定年森林采伐限额暂行规定…     

林业生态经济发展多维度公共政策选择与测度

本文基于2003—2013为期11年的跟踪调研,使用涵盖9个省份共1 497个样本农户的数据,多维度实证检验了中国林业公共政策对林业生态经济发展的政策效应,并测算了各项政策的贡献度。结果表明:(1)对于以个体农户林地面积为主要指标的林业生态效应,本文考察的公共政策都有显著的正向贡献,其贡献度大小依次是:产权政策35.53%,管制政策8.63%,财政政策8.21%。具体到细分措施,造林补贴主要针对生态林有最为显著的效果;而对于商品林,抚育补贴、集体林权改革、林木资源管制政策的效果更为明显。(2)对于林业生态经济协调发展,林业公共政策也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不过各政策贡献度大小排序与其对生态效应不同:产权政策5.14%,财政政策0.83%,管制政策0.16%。细化来说,林地流转、林木采伐指标限额和造林补贴政策是效果最为显著的前三项。(3)不同省区由于所处区位差异、资源禀赋差异、环境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的差异,各项林业公共政策在各地区的贡献度也不尽相同。对于林业生态发展,产权政策贡献度最高的是山东省43.82%,财政政策贡献度最高的是辽宁省13.63%,管制政策贡献度最高的是福建省11.66%;而对于林业生态经济发展,福建省的产权政策贡献度最高,达到10.06%,财政政策和管制政策贡献度最高的均是湖南省,分别为1.8%和0.87%。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宜采用因地制宜方针设计各地区林业公共政策的优选方案,激发商品林的生态功能,培育生态林的经济功能。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行造林补贴普惠制,增加抚育补贴中用材林的比例,创新采伐管理方式。     

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能否起到保护森林资源的作用

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已在我国实行30余年,其能否实现森林资源的永续增长是一个悬而未决且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命题。为此,本文在对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进行制度变迁分析的基础上,以其在1991年和2001年的制度改革为自然实验依据,通过精确断点回归模型估计出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变迁各阶段对森林资源的保护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森林采伐管制经历了"无管制"、"全面管制"、"分类管制"等三个阶段,政府管制强度总体呈现递增趋势。断点回归结果显示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的全面实施以及2001年的分类管制改革对有林地面积和森林蓄积量的影响均不显著,可见,1991年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在全国层面实施并没能起到保护森林资源的作用,2001年后国家加大采伐管制力度,即在加强公益林采伐管制的前提下,不断增加公益林区划面积的做法可能会造成森林资源遭受更严重的破坏。究其原因,主要是森林经营者在生存压力或经济激励下可采取"滥砍滥伐"或"俘获"政府等方式突破现有管制,政府一味的加大管制力度反而会进一步刺激森林经营者"超额"采伐行为。本文同时发现,自1991年以来我国有林地面积、活立木蓄积量大幅度的增加主要归功于重点工程造林项目在全国层面的实施。基于此,认为国家应在限额总量不变的前提下,弱化政府对采伐许可等管理制度的管制力度,并大力发展林区替代产业,降低森林经营者的山林依赖度,以期从本源上解决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失灵问题。     

不同类型农户农地投入的影响因素

农户作为农业生产投入的微观主体,其农地投入行为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影响重大.本文以湖北省江汉平原和鄂北岗地6个县(市、区)的473个农户抽样调查数据,构建逐步回归模型,分析不同类型的农户农地投入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近年来,农户耕地的投入水平处于上升趋势,国家实施的惠农政策取得了积极成效;②相对于消费型农户而言,利润型农户的总投入水平较离;③目前农户农地投入主要是流动资本投入,固定资本投入较少,农业污染较为严重,农业机械化水平有较大的提升空间;④农户农业生产目标决定其农地投入行为:消费型农户与市场联系不太紧密,依据家庭消费需求进行生产投入决策;利润型农户与市场联系非常紧密,追求利润最大化,按照市场行情进行生产投入决策.⑤不同类型农户农地投入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家庭特征和家庭资源禀赋是影响消费型农户农地投入的主要因素;农业生产要素市场、农产品市场和农业政策是影响利润型农户农地投入的主要因素.     

推拉理论视角下的农村宅基地退出机制研究——基于南京市栖霞区农户意愿调查

以推拉理论为视角,分别从农村宅基地作为资源和资产属性以及拥有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农民迁移到城市这两个角度,重新梳理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因素,建立了农村宅基地退出影响因素的推拉分析框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在南京市栖霞区农村实地调查得到的数据,建立二元Logistic模型归纳主要影响农户退出意愿的推力和拉力因素。研究发现,受教育水平、农户年总收入、家庭居住人口数和农户是否参加农村养老保险是宅基地退出的主要推动因素;而非农业收入占比、外出务工人口数、是否参加城镇养老保险、是否拥有城镇住所、是否有宅基地产权证书以及宅基地抵押权认知情况是影响宅基地退出的主要拉力因素。基于以上的影响因素分析,提出完善农村宅基地退出机制的政策建议。     

藏族地区农户的社会资本特征分析——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

社会资本是继"人力资本"后另一个解释经济、社会发展差异的重要工具。为了深入解析社会资本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需要研究不同民族地区的社会资本及其影响因素。本文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基于入户调查资料,运用因子分析法,测算了该区农户的社会资本存量,分析了农户的社会资本特征,并解析了影响农户社会资本的因素。结果表明:①甘南藏族自治州的社会资本总量为3.42;②甘南藏族自治州州农户社会资本得分最高的是信任维度,最低的是社团参与维度;③影响信任维度的主要因素有区内农户的财富差异、区内农户的异质性和户主受教育程度;影响社团参与维度的因素主要有户主受教育程度;④在影响社会资本的因素里,宗教信仰对社会凝聚力维度、政治赋权维度和网络维度有重要影响。     

西秦岭山地农村生活能源建设与退耕还林的生态经济效益评价

在西秦岭山地使用太阳灶和沼气。生态经济效益显著。1户1台1．5m^2太阳灶、1个80沼气池每年所得刭的热量等于773k标准煤。折合1353kg薪材。净收益为268元。一年内所替代的薪柴等于0．338hm^2有林地一年的生长量，可使0．042275m^2有林地免遭砍伐。农户从退耕还林中得到的收益为平均每年465元。与种植粮食比较，这些收益主要是不再种粮后所节省的生产成本。退耕还林以扩大林木增量为目标，应作为中长期的战略。稳步实施。使用太阳灶和沼气以保护林木存量为目标。是巩固退耕还林成效的有力措施和生态建设的必要手段。应加大投入和建设力度。     

基于Logistic回归分析的农户参与水土流失治理状况研究——以鄂西地区为例

以鄂西地区利川市两类典型水土保持项目为例, 通过实地调查, 分析农户对水土保持工程的认知、行为特征及评价, 并采用Logistic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参与水土保持行为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对水土保持的参与认知度较高, 但是责任意识较差, 更多的寄于政府, 同时农户主要以参与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的形式参与水土流失治理, 但在水土保持维护、组织、监督管理方面参与度较低;农户的教育水平越高, 其参与水土保持的程度越高;影响农户参与水土保持行为的因素主要是农户教育水平和水土保持外部环境;农户是否愿意参与水土保持与农户教育水平、政府采取的增收措施和工程补偿、水土保持工程进展呈显著性关系;农户主动参与水土保持工程与农户教育水平、是否检举破坏水土资源行为呈显著关系。结果对于揭示农户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行为机理有重要意义。     

江西省上饶县农户水土保持投资行为机理与实证模型

以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对农户水土保持行为机理分析,结合研究区域实际,确定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农户兼业经济行为、农业经营规模、劳动力状况等4大类因素为影响农户进行水土保持投入的主要因素,并进一步细化成9项具体指标。通过SPSS软件对各项指标与水土保持投入行为进行相关性分析,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发现农户兼业经济行为、农业经营规模是影响农户进行水土保持投入的主要限制因子。由于兼业和规模经营对农业收入的依赖程度较低,且防范农业风险的能力较强,农户往往不愿意进行水土保持投资。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以及农业人口比重较高的农户,往往会在水土保持上投入较多的时间和资金。针对农业劳动力不足、农业经营规模小等现状提出如何激励农户水土保持投资行为,以进一步促进水土流失治理的相关建议。     

基于条件价值评估法(CVM)的农业废弃物污染防控非市场价值研究

农业废弃物污染防控是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的有效措施,但相关的实证研究却较为缺乏。运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估算了农业废弃物污染防控的非市场价值,并引入计划行为理论(TPB)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农业废弃物污染防控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农户对生态环境认知程度较低,但对农业废弃物污染防控的态度积极。(2)68.5%的农户愿意为农业废弃物污染防控所带来的生态福利付费,年平均支付意愿为130.08~189.84元/(a·户)。(3)农业废弃物污染防控蕴含较大的非市场价值。湖北省农户愿意支付的农业废弃物污染防控金额年现值总额为13.94~20.36亿元,相当于湖北省2011年农业生产总值的0.33%~0.48%。(4)农户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以及家庭年纯收入是影响农户农业废弃物污染防控支付意愿的主要决定因素。     

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及其异质性分析——基于TPB框架的实证研究

生态耕种对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提升耕地保护成效和保障农作物质量安全起着重要作用。基于江西省11市47县（区）1 488份农户微观调查数据,在计划行为理论指导下,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开展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有89.85%的样本农户表示愿意采纳生态耕种,并对生态耕种的收益预期和推广预期维持在较高水平;（2）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有着显著的影响,其中,生态耕种推广预期、生产交流、邻里效应、政策补贴和技术培训变量是影响农户采纳意愿的关键因素;（3）不同限定条件下,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影响因素具有差异性,其中收益预期、信息传播力度和技术培训对低推广预期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影响更强;风险预期越低,对缺乏交流农户的采纳意愿影响更大;邻里效应小的农户主要受信息传播力度和技术培训的影响;需要政策补贴的农户,生产交流越频繁,邻里效应越强,其采纳愿望更强烈;参加了培训的农户,影响其采纳意愿的因素主要有收益预期与信息传播力度。政府应在加强生态耕种宣传与推广、搭建农户生产交流平台、完善生态耕种补贴与激励政策等方面制定针对性的措施。     

农户农地城市流转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武汉市城乡交错区农户为例

研究农户农地城市流转意愿对实现合理的农地城市流转、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具有现实意义。依据武汉市远城区和近城区33村143户农户实地随机抽样样本，采用Logistic 模型对影响农户农地城市流转意愿的因子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基础设施与服务的改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是影响远、近城区农户农地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近城区农户的意愿还受农地补偿收益的影响。针对影响力最大的因子采取措施，可以最大程度符合农户意愿，保障农户利益，在满足建设用地需求与农户保有农地之间寻找均衡。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生产生活影响研究

研究退耕还林工程与农户的关系对于退耕还林后续问题解决,完善工程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在准格尔旗多年农户调查的基础上,对该旗退耕还林工程初期(2002年)和后期(2010年)农户生产生活情况进行了对比研究,主要探讨了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家庭结构、收入水平和结构的影响,以及农户对退耕还林态度、禁牧圈养态度变化和对退耕还林工程评价,最后分析了农户返耕决策.研究结果表明:受访农户平均年龄由2002年的35.02岁上升为2010年的45.32岁,年轻农户比重明显下降;户均人口从2002年的3.75人下降到2010年的2.8人.农户人均毛收入由2002年的1 332.03元增长为2010年的5447.77元;收入结构也由牧业为主转为外出务工为主;养羊农户比重明显减小,但户均规模有增大的趋势.农户依然高度支持退耕还林,但对退耕补贴的满意度下降,大部分依然赞成禁牧和圈养,但支持力度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农户将退耕地返耕可能性较小,且大部分受访农户还支持进一步退耕.     

生计资本、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与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以生物天然气为例

基于课题组在2017年获得的湖北省992个农户微观调研数据,以生物天然气这一清洁能源的使用为例,探讨了生计资本对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的影响,以及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在生计资本对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影响中发挥的中介作用机制,以期寻找影响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的内在驱力,为农村能源消费转型提供一些政策启示。研究发现:(1)生计资本中的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自然资本是促进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的主要因子。(2)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能够在生计资本对农户消费意愿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具体表现在自然资本较低但金融资本较高的农户,通过选择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以提升对清洁能源的消费意愿。该中介机制在本地经营农户样本中成立,但对在外务工农户样本中则不够显著。据此,分别从农村清洁能源推广以及农户生计发展角度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加强清洁能源政策与农户生计改善的相互对接。     

贫困地区农户脆弱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农户脆弱性能够更为全面反映贫困地区农户的福利状态。采用预期贫困的脆弱性测量方法,在1 274元和2 300元两条贫困线下,首次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中国农村贫困监测调查53 271个农户微观数据对贫困地区农户脆弱性进行测量,描述了脆弱农户的家庭特征和社区特征,分析了不同地形之下汉族和少数民族农户脆弱性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1 274元和2 300元贫困线下,农户陷入未来贫困的平均可能性分别为15.20%、49.49%。脆弱性测量和贫困测量的结果存在较大差异。随贫困线标准提高,脆弱性测量与贫困测量的不一致程度增大。高度脆弱农户具有较大家庭规模、人力资本不足、病人数量多、抚养比高、资产价值少的家庭特征,且更可能分布在山区、革命老区县、陆地边境县和少数民族聚居村等特殊类型贫困地区。不同类型地区农户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但冲击性事件是主要影响因素。当年有建房或买房、有婚丧嫁娶大事、有子女上大学、有大病治疗情况、旱灾等冲击性事件是各个地区农户脆弱性的共性影响因素,家庭规模、人力资本状况和房屋价值也是影响农户脆弱程度的重要因素。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应政策建议:第一,应将贫困测量和脆弱性测量方法结合起来进行贫困瞄准;第二,未来扶贫政策制定中更应关注特殊类型贫困地区的农户;第三,在贫困标准提高的情况下,减贫的同时还应注重降低农户的脆弱性,重点是减小冲击性事件对贫困农户福利的影响。     

农户分化视角下农民退出宅基地集中居住后的福利水平研究

测算农户分化背景下农民退出宅基地实现集中居住后的福利水平,对保障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户对土地福利补偿的差别化需求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8年已完成宅基地退出的扬州市公道镇获取的242份农户调查数据,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实证分析退出宅基地实现集中居住对不同分化特征农户福利水平产生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1)农民退出宅基地集中居住后福利总模糊指数为0.584,福利状况较好;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保障状况是影响农户福利水平的主要因素,养老保障及房屋质量是现阶段农户关注的焦点。(2)集中居住对不同分化特征农户的福利影响存在差异。职业分化特征下,农户分化程度越高,福利状况越好;经济分化特征下,农户福利水平呈"先升后降"趋势。(3)集中居住对不同分化特征农户各功能性活动的福利影响存在差异。农户职业分化及经济分化程度越高,其家庭经济状况越好;职业分化Ⅰ类及经济分化低收入农户社会保障水平较低,而高收入农户对社会保障有更高的受偿需求;集中居住对于各类型农户社会机会、居住条件及景观环境方面造成的影响差异不显著。因此,地方政府应当充分考虑不同类型农户的受偿需求,尽快建立包括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在内的弹性福利补偿体系,提升农户人力资本以实现可持续生计,且从构成农户福利的各功能性活动方面对各类型农民群体进行细致化补偿,结合农户分化特点促进农民非农就业,满足农户就业与收入的城镇化核心需求。     

生计资本与农户的土地利用效率

在SLA框架下,从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两方面探讨农户生计资本对土地利用效率影响的作用机理,并利用2000-2009年全国固定观察点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定量分析生计资本不同方面对农户土地利用效率影响大小和方向。研究结果表明:①人力资本主要是通过人力资本的兼业状态和农村劳动力素质两方面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人力资本的兼业程度与土地利用效率呈现倒"U"型关系,农户适当的从事非农兼业有利于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但兼业过度(家庭非农劳动力比例超过0.480)会导致土地利用效率的下降,因此,应适当地鼓励农户从事非农兼业活动,并创建促使过度兼业农户真正向非农产业转化的制度环境;人力资本素质对土地利用效率呈现正向影响,应努力提高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素质,加大人力资本投入。②土地资本主要通过土地资源禀赋、土地细碎化和土地产权性质三方面对农户土地利用效率产生影响。其中土地资本的自然禀赋有利于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土地细碎化对土地利用的影响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实证结果表明现阶段土地细碎化的负面效应更加明显;土地产权的稳定性和市场流动性的增加能够有效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因此推行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和降低土地细碎化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有效途径。     

江苏沿海滩涂地区农户经济行为研究

江苏海岸带是中国最重要的海岸带湿地之一。滩涂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成为当前研究的焦点。农户是滩涂开发的微观经济活动的主体和相对独立的生产单位。农户的经济行为对滩涂开发和利用产生直接和重要的影响。以江苏省盐城市的射阳县、大丰市为例，选择3个典型村庄进行入户访谈式调查．在对220个农户进行了入户随机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利用区域经济动力学原理Logisti模型和Cobb-Douglas生产函数。建立了农户经济行为对环境影响的数量经济模型。研究表明，滩涂区农户经济行为对滩涂环境压力的大小及类型具有直接影响。土地经营规模、土地利用类型、生产投入、投资意向、农户受教育水平等是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找出滩涂资源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和主要的环境压力在于：农户经济生产方式单一，产业结构不合理；农户教育水平较低，环境意识差；滩涂利用经济效率低．环境压力大；农户抗市场风险能力差。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收入水平、村干可信度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影响分析——基于云南省465个农户调研数据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事关广大农民根本福祉,是乡村振兴战略中"生态宜居"的重要内容.基于云南省昭通市渔洞水库汇水区465个农户调研数据,利用双栏模型(Double Hurdle Model)实证分析农户收入水平、村干可信度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参与意愿及支付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较高,有86.9％的农户愿意为生活垃圾治理支付费用,支付意愿的均值为45.616元/户/年;收入水平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村干可信度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参与意愿、支付意愿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村干可信度对农户收入水平-支付意愿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对村干部信任程度高的农户,收入水平对支付意愿的促进作用更强.此外,年龄、家中负担人数、家中是否有村干部、家中常住人口数量等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也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产生影响.对比农户参与意愿和支付意愿两栏的结果,可以发现年龄、家中负担人数、家中有村干部、地区等变量在影响方向和程度上存在差异,说明农户参与和农户支付是两种不同的机制,需要区别对待才能更好洞悉农户意愿.实现以农户收入为核心的经济因素和以村干可信度为核心的非经济因素的合理配合是促进农户参与生活垃圾治理的关键.     

南方沙化土地治理中的农户行为实证研究——以鄱阳湖滨沙区为例

我国南方亚热带沙化土地在成因、危害和治理方式上均与北方沙地有很大不同,以沙化土地水土流失治理典型区周边的农户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研村域基本情况,走访村落中的农户群体与关键人物,获得问卷与访谈数据,对农户沙地治理与利用行为、生态意识、生态认知、农业生产方式等进行了统计分析,从人口特征分异上考察各类农户群体的行为和意识差异,运用Logistic二值回归模型验证农户治理行为的显著影响因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沙地行为和生态意识在人口特征和土地利用方式上都有显著差异,其中年龄、学历、实际耕种规模、农业损失、沙地活动是影响农户参与沙地造林意愿和行为的主要因素。研究结论对改善沙地生态治理模式和优化环境政策具有一定参考意义,生态治理中的农户行为具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