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地非农化政策调控:理论分析框架的改良设计

发展与保护始终是资源优化配置必然面对的难题,这也为中国农地非农化的政策调控提出了挑战,即应当建立怎样一种政策调控框架,才能在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合理有效地实现农地非农化的优化配置。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农地非农化的市场结构、配置方式和效率损失,阐明中国农地非农化配置中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并存的现状,进而提出以内生性政策调控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以外生性政策调控解决政府失灵问题,并以此为分类基础构建中国农地非农化政策调控的理论分析框架;同时参照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思路,反思中国现行农地非农化政策调控的运行体系,提出改良现行政策框架的设计路径,具体包括:促进行政性规制政策的市场化改良、加强经济性规制政策的作用范畴、调整社会性规制政策的政策导向、拓展激励性规制政策的作用范围、推进放松规制政策的探索与实践。     

基于产权约束的中国矿产资源管理体制分析

在以消耗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下,加强以产权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体制改革,是关系到矿产资源利用效率高低和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命题.从制度变迁来看,产权安排的不完善是我国矿产资源管理低效的主要制度根源.因此,我国矿产资源管理体制开始了适应性的制度变迁.本文针对我国矿产资源管理的现状,以产权约束为基础,认为一种有效率的矿产资源管理模式应当是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寻求资产化管理与资源性管理、行政和市场配置方式的最优组合,而模式构建的核心是市场化的矿产资源配置制度安排,其主要表现为把矿业权作为一种产权按市场经济规律进行评估、拍卖和交易等商业活动.所以,矿产资源产权改革市场化的实质是在坚持矿产资源国家所有制的基础上,对矿产资源使用制度和价值流转体系进行的改革与创新.     

矿产资源规划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矿产资源规划是区域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对矿业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一种手段。本文从理论更新和完善的角度重新确立了区域矿产资源规划的理论体系,提出矿产资源规划理论经历形成、发展与创新三个阶段,并就矿产资源配置与价格规律、矿产资源经济区划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在其中的深远影响进行了初步探讨。     

论我国城市污水处理市场化过程中的政府职能

近来我国城市公用事业的市场化改革正在快速发展，但污水处理作为城市公用事业的，市城化改革进展却十分缓慢，绝大部分城市的污水处理行业仍在传统的政府断经营的轨道上运行，本文从我国现实出发，认为政府职能未能及时调整是导致改革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提出必须以市场为导向定位政府职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污水处理中的作用，并通过重点培育和完善市场及市场机制，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体制改革，加强污水处理监管体制建设等措施，推进污水处理市场化改革，这对我国政府导推进城市其它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市场竞争、环境监管与中国工业污染排放

本文将竞争不良假说扩展到污染领域,采用非国有经济发展和市场要素扭曲的倒数测度我国的市场竞争强度,然后引入单位产值环境信访、电话和网络投诉结案数修正区域环境监管强度,结合工业污染排放的综合指数,在分析市场竞争对工业污染排放的影响机制的基础之上,建立了面板中介效应模型,并采用2001—2015年省际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深入刻画了市场竞争、环境监管强度与工业污染排放的逻辑关系。研究发现:无论是总体效应还是在直接效应方面,我国的市场竞争对工业污染排放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环境监管强度在市场竞争与工业污染排放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市场竞争在影响企业污染动机直接抑制工业污染排放的同时,也会通过抑制环境监管强度从而间接地对工业污染排放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市场竞争对工业污染排放的净效应为负,这表明市场本身对工业污染排放能够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竞争不良假说在污染领域并不存在。另外研究还发现,工业污染排放与经济发展水平呈倒U型关系,环境库兹涅茨假说在我国成立,并且各省份工业污染排放水平均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随经济发展上升的阶段,我国环境污染治理工作仍任重而道远。因此,为实现减少工业污染排放的目标,政府应将对环境的调控建立在不阻碍市场竞争的基础之上,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本身对环境问题的治理作用,间接提升政府调控对环境治理的净效应;同时,我国应加快市场化经济进程,减少政府对要素市场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在经济发展发展的同时,减少工业污染排放。     

基于委托代理模型的我国矿产资源优化配置研究

矿产资源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对矿产资源的产权管理是解决目前供需缺口的主要方向。本文以信息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模型为基础,通过对矿产资源产权的明确界定,以及目前我国矿产资源产权管理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通过建立多重委托代理模型,即政府垄断产权的委托代理一体化,政府所有、经营产权与企业使用产权的委托代理关系,以及引入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后的双重委托代理关系,逐个分析各个模型中委托人和代理人的行为选择所带来的收益和潜在问题,探讨哪种产权配置更有效率。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构建政府、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和矿业企业的三级矿产资源产权安排是最优的,能同时满足政府部门收益最大化和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本文的结论致力于为有效解决矿产资源资产化管理中的产权配置问题提供了改革和创新思路。     

公平视角下矿产资源开采收益分享制度研究

矿产资源是重要的不可再生性自然资源,是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物质基础,扭曲的矿产资源开采收益分享机制导致矿产资源富集区不能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本文在公平视角下对矿产资源开采过程中的正负两种收益,在中央政府、资源使用地政府、资源开采地政府及当地居民与采矿企业五个分享主体间形成的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四个分享关系进行了梳理,发现矿产资源税费率过低导致采矿企业攫取了本应属于政府部门的收益;税费分享比例不科学导致矿产资源开采收益分配的重心不断向中央政府上移;采矿企业逃避负外部成本攫取了本应属于矿产资源开采地政府及当地居民的收益;矿产资源价格偏低导致矿产资源开采收益由矿产资源开采地让渡给了矿产资源使用地。总体上看,中央政府、采矿企业与资源使用地政府获得的收益远超承担的成本,而资源开采地政府及当地居民不仅没有在矿产资源开采中获得好处反而要承担生态环境损害成本。针对现行不公平的矿产资源开采收益分享机制,必须理顺矿产资源开采收益分配关系,完善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理顺政府与企业间的收益分享关系;提高矿产资源开采地政府税费分成比例,理顺中央和地方间的收益分配关系;深化矿产资源价格改革,理顺矿产资源开采地政府及当地居民与采矿企业、矿产资源使用地政府的关系;设立矿产资源开采地生态补偿基金,构建生态补偿横向转移支付制度,理顺矿产资源开采地政府与使用地政府的关系。     

市场化改革能提高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吗?

工业用地利用效率低下已经成为中国土地管理领域的难题,通过市场机制调节资源利用效率是重要努力方向。但目前尚缺乏系统性评估中国工业用地市场化改革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影响相关研究。本文从地方政府干预工业用地出让市场现实出发构建了工业用地市场化改革与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2007-2013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工业用地市场化改革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及其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工业用地市场化改革显著提高了我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这种效应在中部和西部地区更为突出。但是由于现阶段我国工业用地市场发育仍处于较低水平,工业用地资源价值并未得到有效显化,导致工业用地市场化改革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效应总体比较微弱;地方政府对工业用地出让程序和出让价格的干预,显著降低了市场化改革对工业用地资源优化配置功能的发挥,并且在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地方政府干预出让市场对企业用地行为扭曲力度更大,导致工业用地市场化改革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影响越小,东部地区甚至转为负面影响。同时,相比对工业用地出让方式的干预,地方政府操纵工业用地出让价格对企业土地利用行为的影响更为明显。本文认为在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过程中,要把规范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和建立良好的土地市场生态作为重要方向,把促进工业用地价格向合理资源价值回归作为改革落脚点。     

政府职能创新: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视角——评《我国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与政府管制创新》

正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一方面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要发挥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政府要发挥更好的作用"。在公共服务领域,市场与政府管制存在着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管制是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有效的政府管制是"政府发挥更好作用"的重要内容之一。放松管制让位于市场的初衷是促进竞争机制的形成与发展,然而公共服务领域中竞争机制的维持与深入又离不开政府的管制。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     

环境保护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

文章在深入分析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把强化环境保护的宏观调控、提供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加强环境保护市场监管与调节作为政府履责的主要内容。中央政府主要承担环境保护宏观调控与统一环境保护规划和管理、国家级监管能力建设与运行、维护国家环境安全与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事务、跨区域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国薄弱领域与环节引导支持等环境保护事权,着力构建国家调控、地方负责、政府有为、市场有效的环保事权财权格局。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对资源配置的影响评析

为实现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本文系统地比较分析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前后的资源配置状况,以确定配置方式的有效性或选择合理的调控制度.结果表明,与土地征收相比,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但在有无相应的制度安排或制度如何安排以及利益主体行为趋向的影响下,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对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不一定更有效.如果缺乏合理规范或有效的制度安排,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市场功能仍然是微弱的或将带来资源配置负效应.要实现土地资源最优配置,就必须在把握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系统内部结构及外部环境对资源配置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对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进行优化调控.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完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立法建设,为流转提供法律支持;深化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建设,明确集体土地产权主体及其产权权能;加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市场培育与政府管制制度的系统建设和改革,实现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的耦合;转变政府职能,多方面保障政府行为规范化.     

湖域工业初始排污权合作配置体系构建——以太湖流域为例

针对湖泊流域工业初始排污权配置问题,在分析太湖流域工业初始排污权配置背景基础上,结合我国基本国情,从多利益相关者合作的角度出发,构建了一种政策型政府主体监管、经营型政府主体主导、多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太湖流域工业初始排污权政府限额定价合作配置体系。并构建了合作配置体系的概念结构,以及合作配置路径结构,给出实现合作配置路径结构的工作流程结构。进而针对实际情况,提出保障太湖流域工业初始排污权合作配置体系应用的政策建议     

政府调控、市场机制与城市发展

深入探究政府调控和市场机制对城市规模的影响有利于解决目前中国大城市人口快速膨胀,城市病频发,而中小城市发展潜力不足,对人口吸纳能力有限,城市发展规模存在两极分化的问题。从探究影响城市发展的因素入手,通过对不同地区和不同规模城市的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发现中国属于典型的"自上而下"的城市发展模式,尤其是城市科层制的层级结构直接决定了城市规模大小,政府财政分权行为更加剧了城市规模两极分化趋势。市场机制对城市规模具有一定的影响,但其作用方向和效果明显依赖于政府调控水平,且科层制的城市等级结构弱化了市场机制对城市规模影响效果的发挥。政府和市场机制对不同区域、不同规模城市的影响效应不同。市场机制在东部城市产生涓流效应,而在中西部则发挥着聚集极化作用。市场机制在特大和大城市已产生涓流效应,加之政府"抑大崇小"的城市发展战略使得这种效应愈加明显,中等城市则处于极化效应和涓流效应更替中,小城市则表现为更多的聚集极化效应。为形成大中小城市合理分工的城市体系,其关键在于正确处理政府调控和市场机制的关系。政府应指导城市发展方向,为其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市场则应在微观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建议根据城市发展和市场经济需要,对现有的行政区划进行适时调整和变动。调整公共资源在特大及大中小城市传统分配政策,实现公共资源由按行政级别配置向按照人口规模配置转变。同时,建立跨区域的相应的协调机制,以市场力量突破行政界限探索城市健康发展。     

市场化改革影响绿色发展效率的理论机理与实证检验

精准识别市场化改革影响绿色发展的作用机制和经验证据,构建市场驱动绿色发展的长效机制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文章将排污函数引入厂商的生产函数,基于市场化水平,构建数理模型识别市场化改革对绿色发展影响的作用机制,统计1997—2017年中国大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全要素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和SBM-DEA模型测度省域绿色发展效率,考察市场化总指数及其各方面进程对绿色发展效率影响的数理证据。研究发现:①市场化总指数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呈显著的"U"型路径,这一结论在总样本和区域样本间均成立,证实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对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带来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意味着样本各个地区均获得了由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制度红利;②总样本层面政府与市场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要素市场发育及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治环境等方面指数长期来看均对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存在积极作用,但产品市场发育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存在非一致性;③市场化各方面进程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政府与市场关系对东部地区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中西部地区这一作用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非国有经济发展、要素市场发育对各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均产生显著且正向的推进作用,其中中部地区的影响作用最强;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治环境对东中部地区的绿色发展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西部地区则产生微弱的负向影响。因此,必须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释放市场在绿色发展中的制度红利。各地要依据市场化改革的顶层设计,立足区域禀赋优势,构建市场驱动绿色发展的长效机制。     

土地出让市场化的碳排放效应及传导机制——基于产业结构中介视角北大核心CSCDCSSCI

城市建设用地的快速和无序扩张引致了大量的碳排放,激化了土地利用与低碳发展之间的矛盾。作为体现政府意志与市场配置的综合手段,土地出让市场化能否兼顾建设用地开发利用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成为一项具有时代特征的议题。该研究基于2003—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及并行多重中介效应模型,从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视角研究土地出让市场化对碳排放的影响效果及多层作用机制,并在现实情景下对其长期作用效果进行剖析。研究结果表明:①土地出让市场化对碳排放存在显著且稳健的抑制效应,表现为土地出让市场化水平提高1个标准单位,碳排放降低0.243个标准单位;②土地出让市场化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抑制产业结构高级化份额(高级化数量)失衡、推动产业结构高质量化(高级化质量)提升对碳排放产生不同程度的间接抑制作用,三者均表现为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其中土地出让市场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提升作用最大,产业结构高级化质量对碳排放的抑制效果更为显著;③碳排放存在显著的惯性效应,上一期碳排放增加1%,当期碳排放将增长0.399%左右,同时土地出让市场化对产业结构调整和碳减排的作用效果存在动态性和延续性,长期内土地出让市场化依然能够通过直接效应和中介变量传导的间接效应显著抑制碳排放。因此,政府有必要继续扩大土地市场化出让范围,通过灵活性、前瞻性的市场化机制促成土地和产业之间的横向适配及产业结构朝节能减排方向纵向提升,从而建立土地出让市场化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碳减排的常态化、长效化机制。     

新时代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北大核心CSCDCSSCI

保障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事关国家现代化建设全局。新时代背景下,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进程持续加快,世界经济高度融合和相互依赖的内在特征逐渐显现;另一方面全球矿业市场供求格局不断调整,“黑天鹅”事件不断涌现,给矿产资源安全带来诸多挑战;此外,可持续发展战略对生态环境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实现战略性矿产资源的科学合理开发利用,强调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坚持开放开发促进全球矿业合作共赢,使其成为国家安全与绿色发展的内生动力与重要支撑,在满足矿产资源自身安全的同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文章阐述了新时代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的内涵,并就其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与模型的构建进行了讨论与实证分析。结果显示:①新时代中国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的内涵为以国家资源安全利益为目标,以“优态共存”为原则,统筹国家自身安全与全球共同安全,综合考虑国家意志与市场力量的双重协同,实现全球环境治理和国内社会经济可持续的协同发展。②从全球资源供应稳定性、国内资源经济安全性和优态共存性三个维度构建的新时代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能够有效评价中国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水平。③中国钴资源安全指数与优态共存指数在研究期内表现出相同的变化趋势,表明国内外钴资源市场融合度的改善对提高中国钴资源安全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政府低碳补贴的最优监管策略及其最优边界问题

补贴是中国政府推广低碳生产常用的政策手段之一。近年来,虽然政府补贴力度很大,但是实施效果并不乐观,且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骗补"现象。一方面,说明政府低碳补贴没有被合理的使用,另一方面,也说明政府低碳补贴的后续监管有待加强。因此,政府如何对低碳补贴进行有效监管是一个重要议题。为此,首先,文章以政府和企业为主体,构建了无监管和有监管两种情形下的演化博弈模型,并给出了三种监管策略:对给高补贴的企业进行随机监管、对申请高补贴的企业进行随机监管和对所有实施低碳策略的企业进行随机监管。同时,文章构建了小世界网络模型来描述企业之间的结构关系;然后,文章量化了监管效率和监管稳定性这两项指标,并基于这两项指标,获得了政府对低碳补贴的最优监管策略,进一步探讨了相应的政府补贴监管的最优边界问题,并通过数值算例验证了最优监管策略下最优边界条件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1)政府对低碳补贴的最优监管策略是对申请高补贴的企业进行随机监管;(2)最优监管策略的监管效率和监管稳定性均优于其他两种监管策略,这说明监管效率和监管稳定性可以兼得;(3)当政府发放的高低补贴数额满足一定条件时,最优监管策略可以避免企业作弊行为的发生。最后,根据仿真结果,给出了相关研究启示,建议政府可以整合监管资源,与第三方监管机构合作等方式提高监管效率。同时由于不同的监管结果对市场环境的影响不同,政府应确保监管的正向激励作用,进而使市场环境向健康良性方向发展。     

中国水资源管理博弈特征分析

随着中国水资源匮乏和水污染态势日益严峻．建立一个面向效率和公平的水资源管理机制的需求日益凸现。本文在比较传统行政模式和市场模式下水权管理不同特征的基础上,分别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从水量和水质两个维度分析了两种模式下的水用户博弈特征。结果表明：政府管制会出现“政府失灵”。无法实现政府和水用户之间的激励相容;在完全市场机制配置情况下,由于个人和集体理性的不一致,会导致水资源被过度污染、治污的公共产品提供不足等“市场失灵”,基于不同模式下各自的利与弊,无论哪一种单纯的管理模式都不能满足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要求。认为中国水资源管理需要把水量和水质、政府管制与市场机制两种配置方式的优势相结合,提出了一种准市场水权交易机制分析框架。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生态补偿是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生态环境安全的重要举措。分析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现有的政府主导型生态补偿机制,为了探索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生态补偿中引入市场化机制的实现方式,基于对理论与现实依据的分析,提出了四种水源地市场化生态补偿模式:(1)水权交易模式:提出水权的市场交易机制与拍卖机制构想;(2)发展权流转模式:受水区对水源区进行产业补偿,帮助水源区建立"飞地";(3)生态经济模式:依托水源地生态环境,实现生态产品市场效益;(4)公共物品市场购买模式:政府利用补偿资金购买私人部门提供的水源地生态建设服务或项目。最后就如何以政府为主导,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引入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环境分权、市场分割与碳排放

中国有着庞大的环境管理队伍以及巨大的国内市场,科学的环境管理制度以及高度一体化的国内市场将深刻改变碳排放格局,然而,已有研究对于这些影响碳排放的体制性因素既缺乏足够的理论分析也缺乏实证检验。有鉴于此,本文首先分析了环境分权和市场分割影响碳排放的理论机理,并提出了三个理论假设,进一步地,本文以环境管理人员在不同层级政府的配置衡量环境分权度,以相对价格法衡量市场分割程度,基于1995-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从实证层面检验了环境分权和市场分割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环境分权和市场分割都显著地加剧了碳排放,原因在于分权的环境管理体制安排扭曲了激励,无法对碳排放形成真实有效的约束,而市场分割则恶化了碳排放在区域间的配置效率。同时,环境分权与市场分割对碳排放的共同影响作用上存在互补效应,即环境分权程度越高,市场分割对碳排放的负面影响效应越大,反之,市场分割程度越高,环境分权对碳排放的负面影响效应也越大。这主要是由于环境分权与市场分割是地方政府一对互补的策略行为,在环境分权较高的地区,地方政府进行市场分割的能力越强,而在市场分割较高的地区,地方政府争取环境事务管理权的动力越强。因此,在既定的碳排放约束下,中央政府一方面需要适度集中环境事务管理权限,进一步优化环境事务管理机构设置以及人员队伍在不同层级政府间的配置,提高对碳排放的管控效率,另一方面需要打通省际壁垒,加快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优化碳排放的区域配置,提高碳排放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