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旅游经济与空气质量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化——以云南省为例

该研究在构建旅游经济和空气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利用熵值赋权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来分析云南省16个州市2014—2020年旅游经济系统和空气质量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及时空演化过程。研究发现：(1)研究期内16个州市的旅游经济发展整体呈现增长趋势，但各州市的旅游经济发展指数差异较大，呈现“两极分化”的发展格局；空气质量发展指数随时间变化的波动性很强、呈无序状态。(2)研究前期和中期，除了昆明、丽江、大理的旅游经济发展指数始终高于空气质量指数，其余13个州市空气质量指数均优于旅游经济发展指数，属于旅游经济发展滞后型城市。(3)从耦合协调等级来看，云南省旅游经济与空气质量耦合协调等级得到提高，总体趋势呈现由滇西北地区向滇中、滇西和滇西南地区递减的格局。其中，耦合协调等级比较好的州主要集中在滇西北地区，且耦合协调等级远高于滇东北、滇东南地区。(4)从空间自相关来看，云南省旅游经济与空气质量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整体上表现出全局空间负相关，且空间分布呈随机态势，尚未形成地理上的空间集聚效应。研究期内16个州市旅游经济与空气质量耦合协调度协同增长的有3个，负向增长的有13个，说明16个州市的内部空间...     

西南山区土地利用多功能与多维贫困的时空耦合关系

研究土地利用多功能与多维贫困的耦合关系是开展土地扶贫的有益探索,对巩固脱贫成果和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战略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因此,本文以云南省南涧彝族自治县80个行政村为研究对象,构建土地利用多功能与多维贫困耦合度和耦合协调模型,分析2014—2018年土地利用多功能与多维贫困及空间格局特征,探究两者耦合关系及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并划分耦合协调发展类型。结果显示:①研究区2014—2018年土地利用多功能与脱贫发展指数提升较快,空间分布差异性明显,土地利用多功能呈现"一主两副"的空间格局特征,脱贫发展水平空间分布以县城为中心向外延逐渐降低,且北部地区高于南部地区。②研究区2014—2018年土地利用多功能与多维贫困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的等级提升明显,耦合度从以低度耦合、中度耦合为主提升为以中度耦合、较高耦合为主,耦合协调度从以中度失调为主提升至以轻度失调和初级协调为主;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关联性较强,呈现从东北部向西南部递减的布局特征,局部地区形成了新的集聚中心。③研究区2014—2018年土地利用多功能与多维贫困耦合关系的空间分布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空间集聚水平逐渐提升。④耦合协调发展类型包括土地利用多功能滞后型、多维贫困滞后型和同步型3种类型,其中同步型是研究区的主要类型,从2014年的同步滞后型提升为2018年的同步协调型。土地利用多功能滞后型的行政村数量呈增长趋势;多维贫困滞后型的行政村数量呈减少趋势。最后,根据土地利用多功能与多维贫困耦合协调发展类型,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措施。     

长三角地区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时空分异

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以长三角41地市为研究单元,运用熵值法测度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指数,进一步借助耦合协调评价模型计算协调度、发展度以及耦合度,并据此进行耦合协调类型划分及其空间关联特征分析。结果表明:1长三角41地市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整体趋势波动上升,但近年来受经济下行影响,社会福利随经济增长出现缓慢下降趋势。2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指数空间吻合度较高且格局相对稳定。相比社会福利,经济增长首位特征明显,市际差异相对突出。3耦合度具有明显空间分异规律,初步形成"合宁沪杭甬"Z字型耦合协调发展轴带。4安徽省多数地市属于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失调衰退类型,亟需平衡二者关系,寻求优化路径,推动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向更高层次耦合协调发展类型演进。     

喀斯特生态脆弱区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探究喀斯特地区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与演变趋势,对科学评价该地区生态治理效益与实现农业生态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典型喀斯特生态脆弱区贵州省为例,基于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发展数据,构建农业生态系统与农业经济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与耦合度模型定量分析了二者的综合评价指数、耦合协调状态与耦合度演变趋势。结果表明：2000～2019年,贵州省农业生态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呈现先降后升的变化趋势,农业经济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则保持稳步上升态势,二者之间由“经济滞后型”逐步演变为“生态滞后型”。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度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从0.268 0增长至0.660 6,耦合协调状态由中度失调水平演变为初级协调水平。耦合度呈现由大到小的变化趋势,系统经历了从耗损发展向协调发展的转变,说明贵州省农业生态经济系统显现出趋向协调的发展态势。研究表明,贵州省应继续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优化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实现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高水平协调发展。     

长江流域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与空间集聚

从长江流域协同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发展角度考虑,如何促进区域城镇化有序、适度及协调建设,是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以长江流域105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基于熵值法构建人口、土地、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城镇化的五维耦合协调度指标体系。依托ArcGIS平台,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核密度估计及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探究长江流域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分异特征、空间聚类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8～2018年,长江流域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均有下降,各地级市间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离散程度趋于缩小态势。(2)耦合协调度良好及以上的地级市主要位于长江三角洲、合肥与皖江沿线、武汉城市圈、长沙城市圈、成渝城市群等地。耦合协调度失调的地级市主要位于长江源头地区、川西—藏东—滇北横断山区、甘肃陇南、乌蒙山区、雪峰山区、罗霄山区等地。(3)长江流域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空间集聚可划分为热点聚集型、中部发展型、冷点聚集型、边缘游离型4种类型,人力资本、交通建设、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地理特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耦合协调度的区域格局。基于城镇化多维耦合协调发展,本研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城市化系统与生态系统交互耦合时空特征及协调发展预警研究——以湖南省为例

基于“系统演进特征分析-动态耦合规律验证-协调状态诊断及预警”框架,对湖南省2001年以来的城市化系统与生态系统交互耦合时空特征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湖南省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综合发展指数由2001年的0.537逐年提升至2015年的0.785,达到中高水平,市州发展悬殊仅长沙市达到高水平。（2）生态系统健康指数呈U型走势,2015年达到0.764,处亚健康状态,系统压力较大是关键性限制因素。（3）城市化系统与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度先降后升,2015年提高到0.622,处基本协调的较低水平,各市州大多处于轻度失调-基本协调临界水平,分属生态建设滞后型、城市化滞后型和结构性污染型等3种类型。（4）从系统演进看,城市化系统与生态系统由轻度失调-逆向演替逐步转为轻度失调-正向演替、进一步转为基本协调-正向演替,预计2020年耦合协调度将提高到0.633,未来较长时期仍将处绿灯区,应采取适当的区域发展政策,推动城市化系统与生态系统内部要素调整磨合,向良性发展。     

区域经济－旅游－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在阐述区域经济、旅游业与生态环境相互协调发展的作用机理的基础上,建立了区域经济 旅游 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指标体系,并引入耦合协调度数学模型及计算方法,以安徽省为例,对安徽省1990～2008年经济 旅游 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安徽省经济 旅游 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仍属于中等水平的勉强协调类型。近年来三者的耦合协调关系处于颉颃状态,生态环境已经成为制约耦合协调度进一步提高的瓶颈。     

江苏沿海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量化分析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客观的动态耦合关系,以江苏沿海三市(南通、盐城、连云港)2000-2009年统计数据为基础,分别从人口、经济、空间、社会城镇化和生态环境压力、状态、响应等层面构建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协调发展模型对其演化趋势进行了量化分析。结果表明:①城镇化指数逐步提高,呈线性增长趋势,进入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②生态环境指数具有不同的变化特征,表现为波动上升趋势,生态环境质量不断得到改善;③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指数表现出多样化的等级类型,当城镇化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生态环境压力也随之增大,同时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与逐步增强,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逐步走向适应与协调。     

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与水环境耦合协调及其驱动因素研究

新型城镇化进程在促进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导致水环境问题日益严峻。以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直辖市)为研究对象,采用熵值法与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新型城镇化与水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并借助空间自相关模型与灰色关联度模型探讨二者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及驱动因素。结果显示：(1) 2009～2020年,长江经济带水环境综合水平指数保持平稳,新型城镇化与二者间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发展趋势尚好,从空间演变来看,耦合协调度呈现“下游>中游>上游”的分布格局,且区域间差异有所缓和,但整体增长速率较为缓慢。(2)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且局部的空间自相关表现为聚集趋同特征,空间关联性较强。(3)影响二者耦合协调度的因素按作用强度从大到小依次为产业结构、人口聚集、技术创新、经济驱动和政府能力,且各因素对耦合协调度的作用程度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因此,需充分发挥长江上中下游区域资源优势,推动新型城镇化与水环境协调发展。     

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生态环境的耦合协同关系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已成为重大国家战略,流域内的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问题正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文章分析了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三者的耦合协同机理。在此基础上构建耦合协同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灰色关联模型分析了2012—2018年黄河流域62个地级市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各系统的综合水平及三者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差异及其驱动因素。运用GM(1,1)灰色预测模型预测了短期内三者耦合协调度的变化趋势。研究表明:①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各系统综合水平总体上呈现平稳态势,三者发展速度差异不明显,但耦合协同严重失调,黄河流域整体尚未达到三者协同发展状态。②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三者的耦合协调度呈现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全局空间自相关为正,局部空间自相关呈现出聚集趋同特征。③预测结果表明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三者的耦合协同发展在短期内保持平稳。在预测期内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仍未达到协同发展状态,部分地区的耦合协调度有所提高,但总体提升与演进的速度较缓慢。最后,基于黄河流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分析,为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同构建了包含组织保障、空间治理、政策保障以及体制机制等支撑体系,以期为实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奠定科学决策基础。     

基于SDGs及旅游竞争力指数的旅游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估——以桂林市为例北大核心CSCDCSSCI

建立旅游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技术体系是科学识别旅游型城市发展问题、定量评估其可持续发展状况的关键举措。文章基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体系(SDGs)和旅游竞争力指数评估实践,构建了由3大系统、14个支柱、37个独立指标和6个综合指标组成的旅游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基于变异系数—熵权法的指标线性加权判断方法,并引入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分析、灰色关联度分析、障碍度分析等技术方法建立综合评价技术体系。以桂林市(国务院第一批批准建设的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国家发展改革委首次批准建设的国际旅游胜地)为评价对象,对其2008—2019年连续12年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桂林市可持续发展水平呈现波动上升趋势,2008—2019年综合得分由26.26分提升至50.10分,其中社会治理系统得分提升34.79分,景观资源系统得分提升27.41分,经济动力系统得分提升6.14分,经济动力不足是制约桂林市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短板。(2)在14个支柱中经济开放度和科技创新支柱得分下降、亟需在后续发展规划中重点关注,景观资源保护支柱得分未发生明显变化、有进一步提升的潜力,其余11个支柱得分均有所提升,尤其是旅游安全与健康医疗支柱得分提升明显。(3)景观资源、经济动力及社会治理三系统处于高水平耦合状态,耦合协调度从2008年的勉强失调型演变为2019年的初级协调发展型,但经济动力与景观资源、社会治理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较低,经济新动能的培育是未来发展的关键。(4)从关联度上看,与桂林市可持续发展水平变化关联度最高的指标为道路密度、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人均旅游接待人次、空气质量达标率;从障碍度上看,制约桂林市可持续发展水平提升的关键指标是地均星级饭店数量、万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贸易自由度,上述指标在未来桂林市可持续发展水平提升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     

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的河西走廊生态环境质量时空格局演化

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河西走廊地区为研究对象,采用耦合分析法,构建环境承载力与生态弹性限度的耦合协调模型,在分析2001—2016年河西走廊生态环境承载力和生态弹性限度的基础上,探析河西走廊生态环境承载力与弹性限度的耦合协调度,评价生态环境承载力和生态弹性限度耦合协调阶段及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水平,从区域和城市两个空间尺度分析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类型,为探索河西走廊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道路提供科学依据。结果表明:①2001—2016年,河西走廊生态环境承载力和生态弹性限度均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格局和缓慢波动上升趋势。②河西走廊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呈现“东南高西北低,优劣破碎穿插”的空间格局特征,耦合协调度在0~0.5之间,生态系统处于低水平和拮抗耦合阶段,生态环境质量处于濒临失调阶段。③河西走廊生态环境承载力与生态弹性限度耦合协调度存在明显区域差异。河西走廊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共分9个等级3个层次3个耦合协调阶段:高水平-磨合阶段区(良好协调、中度协调和初级协调区);中等水平-拮抗耦合阶段区(勉强协调、濒临失调和轻度失调区)和低水平区-低水平耦合阶段区(极度失调、严重失调和中度失调区)。④根据2001—2016年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状况将河西走廊五市分为4种耦合协调类型:高耦合协调增长型(张掖市、金昌市)、高耦合协调减少型(武威市)、中耦合协调增长型(嘉峪关市)和低耦合协调增长型(酒泉市)。各地区应因地制宜地制定发展战略,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推进生态环境持续协调发展。     

中国农村信息化、农业产业化与乡村生态化耦合协调发展

新时代,推动农村信息化、农业产业化与乡村生态化“三化”融合发展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该研究分析了中国农村信息化、农业产业化、乡村生态化三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在建立相关指标体系基础上,采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相关性分析及空间面板回归模型,探究2010—2019年中国省域“三化”综合评价水平和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分异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农村信息化、农业产业化与乡村生态化的综合评价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具有明显的地区发展不平衡和系统性差异。(2)“三化”耦合协调度不高,其均值保持勉强协调型,但整体呈增长态势,且存在明显的空间非均衡性分布特征,初级协调型省份数量从3个增加至11个。(3)“三化”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空间正向自相关关系和空间聚集特征,空间关联类型以H-H和L-L集聚为主;冷热点区则具有聚合式面状分布和迁跃性特征。(4)“三化”耦合协调程度主要受人均GDP、城镇化水平、农业财政支出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的显著影响,并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各因素对东中西部地区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对此,提出坚持分类施策,逐步缩小“...     

泛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分析

以泛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市以上的政区为例,运用改进熵值法计算经济发展及生态环境系统的综合得分,并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1999~2013年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及其演变,最后通过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系统得分排名划分4种类型,提出未来泛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分类指导建议。研究结果表明:(1)1999~2013年泛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度C∈[0.5,0.8],整体位于磨合阶段;而系统协调度D∈[0.3,0.5],整体属于中度耦合协调;(2)1999~2013年泛长三角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呈现上升态势,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系统综合评价值仍表现负相关的特征;(3)未来苏南地区、皖江地区、杭甬地区需要进一步调整产业分布结构,提升城市经济发展环境;而苏北地区、皖西地区、浙西南地区需要进一步增加城市经济发展的软、硬实力各种要素的投入,并将城市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优势。     

武汉城市圈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系统耦合作用的时空结构

建立都市圈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系统(ERE)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系列ERE耦合作用模型,系统揭示武汉城市圈ERE复合系统耦合作用的时空规律:①时间演化上,ERE复合系统耦合度和协调度波动变化明显。耦合度发展曲线为S型,呈动态螺旋上升趋势;协调度呈剧烈波动变化态势;协调发展度增长迅猛,整体呈直线上升态势;整个ERE复合系统内部或要素之间不断交互作用,与外界环境不断进行熵流交换,呈现一开放的、渐变与突变、自组织与他组织相互交织演替的递嬗过程,发展函数上表现为一动态的螺旋上升曲线,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②空间分异上,ERE系统耦合度呈"串形"等级规模结构,空间集聚性明显,形成两大空间板块;协调度呈"纺锤形"等级规模分布,空间呈一定弱集聚效应和相关作用,形成两个高值区、多个中值区和两个低值区;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系统空间分异明显,等级规模结构失衡呈"纺锤形"、"串字形"等不均衡态势。③区域类型上,耦合作用强度和协调程度空间不对称,形成磨合良好协调、磨合濒临失调、拮抗优质协调、拮抗良好协调、拮抗中级协调、拮抗初级协调、拮抗勉强协调七大区域类型。     

资源型城市协调发展评价研究——以萍乡市为例

基于弹性的概念,从资源型城市生态环境与城市发展的交互耦合关系着手,将资源型城市生态环境与城市发展的耦合协调程度分为七大理论类型,并给出了资源型城市协调发展程度的定量判定依据和评价方法;从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内涵和特征着手,结合相关研究成果,分别构建了表征资源型城市生态环境与城市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以萍乡市为个例,利用因子分析方法确定出了城市发展指数与生态环境指数,并定量分析了该市近十几年来生态环境与城市发展的耦合协调状况。结果表明：萍乡市生态环境与城市发展的耦合模式以耦合协调发展型为主,并可分为协调发展阶段和波动式发展阶段。实例研究证实,本定量评价体系目的明确、简单易用,评价结论能够恰当反映资源型城市生态环境与城市发展的协调状况,对于制定正确的可持续协调发展方案和政策措施有一定的意义。     

海岸带城市环境-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评价及应用--以天津市为例

在海岸带城市的环境一经济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适用于海岸带城市的环境一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以天津市为例。采用综合指数法对其协调度和综合发展水平进行了计算。结果表明。天津市环境与经济发展关系相对趋于协调。但1995年后天津市的环境经济协调发展模式已从经济增长滞后型发展为环境质量滞后型。利用灰色系统GM(1,1)模型对天津市未来15年的经济协调度和发展水平进行预测,发现天津市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度在未来将显现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0．95下降到2015年的0．59。城市综合发展水平在2005年之后也开始呈下降趋势。     

旅游产业与生态文明城市耦合关系及协调发展研究

生态文明城市是引领城市发展的全新理念,旅游业属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产业,对旅游产业与生态文明城市耦合关系及协调发展的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文章从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四个方面分析了旅游产业系统与生态文明城市系统之间耦合协调关系的作用机理,建构了两大系统的指标体系,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利用2006-2011年数据以贵阳市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从2006-2011年贵阳市旅游产业(除2010年外)和生态文明城市两大系统综合发展指数稳步提高,耦合协调度由2006年的中度失调逐步向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和初级协调的优化趋势发展,贵阳市旅游产业和生态文明城市系统耦合协调度表现为生态文明城市发展滞后型和旅游产业发展滞后型相互交替出现,旅游产业发展对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引领作用存在较大波动,作用不够显著等问题。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1统筹好城镇规划、旅游规划、土地利用规划、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等之间的关系,全面提高生态文明城市管理水平,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生态文明城市;2加强对旅游产业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协调发展状态的研究和监测,运用规划、经济、行政、技术等手段促使两者向着最优协调状态方向发展;3加强旅游产业与大数据、文化、科技和生态服务业等蛙跳型产业的融合,解决旅游产业发展波动较大问题,夯实生态文明城市的经济基础。     

安徽省农产品主产区生态承载力与产业协同发展分析及优化路径

以农产品主产区安徽省为例,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剪刀差模型,利用熵权法确定综合权重,测算出2007~2018年安徽省农产品主产区生态承载力与产业协同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和两系统变化速率差异。结果表明：研究期间两系统处于低水平基本协同发展状态,耦合协调度在\[0.570 3,0.797\]波动,总体呈现上升趋势,2007~2010年度,处于经济滞后型基本协同发展,2011~2018年,属于生态滞后型基本协同发展;两系统变化速率差异稳定在\[0.021 9,0.037 3\],呈现倒U型趋势。讨论分析后提出优化农产品主产区空间总体布局、产业发展、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等发展路径,推动农产品主产区生态承载力与产业协同发展。     

中部地区资源型城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动态耦合关系

通过构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模型,利用中部地区37个资源型城市2005—2014年城市化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的30个指标数据,对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动态变化进行测度,并比较分析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城市化水平、生态环境水平及其二者耦合协调度的变化。结果表明:(1)2005以来人口城市化对资源型地区城市化综合水平的影响力减弱,社会城市化的影响力逐渐加大并趋于比较重要的地位。尽管资源条件对资源型城市的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影响最大,但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对资源型地区生态环境综合水平的影响力正变得日益重要。(2)各城市间城市化综合水平差异较大,而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差异较小。自2005年以来城市化发展综合水平的城际差异无较大改变,但生态环境发展水平的城际差异正变得日趋缩小。位于山西省的资源型城市城市化综合水平和生态环境综合水平的变动较之其他省份更为显著。(3)中部地区资源型城市的协调类型处于勉强协调、初级协调和中级协调,并以初级协调型为主。2005以来中部地区多数资源型城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关系保持不变,关系恶化的资源型城市主要分布在安徽、江西和湖南,关系更为协调的资源型城市主要位于山西。(4)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的城市化综合水平差异显著,而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差异并不明显。再生型和衰退型城市的耦合协调度水平较高,成熟型城市的耦合协调度较低。(5)城市化滞后仍是资源型城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关系不协调发展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