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与趋同性北大核心CSCDCSSCI

从国土空间优化布局、资源能源节约集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四方面构建了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动态因子分析法计算得出了我国31个省份2003-2012年的静态得分和动态综合得分,以各省份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测算结果作为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对我国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空间分布及演化格局进行了分析。生态文明发展指数测算结果显示,各省份得分在-0.36-0.84之间,以广东省最优,西藏最差;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动态综合得分分别为0.43,0.03和-0.18,生态文明发展水平呈现由沿海向内陆逐步递减的基本格局。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显示,2003-2012年全局Moran’s I值显著为正(取值范围在0.234-0.276之间),表明生态文明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局域空间自相关显示,超过80%的省份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其中"H-H"集聚区主要分布于东部的京津和长三角地区,"L-L"集聚区主要分布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且生态文明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原有的极化区域正在逐步削弱,地区间的差距正在不断减小。通过各地区生态文明发展趋势的收敛性分析可以看出,全国呈现平稳收敛的发展趋势,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收敛较为显著。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应不断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提高管理水平,同时加强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交流合作,强化区域协同发展,保证东部地区生态文明发展水平持续稳定提升,以发挥其辐射作用,带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     

中国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与趋同性

从国土空间优化布局、资源能源节约集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四方面构建了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动态因子分析法计算得出了我国31个省份2003-2012年的静态得分和动态综合得分,以各省份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测算结果作为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对我国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空间分布及演化格局进行了分析。生态文明发展指数测算结果显示,各省份得分在-0.36-0.84之间,以广东省最优,西藏最差;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动态综合得分分别为0.43,0.03和-0.18,生态文明发展水平呈现由沿海向内陆逐步递减的基本格局。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显示,2003-2012年全局Moran’s I值显著为正(取值范围在0.234-0.276之间),表明生态文明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局域空间自相关显示,超过80%的省份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其中"H-H"集聚区主要分布于东部的京津和长三角地区,"L-L"集聚区主要分布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且生态文明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原有的极化区域正在逐步削弱,地区间的差距正在不断减小。通过各地区生态文明发展趋势的收敛性分析可以看出,全国呈现平稳收敛的发展趋势,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收敛较为显著。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应不断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提高管理水平,同时加强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交流合作,强化区域协同发展,保证东部地区生态文明发展水平持续稳定提升,以发挥其辐射作用,带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     

中国生态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动态演化研究

采用2000-2011年的统计数据,首先运用超效率DEA模型对中国30个省份的生态效率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对中国省域生态效率的演化格局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此来探寻影响中国生态效率区域差异变化的空间机制。研究表明:我国生态效率平均水平处于0.854-1.050之间,整体呈现波动性变化趋势。从区域层面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2000-2011年生态效率的平均值依次为1.821,0.559和0.381,生态效率呈现由沿海向内陆、由东部向中西部递减的格局,具有明显的"俱乐部收敛"现象。从省级层面看,生态效率较高的省区集聚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而生态效率较低的省区则集中于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从全局空间自相关来看,2000-2011年中国各省份生态效率的全局Moran’s I值均显著为正(指数取值范围在0.236-0.400之间),表明中国各地区生态效率呈现出正的空间相关性特征,存在较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近邻效应显著;从局域空间自相关来看,80%左右的省份表现为在地理空间上显著的空间正相关(H-H集聚和L-L集聚),其中H-H集聚的沿海地区已成为中国生态效率的重要增长极,有着较强的正向辐射效应,有向周围扩散的趋势,而位于L-L集聚区的西部、中部地区的大部分省区及东北三省则在空间分布上较稳定。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政策建议:一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巩固节能减排效果;二是把握区域发展特征,因地制宜促进发展;三是加强区域合作与交流,寻求区域协调发展新渠道。     

中国省际水资源福利绩效时空分异分析

水资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自然资源。在中国水资源匮乏的背景下,如何在水资源承载能力范围之内,以更少的水资源消耗去创造更多的福利增长,谋求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极为重要。基于生态福利绩效背后的逻辑,构建水资源福利绩效指标体系,衡量中国31个省市区的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为解决传统DEA方法计算的效率值不能跨期比较问题,以2006年为基期,利用广义DEA方法测度2006～2015年中国31个省市区水资源福利绩效,并采用全局Moran’s I指数、Moran散点图、局部Moran’s I指数、LISA聚集图对中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的空间集聚状态进行统计分析。研究发现:(1)2006～2015年中国31个省市区水资源福利绩效整体呈不断上升趋势,东部地区最优,西部次之,中部最差。各省市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具有显著差异,其中,北京水资源福利绩效最高,宁夏水资源福利绩效最低。(2)中国水资源福利绩效具有空间集聚效应且该效应逐年增强,从2009年起通过显著性检验。观测期内中国各个省市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空间演变路径包括正向空间集聚、负向空间集聚、负向空间外溢趋势及空间分异4种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省份受到邻接省份负向空间影响,进入低低集聚区。各省市区不仅要注重自身水资源福利绩效的提升,同时应注重邻接省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状态及趋势,以防其负向空间影响。(3)水资源匮乏的京津冀地区长期稳定在高高集聚区,而水资源禀赋较优的珠江流域省份如湖南、广东等长期稳定在低低集聚区。缺水地区水资源福利绩效优于富水地区,这为富水地区的水资源利用提出了警示作用。     

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对区域能源效率的影响

中国能源分布存在显著的非均衡性,随着能源的不断开采及国家能源布局的调整,能源产能快速呈现出空间集聚的态势。在世界能源格局巨变和全球环境恶化的背景下,研究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对区域能源效率的作用机理和效应,能够为中国制定相关能源政策和能源战略提供有益指导。文章利用2000—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能源产能空间集聚测度模型、全要素能源效率测度模型、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对区域能源效率的影响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模型,研究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对区域能源效率的作用机理和效应。结果表明:(1)中国东、中、西部地区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呈收敛态势。其中,东部地区集聚度逐渐减小,西部地区集聚度逐渐增大,中部地区集聚度先增后减。(2)中国区域能源效率差异明显,整体表现为东部中部西部的态势。(3)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从全国看,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对能源效率具有显著正向效应;分区域看,东部地区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对能源效率具有促进作用,而对中、西部地区具有抑制作用。(4)能源结构和技术创新是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影响能源效率的重要因素。根据研究结论,文章提出了贯彻落实"抑制东部、控制中部、发展西部"的煤炭发展战略;加快推进中西部地区新能源发展,扩大碳交易机制范围,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大力推进中西部地区节能技术创新和节能产业发展,加大能源效率考核力度等政策建议。     

中国省域绿色发展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变特征

基于四部委发布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对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份2013—2016年的绿色发展状况进行了深入评价,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考察了中国绿色发展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变特点。研究发现:(1)中国省域绿色发展存在较为明显的地域性差异,绿色发展指数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沿海省份和生态禀赋较好的西南省份。(2)在变动趋势上,中国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且东部和中部省份的绿色发展提升趋势要相对快于西部省份。从省际绿色发展水平变动来看,存在多数省份绿色发展水平提升和个别省份绿色发展水平下降并存的趋势特征。(3)从全局空间自相关来看,中国绿色发展存在较明显的空间自相关特征,但2013—2016年省域绿色发展的空间集聚程度逐渐减弱。从局域空间自相关来看,绿色发展水平高的省份和绿色发展水平低的省份在地理空间分布上均相对集中,且2013年到2016年发生跃迁的省份仅有7个,反映出绿色发展空间分布格局的相对稳定。(4)从空间自相关的驱动因素来看,资源利用指数的空间集聚特征不明显,生态保护、增长质量和绿色生活指数的空间集聚性增强,而环境治理和环境质量指数的空间集聚性减弱,即环境领域的竞相向上趋势是驱动绿色发展从集聚走向平衡的主要因素。(5)从收敛性趋势来看,省际绿色发展存在落后地区追赶领先地区的趋势,其中生态保护和资源利用方面的追赶趋势最为明显。此外,在空间分布层面,绿色发展呈现"俱乐部"收敛特征,主要是源于增长质量的空间集聚以及生态保护的地域性差别。     

区域旅游络空间关注度与客源市场相关性研究

网络数据的挖掘为游客行为和旅游决策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本文以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不同区域六个省区为基础,基于2011或2012年的实际客源分布数据以及各省份旅游的分地区百度用户关注度指数数据,利用相关分析与一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了百度用户关注度指数所代表的区域络空间关注度与相应区域的客源市场区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整体上在省级层面区域百度用户关注度指数代表的年度平均旅游络空间关注度与相应区域年度国内游客接待量显著正相关。除青海所代表的西部网络普及率较低的不发达省份外,区域百度用户关注度指数代表的年度平均旅游络空间关注度与相应区域年度国内游客接待量具有显著相关性,尤其是东中部的较发达省份。最后提出,区域旅游管理者可结合百度用户关注度指数的监测制定针对性的旅游市场策略。     

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差异分析

基于生态系统视角,引入"压力—状态—响应"模型(PSR),构建了包括生态系统压力、生态系统健康状态和生态环境管理水平的3个子系统,27个指标的省域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30个样本省份2012年生态文明建设状态及生态文明协调度进行了实证评价。依据评价结果,分析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区域差异,指出子系统评价值在60分以下省份进一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对策建议。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包括:①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按照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存在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东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优于西部地区。②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生态文明综合评价和协调度评价情况看,东中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综合排名和协调度排名具正相关性。③从子系统评价结果来看,我国东部地区生态系统压力较中部地区小,中部地区生态系统压力较西部地区小;我国中部地区生态系统健康状态优于东部地区,东部地区生态系统健康状态优于西部地区;我国东部地区生态环境管理能力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生态环境管理能力高于西部地区。④依据评价结论,建议东部地区要花大力气实现生态系统的健康;中部地区在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的同时,还要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西部地区要以保护脆弱生态环境为目标,避免"三高一低"产业在西部生态脆弱地区的布局,还要提高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和环境污染的治理能力。     

经济增长和环境规制对雾霾的区际影响差异

为探究不同省级区域雾霾、经济增长和环境规制之间的空间关联效应,本文提出针对雾霾的引力模型空间权重矩阵,并利用该矩阵建立了空间杜宾模型,分别对全国、西部、中部和东部省区的面板数据进行了空间计量检验。实证结果显示:全国雾霾的莫兰指数值显著,且取值介于0.367—0.460之间;雾霾"重心"呈现先向东南再向西北移动的趋势,移动距离为76 557 m;雾霾的莫兰指数值为东部省区最大,西部省区最小,中部省区介于二者之间。全国的雾霾与经济增长之间呈显著的"U"型曲线,而西部、中部和东部省区则呈倒"U"型曲线,其中中部省区的曲线最为陡峭,西部省区次之,东部省区最为平缓。环境规制每增加1%,只有西部和东部的雾霾相应减少,且各自相应下降0.009和0.010个百分点。西部和东部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均显著,而环境规制的溢出效应不显著。研究结果表明:(1)雾霾在空间上表现出集聚的特点,全国和三个区域的雾霾都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这种空间依赖性在时间维度上大致呈加强的趋势;雾霾的空间相关性表现为东部省区最强,西部省区紧随其后,中部省区最低。(2)西部和东部省区部分省市还未过拐点,全国意义上的环境库茨涅兹假说是不存在的,或者是至少还未出现。(3)西部和东部环境规制效果较为理想,而中部省区的环境规制效果不佳;从全国总体来看,当前的环境规制整体上对雾霾并未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4)东西部省区和中部省区经济增长对雾霾溢出效应分别表现为正向和反向;环境规制对雾霾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建议加强对雾霾的区域协同治理,重点推进西部和东部省区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调整和完善西部、中部和东部省区的环境规制政策。     

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效率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旅游生态效率是一种以"最小资源投入和环境破坏,最大经济社会产出"为核心目标,衡量旅游永续发展的重要指标。综合运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地理空间分析方法和面板Tobit回归模型探索长江经济带2007～2016年旅游生态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高效率省区主要分布于东部地区,较低效率省区分布广泛,其数量先减少后增加;而低效率省区数量较少,其分布范围总体从长江经济带东部向西部迁移。(2)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效率区域差异性和集聚性均不断缩小,东部、中部和西部3地区内部差异是长江经济带区域差异的主要贡献者。(3)旅游经济规模、旅游产业结构、科技发展水平、城镇化发展水平和政府规制力度对各省区旅游生态效率影响的空间异质性较强。     

城镇景观格局对区域碳排放影响及其差别化管控研究

建设低碳城市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在国内外受到广泛关注,开展城镇景观格局对区域CO_2排放影响及其差别化管制研究对建设低碳城市尤为重要。当前我国缺乏完整的、可信度高的CO_2排放基础数据,地级市尺度上的CO_2排放时空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研究非常匮乏。论文基于CHRED数据库的2005年和2012年全国281个地级市CO_2排放数据,结合相应年度的土地利用覆被数据,分析全国及区域(东部、中部、西部)城镇景观格局及其CO_2排放的区域特征,从结构(城镇用地比例)和布局(斑块密度、最大斑块指数、平均最近距离)两方面,实证检验城镇景观格局对区域CO_2排放的影响,最后提出基于碳减排的区域差别化管制政策。研究表明:(1)城镇用地占比、斑块密度、集聚性在空间上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特征;除了西部地区的集聚性呈缩小趋势外,其他指标均呈现出扩大趋势。(2)西部地区城镇用地占比与地均CO_2排放呈正相关性;中部地区城镇用地平均最近距离与地均CO_2排放呈负相关性;东部、中部地区最大斑块指数与地均CO_2排放呈正相关性。不同区域的城镇景观格局对CO_2排放的影响机制不同,因而应当对城市发展实施差别化管控:东部地区应采取"多核心"的城市发展策略以降低区域CO_2排放水平;中部地区在采用"多核心"的发展策略的同时要兼顾集聚性,发挥其集聚效应;西部地区要显化其全国的生态屏障功能,更加严格地控制建设用地面积,避免城市无序扩张。     

基于生态足迹服务价值法的生态承载力时空演化

为了客观地评价生态承载力及其时空演化规律，通过构建以价值量为单位的生态足迹-服务价值法的生态承载力分析框架，选取2000~2015年陕西省97个区县的面板数据，运用全局Moran’s I、LISA集聚图和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分析了陕西省生态承载力指数的分布特征、演化路径及驱动因素。研究表明：（1）陕西省及三大地区生态承载力指数先快速升高后缓慢降低，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和空间异质性，低值集聚现象明显，且向关中地区集中。（2）林地面积和当量因子价值是促进生态承载力指数提高的主要因素，人均消费价值是抑制生态承载力指数提升的主要因素。（3）影响陕北、关中和陕南地区生态承载力指数的驱动因素存在差异。因此，陕西省需要加大生态修复工程投入力度，减缓人均消费价值增长速度，实施差异化的生态承载力政策，以达到改善生态承载力的目标。     

中国农业碳排放强度动态演进及碳补偿潜力

农业已成为中国碳排放主要源头之一,研究农业碳排放强度动态演进及碳补偿潜力,可以为农业碳达峰和碳中和提供指导。基于2001—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首先采用基尼系数、核密度分析中国农业碳排放强度动态演进,再利用空间相关性检验和绝对β收敛性检验中国农业碳补偿率的"追赶效应",最后选取参数对比法测算中国农业碳补偿潜力区域差异。结果表明:(1)中国农业碳排放强度基尼系数均值为0.039,整体差异变化呈现"U"型态势,这说明中国农业碳排放强度整体相对差异具有明显的波动演进趋势。各省份农业碳排放强度都出现下降的趋势,但不同地区其下降速度并不一致,东部和中部农业碳排放强度下降速度较快,全国和西部下降速度次之。(2)2001—2018年中国农业碳补偿率的Moran’s I整体为正,Geary’s C整体小于1,LISA集聚分布呈现高-高、低-低集聚态势。这些结果均表明中国农业碳补偿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高(低)相邻省份相对集聚,呈现出比较强的空间集聚模式。(3)绝对β收敛性结果显示全国层面和三大区域层面的农业碳补偿率都存在"追赶效应"。趋同理论下的参数对比法表明中国农业碳补偿潜力区域差异明显,西部地区碳补偿潜力最大,平均碳补偿潜力为42.72%,明显高于东部平均碳补偿潜力(27.05%)和中部平均碳补偿潜力(29.40%)。就区域内部而言,东、中、西部地区碳补偿潜力最高的省份分别为福建(59.23%)、湖北(47.63%)和甘肃(64.85%)。因此,着力推进农业提质增效并加强区域间协调合作能早日实现中国农业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     

中国旅游业CO_2排放区域差异的空间分析

在旅游业节能减排形势严峻的背景下,深入研究中国旅游业CO_2排放问题,制定科学的区域节能减排政策已刻不容缓。本文首先运用"自下而上"法,估算了1993-2012年中国整体旅游业、旅游业各分部门、大陆各省区(不含西藏)旅游业CO_2排放量。在此基础上,对全国及三大地带旅游业CO_2排放的总体特征进行分析;利用Theil指数法分析了中国旅游业CO_2排放强度的区域差异、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运用AreView软件对中国旅游业CO_2排放强度的省际差异进行直观图示。分析结果显示:1993-2012年,中国旅游业CO_2排放量从1 480.868×10~4t升至6 274.129×10~4t;全国及三大地带旅游业CO_2排放强度整体上呈现出先显著下降、再缓慢梯度下降的趋势;中国旅游业CO_2排放强度空间分布不均匀,东部地区旅游业CO_2排放强度低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中国旅游业CO_2排放强度的区域总体差异、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整体呈逐渐缩小的趋势,区域间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为94%-98%,区域间差异占主导地位;中国旅游业CO_2排放强度省际差异明显,属于旅游业CO_2排放强度弱显著区的省区基本位于东部沿海地区,河北、湖南、河南、广西、甘肃和新疆等省区频繁出现在旅游业CO_2排放强度强显著区之列,因此上述省区应是中国旅游业CO_2未来节能减排的区域重点。据此提出差别化的CO_2减排对策:东部地区应通过技术改进和调整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来降低CO_2排放强度,并以此带动中部和西部地区旅游业节能减排;中部和西部地区应加强与东部地区合作,将提高能源使用率、降低CO_2排放强度作为旅游业减排工作的重点。     

土地要素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

在经济快速发展与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将土地要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研究城市建设用地对二三产业增长的贡献,探索城市土地要素的产出弹性是否具有空间相关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鉴于已有研究大多利用省级面板数据,本文基于C-D生产函数,构建中国285个地级市2003-2012年的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城市建设用地投入对全国以及东、中、西三大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表明:1土地要素投入与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显著的Moran指数说明二者在空间上呈现集聚状态,空间计量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土地要素不仅对本地区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而且不同程度地影响周边城市的经济发展,即存在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2土地要素对我国城市的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贡献程度小于劳动力与资本,贡献率分别为3.46%、58.07%和11.39%,说明我国城市的经济增长较多依赖劳动力和资本投资,土地要素虽具有不可取代之处但贡献程度相对较小;3由于我国不同区域处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土地要素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也不同,表现在中部地区最高(10.79%),西部次之(4.28%),东部最低(2.17%)。此外,土地要素贡献的溢出效应随着区域不同而相异,全国范围以及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表现为正向溢出,中部地区表示为负向溢出。鉴于土地要素对不同区域的贡献程度及溢出效应不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使城市建设用地对我国不同类型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最佳效果。     

地方政府生态保护力度如何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

地方政府生态保护的策略性行为选择是影响其生态保护力度的关键因素。该研究在对各省份生态保护力度指数测度的基础上,将生态保护与有为政府相结合,从策略性行为选择的视角,考察地方政府生态保护力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内在机理和市场化程度在两者关系中的调节机制,并以2008—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静态面板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对上述机理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各省份的地方政府生态保护力度指数均显著提升;地理分区的地方政府生态保护力度指数,表现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之间依次递减,南方地区大于北方地区的格局;而增速则相反,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之间依次递增,南方地区慢于北方地区;地理分区之间的地方政府生态保护力度梯度差表现为缩小的趋势;地方政府生态保护力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表现为“U”型特征,当前的影响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2)本地政府生态保护力度对邻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具体溢出效果取决于地方政府间生态保护的策略性行为选择;地理邻近省份间的策略性行为选择为“逐底竞争”,其空间溢出效应表现为反向;经济邻近省份间的策略性行为选择为“竞相向上”,其空间溢...     

区域碳排放空间转移特征及其经济溢出效应

准确把握区域碳排放转移的空间转移特征,明确其经济溢出效应是引导区域碳排放合理转移的基础。以中国省际区域为研究对象,以投入产出表为基础,采用碳排放系数法分别测算了中国省际区域碳排放转入总量及碳排放转出总量;通过构建基于地理特征和经济特征的空间权重矩阵,综合运用Moran’s I指数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别研究了中国省际区域碳排放转移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经济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各省碳排放转移总量均较大,其中碳排放转入总量大于碳排放转出总量,东部及中部较发达地区均具有正的净转移特征;中国省际区域碳排放转入和碳排放转出的Moran’s I指数分别为0.17和0.14,表明中国省际区域碳排放转移在整体上具有一定的空间集群特征;中国省际区域碳排放转移在局部空间主要表现为L-L模式和H-H模式。其中东部及中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表现为H-H模式,西部地区及中部欠发达地区表现为L-L模式,而中部地区则表现为L-H模式或H-L模式为主;中国省际区域碳排放转移经济溢出类型主要有五种具有区域特征的溢出模式,其中中国省际区域碳排放转入所产生的经济溢出效应要强于碳排放转出。最后,针对研究结果,分析了其产生的可能原因,并提出相应的优化对策和建议。     

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测度与协同创新网络结构分析

选取1998～2017年全国31省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创新能力结构关系模型,测度中国各省域的创新能力,揭示省域创新能力耦合网络的时空演化,研究发现:(1)1998～2017年各省域的创新能力均有明显提升,但不同省域之间的创新能力仍有明显差距且呈逐渐扩大趋势.在四大区域中,东部地区的创新能力最强,东北地区的创新能力已被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反超,中部地区的创新能力高于西部地区;(2)在省域创新能力耦合网络演化过程中,耦合网络的密度与强度都有明显增强,极化特征明显,耦合网络空间范围向东部和中部地区集中,全国呈现出"东密西疏"的空间网络分布格局,省份间在开展协同创新的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小团体集聚现象;(3)各省域在协同创新中获益的差距不断扩大,省域协同创新获益格局在地理上呈现出集聚特征,空间上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特征.北京、天津、江苏、上海、浙江、广东等东部沿海省市成为我国协同创新获益较高水平的第一梯队,江苏-上海是我国省域间协同创新获益最多的一对省份.     

农村居民食品安全消费态度异质性及监管路径

当前,我国农村食品安全现状不容乐观,农村居民对于食品安全消费普遍持担忧态度。相对于多主体监管的城市而言,农村食品安全问题既突出又复杂,农村食品安全消费风险的区域差异性,以及农村居民对于食品安全消费担忧度的异质性,使得食品安全监管政策缺乏必要的地区针对性,有些政策甚至在部分农村食品安全消费监管中无所适从,从而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现有研究大都是以整体的宏观数据为研究对象,并未将空间微观因素考虑在内,弱化了区域间存在的客观差异,同时也忽略了地区间的相互传导。本文基于我国20个省份500个自然村的农村居民食品安全消费实证调研数据,在引入空间地理分析概念的基础上,采用空间相关性检验的全局Moran’I指数与局部Moran’I自相关指数,对农村居民食品安全消费态度进行深入分析,旨在为各省市农村食品安全态度差异性分析提供有力支撑。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居民整体食品安全消费态度呈现出一定的普遍性和差异性,并在空间上呈现出集聚现象,主要的热点省份为山东、河南、湖北、江西、安徽五省,说明在治理食品安全的问题上存在着地区紧迫性和针对性,应有重点的针对相关热点城市进行与当地社会、文化、经济状况相适宜的治理措施。接下来,基于实证结果分析造成各区域农村居民食品安全态度差异的影响因素。最后,针对各区域不同现实情况,文章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对策建议。主要包括:政府必须正视自己的责任,实施切实有效的治理措施;必须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必须切实落实"因地制宜"政策,针对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实施有针对性的治理措施等。     

信息化对区域贫困治理的影响

信息化发展消除了传统区域发展的空间边界,推动了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为实现区域减贫注入了新的动能,同时引发了信息贫困现象。评估信息化在区域贫困治理中的作用对制定与调整信息化背景下的扶贫策略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已有文献忽视了信息化的动态属性及区域贫困治理的空间溢出效应,可能导致实证结果的偏误。因此,文章基于2002—2018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Moran’s I指数分析区域贫困治理效果的空间相关性,并在此基础上,采用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与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分析信息化对区域贫困治理影响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1)2002—2018年,区域贫困治理效果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2)总体来看,信息化不利于本地贫困减缓,但对相邻省份贫困治理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采用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加权后,结果依然稳健。从区域差异来看,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信息化对本地贫困治理效果的抑制效应不明显,但信息化发展明显推动了西部地区的贫困治理。从空间溢出效应来看,信息化对东部地区相邻省份贫困治理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对中部地区贫困治理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但对西部地区贫困治理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3)信息化弱化了自然资本禀赋对本地贫困治理的负向影响,但强化了其对相邻区域贫困治理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信息化强化了经济资本禀赋对本地贫困治理效果的正向影响;信息化强化了制度禀赋对本地贫困治理效果的正向影响;信息化强化了技术禀赋对本地贫困治理效果的负向作用,但弱化了技术禀赋对相邻区域贫困治理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这就意味着,政府应该建立信息化与区域减贫联动发展机制,不仅要建立差异化、层次化的信息化发展策略,也要从顶层设计上将信息素养水平纳入区域信息化建设。同时,合理统筹要素禀赋与区域贫困治理的关系,并依托信息化优化区域贫困治理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