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融合对北京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当今中国正处于城市化调速提质、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特殊历史时期,随之而来的是深刻的社会转型。在人口流动频繁、城市空间重构与户籍制度造成的二元分割客观存在的社会大背景下,研究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将有助于从新的视角增进对这一现象的理解和把握。在新的历史时期,社区已成为城市居民生活的主要场域,也成为其表达价值观、态度和采取相应行为的重要载体。在全球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城市社区面临快速的转型和重构。传统的街坊和单位社区开始瓦解,商品房、保障房等新型社区大量涌现,城市居住空间分异加剧,同时也带来了社区同质化、基层社会管理缺位、邻里关系淡薄、社区感丧失等问题。北京市的生活垃圾分类活动多以社区为单位,触及每位居民的私人生活方式,因此,社区融合程度将不可避免地对其产生影响。本文采用计划行为理论(TBP)作为分析框架,从心理学、社会学和组织行为学的视角探讨了社区融合如何影响社区居民的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研究发现:社区融合程度可以从社区认同、社区参与和社区支持三个维度来考察,而社区融合的程度则通过信任态度、环境责任感、垃圾分类效能感为完全中介对居民的生活垃圾分类行为产生影响。同时,这三个中介变量与垃圾分类行为之间的关系受到该社区垃圾分类设施与服务体系完善程度的影响。本研究整合了多个学科领域对垃圾分类行为的研究成果,丰富了垃圾分类行为的前因研究,有助于推动对垃圾分类行为产生机制的整体认知。     

基于“绿色账户”激励的回收居民再生资源合作演化

废旧物资的充分回收利用需要多方主体的共同参与,探寻促进废旧物资回收的激励机制对多方主体的作用机理及其影响因素,对提高居民废旧物资资源化处置意愿、规范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废旧物资回收工作的推进至关重要。因此,该研究基于现行的“绿色账户”激励机制,构建了地方政府、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和居民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各参与主体的策略选择对系统演化稳定性的影响,探讨了影响参与主体策略选择的主要因素,并进行数值仿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地方政府的惩罚力度、政策优惠力度、补贴水平以及“绿色账户”积分奖励水平是影响系统演化稳定性的主要因素,地方政府的惩罚力度低于一定水平时,将导致系统演化为最不利于废旧物资回收的策略组合（消极作为,牟利导向,随意丢弃）。(2)政策支持力度和补贴水平对再生资源回收企业选择“环保导向”具有促进作用,但对地方政府采取“积极支持”策略具有抑制作用。(3)“绿色账户”积分奖励水平对居民选择“分类交投”意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超过某一阈值时,将导致再生资源回收企业“牟利导向”行为的发生,使得“绿色账户”机制无法有效发挥作用。基于上述结论,为优化“绿色账户”激励机制,提高居民废旧物资资...     

生活垃圾分类的实践困境与义务进路

《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的出台,标志着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由点及面地渐次展开。生活垃圾兼具污染性与资源性的特点,无论是在立法层面,还是在政策设计层面,亦或是在实践层面,都以生活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为主要目标。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比较分析、归纳分析对规范性文件、政策文本及其社会效果进行综合考察,梳理出当前在涉及生活垃圾分类这一议题中所存在的"四个断裂":生活垃圾分类义务在法律体系中的断裂、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的断裂、垃圾分类回收再利用循环机制的断裂、法律政策设计初衷与运行实践的断裂。"四个断裂"是对阻碍生活垃圾分类诸多因素的概括性总结,对"四个断裂"的消解与弥合,需要在技术创新、生产安排、生活方式、法律规范、行政管理模式等领域进行调整。本文立足于生活垃圾分类的重要主体——公民这一切入点,提出确立公民生活垃圾分类义务对于不同程度地改善"四个断裂"具有极大的必要性和重要的现实意义。公民生活垃圾分类义务包括预防义务、填补义务、改善义务、合作义务,不仅在内在结构中具有规制、指导功能,在外在体系上也具有衔接和协调功能,且该种衔接和协调功能能够在垃圾分类回收再利用循环机制、法律政策设计与运行实践、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之间得以延伸和嵌入。公民生活垃圾分类义务的实现,以生活垃圾分类义务框架的重构和绿色生活方式的培育为基础性要素,同时需要政府转变其单中心治理逻辑,提供良好的外部管理环境和"互联网+"技术创新的便捷性支持。     

城市垃圾分类回收多元主体利益博弈与差别责任分析

生活垃圾分类回收过程中合理界定各主体的利益责任,对实现垃圾减量化与资源化至关重要。关于生活垃圾分类的研究多为定性的政策性建议研究,本文对回收体系中各主体的利润责任进行了定量研究。根据污染者付费原则与受益者原则,生活垃圾处理的责任方为居民,但依据我国国情现状与垃圾处理的公共物品属性,政府成为公共环境的主要维护者。依据Stackelberg博弈理论,分析不同分类比例下,居民、收运企业、处理企业效益情况,构建利益经济模型;依据权责利对等原则,确定各主体应承担责任比例。结果表明:居民垃圾分类比例的变化会影响各主体的利益责任比例。结论研究可为建立规范生活垃圾回收体系,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提供借鉴。     

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机制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对破解"垃圾围城"困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延缓全球气候变暖的进程、应对国家能源短缺、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宁波市6区2 036户社区居民实地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城市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的因素及其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并进一步探讨垃圾分类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存在较大的差异,愿意参与垃圾分类的比例(82.5%)明显高于实际参与垃圾分类行为的比例(13%),较高的分类意愿并不必然会产生较高的分类行为;其次,影响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的因素有差别,垃圾分类行为的实现取决于情境因素/便利性、认知和态度,垃圾分类意愿则主要受认知和态度、个体特征、推动措施的影响:第三,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有差别,垃圾分类行为受情境因素/便利性影响较大,垃圾分类意愿受个体特征等主观因素影响较大,认知和态度对分类意愿和行为都具有重要影响;垃圾分类试点的成效对分类行为影响更大,分类意愿影响不显著。根据实证结果,本丈提出促进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一些建议:首先,垃圾分类设施的便利性是阻碍垃圾分类的首因,必须加快完善垃圾分类设施和服务供给体系;其次,通过加强居民分类知识普及和垃圾分类责任感/价值观培养,促进垃圾分类意愿;第三,通过建立垃圾分类行为短期激励和长期激励的关联机制,合并垃圾分类的内在过程和外部条件,共同促进垃圾分类行为习惯的形成和维持。     

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机制研究

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对破解"垃圾围城"困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延缓全球气候变暖的进程、应对国家能源短缺、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宁波市6区2 036户社区居民实地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城市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的因素及其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并进一步探讨垃圾分类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存在较大的差异,愿意参与垃圾分类的比例(82.5%)明显高于实际参与垃圾分类行为的比例(13%),较高的分类意愿并不必然会产生较高的分类行为;其次,影响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的因素有差别,垃圾分类行为的实现取决于情境因素/便利性、认知和态度,垃圾分类意愿则主要受认知和态度、个体特征、推动措施的影响:第三,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有差别,垃圾分类行为受情境因素/便利性影响较大,垃圾分类意愿受个体特征等主观因素影响较大,认知和态度对分类意愿和行为都具有重要影响;垃圾分类试点的成效对分类行为影响更大,分类意愿影响不显著。根据实证结果,本丈提出促进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一些建议:首先,垃圾分类设施的便利性是阻碍垃圾分类的首因,必须加快完善垃圾分类设施和服务供给体系;其次,通过加强居民分类知识普及和垃圾分类责任感/价值观培养,促进垃圾分类意愿;第三,通过建立垃圾分类行为短期激励和长期激励的关联机制,合并垃圾分类的内在过程和外部条件,共同促进垃圾分类行为习惯的形成和维持。     

个体规范、社会规范对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影响研究

城市居民的响应度和参与度是当前垃圾分类政策顺利贯彻实施的基础.基于规范激活理论利用4个特大城市1 156份问卷的微观数据,通过构建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和层次回归模型对个体规范、社会规范对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参与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个体规范作为影响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参与的关键变量,会受到其对不进行分类所产生严重后果的感知和自我责任归属的影响.通过对4个特大城市的比较分析发现,社区氛围等描述性规范和法律法规等指令性规范会通过刺激从众行为和制度约束对城市居民个体规范—垃圾分类参与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因此,从加大垃圾乱丢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及分类良性社会效益宣传同步进行,强化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内在意识和责任感,提高其个体规范;并通过细化垃圾分类行为指导,倡导将垃圾分类纳入居民公约,引入分类定时定点及专人监督模式,强化社会规则压力;让垃圾分类具体知识科普常态化,营造全员参与的分类氛围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城市居民垃圾参与的具体对策.     

乡镇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对碳减排的贡献

垃圾分类处理作为中国节能减排工作的重要内容,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环节,因此对其执行效果进行科学的评价就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以定量的方式对垃圾分类处理的碳减排贡献做了实证测度。研究基于乡镇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尺度,选取四川省宜宾市珙县孝儿镇作为调研区域,运用五点取样法实地采样,收集了垃圾样本的总量、组分等关键指标;同时结合观察记录、问卷及访谈等多种方式展开调查。在国内首次引进SWM-GHG计算器,对其碳减排效益进行了分析测算。结果显示:(1)孝儿镇开展垃圾分类处理后,每年碳排放共减少2 081 t,相当于三口之家用电1 718 a或者264辆排量1. 6 L的大众汽车绕地球行驶一圈排放的CO_2,其中1 244 t的碳减排来自垃圾的循环利用。(2)若处理方案经过优化,提高湿垃圾和废旧物资的循环利用量,孝儿镇每年减少的碳排放可达4 482 t,根据国际一般碳汇价格水平,相当于成功创造GDP 44 820美元,或相当于平均每年节约电571万kW·h。推广到全国的乡镇,仅做到孝儿镇目前的垃圾分类程度,一年的碳减排相当于整个北京市一年多的用电量排放的CO_2。由此看出,乡镇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对碳减排的贡献巨大,这一领域前景广阔,未来极具发展潜力,其对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绿色低碳社会意义重大。同时,本文从垃圾分类认知、资金支持、垃圾分类处理机制三个方面,分析了孝儿镇在开展垃圾分类处理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基于研究发现,要达到最佳的碳减排效果,需长期培养居民环保意识,拓宽资金来源,加强配套设施建设,并全方位提升乡镇垃圾分类处理的治理能力。     

南京市循环经济体系建设规划研究

综合评价结果显示南京市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全国平均,约有9年的发展差距。居民社会文化素质高、大中型企业多、科技教育力量雄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等是南京市循环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匮乏的矿产资源则是南京市发展循环经济的动力。石化、电子信息、汽车、钢铁、电力等是南京市循环工业发展的重点行业,拉长产业链,减量化生产是循环工业及其生态园区建设的重点;大力发展绿色餐饮,合理布局物流业是循环服务业的主要建设方向;建立绿色社会消费体系,实施垃圾的分类收集和处理,加强废旧物资的回收管理是循环社会建设的关键;降低化肥农药的施用量,积极发展无公害绿色有机食品及继续加强循环型农业示范区建设是循环农业发展的内涵。     

乡村旅游地居民政府信任对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影响——地方依恋的调节效应

乡村旅游发展不仅能够拉动地方经济的增长,也能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探索居民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前因变量和形成机制是推动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并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尤其在乡村旅游发展引发的多利益主体复杂关系中,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度是保证乡村旅游有序发展的关键环节,但现有研究中关于旅游地居民政府信任对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影响机制尚缺乏深入的探讨。文章基于社会交换理论,以居民旅游参与度和旅游影响感知为中介、地方依恋为调节,以山东省8个代表性乡村旅游地为案例研究地,量化分析政府信任对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影响机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政府信任正向显著影响居民旅游发展参与度、旅游感知获益和支持度,负向显著影响旅游感知成本;参与度和旅游感知获益部分中介政府信任与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关系;地方依恋对政府信任与参与度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与已有研究相比,文章从乡村旅游地居民政府信任切入,阐释了居民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形成机制,在影响机制探索中强化了社区参与和地方依恋的作用,对深刻理解居民政府信任促进旅游发展支持度的传导机制、激发居民旅游发展支持行为提供了理论解释和实证支持。这意味着,为有效提升社区居民旅游支持度,需要重视社区居民的政府信任度,增强政府与居民良性互动,广泛吸纳社区居民积极参与旅游发展过程,提升社区居民在乡村旅游发展中的获得感,并培育居民对乡村的地方依恋情感,进而发挥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积极作用。     

绿色投资对绿色福利的影响机制研究

提升居民绿色福利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体现,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根本要求。基于此背景,从绿色投资的视角,探讨提升绿色福利的路径。首先,依据Lucas-Uzawa的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构建绿色投资对绿色福利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其次,利用1999—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Super-SBM方法测定各地区绿色福利;最后,利用系统GMM方法,结合双重差分法(DID),实证分析了绿色投资对绿色福利的影响及传导途径。结果表明:①中国各省域绿色投资与绿色福利之间在1%显著水平上呈现出正向关系,绿色投资每增加100%,居民绿色福利增加1.21%。因此,政府应当采用差异化的利率,减免税收或增加补贴等方式促进绿色投资,积极引导资金流向绿色产业,从而提升公民的绿色福利。②教育程度在1%显著水平上与绿色福利正相关,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占比每增加1%,绿色福利增加7.78%。因此,政府应该扩大教育支出,增强居民受教育程度,提高公民就业机会和收入待遇。③对外开放度在1%显著水平与绿色福利正相关,且开放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居民绿色福利提高1.91%。对外开放程度越高,越有助于进出口,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有助于提升绿色福利。因此,政府应当进一步扩大开放,改善进出口产品结构,提高出口技术复杂度,限制高能耗高污染产品出口。④公众诉求与绿色福利在一定水平下显著负相关,绿色福利低的地方,居民表现出更强烈的诉求。因此,政府应鼓励居民积极有序参与环境决策和监管,减少公众诉求的滞后效应。企业与公民之间需要确立共同的绿色福利目标,构建政府主导下的居民绿色消费与企业绿色创新协同机制,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完善环境和经济协同发展,实现绿色福利提升的目的。     

共同生产视角下生活垃圾分类效果评价与政策驱动路径——基于中国中东部地区19个城市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现有研究大多使用生活垃圾处理效率来衡量生活垃圾分类效果，尚缺乏公众参与视角下的生活垃圾分类效果评价。该研究基于共同生产理论对生活垃圾分类效果进行评价，将垃圾分类共同生产效果划分为高低不等的4个档次，并提出公民侧与政府侧的6个政策驱动因素，应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分析中国中东部地区19个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案例，剖析政策因素的必要性并探索高水平的垃圾分类共同生产效果的政策因素组合路径。研究表明：(1)在单因素层面，对公众进行“物质奖励”与“精神引导”，以及政府“绩效考核”与“提升公信力”，是实现高水平垃圾分类共同生产的必要政策驱动因素。(2)实现最强的垃圾分类共同生产需要综合调用政府侧和公民侧两方的政策措施，即4个必要政策驱动因素缺一不可。当缺少一个必要政策因素时，“强”共同生产就会转化为低一档的“较强”共同生产。(3)公民侧的强制与惩罚，以及政府侧的财政压力，对于实现“强”共同生产具有积极作用，且存在替代关系。该研究在理论上弥补了垃圾分类效果的评价机制，在实践层面有助于中国地方政府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促进公民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实现国家倡导的“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垃圾分类情景。     

基于价值共创的垃圾处理服务变革和社会营销策略

垃圾分类处理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多个城市都对垃圾处理服务变革方式进行了探索,并陆续开展了城市垃圾分类试点工作,但成效甚微。本研究在价值共创理念的基础上,探讨民众在垃圾处理服务变革中的感知价值类型,并分析价值感知的前因和结果变量在其中的作用,即观察价值影响因素、民众感知价值和其支持行为之间的关系。通过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法,本项研究发现,民众的感知价值包含功能价值、社交价值、利他价值三个类型,感知价值能有效增强民众对垃圾分类政策的支持行为。政府与市民的双向沟通、服务变革的实施环境氛围、民众对服务变革的公平感知及其变革意识,可以提升民众的感知价值。最后,研究提出了推进垃圾处理服务变革的社会营销策略,建议政府明确各方定位,并进一步完善垃圾分类制度方案,实现精细化城市管理,着力提升垃圾分类服务变革的功能价值、社交价值和利他价值,调动民众积极参与,同时重视民众公平感知,维护价值共创。     

绿色产业政策与重污染行业高质量发展

绿色产业政策是政府出于推动环境与产业协同发展的目标而实施的政策组合。绿色产业政策鼓励企业技术研发,强调以创新驱动的方式,实现行业的高质量发展,但是相关绿色产业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研究还非常有限。文章对14个地级市在1998—2013年所实施的纺织行业绿色产业政策进行了系统的评估。基于中国纺织行业27 827家企业在1998—2013年间86 988条企业运行、环境排放与专利申请等企业级数据,通过双重差分以及动态双重差分方法评价了相关政策的效果,研究发现绿色产业政策能够同时提升企业的环境与创新绩效,同时还影响了企业的创新方向;而且这些绿色产业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会受到企业属性的调节作用:在相同的绿色产业政策冲击下,国有企业在环境绩效方面会显著优于非国有企业,但是国有企业的创新绩效与非国有企业之间没有显著差别。此外,多次双重差分方法下的政策评估显示,尽管绿色产业政策促进了当地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但是不同城市的绿色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存在差异。综上,基于本文的政策效果评价,研究认为地方性的绿色产业政策能有效促进当地产业转型升级,但是距离全面推动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仍然存在着差距。因此,在未来还需要中央政府加强顶层设计与政策督导,深化重污染行业的绿色可持续转型。本研究为构建"绿色制造"的政策体系,提升中国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提供了理论与实证的支撑。     

强制减排交易机制外企业会自愿减排么?

强制减排交易机制和自愿减排交易机制都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有效市场手段。目前中国的强制减排交易机制纳入了部分行业进行管制促使企业自主性降低碳排放,在试点范围内,企业整体履约率保持较高水平,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呈现双降趋势,但强制减排交易机制外依然存在大量企业,激励这些企业参与自愿减排交易机制主动降低碳排放,有利于国家碳减排目标的顺利实现,有利于推动经济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进程。本文从现实背景出发,以强制减排交易机制外企业为研究对象,引进政府强制减排概率和财政补贴参数,构建动态博弈理论模型,分析企业和政府的行为选择,根据不同类型企业市场势力大小,研究促进企业参与自愿减排交易机制的可能策略选择。研究结果发现:①自愿减排交易机制是政府管理部门和企业的成本有效的选择,自愿减排机制可以促进企业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但企业的市场势力会影响企业执行自愿减排的效率;②自愿减排交易机制下,需要政府管理部门发挥重要作用,促使企业改进自愿减排的效果;③对企业的补贴政策在社会福利损失较小时,可以发挥辅助性作用,提高企业自愿减排的积极性和减排水平。因此,对于强制减排交易机制外的企业,增强企业参与自愿减排的积极性,提高企业自愿减排水平,政府管理部门需要根据企业的行业类型和特点,制定精准、细化的自愿减排减排政策,需要保持一定的潜在管制压力进行协调和引导,在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借助一定的财政补贴手段来提升企业自愿减排水平。     

基于“政府-企业”间委托代理关系的节能激励机制

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基本原理,分析了节能管理中政府与企业的利益关系;侧重分析了作为委托者的政府与作为代理人的企业在节能问题上的理性水平差异,以及由此决定的双方在行为选择上的不同.研究表明:“委托-代理”模型是一个富有效率的机制,在委托代理机制下,政府和企业在节能上的利益具有一致性.在一定条件下,地方政府通过改变激励策略,不仅可以使企业的节能努力水平产生变化,还会使信息不对称的格局发生改变,实现节能调控的帕累托最优;企业获得财务意义上的好处,地方政府不仅因节能调控成效显著而得到中央的奖励,还会因其良好的政府形象而得到公众的支持.     

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及其波动机理研究——基于最优契约设计视角

文章基于最优契约设计视角,剖析了地方政府的最优环境规制及其波动,并讨论了当地居民作为第三方引入的作用。首先,利用委托代理模型构建了以地方政府效益最大化为目标并满足地方政府和企业激励约束条件的最优环境规制契约,该契约表明当保持地方政府高环境规制水平时,地方政府和企业处于同等地位,根据各自的收益分配来决定责任分担的比例,并与二者各自获得的中央政府的奖励比例一致,同时地方政府对企业的生产活动和环境保护活动都不进行经济激励。其次,讨论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发生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在中央政府强力介入、环境污染事故影响减弱和影响完全消失三个典型时期的周期循环波动及其机理,结果表明当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发生时,由于中央政府的强力介入,地方政府选择高水平的环境规制,这时企业生产努力水平和产量都较低,但发生环境污染事故的概率也最低;当环境污染事故影响减弱时,地方政府即使无法获得额外收益,也会通过相对降低环境规制水平来增加企业产量,环境污染事故发生的概率随之增加;当环境污染事故影响完全消失后,地方政府为获得额外收益和完成中央政府的经济考核,会选择低水平环境规制,企业的产量达到最大,环境污染事故发生的概率也最大,直至环境污染事故再次发生,进入下一轮的环境规制波动周期循环。再次,将当地居民作为第三方规制引入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中,得到包含第三方监管的最优环境规制契约,最优契约的关键就是地方政府要确定在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发生后对当地居民的收买成本,第三方规制的引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烫平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波动。最后,从解除地方环境规制部门与地方政府的隶属关系以保持地方政府环境规制部门独立性、推进产权制度改革以保持企业独立性和建立包含当地居民或者社会团体的第三方环境监管组织三个方面提出减小中国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波动、实现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最优契约的政策建议。     

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CDCSSCI

良好的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生活垃圾成为影响居民健康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城市生活垃圾是否会随着经济发展一直持续增长下去?还是会存在着拐点?文章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选取2005—2019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检验区域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整体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呈倒“S”型,两个拐点大约在人均GDP为36 890元和107 450元。(2)北京、上海等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大都已越过或接近第二个拐点,未来城市生活垃圾将随着经济增长呈下降趋势。(3)内陆地区除甘肃外,其余地区均已越过第一个拐点,但尚未越过第二个拐点,未来城市生活垃圾将随着经济增长呈上升趋势。(4)区域异质性检验发现,东部地区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拐点大约在人均GDP为75 720元,中部地区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呈“U”型,拐点大约在人均GDP为34 500元;西部地区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拐点大约在人均GDP为181 795元。总体来看,东部经济发达的地区企业和居民环保意识较强,政府对城市生活垃圾治理效果较好;中部和西部地区企业和居民环保意识还有待提高,政府应加强对城市生活垃圾的治理以及提高企业和居民的环保意识,特别是西部地区环保意识还很薄弱。由此,为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基于实证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改变垃圾计费方式,有助于加速WKC曲线“拐点”的来临。(2)对不同地区应实行差异化环境规制政策。(3)应加大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投入。     

全民环境共治背景下参照群体对中国居民绿色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

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离不开全民环境共治,而居民积极广泛地践行绿色购买则是全民环境共治的一个重要体现。消费者的绿色购买行为并不是一种"经济人"的行为,会受到社会环境和周围群体的影响以及各种社会准则的约束。本文基于"社会人"理论,以参照群体影响的三个维度——信息性影响、功利性影响和价值表达性影响为自变量,引入绿色信任和感知价值作为中介变量,构建参照群体影响对绿色购买意愿作用机制的多重中介模型。采用问卷调查法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共收集463份有效问卷,使用SPSS和Amos等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各潜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并采用Bootstrap方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消费者绿色购买意愿的形成受参照群体影响,其中受参照群体的信息性影响和价值表达性影响显著,受参照群体的功利性影响不显著。绿色信任、感知价值在参照群体的信息性影响和价值表达性影响与绿色购买意愿之间分别形成三条中介路径:第一条为通过绿色信任的中介作用影响绿色购买意愿;第二条为通过感知价值的中介作用影响绿色购买意愿;第三条为通过绿色信任影响感知价值进而影响绿色购买意愿的链式中介路径。政府和企业应充分发挥参照群体影响作用,启动居民绿色购买,借助于参照群体的影响传达和彰显绿色产品价值,提升民众在绿色购买过程中的获得感、荣耀感、幸福感,与此同时,利用参照群体的信息性影响和价值表达性影响,提升民众的绿色信任,消除"漂绿"疑虑,增强绿色消费信心,从而促进绿色消费,使居民积极、广泛地参与到全民环境共治的实践中。     

品牌经济与“两型”社会的建设——基于Hotelling模型的推导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以代工贸易为主的经济增长,在创造大量国民财富的同时,也来造成了严峻的资源短缺和生态破坏.因此,中国政府把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两型"社会,提升到国家未来发展战略的高度予以重视.而建设"两型"社会的关键,在于设立合理的制度安排,以实现企业行为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保持一致.就传统手段而言,这种制度安排主要依赖政府所设立的生态补偿机制.但是,这一机制在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大有完善的空间.本文基于Hotelling模型关于企业间博弈的相关主张,从企业理性行为的角度,寻求一条不同于政府被动监管行为的路径,来实现"两型"社会的建设蓝图.模型推导认为,品牌经济的发展模式可以有效激励企业采取长期导向、追求价值差异和关注公司声誉,进而实现资源节约及环境友好的社会福利改进.并且,由于这种机制兼顾了企业的盈利动机,因而更能够在实践当中行之有效,能指导各个地区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与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