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资源税调整测算模型及其效应研究

煤炭资源税调整是实现节能减排、推动低碳经济重要的价格调控手段,全球金融危机与我国经济回暖给煤炭资源税调整提供了有利时机.本文基于我国实际情况构建了中国能源CGE模型,测算了从价征收不同煤炭资源税税率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随着煤炭资源税税率的逐步提升,煤炭需求量减少幅度大干GDP减少幅度,能有效降低单位GDP煤耗.并且对CPI的影响较小.从行业影响来看,价格受影响最大的是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产出受影响最大的行业依次是燃气生产和供应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工业四个行业.受影响较大的行业均是节能减排重点行业.建议政府应将目前的资源税费合并,成为资源税从价计征,提高税率,并对资源税实施专款专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并根据测算结果提出煤炭资源税调整与补贴投资相结合的政策建议.     

国家资源安全战略视角下金属资源税改革的影响

使用修正后的使用者成本模型核算金属资源的耗竭成本,测算出金属资源税理论税率区间,即金属资源从价计征改革的税率应该在5%-20%之间;然后,构建动态递归CGE模型,模拟分析金属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对国民收入、行业、金属资源进出口、金属资源消耗量及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表明,现有金属资源税征收数额低,变化比率大约在0.1%-0.5%区间,远远低于本文测算的5%-20%,金属资源价格对资源配置作用失灵。在对宏观经济影响上,金属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会对国民收入产生一定的负向冲击,在同等条件下超过了煤炭对GDP的影响;金属资源税改革对重工业影响达到-1.73%,远高于对其他行业的影响;在税率为17%的情况下,对进出口的负面影响最大;在税率为8%和13%的情景设计下,进出口的损失在经济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从2016年到2020年,税率提升对进出口的影响逐渐减弱;随着金属资源税计征改革,各部门对于金属资源的使用量逐渐降低;8%和13%的资源税税率对居民和政府的收入支出比例影响不大,社会福利损失程度随着税率的不断提高而增加,2016-2020年税率的提高对福利的负面影响程度逐渐减弱。根据这些影响,本文认为在金属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初期应将税率设定在8%-10%的范围内,以后再逐步提高;并且建议利用资源税替代出口配额与出口关税等政策措施,通过增加金属资源上游矿产品的供给成本,提高金属矿产品出口价格,这样在达到与金属资源配额和关税政策同等效果的同时,有效避免金属资源领域的贸易纠纷,助推国家资源安全战略的实施;此外,政府应该创新金属资源价格与税收体制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金属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金属资源绿色税制,使价格更好地反映金属资源的稀缺性,通过资源税实现金属矿产开发的代际安全。     

征收环境税对经济和污染排放的影响

资源短缺、环境容量有限已经成为我国国情新的基本特征,而我国经济总量将继续扩大,资源环境压力将持续加大。开征环境税被认为是减少污染排放和促进发展方式转型的有效经济政策之一。本文利用GREAT-E模型分析环境税改革后不同税率水平对宏观经济、污染减排、收入水平、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和要素需求的影响,为制定相关的环境税制度和政策提供决策支持依据。模拟结果表明,征收环境税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非常有限,GDP的下降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相对而言,征收环境税对污染物的减排作用远大于对经济发展的抑制作用,较高税率的环境税能够较大幅度的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模拟结果表明,征收环境税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重污染行业受到抑制,而清洁产业反而加快发展。征收环境税会抑制重污染产品出口,提升清洁行业的出口竞争力,降低贸易顺差对我国环境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重污染行业因为成本的增加,减少了生产规模,释放出的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资源被转移到了清洁产业,从而促进了这些产业的发展。征收环境税在增加政府收入的同时会对居民福利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考虑到污染减排能够带来环境质量的改善,进而产生正面的居民福利效应和社会效应,环境税征收产生的社会负面影响实际上要小于模拟结果。为了促进环境成本内部化,建议提高污染税/费标准。由于现有排污收费标准偏低,远低于污染治理成本,很多企业宁愿缴纳排污费也不愿意治理污染。因此未来开征环境税应将税率应至少与治理成本相当,通过将环境成本完全内部化,达到促进污染者减少污染排放的目标。另一方面,建议政府通过减免所得税或者向弱势群体提供补贴等方式减少环境税征收的负面影响。     

中国的能源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

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既受到资源环境的瓶颈性制约,也受到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减缓碳排放的严峻挑战.我国大力推进节能和减缓CO2排放,GDP的CO2强度下降速度为世界瞩目,但由于工业化阶段GDP快速增长,CO2排放仍呈增长快、总量大的趋势.我国把国内可持续发展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相协调,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加强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进行产业升级,促进结构节能;大力推广节能技术,淘汰落后产能,提高能源效率;积极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优化能源结构,降低能源结构的含碳率,中近期以大幅度降低GDP的能源强度和CO2强度为主要目标,到2030年前后要努力使CO2排放达到峰值,到2050年再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以适应全球控制温升不超过2℃长期减排目标下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和形势.“十二五”期间将进一步强化措施,进行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建立CO2排放统计、核算和考核体系,积极推进碳交易市场机制,这也将成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     

循环经济与节能减排解析

目前我国经济增长模式是粗放的、不循环的经济增长模式,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高增长、高能耗、高环境问题,作者通过一系列的数据对比和分析,指出当前发展循环经济,促进节能减排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第一要务。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一定要“落实节能减排工作责任制”,更表明了我国当前发展循环经济,促进节能减排的决心。本文首先提出循环经济与节能减排的相关概念及含义;再以重点行业中的电力、钢铁行业如何搞好能源资源节约和“三废”综合利用为例对我国发展循环经济、促进节能减排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提出要通过加快资源价格机制的改革、促进技术创新、完善政策法规体系、转变领导片面追求GDP增长的认识等措施来达到发展循环经济、促进节能减排的目标。     

中国2020年碳减排目标下若干关键经济指标研究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将能源消耗强度和CO2排放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实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强度下降40-45%的自主减排目标是中国今后发展的战略性任务。"十一五"期间,中国以能源消费年均6.6%的增速支撑了国民经济年均11.2%的增长,累计节能量达到6.3亿t标煤,CO2减排量达到14.6亿t,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积极贡献。但单位GDP的能耗强度和碳强度下降与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上升还将是中国当前和未来很长时期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特征。根据历史数据分析,GDP增长、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等都会对中国的碳减排产生重要影响。GDP增速高必然呈现高能耗、高排放的特征。经济结构方面,影响能耗和碳排放的是GDP(最终需求)的组成变化,即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变化。由于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较大比重以及重化工产业长期存在,除了继续依靠技术进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外,必须重视产业结构调整对降低碳排放强度的贡献。能源结构对节能和碳减排的影响集中体现在资源禀赋不平衡、供需分布不平衡、消费种类不平衡。文章提出实现碳减排目标,必须控制和达到以下关键指标:控制GDP增速在6-8%之间;调整出口结构,提升服务贸易比重至30%左右;提高第三产业比例至47%以上,控制高能耗工业比重在22%以下;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至15%。此外,实现碳减排目标还必须:充分认识碳减排对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强对不同区域碳减排工作的分类指导;提前部署重大低碳技术和重点领域技术研发;大力倡导绿色低碳消费和生活方式等。研究表明,中国实现2020年CO2自主减排目标还需付出更大的努力。     

征收碳税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实证

近年来,中国CO2排放置显著增加,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碳税作为最有效的经济手段之一,适时开征,不仅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节能减排的要求,也是中国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的要求.本文根据中国各省(市、自治区)能源消费量及相关系数对相关能源产品使用产生的CO2排放量进行了核算,并依据国际实践经验拟定了三种不同情景的碳税税率.利用1999 - 2007年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定量分析了征收碳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对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影响.研究表明:①征收碳税会降低社会总产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消极影响,从长期看,随着碳税体制完善,税率逐步提高,这种消极影响将逐渐减弱;②征收碳税可以提高能源的产出效率,降低能源要素的使用,减少CO2的排放;③碳税税率提高会减小劳动和资本要素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因此,碳税开征具有明显的节能减排效果,且能有效地调整要素间收入分配.但是受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碳税对中国经济冲击较大,短期内暂不适合开征.     

重庆市温室气体排放系统动力学研究

在全球气候变暖和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开展城市温室气体减排研究十分迫切。重庆作为中国五大中心城市之一和西部唯一的直辖市,其协调经济发展和节能减排的实现模式对广大西部地区具有重要示范意义。本研究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内部结构出发,以经济和人口增长导致的能源消费为核心,构建重庆市温室气体排放的系统动力学模型。研究中考虑不同投资率下的高、中、低三种经济发展模式,并在此基础上设置节能和低碳情景,探求节能水平提高、能源结构改善和碳汇能力增强对未来重庆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模拟结果表明,产业能耗水平降低即节能情景,是重庆市温室气体减排的主要途径,对保证2020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目标的实现具有一定借鉴意义。最后本文在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碳汇增加等方面针对重庆未来低碳经济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低碳经济:中国实现绿色发展的根本途径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保障能源安全是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挑战。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大国,不仅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消除贫困、保障民生的任务极为繁重,人均GDP需要保持持续增长,而且能源消费以煤炭为主,CO2排放量居世界第二,同时煤炭资源禀赋较差,其温室气体排放的强度和控制的难度比较大,再加上我国能源技术相对较为落后,实施技术改造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难度也比较大,我国减排的压力不容小视。中国要从根本上降低CO2排放量,实现节能减排,促进绿色发展,必须找出实现节能减排,促进绿色发展的关键环节,其途径在于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发展包括低碳经济在内的循环经济和节能经济、清洁生产、生态经济以及绿色消费,促进绿色发展。针对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发展的国际背景,以及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优势、机遇和挑战等问题,本文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具体措施建议。     

中国区域节能减排能力测度与政策推进——以东北地区为例

"十一五"即将结束,文章根据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在五年内单位GDP能耗降低20%、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的战略目标,以东北地区为例,在分析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能源生产与消费以及环境状况基础上,指出东北地区还存在着能源利用效率不高、节能目标实施进度滞后、水环境质量改善缓慢、大气污染形势不容乐观等问题;通过对东北地区各省在"十一五"期间节能减排实施过程中的节能能力、SO2和COD削减能力以及投资机会的定量分析,为强化节能潜力的挖掘、SO2和COD的削减提供决策依据.最后,本文从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循环经济发展、管理体制完善等方面,提出了全面实施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全力推进节能减排技术创新、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完善节能减排调控手段等对策措施.     

煤炭资源耗减价值及其“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补偿机制研究

煤炭行业清费建税,资源税从价计征引起了社会各界对资源税费制度改革的热议,而资源耗减价值是资源税费制度改革的重要依据之一。将资源回采率纳入使用者成本模型,科学计量了我国2000-2011年间煤炭资源的耗减价值。分析表明:2000-2011年间,4%折现率下煤炭资源耗减价值增加了22倍之多,而资源税费却仅仅增长了7倍,煤炭资源耗减价值与资源税费实际征收额之间存在有巨大缺口得不到补偿;国家资源所有者权益的实现度与煤炭经济形势呈逆向分布,煤炭工业利润率的上升并没有带来国家资源所有者权益的增加,导致这种错位的原因与我国不合理的资源税收机制有很大关系;资源税税率的理论区间为1.11%-8.85%,与国家规定的2%-10%高度重合,从而说明国家决策的合理性。为使资源所有者权益的实现度与煤炭工业经济形势相"挂钩",以资源税收入等于资源耗减价值为切入点,对资源所有者权益的实现度进行数理分析,求得了资源税税率与当期资源价格的关系,发现固定税率的资源税难以适应市场波动,于是提出"资源税+利润税"的组合税收工具,确定了利润税的起征点,计算得出了资源税和利润税的税率组合。该组合税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平抑经济周期对煤炭工业造成的影响,同时又维护国家资源所有者权益,从而实现国家与煤炭工业"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中国煤炭消耗与污染排放的区域差异实证

经济发展中的资源消耗及其导致的环境变化是两型社会建设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利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分析了1978 -2008年间中国煤炭消耗对污染排放的影响.研究表明,在不同区域,煤炭消耗对不同污染物排放的影响各不相同,经济发达地区如华东、华北、华南地区,煤炭消耗对各项污染排放的影响要高于对华中、西北、西南等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影响,但总体而言,煤炭消耗对废气排放的影响最为显著.本文还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对引起煤炭消耗变化的因素进行了讨论,发现了产业结构与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引起煤炭消耗增长中的显著作用.因此,要进一步实现节能减排,必须以煤炭消耗及其消耗动因为依据,不断明确和分解不同区域不同污染排放的控制目标,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发挥政府干预在能源消耗上的积极作用,构建区域能源合作的体制机制,并通过政策激励促进煤炭资源清洁化利用.这将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煤炭资源税改革目标实现的困境与对策

在"十二五"以及之后的一段时期,煤炭资源税改革将是资源税改革中的重点内容。煤炭消费占我国能源消费的比重接近70%,因此煤炭资源税改革的推行要十分慎重。本文以煤炭资源税改革目标为切入点,基于税负转嫁的视角分析了我国煤炭资源税改革目标实现的困境。本文利用1993年至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选取GDP指数、煤炭价格指数、石油价格指数、火电产量指数为解释变量,煤炭需求量为被解释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本文还分析了同一期间煤炭对外贸易变化情况和煤炭市场集中度变化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单纯的以提高税负为手段的煤炭资源税改革在煤炭供需失衡、煤炭替代品缺乏以及煤炭产业市场集中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税负极易向下游转嫁,从而导致税改目标难以实现。建议通过多种政策的引导和配套来有效增强煤炭资源税改革的政策效力,包括:对煤炭价格进行必要的干预,引导煤炭行业进行合理竞争、鼓励开采企业实现技术进步。     

中国碳排放分解与动态模拟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能源过度消耗引起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导致的温室效应成为我国乃至国际广泛关注的焦点。我国在2007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根据哥本哈根气候谈判会议对发展中国家承担减排义务的要求,我国作出2020年相较2005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40%-45%的减排目标承诺。本文基于这一减排目标在对我国终端能源利用碳排放情况进行分析对比基础上,应用LMDI分解模型将碳排放增量变化分解为经济规模、产业结构等四个效应,根据分解结果运用协整方法建立碳排放量与经济发展等四个变量的长期均衡协整关系模型,基于协整方程采用蒙特卡洛动态模拟方法模拟了我国2020年碳排放情况。研究结果为:LMDI分解表明经济规模是我国碳排放增长的主导因素,技术进步对碳排放产生明显的负效应,产业结构与能源结构的影响相对有限;协整模型表明GDP、煤炭消费比重、能源强度与碳排放正相关,第三产业比重与碳排放负相关,符合经济意义;蒙特卡洛模拟结果显示按照目前的发展方式2020年我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相较2005年下降约36%-39%,与我国提出的下降40%-45%减排承诺目标十分接近,但下降幅度并不理想,表明按照目前的发展路径、节能降耗水平和能源利用技术,我国距离完成哥本哈根年会所确定的减排目标还有一定距离,为完成减排目标还需加大节能减排力度。最后文章从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能源效率、优化能源结构、运用法律手段限制排放和加强节能减排宣传等四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为我国完成"十二五"和2020年减排目标提供借鉴。     

1996~2013年长江经济带工业发展过程中的大气环境污染效应

大气污染物排放及影响因素研究,是引导区域减排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据。利用Tapio脱钩模型测度了1996~2013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区工业经济增长与工业废气、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粉尘3个指标之间的脱钩程度,并利用LMDI分解模型对大气污染物排放变化特征进行了影响因素分解。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工业废气排放量呈持续上升的趋势,且工业废气排放量的“热”点区域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工业二氧化硫和烟粉尘两种大气污染物排放量总体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状况有所改善。（2）长江经济带工业废气排放整体经历了从扩张性负脱钩到相对脱钩发展的趋势,表明经济发展的同时带来工业废气排放的污染同步增长。经济发展效应和能源效率效应是促使工业废气排放的主要因素。（3）长江经济带的工业二氧化硫和烟粉尘排放整体上经历了从相对脱钩向绝对脱钩发展的趋势,经济发展均是造成各地区两种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技术效应和能源效率是各地区两种污染物减排的重要影响因素。未来,在大气污染物的减排控制过程中,需加强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的调整,也需坚定依靠技术进步推动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并且注重各省市间的减排差异和防范污染产业的区域转移。关键词： 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大气环境;脱钩分析模型;LMDI分解模型     

中部地区能源效率影响因素的分析模型与案例研究

利用1995～2007年中部地区六省的GDP和能源消费量数据，比较中部六省的能源效率情况，并构建能源效率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模型，对存在显著差异的地区进行案例分析。研究的结果表明能源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能源效率较低，影响能源效率的因素有多种，其中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原材料价格和能源价格这些因素对山西省的能源效率有显著性影响。为此，政府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降低煤炭产业在GDP中的比例，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提高经济发展水平， 深入改革能源价格体系，科学合理地利用煤炭，增加对石油、天然气等其他能源消费的合理需求，以提高能源效率。     

税费改革对高耗水行业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客观评估水资源税改革在高耗水行业的政策效应,分析水资源税改革对高耗水行业用水情况的影响,对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和水资源税改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文章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对高耗水行业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基于2011—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选取高耗水行业用水量和万元GDP用水量作为被解释变量,水资源税改革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经济发展、资源禀赋、科技进步、产业结构和社会因素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基准回归分析,并对分析结果的可靠性进行平行趋势、安慰剂等检验以及异质性影响分析。结果表明,水资源税改革有效降低了高耗水行业的万元GDP用水量,但对用水总量的影响尚不显著。用水总量并未得到有效抑制主要是因为经济发展需要和水资源效益与城镇化发展不匹配,万元GDP用水量降低主要是科技进步和水资源税征收带来的合法性压力和成本黏性的共同作用。但随着水资源税改革的深入推进,企业可以直接压缩的成本空间将越来越小;并且随着企业“阵痛期”过去,以及周期性、滞后性对科技进步影响的减少,科技进步将在提高用水效率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建议在坚持节水优先、以水定产的基础上加大科研经费的投入,加快高耗水行业的转型升级,为实现“十四五”节水目标做贡献。     

中国能源CO_2排放峰值方案及政策建议北大核心CSCDCSSCI

能源活动贡献了CO2排放总量的主要部分。2014年11月,我国政府通过《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首次正式提出于2030年左右实现CO2排放峰值,显然,未来时期我国CO2排放总量的峰值取决于能源活动CO2排放的峰值,能源活动CO2排放量又取决于能源消费总量和结构,而能源消费总量和结构又从根本上取决于经济、产业、人口发展和资源环境约束及宏观能源经济财税政策设计。鉴于经济、产业、人口发展、资源环境约束及能源经济政策制度设计对能源消费总量结构、CO2排放的复杂影响机制,本文基于能流图和能源供应消费成本最小化原理,构建跨期能源系统优化和碳排放模型IESOCEM作为定量研究工具,从"新常态"下我国2015-2050年经济、产业、人口等宏观指标预期发展水平出发,预测出能源服务需求量,并考虑已有能源政策目标的硬性约束,对未来时期能源消费总量结构及CO2排放量进行测算得出如下经济可行的峰值方案: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将从2015年的39.1亿tce逐步增长到2050年的62.65亿tce,年度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速逐步趋缓,从2015年的年度同比增速1.8%逐步降低到2050年度的0.6%;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比重将从64%持续降低到45%,石油占比从17%下降到8%,天然气占比从7%上升到11%,非化石能源占比将从12%上升到36%;能源活动CO2排放量经历先较快增长达到峰值后缓慢下降的趋势,从2015年的80.1亿t增长到2030的93.5亿t,2015-2030年平均每年增加排放0.89亿t CO2,并在2030年达到峰值,此后CO2排放开始缓慢下降,逐步下降到2050年的91.5亿t,2031-2050年平均每年减少排放0.1亿t。将我国能源活动CO2排放峰值方案与2013年能源消费及CO2排放实际情况进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我国能源活动CO2排放2030年达到峰值的政策建议:一是鼓励推广采用公私合作模式,吸引民间资本投入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开发和利用可再生能源,促使可再生能源在未来能源消费增量中占绝对优势,同时加快可再生能源对化石能源消费存量的替代;二是由我国发起成立天然气进口国家联盟组织,增强天然气进口议价权,积极进口利用海外天然气资源,鼓励民间资本投入,加快国内天然气管网和储气设施建设;三是改革完善资源税、环境保护税、消费税制度,从宏观财税制度设计上加快推动能源资源利用的集约低碳转型。     

中国电力碳排放动态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电力碳排放占中国碳排放总量比重较大,因此研究电力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并制定针对性减排政策对中国节能减排有重要意义。基于我国1991-2012年电力相关数据,分析了电力碳排放的动态特征,发现电力消费及其碳排放与GDP同步变化,中国电力生产的能源转换效率在提高,电力碳排放主要来源于煤炭的使用;运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分解方法,不仅考虑电力生产过程,而且考虑电力输配环节和电力终端消费活动对碳排放的影响,从而把中国电力碳排放增长分解为排放因子、能源结构、电力结构、转换效率、输配损耗、经济规模、人口规模、产业结构、电力强度、生活消费等10个影响因素。分解结果表明,经济规模是促使电力碳排放增长的最大因素,意味着中国电力碳排放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以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使得电力消费增加,驱动了电力碳排放增长;生活消费也是电力碳排放增加的重要影响因素;人口规模、输配损耗、能源结构、电力结构、排放因子等因素也是正向效应,但影响程度较小;产业部门电力强度下降和能源转换效率提高是抑制电力碳排放增长的最重要因素;电力结构也抑制了电力碳排放增长,但影响程度较小。基于以上结论,中国需要从电力生产、输配、消费等环节入手控制电力碳排放。     

中国能源CO_2排放峰值方案及政策建议

能源活动贡献了CO2排放总量的主要部分。2014年11月,我国政府通过《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首次正式提出于2030年左右实现CO2排放峰值,显然,未来时期我国CO2排放总量的峰值取决于能源活动CO2排放的峰值,能源活动CO2排放量又取决于能源消费总量和结构,而能源消费总量和结构又从根本上取决于经济、产业、人口发展和资源环境约束及宏观能源经济财税政策设计。鉴于经济、产业、人口发展、资源环境约束及能源经济政策制度设计对能源消费总量结构、CO2排放的复杂影响机制,本文基于能流图和能源供应消费成本最小化原理,构建跨期能源系统优化和碳排放模型IESOCEM作为定量研究工具,从"新常态"下我国2015-2050年经济、产业、人口等宏观指标预期发展水平出发,预测出能源服务需求量,并考虑已有能源政策目标的硬性约束,对未来时期能源消费总量结构及CO2排放量进行测算得出如下经济可行的峰值方案: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将从2015年的39.1亿tce逐步增长到2050年的62.65亿tce,年度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速逐步趋缓,从2015年的年度同比增速1.8%逐步降低到2050年度的0.6%;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比重将从64%持续降低到45%,石油占比从17%下降到8%,天然气占比从7%上升到11%,非化石能源占比将从12%上升到36%;能源活动CO2排放量经历先较快增长达到峰值后缓慢下降的趋势,从2015年的80.1亿t增长到2030的93.5亿t,2015-2030年平均每年增加排放0.89亿t CO2,并在2030年达到峰值,此后CO2排放开始缓慢下降,逐步下降到2050年的91.5亿t,2031-2050年平均每年减少排放0.1亿t。将我国能源活动CO2排放峰值方案与2013年能源消费及CO2排放实际情况进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我国能源活动CO2排放2030年达到峰值的政策建议:一是鼓励推广采用公私合作模式,吸引民间资本投入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开发和利用可再生能源,促使可再生能源在未来能源消费增量中占绝对优势,同时加快可再生能源对化石能源消费存量的替代;二是由我国发起成立天然气进口国家联盟组织,增强天然气进口议价权,积极进口利用海外天然气资源,鼓励民间资本投入,加快国内天然气管网和储气设施建设;三是改革完善资源税、环境保护税、消费税制度,从宏观财税制度设计上加快推动能源资源利用的集约低碳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