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环境的理论机理与实证研究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工业化进程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在以资源能源消耗与要素投入增加为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下,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在带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国内的资源环境形势。基于此,本文以中国为研究对象,探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环境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对于“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推动经济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首先从经济规模扩张、产业结构转型以及技术水平增进等三个视角,构建起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环境的理论框架,并提出相应研究假说。随后,基于中介效应法,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在核算各省综合污染指数基础上,结合省级面板数据与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探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环境的基本影响,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了检验、识别与分析。多个角度开展的稳健性检验依然表明实证结果是稳健的。研究结论如下:一是对外直接投资通过推动母国经济规模扩张,导致其污染物排放增加;二是对外直接投资通过促进母国产业结构朝向服务化转型,有利于减少其污染物排放;三是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引致反向技术溢出效应,有利于母国污染物排放减少;四是综合来看,当前中国推动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减少母国污染物排放。最后,本文从优化国际投资结构、强化技术领域国际合作等方面提出促进中国环境治理的政策建议。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是否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

环境规制与跨国投资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作为重要的环境规制手段,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推进标志着我国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强。对外直接投资(OFDI)作为最典型的跨国经济活动之一,是中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与净额都呈现稳定的上升趋势,与此同时,环境规制强度也在不断提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受到国内环境规制加强的影响值得探讨,而2013年正式启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为解决此问题提供了一个准自然实验场景。基于此,文章使用中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以北京、上海、广东、天津、湖北、重庆和福建开展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DID)研究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开展是否提升了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研究结论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能够显著提升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且该结论在平行趋势检验、合成控制法(SCM)、安慰剂检验等检验后依旧稳健。此外,潜在机制的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满足"污染避难所假说"和"波特假说",进而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升。通过净效应的初步讨论,文章发现"污染避难所假说"仍旧在目前占据主导地位。研究结论意味着:(1)未来要继续推进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2)持续探索激发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对创新产生的激励效应;(3)完善投资便利化的制度与措施,搭建国际技术交易或信息平台等。一方面促进我国生态环境的改善,另一方面促进对外投资水平的增质提量。     

跨国农业土地权属交易及相关国际规则制定动向

持续的农业投资是确保世界粮食安全的根本措施。随着全球粮价走高,农业投资再次升温,与此伴随的跨国土地权属交易以及相应国际规则的制定问题成为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重大问题。本文通过分析跨国农业土地权属交易现状和相关国际规则的制定动向来洞察跨国农业投资的最新动态,为中国参与国际农业经济活动提供参考依据。研究显示,在新一轮的农业投资热潮中,投资主体依然是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传统农业投资国,新兴国家的投资规模较小但却备受国际社会关注。新的投资活动中出现了一些侵害当地居民土地权属权利的现象,跨国农业土地权属交易面临诸多争议。为了促进农业投资的有序进行,以联合国粮农组织为核心的国际机构着力进行农业土地权属治理和交易规则的制定,并在经过长时间的国际磋商之后形成了《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土地、渔业及森林权属负责任治理自愿准则》。另外一部相关规则《促进农业和粮食系统负责任投资原则》还在磋商之中。两套规则解决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前一个针对的是国内土地权属治理的制度安排,后一个则针对具体的农业投资活动。其目标都是要强化发展中国家的土地权属治理,保护农民尤其是小规模农户的权属权利,以实现更为全面的粮食安全。新的土地权属交易国际规则的出台抬高了农业投资的准入门槛,但也为农业投资营造更为良好的制度和法律环境,降低农业投资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要做出适当调整,以顺应新的投资环境。     

基于城镇化门槛模型的中国OFDI的碳排放效应研究

由于以城镇化为重点的经济发展被视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条件,且城镇化、跨国投资的碳排放效应在现有文献中已被证实,构建包含以上三者的一体化分析框架是本文的主要目标。在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背景下,研究如何更好通过"走出去"来实现城镇碳减排和经济集约化发展,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采用2003—2012年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探讨各城镇化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碳排放发生机制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城镇化面板门槛模型和碳排放拓展模型,对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对外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的阶段性差异及其产生原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存在城镇化率门槛值的制约,处于中高城镇化阶段的地区通过对外直接投资降低城镇碳排放水平的效果较之于处于低城镇化阶段的地区更为显著。具体看来,在中游城镇化率区段,对外直接投资能实现过剩产能输出和产业链升级,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构成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的传导路径;在高度城镇化率区段,对外直接投资能实现污染密集型产业输出和技术溢出,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则构成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的传导路径。进一步对城镇化集聚成本门槛效应分析发现,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分别是高度城镇化人口拥挤成本、竞争加剧成本和环境治理成本阶段的碳排放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这意味着,要想充分发挥对外直接投资对碳减排的作用,城镇化率较高的地区尤其需要"因势利导"加快传统产业资本输出,优化资源配置和推动结构升级,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同时,城镇化率较低的地区则应在工业化过程中,注意避免沦为高碳产业资本的污染"避难所"。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环境污染的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和资源环境约束趋紧背景下,开放经济的环境效应备受社会各界高度关注。随着"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深入实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规模日益扩大,迅速增长的OFDI究竟会对母国环境产生怎样的影响?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倡导绿色发展双重语境下,中国应如何提高对外直接投资质量和水平以推动国内绿色发展?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探讨。现有文献多侧重利用线性模型实证解读OFDI的母国环境效应,较少涉及非线性模型,研究母国金融发展在OFDI影响母国环境中的重要作用及门槛效应的文献则更为少见。为此,作者基于机理论证和命题推演,运用2003—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甄选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尘排放量及工业固废产生量指标,借助改进熵值法拟合中国30个省域环境污染综合指数,构造以金融发展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中国OFDI影响母国环境的金融发展门槛效应。研究发现:(1)考察期内,中国OFDI对母国环境影响显著存在基于母国金融发展水平的双门槛效应。当中国金融发展水平低于第一个门槛值时,中国OFDI对母国环境污染产生了明显的抑制作用;当中国金融发展水平跨越第一个门槛值且未超过第二个门槛值时,中国OFDI对母国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显著增强;当中国金融发展水平高于第二个门槛值时,中国OFDI对母国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则进一步增强。(2)样本期内,中国多数省份的金融发展水平不高,只有极少数高金融发展水平省份的OFDI对母国环境污染产生了较强的抑制作用,且OFDI与金融发展耦合协调度较高的省份倾向具有较低的环境污染水平。据此,建议优化OFDI的金融服务环境,提高OFDI的绿色技术含量,强化绿色技术原始创新和再创新能力。     

金融危机下民营制造业可持续发展路径与政府责任

制造业仍然是中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金融危机对外向型的中国制造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应对危机的根本途径是在提高国际竞争力和承担社会责任之间取得平衡,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在中国制造业中,民营企业已经占据主体地位,但是国际竞争力并不强.增强民营制造业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我国制造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摆脱困境的必然选择.目前,我国民营制造企业虽有一定发展,但总体上还处于国际分工价值链的低端,"硬竞争力"和"软竞争力"都明显不足,既受到技术、资金的硬件限制,又没有形成优秀的品牌和企业文化.要提高其国际竞争力,既取决于民营制造企业自身的努力,又要靠政府提供有利的发展环境.民营制造业企业要自主创新、以质取胜、加强管理,并且要增加社会责任感.政府需要在准入条件、融资环境和税收环境方面提供支持.     

外空资源利用与外空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完善

外空具有重要资源价值。各国开发和利用太空资源的活动已经对外空环境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国际问通过签订国际条约等虽然已经建立了一些太空法律．但在外空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外空环境保护方面的直接规定却不系统。为了实现人类对太空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对外空环境的保护。在太空资源和环境立法方面应该订立保护外空资源与环境的专门性国际条约、实行外空活动“准入制度”、建立外空夭体资源的国际开发制度。     

清洁发展机制与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构建

清洁发展机制是《京都议定书》创设的实现全球碳减排目标的三大灵活机制之一,为我国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其在我国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也对我国参与国际碳市场和构建国内碳市场带来了风险与障碍.针对于此,本文对中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类型、数量、注册、签发等情况进行对比,发现我国虽然项目众多,但发展极不平衡.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法律保障机制缺失,项目减排潜力发挥不充分,缺乏对转让技术的科学评估等.然后,通过介绍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在2012年“后京都时期”的发展趋势,揭示了中国在这一过程中所承担的项目投资减少、成本增加等市场风险以及“碳泄漏”等环境风险.针对上述问题和风险,本文提出以现有清洁发展机制经验为基础构建中国国内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基本思路,即建立以排放交易法律体系为基础,以自愿碳交易市场构建为起点,以完善的监督管理体系为保障的中国碳排放交易机制.     

中部地区原材料工业发展的环境条件

国家实施"中部崛起"战略拉开了中部地区原材料工业新一轮发展的序幕.全面、深入地研究中部地区的原材料工业发展环境条件及其面临的问题,对于促进中部地区原材料工业的发展水平和原材料基地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中部地区原材料工业发展的资源环境条件、问题及其发展的经济政治环境因素分析认为,矿产资源种类多、优势矿种储量大、分布集中等有利的资源环境条件构成中部地区原材料工业发展的重要资源基础;我国所处的环太平洋地区矿产资源富集程度高,在越来越好的国际环境条件下,可以成为我国中部地区原材料工业发展的重要资源补充;国内外产业转移、全球经济发展趋好以及国家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和"新农村建设"等将为中部地区原材料工业发展提供历史性机遇.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多样化的消费结构及其升级、固定资产投资等市场利好因素的驱动下,只要妥善解决资源保证程度下降、资源开发利用方式粗放等问题,加强对国际政治经济竞争和地区紧张局势所引起的资源安全风险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后可能出现的产能过剩等风险的防范,利用中部地区承东启西、纵贯南北的有利地理区位和交通运输条件,中部地区原材料工业发展面临十分有利的环境条件.     

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绿色转型——基于中国企业微观数据的经验研究

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已成为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迫切任务之一。企业作为经济系统的微观主体,其对外直接投资（OFDI）活动为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企业绿色发展和转型升级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鉴于此,文章利用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创新性地构造了企业经营环境开放度的工具变量,并建立了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模型,以期考察OFDI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效应。此外,企业对外投资的经营范围主要分为商贸服务、当地生产、技术研发、资源开发等。文章在理论上探讨了不同经营范围的企业OFDI提升绿色转型效果可能的渠道机制,并设计了中介效应模型来验证机制的存在性。研究结果显示：(1)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会显著提升企业绿色转型水平。(2)在替换被解释变量、缩短时间窗口、控制变量滞后一期、补充高管海外经历和企业政治关联的遗漏变量后,实证结果仍然稳健。(3)商贸服务类OFDI经由规模经济效应和竞争效应的作用机制正向影响企业绿色发展,而当地生产类和技术研发类OFDI则分别通过出口效应和逆向技术溢出渠道对企业绿色发展和转型升级产生积极的促进效应。文章为客观评估中国企业对外...     

新常态下中国FDI与OFDI的特征与发展对策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正逐渐进入新常态。双向直接投资将是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向。我国FDI增速将呈现出稳中趋缓的态势,吸引外资将从单纯重规模转向质量、结构、效益并重。FDI产业结构将从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转变,FDI区域布局更加合理。FDI管理体制上将与国际接轨。OFDI将继续保持快速稳定增长,全球布局日趋合理,行业结构不断优化。新常态下,我国应完善有利于外资进入和境外投资的法律法规体系,积极参与多边投资规则谈判,进一步优化提升FDI产业结构,支持本土企业境外投资。     

人口老龄化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倒U”影响效应——理论机制与中日韩比较研究

中日韩三国是东亚典型的人口老龄化国家,日本老龄化程度最高,韩国老龄化速度最快,中国老龄化人口规模最大,人口老龄化对三国人力资本投资产生了重要影响。文章利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对中日韩三国1971—201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分析人口老龄化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关系以及各国人口老龄化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程度,发现三国的拟合图形呈现"倒U型",即人口老龄化对人力资本投资影响先正后负,转折的临界点在10%左右。当跨过临界点后,随着老龄化水平的不断加深,人力资本投资减少的速度将加快,当老龄化水平达到30%左右时,老龄化水平每提高1%,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就会减少1%。同时,由于三国在公共教育支出规模、支出结构、区域分布等个体特征的差异,中国、韩国和日本分别处于倒U型的上升阶段、平稳阶段及下降阶段。日韩两国人口老龄化对公共教育支出发展呈现近似"倒U型"的趋势验证了公共资源存在代际竞争的结论。为了缓解老龄化对公共支出的挤出效应,两国都采取了很多措施,多年来形成了完善的政策制度体系。两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验丰富,但也存在许多教训。日韩两国老龄化对人力资本投资影响态势预示着中国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中国应借鉴日韩两国经验,在控制老龄化快速发展的同时,构建完善的老年人法律保护体系,维护老年人权益,协调公共资源分配,改善教育投入结构。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应对人口老龄化引发的人力资本投资趋向的可能改变,实现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一带一路”国家天然气投资绩效评价及其改进路径

运用超效率数据包络分析(SE-DEA)方法,综合考虑目标国资源现状、政治因素、经济技术、社会条件、市场体制和国际合作情况,构建天然气投资绩效评价线性规划模型,并以2003—2013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天然气投资绩效均值进行聚类,结合规模报酬和投入要素的影子价格分析,提出目标国天然气投资绩效改进路径。结果显示:(1)中国对中亚及北亚、东南亚和南亚的天然气投资普遍处于中高效区,对独联体、中东欧洲和西亚北非地区的天然气投资普遍处于中低效区。(2)高效区国家自2012年起投资绩效处于规模报酬不变阶段,技术水平和国家经济对天然气贸易的依赖程度是影响投资绩效的关键因素。(3)中效区国家投资绩效大多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从2013年起总储量、人文地理和与中国油气合作状况成为影响中效区投资绩效的关键因素。(4)低效区国家投资绩效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国家经济对天然气贸易的依赖程度和技术水平要素是影响低效区投资绩效的关键因素;此外,对于处于低效区的中亚国家资源现状是影响投资绩效的另一关键因素,政治因素则是中东欧洲和独联体国家的关键因素,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投资关键因素则包含社会条件。这意味着,中国要提高在"一带一路"区域的天然气投资绩效,就要针对不同地区投资现状制定改进策略。对于高效区和低效区的中亚国家,未来中国要加强同目标国政府间的沟通,达成"以技术换气条款";对中效区和低效区的中东欧洲、独联体国家可采用与油气企业合作方式降低合作风险;对低效区的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可签订天然气长期贸易合同。     

多重挑战背景下推进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路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显著增强。但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这些挑战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二是国际社会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压缩了中国未来的发展空间;三是战略性资源对外依存度日益攀升加剧了社会经济运行风险;四是生态环境总体仍在恶化使环保工作任重道远;五是失衡的经济社会状况对可持续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内部压力。基于这种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本文提出了今后一定时期尤其是"十二五"期间推进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战略思路:以"低碳绿色"为主导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发展补偿"为抓手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以"严进宽出"为途径缓解国内资源环境压力;以"区别责任"为原则开展生态环境治理;以"自上而下"为措施在全社会构建可持续的生产与消费理念。     

《21世纪议程》:行动与展望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热内卢宣言》、《21世纪议程》和《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3项重要文件。之后,国际社会为推动"里约精神"的落实做出了积极努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每年举行会议,审议《21世纪议程》的执行情况;许多国家制定了国家和地方层面的《21世纪议程》或可持续发展战略;相关国际组织以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为主的活动也十分活跃。人类把发展与环境相协调作为行动准则,各国依据国情制定了促进环境与发展相协调的优先事项,使人类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取得了积极进展:全球经济实现了大幅增长,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在消除贫困等社会发展方面取得显著效果,全球开始进入城市化时代;全球能源资源供应呈现多元化,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成效显著。中国在经济发展滞后、贫困现象较严重背景下,承担了全球实施《21世纪议程》的旗舰角色;并依据本国的具体国情,选择性地学习与借鉴,摸索创造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模式和道路,增加了世界可持续发展方式选择的多样性。20年来,尽管各个国家在可持续发展方面采取了积极行动,但是"里约精神"尚未全面转化为行动,在相关国际承诺与公约的履行方面还需付出巨大努力,仍然面临着重大挑战。如:以气候变化为代表的重大全球性环境问题对人类生存构成的直接威胁加大;生态超载背景下的发展空间争夺更趋激烈;全球性民生问题凸显,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社会风险加大,等等。我们期待:通过"里约+20"大会,使得相关国际制度安排不断形成和完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向全球行动转化;科技创新步伐加快,进一步推动全球向绿色发展转型;加快全球治理体系调整,新兴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全球共同努力解决重大资源环境问题,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国际关系呈现竞争性合作。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确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CO2排放的影响路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何有效利用中国OFDI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该研究基于2003—2018年45个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应用具有阈值和动态特征的面板平滑转换回归(PSTR)模型,评估中国OFDI对CO2排放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线性效应和非线性效应。研究发现:(1)中国OFDI对沿线国家CO2排放的直接影响显著为负。(2)中国OFDI的规模效应增加了沿线国家CO2排放,其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进一步抑制了沿线国家CO2排放,且技术效应在间接效应中占有主导地位。(3)异质性分析表明,中国OFDI的碳减排效应更多体现在低收入国家。针对以上研究发现,文章认为沿线国家应持续引进中国OFDI,并通过提高能效和推广应用清洁能源打破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中国政府应继续鼓励并引导具有竞争力的企业"走出去",充分发挥中国投资对东道国环境的改善作用,放大中国投资对低收入国家的技术溢出效应;中国应根据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对东道国实施差异化投资策略,实现中国投资环境效益最优化。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

确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CO2排放的影响路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何有效利用中国OFDI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该研究基于2003—2018年45个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应用具有阈值和动态特征的面板平滑转换回归(PSTR)模型,评估中国OFDI对CO2排放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线性效应和非线性效应。研究发现:(1)中国OFDI对沿线国家CO2排放的直接影响显著为负。(2)中国OFDI的规模效应增加了沿线国家CO2排放,其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进一步抑制了沿线国家CO2排放,且技术效应在间接效应中占有主导地位。(3)异质性分析表明,中国OFDI的碳减排效应更多体现在低收入国家。针对以上研究发现,文章认为沿线国家应持续引进中国OFDI,并通过提高能效和推广应用清洁能源打破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中国政府应继续鼓励并引导具有竞争力的企业"走出去",充分发挥中国投资对东道国环境的改善作用,放大中国投资对低收入国家的技术溢出效应;中国应根据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对东道国实施差异化投资策略,实现中国投资环境效益最优化。     

中国自然资源消耗与国家资源安全变化趋势

在大量消耗自然资源与付出一定环境代价的基础上 ,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增长 ,未来我国将处于世界发展格局的工业文明边缘极 ,注定将消耗更多的自然资源 ,整个社会经济体系对自然资源和环境问题更为敏感 ,我国对国际自然资源的依存度越来越强 ,其它国家的“中国威胁感”增强。鉴于上述基本趋势 ,中国未来资源安全以不出现重大资源危机为目标相对合理 ,在争取资源安全策略方面应采取的方式为 :①逐渐调整我国社会经济结构 ,使之适应自然资源短缺的现实 ,使整个经济体系资源利用效率化 ;②科学地养护我国现有自然资源基础 ,提高自然资源供给能力 ,使其免遭不可恢复的破坏 ;③全面增强各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积极建造有利于我国充分利用外国资源的国际秩序。     

“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与中亚国家能源合作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来,中国与中亚国家经贸往来日趋活跃,能源关系发展迅速,能源合作已成为中国在中亚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内容和突破口。在此背景下,本文首先分析了中国和中亚国家油气资源供需状况、能源合作的现状,紧接着分析了"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与中亚地区能源合作面临的诸如中国油气企业国际竞争力较弱等挑战,最后就"一带一路"战略下如何深化中国与中亚地区能源合作,提出了加强中国油气企业国际竞争力等对策建议。     

循环经济研究现状与展望

文章分析并综合了循环经济现有的多种视角.认为循环经济是以"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为原则,运用制度和技术手段,实现一定环境资源约束条件下经济增长为目的的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其本体是生产生活系统.落实循环经济需经由主体的行为调整,提高资源使用率,降低废物直接排放量,逐步实现生产、生活与生态共赢的和谐发展.阐述并讨论了循环经济的目标与实现路径、评价指标(体系)、制度建设以及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文章提出应加快完善循环经济的法律体系,修订现有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提高其可操作性.在给予循环经济企业适当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政策的同时,要注意培育多数循环经济企业的自生能力.并指出循环经济的基础理论、物质流方法与其它方法结合、区域循环经济的制度建设与评价、循环经济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国际经验的综合性分析等方面是重要的深入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