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标准基本农田区域分布与建设潜力研究

按照《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标准(TD/T 1003-2012)》要求,本文以长岭县新安镇为例,从高标准基本农田内涵及建设内容出发,构建土地平整工程、灌溉与排水工程、田间道路工程以及农田防护与生态工程4方面15个指标的评价体系,将新安镇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区划分为基本具备条件、稍加整治和全面整治三类区域。结果表明,基本具备高标准条件的基本农田5340.97 hm2,不需进行建设,可直接予以认定;需要稍加整治和全面整治的基本农田面积分别为6690.23 hm2和590.50 hm2,且二者具有较好的建设潜力,经整治后可达到高标准准基本农田建设标准。研究内容为长岭地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项目的选址及规划设计提供依据。     

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的思考与建议

近年来,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日益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大规模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已经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和总体安排。"十二五"时期我国将在已有基础上再建成4亿亩旱涝保收高标准基本农田,此举对于增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加快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以及深化和扩展耕地数量、质量和生态全面管护内涵等具有重要意义。在"十二五"时期要实现既定目标,既面临着建设任务艰巨、资金存在缺口、监管难度较大等困难和挑战,但也具备较为扎实的工作基础,如初步建立了较为科学合理的工作机制、部署开展了各级土地整治规划、颁布出台了相关规章制度等。为确保"十二五"期间完成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任务,文章建议通过积极主动的统筹谋划、大胆务实的改革创新,加快推进这项工作,主要包括:加快编制实施地方各级土地整治规划、健全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工作机制、创新土地整治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机制,以及加大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监管力度等。     

基于差距度与投资度的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研究与应用

进行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需确定建设区域的高标准基本农田的标准值,厘定基本农田现状与建设标准之间的差距,并使资金投资与现状相匹配。该研究根据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标准、实践经验和专家意见选取指标建立评价体系,构建差距度模型(GD)与投资度(II)模型,计量反映基本农田现状与标准之间的差距以及基本农田现状与投资额度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研究区四川省什邡市高标准基本农田的标准值为0.930,已经是高标准基本农田的村7个,面积为1 931.03 hm2,占评价区面积的9.70%,政府暂不投资;在什邡市基本农田中,差距度为1级、2级的分别占19.49%,24.07%,投资额度分别为:1.2×104元/hm2,(1.2-1.8)×104元/hm2,而3级差距度的基本农田占19.74%,投资额为(1.8-2.4)×104元/hm2;4级、5级差距度分别为2 203.79和3 172.51 hm2,投资额度分别为(2.4-3.0)×104元/hm2,3.0×104元/hm2。研究结果表明:差距度能较准确反映各村耕地现状与高标准基本农田的差距,投资度能有效指导建设资金的配置,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资金、时序和空间的安排提供参考。     

基于耕地非市场价值特征的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优化研究

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对于耕地的非市场价值具有重要的提升作用,因此,耕地非市场价值特征是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规模和布局的重要测度,是农民对于耕地多样化需求的重要反映,从耕地非市场价值特征对高标准基本农田规划建设规模和时序进行优化,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以湖北省房县为研究对象,运用PSR模型剖析耕地价值尤其是耕地非市场价值、农户需求与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存在的内在关系,采用改进的揭示偏好法、替代市场法及当量因子法估算耕地非市场价值,并将耕地非市场价值的分布特征与基本农田布局进行比较,检验耕地非市场价值特征是否对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具有指导性,从而对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规模进行优化,最后通过四象限法对高标准基本农田的建设时序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优化后,从建设规模来看,九道乡等四个乡镇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规模变小,而白鹤镇等四个乡镇建设规模增大,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规模存在优化空间。从建设时序来看,尹吉甫镇等六个乡镇作为高标准基本农田的优先建设区,而九道乡等五个乡镇只需适当安排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规模。基于本文得出的规模优化和时序分析结果,通过开展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一方面能使耕地的经济价值最大化,又使社会和生态价值最大化,能够满足当地农民对于耕地多样化的价值需求,体现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目的和意义,另一个方面,能够尽快缓解城市周边优质耕地被侵占而导致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规划编制提供借鉴。     

城市周边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时序研究——以重庆市南岸区为例

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是夯实农业基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抓手。以重庆市南岸区为研究对象,从基础地力、利用条件、区位条件3方面筛选出12个指标,构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综合评价体系,引入熵权法、障碍度模型等测算各评价单元的建设潜力和建设难度系数,最后以行政村为评价单元耦合两者评价结果,提出了南岸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时序。结果表明:南岸区已基本具备高标准基本农田条件的耕地面积约76.6 hm~2,占永久基本农田总量的11%,其余624.19 hm~2耕地可通过土地整治逐步建成高标准基本农田。在空间上,建设潜力较高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东北部广阳镇,建设难度等级呈现出"南高北低"的分布规律,按照先易后难的建设原则,建设时序也需遵循从北向南的规律依次开展整治工程。研究结果可为南岸区高标准基本农田规划实施提供参考。     

基于耕地非市场价值特征的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优化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对于耕地的非市场价值具有重要的提升作用,因此,耕地非市场价值特征是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规模和布局的重要测度,是农民对于耕地多样化需求的重要反映,从耕地非市场价值特征对高标准基本农田规划建设规模和时序进行优化,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以湖北省房县为研究对象,运用PSR模型剖析耕地价值尤其是耕地非市场价值、农户需求与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存在的内在关系,采用改进的揭示偏好法、替代市场法及当量因子法估算耕地非市场价值,并将耕地非市场价值的分布特征与基本农田布局进行比较,检验耕地非市场价值特征是否对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具有指导性,从而对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规模进行优化,最后通过四象限法对高标准基本农田的建设时序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优化后,从建设规模来看,九道乡等四个乡镇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规模变小,而白鹤镇等四个乡镇建设规模增大,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规模存在优化空间。从建设时序来看,尹吉甫镇等六个乡镇作为高标准基本农田的优先建设区,而九道乡等五个乡镇只需适当安排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规模。基于本文得出的规模优化和时序分析结果,通过开展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一方面能使耕地的经济价值最大化,又使社会和生态价值最大化,能够满足当地农民对于耕地多样化的价值需求,体现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目的和意义,另一个方面,能够尽快缓解城市周边优质耕地被侵占而导致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规划编制提供借鉴。     

四川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绩效评价

选取四川省21个市(州)2011-2015年以来3 601个项目为研究对象,构建立足区域特色的"4E"绩效评价体系,运用TOPSIS法对高标准农田建设进行绩效评价。结果表明:(1)四川省高标准农田建设总绩效值为0.4536,市(州)的绩效水平极差较大,高标准农田建设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区域差异;(2)各市(州)经济发展水平对地区高标准农田建设绩效水平有较大影响,尤其是第一产业增加值与绩效水平具有强相关性(R=0.77570.433=R_(0.05,19),两者显著相关);(3)本文以综合绩效观为基础展开评价,改进TOPSIS法体现了绩效评价的多目标特点,易于发现区域差异特征,具有一定适用性。     

黄土丘陵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生态系统服务响应研究——以榆中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为例

随着区域生态服务功能提升与生产功能增强同步成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主要目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生态系统服务响应的定量化评估成为生态型农田建设措施优化与决策的技术前提。论文以榆中县已实施完成的三个典型高标准农刚建没项目为例,应用In VEST模型,结合GIS空间分析技术,定量分析了生境维持、土壤保持、食物供给和景观美学四项生态系统服务对高标准农田建设实施的变化响应及其空间分异特征。结果表明:(1)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实施,使得研究区田坎系数降低,沟渠道路布局更为合理,提高了土地利用的节约集约化程度。但北、中、南部项目由于建设内容的不同,土地利用结构及格局变化存在较大差异。(2)通过重新分配十地资源利用,高标准农田建设改变了田面坡度,降低了土壤侵蚀,进而改善或提高了项目区生态系统服务能力。但四项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的变化却呈现小差异,除了景观美学服务能力变化不明显外,生境维持服务能力稳定中略有提升,土壤保持服务能力得到增强,粮食产量则表现出大幅度提升。(3)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生态系统服务响应具有明显的北、中、南部空间差异性,且在项目区内部田块尺度上的响应也不尽相同。尤其是景观美学服务能力往北部、中部和南部项目区的响应差异较大。论文最后初步探讨了黄土丘陵区生态型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优化策略,强调需根据区域—项目—田块不同尺度自然地理环境要素及其组合的差异,着眼于生态服务正效应的提升及负效应的降低,确定系统化、差别化、精准化、绿色化的建设内容及措施。     

东北黑土区漫岗台地高标准农田质量建设标准研究

为提升耕地质量、增强耕地生态环境安全,目前我国正大规模推进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建设。规范的建设标准是保证高标准农田发展的基本条件,是保证高标准农田质量和提高建设成效的关键。国家已出台大区域高标准农田建设基本标准,但基于高标准农田质量评价结果形成建设标准的研究报道很少。东北黑土区是我国粮食主产区,本文以东北漫岗台地类型区——依兰县为例,针对高标准农田质量建设的实质与内涵,结合研究区实际情况,选择适宜该区域高标准农田质量建设的评价指标9个,运用层次分析法与熵权系数法确定指标综合权重,对高标准农田质量进行评价。评价结果表明,评价单元属于Ⅰ、Ⅱ、Ⅲ、Ⅳ、Ⅴ级的耕地分别占12%、58%、18%、10%和2%。通过对依兰县高标准农田质量建设的主要限制因素的分析,提出依兰县高标准农田质量建设标准,以期为今后黑土区漫岗台地高标准农田质量建设提供可行的参考依据。     

我国基本农田保护制度的政策评价与完善研究

我国基本农田保护制度的变迁是典型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本文从我国基本农田保护制度的概念与内涵谈起,分阶段分析了我国基本农田保护制度的形成与发展的演变过程,重点对改革开放后的基本农田保护制度绩效进行了评价与分析。并对我国现阶段基本农田保护失控的原因进行了制度层面上的分析,最后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基本农田保护的回顾与展望

本文指出我国基本农田保护的必然性,并就基本农田保护内涵展开探讨。通过回顾建国以来我国农田保护工作进展,分析了当前基本农田保护中的问题,提出了今后我国基本农田保护的工作方向     

天津市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设模式研究

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的建设是落实《美丽天津建设纲要》和推进天津科学发展的内在需求,对实验区建设模式的探索是提升实验区发展质量的基本要素。本文系统分析了天津市中心城区、滨海新区和转型区县等三类区域发展面临的不可持续问题,并依此提出了三类实验区的建设思路。在总结当前不同地区可持续发展模式经验的基础上,对天津市三类实验区建设模式进行了设计并提出了主攻方向:中心城区应选择楼宇经济和生态社区模式;滨海新区应选择生态城市模式;转型区县中综合发展型应选择城乡统筹和生态产业模式,循环经济型应选择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模式,生态发展型应选择生态旅游和都市农业模式。最后从指标体系建立、示范工程实施、生态文化体系、人居保障体系和机制体制改革等方面讨论了天津市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的建设对策。     

辽北低山丘陵区耕地后备资源评价体系的初步研究

本文以铁岭西丰低山丘陵区为例,选择地形坡度、坡向、土层厚度、有机质含量、pH值、土壤含盐量、灌溉保证率、交通便捷度等8项评价指标,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评价因素权重,用指数和法计算各评价单元的综合分值,然后进行分等定级。结果表明该地区最适宜开发为耕地的一等地面积为4 104.7公顷,占总后备资源的18.2%,一般适宜开发为耕地的二等地占53.6%,勉强适宜开发为耕地的三等地占11.3%,不适宜开发为耕地占16.9%。根据实地考察和调查访问,这一评价结果符合西丰县实际情况。     

建设资源节约型农业的途径与模式

建设资源节约型农业的根本途径是提高农业生产力。其中主要的措施有:科学利用气候资源,充分发挥气候生产潜力;十分珍惜每寸土地,努力提高土地生产率;大力推行节水措施,扩大农田灌溉面积;科学合理施肥,持续提高单产;提高能源利用率,解决农村能源短缺;实现人畜分粮,缓解人地关系;促进农产品商品流通,提高农业经济效益等。立体农业是发展资源节约型农业的最佳模式,也是中国式的高效益资源节约型农业的重要模式之一。     

规划管制下基本农田保护的经济补偿研究综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针对耕地资源流失速度加快的基本形势,国家实施严厉的管制制度及措施不断强化对优质农田的保护及管理。然而,采取禁止性或限制性强的规划管制制度,严格限制或剥夺管制区域内相关群体使用资源和空间的权利,如未提供相应的补偿和经济援助,将侵害相关群体的发展机会及利益,导致不同分区利益群体福利非均衡,违背环境公平。因此,可以说基本农田保护区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使区域内土地的发展权利受到限制,给保护区内相关群体带来机会及利益的损失。如何从政策层面上探讨实现基本农田保护供给面由非均衡性向均衡性转变的补偿移转制度及举措,构建激励相容的利益分配机制,设计基本农田保护的经济补偿机制,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从研究视角、研究内容及重心、研究难点及实践经验、研究方法及现实需求等方面的变化对国内外当前规划管制下土地发展权利受限,基本农田保护的经济补偿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加以总结分析,为加强我国基本农田保护及构建基本农田保护的经济补偿制度提供借鉴。     

基于产能核算和空间聚类的县级基本农田划定研究

为了实现基本农田划定过程中的质优、集中并重的目标,以鹤峰县为例,结合产能核算、空间聚类、景观破碎度指数等方法探讨构建了一种基本农田划定的新方法。首先基于耕地地形条件、水利设施、产能状况、建设占用可能性和规划约束构建了5个因素12个因子的指标体系和域值型、空间扩散型的指标属性标准化方法以表征研究区耕地质量的空间差异;然后结合空间距离邻近度和景观破碎度指数修正K均值空间聚类法的空间距离和分类数两个参数,通过分析各分类数和耕地破碎度指数的变化趋势、耕地破碎度指数变化率与图斑最小面积的关系确定最佳分类数和最小剔除图斑面积;经K均值空间聚类再结合上级下达鹤峰县基本农田指标确定入选基本农田的耕地面积为16 17235 hm2,质量指数均大于73分,景观破碎度指数为126,实现基本农田划定的质优、集中。其结果为基本农田保护规划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实际工作的深入开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朱溪水库工程弃渣场选址分析与评价

朱溪水库位于台州市仙居县朱溪镇境内,大(2)型水库,总库容1.257亿m3,输水系统长28665m,改复建公路34.77km等。从工程弃渣场场址选择及设计角度进行分析论证,从而提出工程弃渣场进行选址可行性的合理意见。     

近30年江苏省建设用地扩张的时空特征、模式与驱动因素研究

采用Landsat TM/ETM遥感解译数据,综合运用定性与定量方法,分析江苏省1985～2015年建设用地扩张的时空演变特征、类型与模式,通过多元回归和地理探测器方法探索江苏省和各地级市建设用地扩张的时空驱动因子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江苏省建设用地扩张幅度空间上呈现苏南>苏中>苏北的特征,建设用地扩张速率时间上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2005～2010年是快速扩张期。（2)江苏省建设用地扩张呈空间自相关和明显的集聚分布。扩张密度分布呈现以江苏沿江地区为高值中心,沿海及苏北地区为低值连片区的空间分异现象。高-高值区主要分布在城市中心区。（3)江苏省已形成沿长江的城市发展轴带和空间集约的都市连绵区,呈现外延型的空间扩张模式。江苏省建设用地扩张的协调性和稳定性,均出现苏南>苏北的地理空间格局,可分为 4种类型：协调稳定型、不协调稳定型、协调波动型、不协调波动型。(4）建设用地扩张主导时间驱动因子是产业结构转型、人口增长、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和投资增长,第二、三产业比重是扩张的核心时间驱动因素,工业化是驱动建设用地扩张的重要动力。GDP和人口密度是建设用地扩张的主导空间驱动因子。     

煤炭行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与指标体系研究

结合我国煤炭行业的实际发展情况，以煤炭行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为出发点，分析了煤炭行业循环经济的内涵和特点；在总结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与实践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煤炭工业构建煤炭行业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包括煤炭企业模式、工业园区模式和区域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通过定性和定量的方法，理论分析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研究原则，对煤炭行业循环经济具体模式和循环经济发展阶段进行划分，建立起煤炭行业发展循环经济的模糊综合评价模型与指标体系，并通过对煤炭大省——山西省煤炭行业循环经济的案例研究阐述煤炭行业循环经济模式及指标体系评价的应用，为区域煤炭工业发展循环经济提供有益的参考。并对煤炭行业发展循环经济和指标体系的完善提出建议。     

中国三种生态文明建设模式的反思与超越

生态文明建设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生态文明建设有政府主导模式、市场主导模式和社会主导模式三种。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历史证明政府主导模式效果不佳,市场主导模式存在着诸多问题,而社会主导模式则存在着前提困境、思想困境、途径困境和结果困境,因此,本文认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应该实行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面合作的协同治理模式。在我国构建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治理模式应从主体协同、过程协同和外部关系协同三个方面着手,注意处理好三者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