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的经济溢出效应及碳泄漏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国际贸易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具有复杂的环境影响。本文用实证研究方法,以中美贸易为例,分析了2002-2011年中美贸易所产生的经济溢出和碳泄漏。研究结果表明,中美贸易对中美双方的经济增长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也是促进世界碳排放增长的重要因素。中美贸易显著地提高了全球的经济效率,同时损失了一定的环境效率。2002-2011年,中美贸易使世界经济总量增加了302.05亿美元;与此同时中美贸易导致的全球碳排放额外增加量也逐年上升,由78.1 MMTCO2上升到401.96 MMTCO2,十年间累计增加了全球碳排放3 464.78 MMTCO2。中美贸易所导致的全球碳排放效率损失正呈现出越来越大的趋势。2002年中美贸易每t碳泄漏的经济溢出量为0.28美元,2011年这一数值下降到0.08美元,下降了70%以上。贸易在全球化过程中扮演着多重角色,在未来的政策设计中,既要看到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需要对贸易中的碳泄漏给予额外的关注。     

隐含在计算机产品国际贸易中的碳排放流动

本文采用生命周期评价方法,从产品的角度,分析了高能耗产品计算机在国际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及转移情况。分析了计算机贸易中的主要的进出口地区在2002-2013年期间由于计算机贸易导致的隐含碳排放情况。2003后年中国开始取代台湾省成为计算机贸易中隐含碳最大的输入地区,且其隐含碳输入量逐年增长很快。最大的计算机贸易隐含碳流也从2002年的美国到台湾省变成2013年的从美国到中国。从减排温室气体公平与效率双赢的角度考虑,中国和其主要贸易伙伴都用采取积极政策达到减排碳的目标。     

区域间供给驱动的碳排放溢出与反馈效应

减缓区域间的碳排放溢出-反馈效应对中国协调区域发展和实现绿色发展意义重大。本文基于供给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建立了供给视角下三区域碳排放溢出-反馈效应的分析方法,继而测算了2002-2010年中国东、中、西部之间的碳排放溢出-反馈乘数和实际效应。研究发现,在整个研究时期内东、中部对西部以及东、中部之间的溢出乘数有所下降,但西部对东、中部的溢出乘数有所上升。同时,三大地区的反馈乘数则都有所上升。不过,由于各个地区的经济总量都显著上升,因而各区域各种实际的碳排放效应在整个研究时期内都显著上升。东部对中、西部地区的溢出乘数明显小于中、西部对东部地区的溢出乘数,且东部地区的反馈乘数也几乎一直小于中部和西部。不过,由于东部地区的经济总量远远大于中、西部,因而东部地区各种实际的碳排放效应在整个研究时期内都显著大于中、西部地区相应的实际碳排放效应。三大地区碳排放溢出及反馈乘数效应较大的部门很相似,它们都以采掘业及相关下游重工业为主,如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碳排放溢出及反馈乘数效应较小的部门则主要包括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建筑业以及服务业。为减缓区域间供给驱动的碳排放溢出-反馈效应,地区间应当加强在碳减排领域的合作,以此提升区域间供应链的碳排放效率;促进节能减排技术的推广应用以提高各部门特别是碳排放密集型产业的能源利用效率;同时应大力发展清洁型战略新兴产业并严格控制碳密集型产业的扩张,从而优化产业结构。     

国际贸易、碳泄漏与制造业CO_2排放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外贸易的不断拉动,但在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碳排放总量也在迅速增长。本文根据中国1996-2010年的分行业面板数据,测算了27个制造业的碳排放量,并根据碳排放强度将制造业分为低碳制造业和高碳制造业,对其碳排放趋势进行了分行业研究,在此基础上,利用FGLS回归方法验证制造业碳排放EKC的存在性并在模型中加入一些控制变量对结果进行检验,然后在回归方程中加入贸易和工业增加值的交互项考察碳泄漏问题。所得结论如下:整个制造业和低碳制造业无论是人均碳排放还是总的碳排放均符合EKC曲线,而高碳制造业却存在着线性关系;贸易减少了整个制造业和低碳制造业的碳排放,但却增加了高碳制造业的碳排放,总体来说贸易量的增加对于制造业人均碳排放量和总碳排量的影响是有利的;在碳泄漏问题上,制造业和低碳制造业不存在碳泄漏的问题,而高碳制造业则相反,但整体上"污染避难所"假说这一结论在我国不成立,对外贸易对中国制造业碳排放的总体影响是有利的,中国不需要因为减少CO2排放而去限制制造业的对外贸易。但是制造业未来仍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我国应制定有效的低碳政策,引进先进技术,并加大对低碳技术的研发投入,对原有的旧设备进行升级和改造,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针对制造业中高碳制造业的高排放强度,我国应努力做大产业规模,提高能源的利用率和研发资金投入,加快技术进步,达到减排的效果。     

基于物质平衡原则的中国工业碳排放绩效分析

基于物质平衡原则,应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构建了Malmquist碳生产率指数,用以考察碳排放绩效的动态变化。通过该指数的分解,碳排放绩效的变化被分解为技术效率效应、技术变化效应和配置效率效应,从而揭示了提升碳排放绩效的三个重要途径,即技术效率改进、技术进步和配置效率改善。应用上述分析框架,论文分析了1997-2012年期间中国工业碳排放绩效的动态变化及主要来源。结果显示,在全国平均水平上,研究期间中国工业部门的碳排放绩效总体上增长较快,碳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5.8%;碳排放绩效增长的主要来源为配置效率的提高,其次为技术进步,而技术效率的下降起到了抑制作用。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碳排放绩效增长较快,而中西部地区碳排放绩效增长相对较缓。而且这种地区差异还有扩大趋势,其主要原因在于:中西部地区的技术进步速度明显慢于东部地区,而技术效率下降的速度快于东部地区。论文还实证检验了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因素。为了控制变量的空间交互作用,采用了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结果表明:国有化程度、能源自给率对碳排放绩效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研发投入、外贸开放度、外商直接投资、能源价格对碳排放绩效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人力资本的影响不显著。此外,国有化程度、人力资本对碳排放绩效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研发投入、外商直接投资和能源价格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正,而外贸开放度、能源自给率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最后,根据实证结果,论文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全球碳转移网络的解构与影响因素分析北大核心CSCDCSSCI

本文基于WIOD的最新环境账户和世界投入产出表,利用MRIO-SNA模型构建全球碳转移网络,从“关系”视角可视化分析了全球碳转移网络特征,并利用QAP方法揭示全球碳转移网络形成的主要原因。结论显示:①全球碳转移网络呈非均衡发展,呈现出“中心-外围”的结构特征。供给侧与需求侧结构失衡,少数的国家产生了多数的碳排放。其中中国已逐渐成为全球生产侧碳排放网络中心,并且中国在消费侧碳排放网络中的地位也在不断上升,美国和德国始终位于全球消费侧碳排放网络中心。②从个体网络特征来看,各国的网络地位相对比较稳定。2014年出度中心度前三的国家依次为中国、俄罗斯和德国,入度中心度前三的国家依次为美国、德国、中国。其中,中国的入度中心度始终低于出度中心度,说明中国主要是通过供给而不是消费的形式参与到全球碳转移网络中。③块模型分析显示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属于双向溢出板块,美国等发达国家构成主受益板块,且板块间溢出大于板块内溢出,南北国家间存在明显的碳转移关系。④QAP分析显示:地理位置、文化背景对碳排放的空间关联的影响在减弱,全球价值链分工及环境规制等因素正逐渐主导碳转移网络的形成。本文的研究为未来碳减排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方向,各国需要基于新的“关系属性”的视角理解全球碳排放,所谓的“中国气候威胁论”无疑是片面和狭隘的。全球碳减排应该充分考虑各国之间的空间关联关系以及各国产业结构、经济水平上的差异性,在“数量—关系”双控的基础上实行“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协同性减排。     

全球碳转移网络的解构与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WIOD的最新环境账户和世界投入产出表,利用MRIO-SNA模型构建全球碳转移网络,从"关系"视角可视化分析了全球碳转移网络特征,并利用QAP方法揭示全球碳转移网络形成的主要原因。结论显示:①全球碳转移网络呈非均衡发展,呈现出"中心-外围"的结构特征。供给侧与需求侧结构失衡,少数的国家产生了多数的碳排放。其中中国已逐渐成为全球生产侧碳排放网络中心,并且中国在消费侧碳排放网络中的地位也在不断上升,美国和德国始终位于全球消费侧碳排放网络中心。②从个体网络特征来看,各国的网络地位相对比较稳定。2014年出度中心度前三的国家依次为中国、俄罗斯和德国,入度中心度前三的国家依次为美国、德国、中国。其中,中国的入度中心度始终低于出度中心度,说明中国主要是通过供给而不是消费的形式参与到全球碳转移网络中。③块模型分析显示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属于双向溢出板块,美国等发达国家构成主受益板块,且板块间溢出大于板块内溢出,南北国家间存在明显的碳转移关系。④QAP分析显示:地理位置、文化背景对碳排放的空间关联的影响在减弱,全球价值链分工及环境规制等因素正逐渐主导碳转移网络的形成。本文的研究为未来碳减排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方向,各国需要基于新的"关系属性"的视角理解全球碳排放,所谓的"中国气候威胁论"无疑是片面和狭隘的。全球碳减排应该充分考虑各国之间的空间关联关系以及各国产业结构、经济水平上的差异性,在"数量—关系"双控的基础上实行"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协同性减排。     

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估算

采用投入产出法。估算了1997-2006年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对进出口商品都采用中国的碳耗水平所作的保守估计发现：1997-2006年，通过产品的形式，我国为国外排放了大量的碳，1997-2004年。隐含碳净出口占当年碳排放总量的比倒在0．5％-2．7％之间,2004年之后迅速增加。2006年该数字达10％左右。按照日本的碳耗效率对进口产品进行调整后的乐观估计发现。中国为j国该外转移排放的碳数量更为惊人。1997-2002年隐含碳净出口量占当年碳排放总量的12％～14％。2002年之后迅速增加，到2006年，该数字已达29.28％。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中国和其出口国都是这些碳排放的受益者，都应该对气候变化负责。一味对中国增长的碳排放进行指责是不全面的。     

国际跨区碳市场及其能源经济影响评估

建立全球性跨区域碳市场被认为是全球气候治理的有效方式而一直备受关注。即将在2015年建成的欧盟-澳大利亚链接碳市场将成为国际跨区域碳市场的重要尝试。为分析建立多国参与的国际跨区碳市场的全球减排效果及其对各参与国的能源经济影响,本文采用表达能源经济系统相互关系的全球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做出定量研究。模型将全球经济体分为20个经济部门和19个区域,并刻画有17种能源生产技术。同时为模拟全球碳市场政策,模型将碳排放权作为与化石能源消费相绑定的必要投入考虑到经济部门的各个生产与消费环节当中。在外生设置碳排放配额的同时,模型允许碳排放权像商品一样在不同区域与部门之间进行交易。考虑到全球碳市场的进展速度,本文选取2020年为研究时点,分别设计了四种情景(参考情景、独立碳市场情景、欧盟-澳大利亚链接情景以及中国-欧盟-澳大利亚链接情景)来探讨欧盟、中国、澳大利亚三国参与下的全球碳市场及其影响。研究表明,在各国2020年减排目标约束下各国碳市场的排放权价格有较大差别,澳大利亚碳价最高(32美元/t CO2),欧盟价格稍低(17.5美元/t CO2),而中国碳价最低(10美元/t CO2)。同时尽管中国的相对减排量(3%)低于欧盟(9%)与澳大利亚(18%),中国的绝对减排量也远远大于欧盟与澳大利亚两个国家。由于中国相对减排成本较低,中国加入欧盟-澳大利亚链接碳市场将促使国际碳价从22美元/t降至12美元/t,欧盟和澳大利亚分别向中国转移71%和81%的本国减排任务,同时分别获得0.03%和0.06%的福利增加。由于排放约束影响,中国工业部门的能效提升1.4%,煤炭发电量下降3.3%,而清洁能源发电量则上升3.5%。     

中国省际碳排放转移的福利溢出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为测算中国省际贸易下的碳排放转移,从排放责任的角度讨论排放结构、转移流向及福利溢出效应,该研究基于2015和2017年多区域投入产出表,构建碳排放转移核算模型,引入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作为社会福利的代理变量,并利用最小二乘回归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考察碳排放转移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2015—2017年,中国直接碳排放在总量上略有增长,整体表现出“西低东高”空间分布特征,但碳排放强度得到显著改善。②各省份生产侧和消费侧碳排放在排放总量和排放结构上均存在较大差异。内需排放、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调入、调出是构成省域碳排放的主要部分,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碳泄漏”有所降低。③北部沿海和黄河中游地区是碳排放的主要流入地区,东部沿海、京津地区、长江中游地区以及广东是碳排放的主要流出地区,省际碳排放转移呈现自东向西、由沿海向内陆的转移趋势。④碳排放转入对社会福利具有负向溢出效应,碳排放转出、外资规模和产业结构对社会福利具有正向溢出效应。碳排放转入的负向福利溢出效应表现为“西高东低”的特征,且随时间变化不明显;碳排放转出的正向溢出效应从自南向北逐渐递减的趋势转变为自东、西向中部逐渐增强的趋势。上述结论对地区碳减排政策制定及碳排放权配额分配具有启示意义,应充分把握碳排放转移特征,从差异化制定地区减排政策、因地制宜推进区域节能降碳、考虑“责任共担”原则以及充分发挥碳交易市场作用等方面采取措施,为推动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研究思路和理论依据。     

2011—2020年中国大豆生产碳排放效率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准确分析大豆生产碳排放效率与影响因素,可为加快实现大豆生产碳减排提供理论依据与数据支撑。目前,鲜有关于中国大豆生产碳排放效率的研究,且尚未有关于大豆生产碳排放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因此,该研究在选用生命周期评价法核算2011—2020年中国大豆生产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量的基础上,采用含有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算中国大豆生产碳排放效率,并基于Tobit模型探究影响中国大豆生产碳排放效率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1)大豆生产碳排放总量呈现“上升—下降—上升”的3阶段变化特征,2020年大豆生产碳排放总量较2011年提升了47.70%;2020年单位产值大豆生产碳排放为7.48 t/万元,较2011年的5.64 t/万元增长了32.62%;大豆生产的碳排放强度则由2011年的5.16 t/hm²增至2020年的6.09 t/hm²,增长了18.02%。尽管碳排放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其中,黑龙江属于大豆生产碳排放总量大、单位产值碳排放高、碳排放强度高的地区,碳减排压力较大。(2)大豆生产碳排放效率呈先降后升的演变趋势,均值为0.78...     

美国征收碳关税对中国碳减排和经济的影响

本文基于全球贸易分析-能源模型(GTAP-E),采用递归动态方法,全面分析美国在2020年针对中国和印度等未实施减排限额的发展中国家实施碳关税对中国碳减排与经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征收碳关税对我国宏观经济将造成较显著冲击,将导致中国产品贸易流向、贸易结构和生产结构出现显著调整。其中,化学橡胶及塑料制品、机器设备制造、金属冶炼加工产品等隐含碳含量高且对美国市场依赖程度高的部门出口将较大幅度下降,生产遭受较严重的负面影响;此外,与这些产业部门紧密相关的上游资源产品等部门因需求降低也将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其他产业部门则由于生产要素价格下降,生产成本降低,出口和产出将有所增长。虽然美国实施碳关税能降低中国及全球碳排放,但是作用非常有限。基于研究结果,我们提出国家需要防范美国碳关税所导致的贸易和经济风险,并特别注意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同时采用碳关税的综合影响。另一方面,中国可以考虑基于"避免双重征税"的原则在国内主动实施碳税,以应对碳关税的实施;同时,需要加强在不同情景下中国主动征收碳税以应对碳关税的相关研究。     

数字经济对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及门槛效应

旅游业是信息密集型行业，与数字经济具有天然适配性。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求下，提升旅游业碳排放效率问题日益紧迫，而数字经济的发展为旅游业碳排放效率提升提供了新契机。科学评价数字经济对区域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效应，有助于依托数字经济赋能旅游业节能减排，为旅游业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支撑。该研究基于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份数据，利用地理加权回归和双重门槛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1)全国旅游业碳排放效率整体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在研究期内呈现出显著上升趋势，且在空间上呈现出“东南高，西北低，中部均衡”的格局。(2)数字经济发展对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GWR模型结论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旅游业实现低碳绿色转型。(3)数字经济对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提升存在双重门槛，且表现出倒“U”型非线性关系。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小于第一门槛值时，旅游发展显著正向促进旅游业碳排放效率；当该值处于第一和第二门槛值之间时，这种正向促进影响变小；当该值大于第二门槛值时，则为负向影响。因此，该研究建议：应加大数字经济...     

基于碳排放权价值的中国省域绿色贸易利益测度北大核心CSCDCSSCI

作为碳排放大国和出口强国,中国获得贸易顺差的背后是生产出口产品所带来的巨量碳排放。科学测算碳排放导致的价值损失,对“双碳”目标下的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通过构建嵌入式多区域投入产出表,从双边贸易层面和行业层面,分析中国30个省份进出口贸易隐含碳的现状,并利用碳排放权价值测算各省份对外贸易的环境净损失;在增加值贸易利益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中国省域绿色贸易利益。研究表明,从双边贸易层面看,中国省域出口贸易隐含碳主要由美国和欧盟转入,进口贸易隐含碳主要向巴西、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和土耳其转出。对东盟贸易隐含碳占比较大的省份主要位于西南地区,对BRIIMT贸易隐含碳占比较大的省份主要位于北部地区,对日韩贸易隐含碳占比较大的省份主要位于东部地区。从行业层面看,出口贸易隐含碳集中在制造业和电热生产供应业,占比之和超过70%,且各省份的行业结构具有一定差异性。进口贸易隐含碳集中在电热生产供应业和运输业,占比之和约63%。引入碳排放权价值后,中国30省份的绿色贸易利益相比于增加值贸易利益减少0.94%。作为隐含碳净出口国,中国有28个省份在对外贸易中承担环境净损失。其中新疆和甘肃环境净损失的比重最高,分别为69.29%和57.43%。天津、吉林等7个省份在损失增加值贸易利益的同时,还承担着净出口贸易隐含碳带来的环境污染。针对结论,该研究提出大力发展清洁能源、省域间差异化减排、优化对外贸易结构的建议。     

基于随机前沿分析方法的碳排放效率分析

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迅速提升,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为增强我国的整体实力作出了很大贡献。然而发展的同时带来了大量的碳排放,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资源耗用等问题,给人们的生存带来了负面影响,经济快速发展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之间的矛盾也与日俱增,为此降低碳排放,提高碳排放效率,发展低碳经济势在必行。文章采用随机前沿分析(SFA)的方法,从生产要素出发选取城市化率、人均道路面积、人均绿地面积、绿化覆盖率、第三产业比重、八大耗能行业比重、RD经费投入强度、环保投资指数、从业人员占总人口比重等九个相对量指标作为投入要素,将单位碳排GDP产出作为产出要素,计算并分析我国30个省域2006年和2011年的碳排放效率。分析结果显示:30个省域中只有北京、河北、上海、宁夏、新疆的碳排放效率是下降的,其他省域的碳排放效率都是上升的,而且不同地区之间差异较大。针对不同省域碳排放效率的不同发展趋势提出相关的政策和建议。     

中部六省经济增长方式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基于Tapio脱钩模型、面板数据的滞后期工具变量法的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本文综合运用Tapio脱钩模型、面板协整检验、滞后期工具变量法和碳排放峰值预测,使用1995-2012年的18年长面板数据,研究中部六省经济增长方式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研究思路是先用Tapio脱钩模型考察中部各省经济增长与碳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量和碳强度之间的关系,找到中部各省的个体差异和共性,接着检验经济增长与碳排放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在确定两者存在长期均衡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省际面板数据和滞后期工具变量具体考察中部六省经济增长中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城镇化水平、对外贸易和技术进步与碳排放总量和碳强度的关系,归纳经济增长方式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最后根据回归方程和中部六省的基础数据预测碳排放峰值的到来时间。得出中部六省经济增长对于化石能源的依赖程度经历了由弱到强再到弱的过程,经济增长方式经历了一个由集约到粗放再回到相对集约的过程;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中部六省人均GDP增长对人均碳排放增长的贡献弹性还很大,即人均GDP每升高1%,碳排放总量会上升1.246 7%;中部六省存在碳排放和碳强度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火力发电对中部六省的碳排放和碳强度产生正的影响,前后两年间火力发电比例每提高1%,中部六省内碳排放量和碳强度将分别提高0.505 1%和0.370 3%,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有利于中部六省的碳减排工作,前后两年间的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和研发强度代表的技术进步每提高1%,中部六省碳排放量将会分别降低2.286 1%、3.845 3%和48.167 6%,碳强度将会分别下降1.919 4%、3.163 0%、48.996 4%,城镇化和地区开放程度对中部六省的碳排放影响不显著,中部六省经济增长方式对区域碳排放量和碳强度的影响是一致的;目前各省均已越过碳强度峰值,但还远未越过碳排放峰值。在经济"新常态"下,通过强化中部六省碳减排的协同合作和跨区域治理,打造中部碳交易市场和碳金融中心,调整产业结构、促进技术进步,积极发展低碳产业,中部六省很有可能提前在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     

中部六省经济增长方式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基于Tapio脱钩模型、面板数据的滞后期工具变量法的研究

本文综合运用Tapio脱钩模型、面板协整检验、滞后期工具变量法和碳排放峰值预测,使用1995-2012年的18年长面板数据,研究中部六省经济增长方式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研究思路是先用Tapio脱钩模型考察中部各省经济增长与碳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量和碳强度之间的关系,找到中部各省的个体差异和共性,接着检验经济增长与碳排放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在确定两者存在长期均衡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省际面板数据和滞后期工具变量具体考察中部六省经济增长中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城镇化水平、对外贸易和技术进步与碳排放总量和碳强度的关系,归纳经济增长方式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最后根据回归方程和中部六省的基础数据预测碳排放峰值的到来时间。得出中部六省经济增长对于化石能源的依赖程度经历了由弱到强再到弱的过程,经济增长方式经历了一个由集约到粗放再回到相对集约的过程;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中部六省人均GDP增长对人均碳排放增长的贡献弹性还很大,即人均GDP每升高1%,碳排放总量会上升1.246 7%;中部六省存在碳排放和碳强度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火力发电对中部六省的碳排放和碳强度产生正的影响,前后两年间火力发电比例每提高1%,中部六省内碳排放量和碳强度将分别提高0.505 1%和0.370 3%,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有利于中部六省的碳减排工作,前后两年间的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和研发强度代表的技术进步每提高1%,中部六省碳排放量将会分别降低2.286 1%、3.845 3%和48.167 6%,碳强度将会分别下降1.919 4%、3.163 0%、48.996 4%,城镇化和地区开放程度对中部六省的碳排放影响不显著,中部六省经济增长方式对区域碳排放量和碳强度的影响是一致的;目前各省均已越过碳强度峰值,但还远未越过碳排放峰值。在经济"新常态"下,通过强化中部六省碳减排的协同合作和跨区域治理,打造中部碳交易市场和碳金融中心,调整产业结构、促进技术进步,积极发展低碳产业,中部六省很有可能提前在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     

基于系统建模的城市土地利用碳达峰仿真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实现碳达峰是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危机的关键举措。按照“理论-模型-实证”逻辑框架,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构建城市土地-经济-碳排放系统动力学模型,对江苏省城市碳达峰路径进行多情景仿真模拟。结果表明：(1)江苏省未来经济总量、结构持续增长优化,增加第三产业投资能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但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2)城市用地呈不断增长趋势,但其增长动力持续减弱,在减碳发展情景下,城市建设用地总量在2033年达到峰值5 514.96 km²,出现“城市收缩”现象;(3)产业结构和能源效率优化能降低城市能耗需求,但其仍保持增长趋势,在减碳发展情景下,江苏省最快于2025年达到CO₂排放量峰值65 790万t,相对于持续上涨的CO₂排放量,现有碳汇用地对实现碳达峰目标作用有限。因此,针对实现碳达峰的主要影响因素,提出：在稳定经济增长的同时,从提升能源和用地效率入手降低能源需求和碳汇用地损失,加快技术创新优化能源供给结构,进而实现碳达峰目标。     

中国省际碳排放效率的空间计量

本文基于至强有效前沿的最小距离法测算了我国1998-2011年的省际CO2排放效率,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效率达到生产前沿后在投入或产出方面所做出的改动最小。然后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省际碳排放效率的区域差异性以及空间相关性,最后运用1998-201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建立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样本期内,我国省际碳排放效率表现出较大的省际差异性,东部沿海省份的平均碳排放效率显著高于内陆省份。分地区看,东部地区的碳排放效率走势相对平稳,全国及中西部地区的碳排放效率则呈现出"U"型曲线的走势,并且东部地区的碳排放效率明显要高于中西部地区;空间自相关Moran’s I检验显示,省际碳排放效率在空间上存在着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具有明显的集群趋势,而空间LISA图则表明省际碳排放效率不仅具有空间依赖性的特征,同时也有空间异质性的表现;经济规模、工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效率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对外开放、企业所有制结构以及政府干预对碳排放效率有正向影响,而产业结构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则不显著。因此,对于将来中国提高碳排放效率工作的重点应该是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着重调整工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同时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的质量,加强政府的碳减排工作力度。     

中国典型沿海工业城市碳排放达峰分析

中国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是实现《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在2030年之前CO_2排放达峰承诺的重要内容。近几年进入"再工业化"的中国沿海工业城市,产业结构的"重工业化"、能源消耗"高碳化"导致CO_2排放总量不断增加,使得单位GDP能耗从低于过渡到高于全国水平。本文选取中国沿海工业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Tapio脱钩模型,探讨了2011-2014年沿海工业城市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关系,并对2015-2030年沿海工业城市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关系进行了预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