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绿色经济发展中的诸方博弈研究

绿色经济是人类经济发展的新方向,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和经济模式。发展绿色经济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多方博弈过程。本文通过建立"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模型、精炼贝叶斯博弈模型和一般博弈模型,分析了绿色经济体系构建中的诸方利益博弈关系。不同的博弈主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中央政府以公共利益长期化为核心的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诉求、地方政府政绩导向诉求、企业围绕利润最大化原则和消费者在一定观念指导下的效用最大化原则,诸方利益诉求的交集在于实现社会经济的绿色化,减少污染。研究结果表明,发展绿色经济的政策目标和责任目标与政策执行人员自身利益相挂钩的制度安排是制约污染者的有效路径,制度实施机制对制度实施程度及效率有直接的影响。因此,建议通过建立监管者的奖励机制、引导正确的社会舆论评价、提高执法者的综合素质,强化企业治理污染的约束机制和提高对消费者绿色消费的补贴机制才能妥善处理博弈各方的利益诉求,顺利实现绿色经济发展。     

农业绿色流通的动力机制——基于三方博弈模型的均衡分析

农业绿色流通既是通过农业全产业链绿色流通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举措,更是实现整个经济体系全域性绿色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该研究从产业链视角出发,探究农业绿色流通内部的动力机制,能够更加精准更加高效地实施相应对策推进农业绿色流通发展,进而通过农业绿色流通推动农业全产业链绿色发展。在农业绿色流通机制中,农户对于农产品流通和信息传递的双重作用使其将政府与消费者有效衔接在一起,三者相互制约同时又相互促进各自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实现。结合农业绿色流通机制的特征,将政府、农户、消费者三方引入到同一逻辑框架内,构建相应博弈模型,博弈环境和参与者自身情况的差异对博弈均衡结果均会产生影响。通过对不同博弈环境下三方博弈模型均衡结果的推导和比较可以发现：(1)政府的推广成本是决定其在农产品销售中竞争力的根本因素,具有推广成本优势的地方政府在任何博弈环境中都会更占优势。(2)农户的绝对成本具有无关性,其相对成本通过改变农户对农产品匹配状态的关心程度影响博弈结果。(3)补贴信息不对称将使农户获益,但不会改变农户对农产品匹配状态的关心程度,其不利于消费者和推广成本劣势的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应充分考虑推广成本、补贴成本...     

政府环境监管与企业污染的博弈分析及对策研究

企业不考虑环境成本追求利润造成了严重环境污染,利用市场机制很难解决此类外部性问题,政府规制介入成为必然. 政府环境管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实际上是相关主体之间的博弈过程,可以用博弈方法来研究政府环境管制政策的效果.现有博弈分析中存在忽视环境污染给政府和企业分别带来政治成本与声誉成本的重大缺陷,造成理论不能解释现实世界.本文在引入上述成本的基础上运用博弈分析方法对政府环境监管与企业污染治理的互动决策进行深入探讨,结果表明: 减少政府因企业污染带来的收益、降低政府监管成本、加大对企业污染的处罚等有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而且,建立以增加企业污染的声誉成本以及提高地方政府纵容污染的政治成本等非物质成本的制度建设是改善环境质量的重要方向.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扩散的演化博弈分析

环境污染问题的日趋严重,使社会环境参与者对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要求不断加深,监督力度也随之加强。政府、创新企业以及公众消费者之间存在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利益关系,同时多方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准则也将影响绿色技术创新在社会系统中的扩散,因此,探究三方利益相关者对绿色创新行为以及绿色创新扩散的影响成为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通过借鉴利益相关者理论,对社会系统中参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利益、权利分析,构建政府、企业与公众消费者之间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根据演化的仿生学研究,引入Lotka-Volterra模型,探究环境利益相关者的规制行为,对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扩散的演化影响,利用Matlab仿真工具,对演化博弈以及仿生演化模型进行数学推导求解并赋值仿真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利益相关者的污染抵制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扩散;高强度的污染税收、低强度的公众环保宣传与适度的创新激励补偿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果最明显;公众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推广促进其在社会系统中的扩散,而政府对于绿色创新技术的过度推广,则会降低绿色创新扩散效率。本文的研究对社会环境监管参与者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第一,政府作为绿色创新的推动者及环境监管的权利机关,应注重把握监管力度,合理选择环境规制手段、规划环境规制成本,防止过激手段的实施对绿色技术创新带来的阻碍;第二,公众消费者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更为广泛,因此,消费者应从自身做起,杜绝非环保产品,不断推动社会绿色创新技术的发展。第三,企业作为绿色技术创新的生产方,应将环境保护作为己任,努力研发环保类产品,减少环境污染及能源的消耗。     

双重治理体制下政府碳排放监管博弈分析

中国式分权管理、官员晋升考核的经济锦标赛制度使得地方政府在多目标决策时更关注于经济增长而非环境保护,致使环境规制政策难以有效落到实处。基于国家和企业面临的日趋严峻的碳排放约束和2017年后逐渐形成的阶梯式碳税体系,构建了中央、地方双重治理体制下,中央、地方环保部门同碳排放企业间的三方博弈模型,分析了双层治理体制下实施阶梯式碳税政策对不同主体行为的影响。模型均衡分析和仿真研究发现:双重治理体制下,地方政府对经济绩效的追求会导致地方环保部门放松环境监管,弱化了环境规制的碳减排绩效;实施阶梯式碳税时,企业偷排行为与地方环保部门的检查成本和中央环保部门的审查成本正相关,与偷排惩罚系数反相关,合理的碳排放标准对约束企业的偷排倾向和偷排量有重要影响;实行阶梯式碳税比单一的标准碳税对提升地方环保部门的监管绩效具有更好的激励效果,而单纯的经济手段无法激发地方环保部门的检查积极性,还应辅之以行政手段等其他约束措施。为强化环境规制政策效果,切实达成预期的碳减排目标,必须从制度上打破环境规制的中央-地方双层治理体制,改变政府官员的晋升考核标准。探索实行环保部门的中央垂直管理并合理划分双方权限,将环保指标纳入官员晋升考核,有助于更好地提升地方环保部门的检查激励;尽快建成完善的碳税体系和全国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科学制定阶梯式碳税标准和配额标准;同时还应加大执法力度和中央环保部门的审查力度,引入第三方参与以降低环境规制的监管成本等。     

水权交易第三方效应辨识研究

水权交易是提高水资源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率的有效途径,且在不少缺水地区开始实施并日渐活跃.但交易过程中常常会优先考虑交易主体的利益,而交易所影响到的第三方由于没有契约保护,常常未能进入水权交易的博弈过程,第三方效应的存在是对水权市场效率和公平的严峻挑战.本文在研读大量国内外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辨识水权交易对不同的客体所产生的生态正效应、当地经济正效应、技术进步正效应三种正效应和水资源供给可靠性负效应、农村经济负效应、回流水量负效应、水质负效应、水源地负效应等七种第三方负效应.通过对这些正、负效应的辨识,揭示水权交易第三方效应的丰富外延,也有助于认识和解决水权交易中的效率和公平问题.     

政府补贴在新能源汽车充电桩产业中的作用: 三方博弈视角北大核心CSCDCSSCI

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2020年我国提出了“新基建”的发展方向,充电桩产业作为“新基建”的七大产业之一,不仅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升级,更为无线充电、储能、微电网和新能源消纳等新兴产业提供发展空间。因此对于充电桩产业而言,政府的支持作用非常重要,为了有效地探讨政府在充电桩产业的补贴政策效用,促进充电桩产业健康发展,文章基于博弈模型探讨了政府对充电桩运营商与换电站运营商不同的博弈策略演化过程。首先结合我国政府对充电桩产业的补贴方式,将充电桩与换电站的补贴进行归类,将充电桩运营商获得的补贴归为运营补贴,将换电站获得的补贴归为投资额补贴。然后构建了包括政府、运营商和用户三方之间的博弈模型,针对换电站运营商和充电桩运营商两种方式运用逆向归纳法求得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解。通过纳什均衡解可以看到,运营商的最优投资额与最优建设数量均与政府补贴力度呈正相关;当运营商的盈利能力与获得补贴额度增加时,用户对电动汽车的使用意愿增强;政策效果与政府管理效益紧密相关。结论显示:用户与运营商的决策均与运营商的管理效率系数呈负相关,政府补贴政策的效果受其管理效用影响,因此,在政府未来的补贴政策执行阶段,政府需要创新和提升管理效用;政府可以将补贴政策作为充电桩产业发展的撬动点,构建完善的充电基础设施产业生态体系,也是未来政府推进充电桩产业发展的下一个发力点。     

政府监管模式与企业污染排放演化博弈分析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的矛盾不断加剧,政府对环境进行监管已经迫在眉睫。基于我国现实国情,针对政府不同监管模式,采用演化博弈理论建立企业与政府间博弈的复制动态方程,得到不同情形下企业和政府博弈的进化稳定策略,分析了监管成功率、第三方举报概率等现实参数对策略的影响。结论表明:企业违规行为主要受违规惩罚力度、第三方监管力度以及政府监管成功率的影响;政府部门若能在演化博弈过渡时期审时度势、分阶段实施不同措施,就可以有效遏制企业的违规行为。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对我国环境污染问题的进一步解决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重庆市绿色物业管理措施与居民归属感关系实证研究

本文在现有的绿色物业管理导则的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及访谈,对重庆市社区居民展开了居住区绿色物业管理措施满意度以及社区归属感情况调查,构建了以节能、节水、垃圾处理、环境绿化和污染治理为影响因素的评价模型。研究表明:社区居民的归属感随着绿色物业管理措施中的节能管理、垃圾处理、环境绿化和污染治理措施的改进而线性递增,其中环境绿化管理的回归系数最大;受访者对重庆市绿色物业管理措施以及社区归属感的总体评价一般。重庆市社区物业应该在设置节能奖励、积极开展节水管理、引导居民使用可重复使用产品、改善绿地灌溉方式以及提高社区污染治理水平方面有所提高。     

旅游地利益主体博弈关系变迁的演进论解释

旅游地相关利益主体博弈关系实则是一个随旅游地自然、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变化而动态演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容易产生摩擦冲突的复杂过程.现有理论研究虽从多种角度对此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但基于构成论意义上的静态、机械逻辑分析与演绎体系使得对其关系的考察背离了真实演化状况,并且研究成果多以个案分析为主,仅对旅游地利益主体微观、局部关系进行考察,尚未从宏观整体上建立旅游地利益主体博弈关系演化的研究范式与共同纲领.本文正是在关注上述问题的基础上对现今旅游地利益主体关系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辨析其研究现状与不足,提出以旅游地演化理论为指导,从时空角度动态审视旅游地利益主体博弈关系的演化过程及其规律性、演示其关系的演化轨迹与逻辑内涵,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旅游地利益主体博弈关系演化理论研究框架,并展望其今后的研究方向与思路.     

现实中缺位的第三方: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核心问题

现代市场经济促成了“两个人世界”的形成，被忽略的第三方是导致资源环境问题与不公平的主要原因。在利益化取向的人类行为中，必须提高主体的道德习惯和信仰，才能在利益的相互角逐中兼顾第三方的利益，即生态环境和“不在场”的下一代人的利益。     

退耕还林:农户、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关系

自退耕还林工程实施以来,该工程进展顺利,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随着财政补贴陆续到期,却未能解决退耕还林农户的长远生计问题.从博弈论的视角探讨退耕还林实施中的行为主体关系有利于该工程成果的巩固和工程的持续推进.文章首先评述退耕还林的相关文献,然后,用动态博弈模型分析农户与政府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互动关系.文章得出的关键结论有:在贴现因子足够大的条件下任何短期的机会主义行为所带来的收益都小于长期合作所带来的长远收益,农户和政府采取长期合作是理性的选择行为;在中央政府先行动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实施退耕还林工程所带来的收益要大于中央政府后行动所带来的收益.基于上述结论,文章提出要确保国家政策的稳定性从而提高政府的信誉度、永久性地对退耕还林农户发放财政补贴、提高农户的贴现值从而稳定其预期、确保地方政府执行退耕还林工程的收益等政策建议.     

多元监管工具如何促进制造企业绿色生产行为？

通过政府规范与引导,促使企业采取绿色生产行为,对摒弃粗放式生产方式推动经济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全国592家制造企业微观调研数据,运用有序回归模型与链式中介模型,研究监管工具对企业绿色生产行为的推进效果及在推进过程中监管工具间的交互效应,并探究监管工具对企业的作用机制。实证发现：(1)法律法规型、行业标准型、经济激励型、宣传教育型和信息引导型五类监管工具均能促进企业绿色生产行为的发生;(2)多元监管工具在推进企业绿色生产进程中,存在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即多元监管工具同时作用于企业绿色生产行为时,既可能产生政策合力,也会存在政策效应抵消的现象;(3)监管工具干预不同性质企业时,政策边际效果存在差别,而监管工具干预不同规模、地区的企业时,政策异质性不显著;(4)绿色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在监管工具推进企业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过程中,具有部分链式中介作用。在推进制造企业绿色生产的实践中,政府应拓展监管工具种类,丰富监管工具规范形式;科学评估监管工具的政策效能,发挥多元监管工具的协同效应;关注异质性企业的政策偏好,实施精准施策;准确把握监管工具的作用机制,提高监管工具的干预效率。该研究从多元监管...     

考虑碳税和产品绿色度的闭环供应链网络Nash博弈均衡模型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的逐渐加剧和部分资源日渐枯竭,减少碳排放并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已成为世界范围内共同关注的热点议题之一,多数国家对温室气体排放采取了多种形式的限制措施,其中碳税是较为常见的政府政策。考虑到制造企业的生产与再制造活动是碳排放的重要来源,为应对碳税政策,制造商可对产品进行低碳技术投资来提升产品的绿色度水平。通常产品绿色度水平越高,则单位产品的碳排放量越低。故在此背景下,企业如何在增加的投资额与降低的碳排放量之间进行权衡,进而得出最优的生产/再制造与定价策略是其面临的重要决策问题。本文以变分不等式、互补理论和拉格朗日对偶理论为基础,在考虑闭环供应链网络同类成员竞争的基础上,结合制造商在产品设计过程中的绿色度决策,在政府碳税和补贴政策下建立了消费者具有低碳偏好的闭环供应链网络均衡模型。结合变分不等式的修正投影收缩算法,设计了模型求解程序。在数值算例中,分析了政府碳税和补贴、回收比例因子以及消费者低碳偏好的变化对产品绿色度决策、产量与价格决策以及企业利润的影响,进而给出相应的管理学启示。结果表明:政府一方面需合理选择补贴力度,补贴过低无法充分发挥该机制的作用,而补贴过高又影响政策效果;另一方面,政府应引导企业将回收比例设置在合理区间内,具体应结合再制造成本节约水平与产品的绿色度水平综合选取。碳税机制是一种值得推广的碳减排机制,可促使企业选择低碳生产技术减少碳排放量并使利润略有增加。尽管制造商利润随消费者低碳意识的提高而略有改善,但其更应依靠政府等外部力量来提升消费者的低碳偏好意识。本文所得结论对低碳供应链研究和政府政策设计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外部环境、绿色管理与环境绩效的关系

在要求发展低碳经济的背景下,如何促使企业加强绿色管理,提高环境绩效正日益成为社会所关注的焦点。文章基于外部环境视角,揭示影响企业绿色管理与环境绩效的三个因素;通过对东莞家具产业127份企业样本的采集分析,提出并验证外部环境对绿色管理与环境绩效的影响机制整合模型。研究发现,制度因素和技术相容性通过主动的行政管理这一部分中介对环境绩效产生积极影响,客户因素则通过完全中介变量主动的行政管理对环境绩效产生积极影响。环保法规的完善、绿色技术的兼容以及客户绿色消费意识的提高对企业进行绿色管理将会产生重要影响。今后构建并且不断完善具有约束力的外部环境是提高企业环境绩效的重要途径。     

黄河流域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

从系统论角度探讨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技术创新对绿色发展的驱动作用,以及绿色发展对技术创新的导向作用是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重大国家战略的基础。基于2004—2019年的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利用耦合协调模型、Dagum基尼系数等方法,探讨黄河流域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研究发现：黄河流域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仅为0.336 3,处于较低水平。样本期内,耦合协调水平增长较为缓慢并呈现较大波动性的特征,主要由低水平的绿色发展所致。黄河流域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水平的提升主要依靠技术创新的单极作用,而绿色发展对二者耦合协调水平的提升存在抑制作用。黄河流域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的空间外溢效应较弱,并且在数值上波动剧烈,空间外溢性低严重影响着黄河流域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进一步地,黄河流域的两大城市郑州和济南,均没有发挥其作为龙头城市的带动作用,黄河流域还未形成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相互促进的内生发展机制,这不利于黄河流域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的协调提升。据此认为：未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治理之路应牢筑绿色可持续发展底线,...     

三种供需关系论

本文提出在人与自然组成的环境－社会系统中存在着三种有决定性意义的供需关系,分析了这三者的异同与联系,剖析了它们在人类社会运行、发展中和及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     

我国耕地资源安全保障主体的行为倾向与博弈关系

耕地资源安全是耕地保护的上升形式,从耕地资源安全的高度探讨其保障主体行为对于找出当前耕地保护政策失效原因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从耕地资源安全的概念和保障主体分类入手,分析了各保障主体的行为倾向和博弈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耕地资源安全保障主体主要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在耕地资源数量安全保障方面.中央政府的积极性强于农民,农民的积极性又要强于地方政府;在耕地资源质量和生态安全保障方面,各保障主体的保障积极性都要弱于数量安全,但中央政府的保障积极性仍最高,地方政府和农民均消极应对;各保障主体的行为倾向和博弈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耕地资源安全保障政策的总体目标,而从法律上明确保障主体的权利、义务及其行为约束制度有助于规范我国耕地资源安全保障主体的行为.     

绿色投资对绿色福利的影响机制研究

提升居民绿色福利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体现,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根本要求。基于此背景,从绿色投资的视角,探讨提升绿色福利的路径。首先,依据Lucas-Uzawa的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构建绿色投资对绿色福利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其次,利用1999—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Super-SBM方法测定各地区绿色福利;最后,利用系统GMM方法,结合双重差分法(DID),实证分析了绿色投资对绿色福利的影响及传导途径。结果表明:①中国各省域绿色投资与绿色福利之间在1%显著水平上呈现出正向关系,绿色投资每增加100%,居民绿色福利增加1.21%。因此,政府应当采用差异化的利率,减免税收或增加补贴等方式促进绿色投资,积极引导资金流向绿色产业,从而提升公民的绿色福利。②教育程度在1%显著水平上与绿色福利正相关,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占比每增加1%,绿色福利增加7.78%。因此,政府应该扩大教育支出,增强居民受教育程度,提高公民就业机会和收入待遇。③对外开放度在1%显著水平与绿色福利正相关,且开放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居民绿色福利提高1.91%。对外开放程度越高,越有助于进出口,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有助于提升绿色福利。因此,政府应当进一步扩大开放,改善进出口产品结构,提高出口技术复杂度,限制高能耗高污染产品出口。④公众诉求与绿色福利在一定水平下显著负相关,绿色福利低的地方,居民表现出更强烈的诉求。因此,政府应鼓励居民积极有序参与环境决策和监管,减少公众诉求的滞后效应。企业与公民之间需要确立共同的绿色福利目标,构建政府主导下的居民绿色消费与企业绿色创新协同机制,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完善环境和经济协同发展,实现绿色福利提升的目的。     

管制、互动与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我国环境政策系统中首次提出了"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这是我国环境污染防治工作中前所未有的理念与制度创新,其背后的政策选择与价值判断是要求环境污染治理的理念与路径从管制模式向互动模式的转换。本文的主要目的即在研究管制模式向互动模式转变的背景下,"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理论基础、现实必要性及其制度路径。文章主要运用理论分析、规范分析、比较分析与价值判断的方法,辨析管制模式与互动模式下环境污染治理理念与路径的差异,归纳当前管制模式下环境污染治理制度的内生缺陷,证明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必要性。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在管制模式下以行政赋权、"命令—服从"为特征的环境污染防治制度的内在逻辑体现为,制度目标围绕环境行政管理为主线,制度类型以"命令—服从"为重心,这导致了环保目标悬置与制度异化、运动式环境执法以及执法者与污染者合谋形成法律规避等诸多弊病。管制模式下的现行环境污染防治制度缺陷之原因在于,规制机制断裂与制度抵牾、制度结构的单向性和封闭性以及闭环逻辑导致的制度僵化与规制俘虏。当前的制度现状亟待秉持互动模式为理念进行矫正。我国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提出的"损害担责"原则为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提供了法律依据,环境代执行制度已初具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制度的雏形,我们应当从污染防治市场制度的体系化、环境代执行制度的改进、设立清洁水和清洁空气基金和引入环境污染治理等第三方机构等几个方面构建体系完整的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