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事前质量保证与事后追溯功能的可追溯信息属性的消费偏好研究

本文从中国猪肉供应链体系存在的主要风险出发,构建由可追溯信息、可追溯信息真实性认证、原产地、价格等四个属性构成的相对完整的可追溯猪肉属性体系,将原产地属性与可追溯信息属性、可追溯信息真实性认证属性分别作为可追溯猪肉的事前质量保证、事后可追溯的功能信息属性,并以江苏省无锡市332个消费者为案例,基于选择实验方法,借助Nlogit 5.0分析工具,采用随机参数和潜在类别模型研究消费者对可追溯食品的偏好。研究表明,消费者对完整的可追溯信息属性具有最高的支付意愿,同时偏好于本地产属性、可追溯信息真实性认证属性,因此设置事前质量保证与事后追溯信息属性相结合的完整的猪肉可追溯体系具有重要价值,对促进可追溯猪肉的市场普及意义重大。具有养殖、屠宰加工的可追溯信息属性与本地产属性、可追溯信息真实性的国内第三方认证属性具有互补关系,并且消费者对产地属性具有较高的支付意愿,因此在目前猪肉可追溯体系中事后可追溯信息属性设置不完备的情形下,完善具有事前保证功能的原产地标签制度是符合市场需求的。消费者偏好于可追溯信息真实性认证,偏好程度依次为可追溯信息真实性的政府认证、国际第三方机构认证、国内第三方机构认证。研究还进一步证实,价格敏感型、无差异型与可追溯偏好型三种类别的消费者对不同层次的可追溯猪肉的信息属性的偏好具有异质性,而且不同类别的消费者均偏好于完整可追溯猪肉的信息属性。     

基于消费者对产地信息属性偏好的可追溯猪肉供给侧改革研究

基于目前市场上可追溯食品品种单一且存在明显结构性失调的现实特征,本文以可追溯猪肉为案例,运用真实选择实验与Logit模型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对可追溯猪肉设置可追溯信息、可追溯信息真实性认证与价格属性的基础上,将产地信息属性纳入可追溯信息属性体系,研究消费者对产地标签的认知与产地属性支付意愿,以及影响消费者对加贴产地标签的可追溯猪肉购买选择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在构成可追溯猪肉的不同类别的信息属性及其层次中,消费者对可追溯信息真实性政府认证属性的支付意愿最高,其次是对高层次可追溯信息属性的支付意愿,而且相对于外地产标签信息属性,消费者更偏好于具有本地产标签的可追溯猪肉。同时消费者对产地标签的认知与家庭收入状况,显著影响其对加贴产地信息属性标签的可追溯猪肉的购买选择。本文研究的政策含义是,现有可追溯猪肉所包含的安全信息属性残缺不全,并不具备事前预警功能,品种存在着明显的结构性失调,应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鼓励生产者生产多信息属性的多品种可追溯猪肉,同时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丰富市场以满足不同的消费需求;与普通猪肉相比较,可追溯猪肉的市场价格上扬,可通过实施精准减税等政策引导可追溯猪肉的生产,以降低可追溯猪肉的市场价格,扩大可追溯猪肉的市场容量;在稳定生猪养殖等支持政策的同时,逐步推行产地政策,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建立信任关系,提供猪肉安全信息甄别机制。     

可追溯猪肉:信息组合与消费者支付意愿

本研究立足于消费者个体偏好差异,以可追溯猪肉为案例,设定猪肉可追溯信息的不同组合,以实证调查为手段,通过获得消费者对具有不同可追溯信息组合的猪肉的偏好数据,研究消费者可追溯猪肉消费的现实需求,为政府食品监管部门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广和普及可追溯食品、构建安全食品市场体系提供决策依据,同时检验实验拍卖与真实选择实验两种方法的差异与一致性。以此为目标本研究基于相同的样本,采用实验拍卖与真实选择实验两种非假想性实验法研究了无锡市143位消费者对具有不同可追溯信息组合的猪肉的支付意愿。结果表明,虽然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在不同实验机制下存在一定差异性,但对猪肉可追溯信息一致的偏好序,且参与者更偏好于政府认证信息、养殖信息,并在总体上对包含完整可追溯信息的猪后腿肉具有较高支付意愿。因此,政府在建设肉类制品可追溯肉体系中应该综合运用政策工具,引入政府监督机制,保障可追溯信息的真实性,规范可追溯食品认证机制,增强消费者对可追溯食品的信任,促进可追溯食品持续发展;引导生产者设置可追溯的养殖信息,从源头环节保障猪肉质量安全,既满足市场的消费需求,又可追溯类似于黄浦江死猪事件的责任;同时应对生产者实施必要的政策补贴,确保具有可追溯信息的猪肉价格在消费者可以接受的区间内;在此基础上注重引导支持生产者生产多信息组合的可追溯猪肉,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最终促进安全食品市场体系的健康有序发展。     

消费者对不同层次安全信息可追溯猪肉的支付意愿研究

为满足消费者猪肉安全需求,防范猪肉的安全风险,国家商务部等从2010年开始分批选择若干个城市实施肉类可追溯体系.可追溯猪肉能否有效推广内在地取决于消费者的支付意愿.本文基于随机n价实验拍卖方法,对江苏无锡市区272位消费者对具有不同层次安全信息的三种类型可追溯猪肉的支付意愿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参与者愿意为具有可追溯属性的猪后腿肉支付一定的溢价,且对具有养殖信息与政府认证信息的可追溯猪后腿肉具有更高的支付意愿;而进一步运用MVP模型的研究证实,消费者对三种不同层次安全信息属性的可追溯猪后腿肉的偏好具有差异性.因此,政府完善猪肉可追溯体系并与政府认证机制相结合是满足消费者对不同层次安全信息的可追溯猪肉的市场需求,促进可追溯食品推广普及的重要路径.     

可追溯猪肉:生产与消费政策

在食品可追溯体系推广与普及的过程中,满足消费者对可追溯标签上所呈现信息的内容与类型的期望至关重要。通过相关信息的公开,能够有助于消费者辨别食品的质量与安全,并提高消费者的信任。为了解消费者对可追溯标签上信息内容的偏好与需求,本文选择猪肉为例,从目前我国已经实施的猪肉可追溯体系,提取18种涵盖养殖、屠宰与销售的可追溯信息。通过解释结构模型(ISM)和五位专家的反复调查构建了将不同可追溯信息分别与食品安全、食品质量和食品信任三种标准相对应的网络框架,基于该框架并运用网络层次分析法(ANP)构建评估模型,展开150位消费者的随机调查,研究消费者对猪肉可追溯信息的偏好。评估结果显示,消费者偏好的8种猪肉信息依次为:兽药与使用情况、饲料与添加剂、饲养过程、养殖环境、疫苗、包装日期、质量认证与标志、检疫信息。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在当前的背景下,政府引导推广和普及猪肉可追溯体系的过程中,应重点支持包含生猪养殖环节中养殖环境、疫苗、兽药、饲料与添加剂、疾病、检疫等信息,加工环节的分割包装日期信息,以及质量认证与标志信息等可追溯猪肉的生产,并引导消费者的消费。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同时可能对类似于黄浦江死猪事件,尤其是遏制事件发生后可能产生的重大疫情传播与扩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政府及时、有效地防控社会层面上的死猪恐慌。     

猪肉可追溯体系建设存在问题与影响因素——基于猪肉供应链的实证分析

为防范食品安全风险、推动猪肉可追溯体系建设,近年来我国农业部、商务部和质检部等不同监管部门从各自职能出发,分别发布了指导生产环节、流通环节等不同环节猪肉可追溯体系实施的标准与规范。然而到目前为止,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全程猪肉可追溯体系尚未建立。本文基于猪肉供应链,实地走访调查了供应链上的盐城生猪屠宰加工A企业,盐城部分农贸市场与超市,以及盐城阜宁县部分万头以上猪场(以下简称大户)和生猪养殖散户(以下简称散户),细致梳理猪肉可追溯体系实施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结果发现,养殖环节的生猪已百分百佩戴耳标,但效果却形同虚设,养殖环节与屠宰环节之间的信息无法通过耳标进行有效对接,猪贩子时常临时加戴耳标。进一步深入研究发现,造成上述现象得深层次原因是:生猪身份标识编码方式、信息记录的格式、信息上传的规范与管理平台等标准不统一,智能识读设备和数据库等配套技术不完善,体系后期运行与维护投入不足等。据此,本文提出了推动和完善我国猪肉可追溯体系建设的对策建议。     

生态食品:消费者的偏好选择及影响因素

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与持续恶化的生态环境日益受到社会各界关注,也使得生态食品逐步为消费者所认可,并引发广大学者的研究兴趣。该文基于山东省济南等城市827个消费者样本数据,以有机蔬菜为例,构建多重选择的综合评价指数研究消费者对生态食品不同价值属性的偏好选择,进而采用列联表分析及卡方检验筛选影响消费者偏好选择的关键因素,并运用多项Logit模型分析这些因素对消费者偏好选择的影响程度及显著水平。结果表明,消费者对"低药残"等食品安全价值属性和"美味"等享乐价值属性普遍较为偏好,而对"低污染"等生态价值属性的重要性评价则相对较低。年龄、受教育年限及对有机蔬菜的认知与信任等显著影响着消费者的偏好选择。政府应致力于提升消费者对有机蔬菜生态价值属性的认知与偏好,企业应针对不同顾客群,进行准确市场定位,实施差异化营销战略。     

城市居民对低碳农产品支付意愿与动机研究

与普通农产品相比较,低碳农产品生产所增加的成本如何合理分担是我国建设低碳农业体系中的核心问题。而消费者对低碳农产品生产成本增加所形成的额外价格的支付意愿与支付动机又是解决这一核心问题的基础。本文基于条件价值评估法(CVM)与对照法,通过对天津、山东和江苏等地的调查,以猪肉为例探究了消费者对食品低碳属性的支付意愿水平,并重点评估了消费者对食品低碳属性的支付意愿是源自利己动机还是利他动机?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市消费者愿意为猪肉低碳属性的平均支付意愿为3.87元/斤;如果消费者事先获知低碳食品并不意味着更高的营养价值或安全属性的信息,将会显著降低他们的支付意愿。也就是说消费者为食品低碳属性支付溢价的动机来源于利他和利己动机两部分,如果消费者确信消费低碳食品只对环境有利而没有增加自身的效用,会显著地降低支付意愿。     

消费者对安全认证猪肉的选择行为偏差及其影响因素

近年来农产品安全风险事件频发,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安全认证开始成为消费者购买猪肉时着重考虑的因素,但由于消费者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之间的差异,导致其购买安全认证猪肉的意愿与实际行为不一致。因此,深入挖掘导致这种差距的因素并识别内在的逻辑机理便构成了本研究的逻辑起点。文章通过对安徽和江苏两省844个消费者的实地调查,参照计划行为理论,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和分层分析的方法对消费者购买安全认证猪肉的意愿和行为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消费者对购买安全认证猪肉表现出普遍的自述偏好,但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转化为现实的购买行为。究其原因,消费者的受教育程度、信念强度、结果评价、控制信念对其自述偏好和现实选择一致性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服从动机和控制行为程度对消费者自述偏好和现实选择一致性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文章进一步对过往经历的调节效应进行了深入分析,发现过往经历在通过信念强度、控制行为程度对消费者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一致性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据此,文章从加强社会协作、完善安全认证系统、加大对销售人员培训力度、媒体正向引导、简化认证流程、强化购后体验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低成本背景下食品可追溯体系难以推广的原因分析——以可追溯猪肉为例

我国食品可追溯体系多基于条码进行追溯单元识别,建立和运营的成本较低,然而经过多年的推广,仍呈现普及率低、包含信息少和应用范围小等特点。本文结合影响成本和收益的可追溯广度、深度和精度三个指标,以可追溯猪肉为研究对象,选取国内具有代表性的规模以上屠宰加工企业为案例,根据对企业生产、供应、销售和品管的中层管理者和关键岗位员工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和直接观察获取的资料,分析屠宰加工企业实施可追溯的成本与收益,比较屠宰加工与终端销售两个环节实施可追溯相应的利益分配,揭示可追溯体系推广不力的深层次原因。结果表明,企业实施可追溯与内部信息化管理密不可分,存在实施可追溯的内在需求与动力,但由于不良事件的概率很低,很多可追溯的收益由于其无形的特性,外部示范效应小,对企业实施可追溯决策的影响弱。可追溯猪肉在销售终端被赋予高端产品的形象,价格跃升和以有机食品作为类比参照物的营销方式形成了价高量低的终端市场特征,影响企业投资可追溯意愿的决策,进而阻碍可追溯的推广,同时,屠宰企业实施可追溯具有整体性和同一性,产品的同一性导致生产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未能实现差异化定价,存在利润分配不均和产业链失衡发展。根据成本测算分析,为促进可追溯体系推广,政府应建立统一的全产业链可追溯信息平台,减少生产、销售等环节实施可追溯的软件费用。     

可追溯农产品额外成本承担意愿研究

农户是农产品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农户生产可追溯农产品必然增加额外生产成本。农户对可追溯农产品额外成本承担意愿非常关键。本文实证研究了446位蔬菜种植农户对"基本可追溯蔬菜"、"增加父母信息的可追溯蔬菜"和"经政府专业机构认证的可追溯蔬菜"三种不同类型的可追溯蔬菜的额外成本承担意愿,并运用Multivariate Probit Model(MVP)计量模型,研究了影响农户对三种类型可追溯蔬菜额外成本承担意愿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农户对三种类型可追溯蔬菜愿意承担的额外成本分别为不高于总成本的2.41%、2.18%和3.34%,对"基本可追溯蔬菜"的认可度和额外成本承担水平高于更加高级的"增加父母信息的可追溯蔬菜",并对"经政府专业机构检验认证的可追溯蔬菜"额外成本具有最高的承担愿意。学历、蔬菜种植规模与垂直一体化程度是影响农户对可追溯蔬菜额外成本承担意愿的共同因素,而农户的年龄、家庭农业收入,对蔬菜可追溯体系的认知,是否实施无公害、绿色或有机蔬菜等质量认证工作等变量,不同程度地显著影响其额外成本的承担意愿。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应当首先推动初级蔬菜可追溯体系(如本文中的"基本可追溯蔬菜")的普及,随后逐步选择年龄较轻、学历较高、蔬菜种植规模较大、参与农业企业或专业合作组织的农户实施更高级的蔬菜可追溯体系(如本文中的"增加父母信息的可追溯蔬菜")。农户记录的可追溯信息是否需要经过政府专业机构的检验认证,由农户根据成本与收益的考虑自行选择,可以增加蔬菜可追溯体系的普及率。     

低碳农产品消费行为:影响因素与组间差异

厘清中国消费者低碳农产品消费行为的决定因素与差异,是引导消费者选择低碳消费,进而实现碳减排目标的基石。本文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消费者低碳农产品消费行为的决定因素,结果表明,"宣传教育"、"消费者认知"与"消费者偏好"三者显著影响中国消费者低碳农产品消费行为。进而本文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方法,比较不同类型消费者在低碳消费行为及行为决定因素各个维度的差异,结果表明,高端消费群体(高学历、高收入与高消费额群体)与低端消费群体(低学历、低收入与低消费额群体)在"消费偏好"、"消费者认知"以及"消费者行为"维度存在显著差异,且前者表现优于后者;男性消费者与女性消费者在"消费者认知"与"消费者行为"维度存在显著差异,且前者表现优于后者;青年消费者与中老年消费者在"宣传教育维度"存在显著差异,且后者表现优于前者。因此,本文建议加强对低碳农产品的宣传教育,提升消费者对低碳农产品的认知,进而引导消费者产生对低碳农产品的偏好;针对不同类型的消费者群体,制定差异化的策略来引导其低碳消费行为。     

消费者对可追溯茶叶额外价格支付意愿与支付水平的影响因素研究

消费者对可追溯茶叶的支付意愿与支付水平,是茶叶可追溯体系建设过程中不可回避的基础性问题。本文基于对云南昆明、浙江杭州、福建厦门、河南信阳等四个城市的570位茶叶消费者的问卷调查,运用二元logistics模型分析影响消费者对可追溯茶叶额外价格支付意愿的因素,通过Interval Censored回归模型分析影响消费者额外价格支付水平的因素。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54.2%的消费者愿意为可追溯茶叶支付额外价格,消费者愿意为可追溯茶叶支付的平均额外价格是高于普通茶叶的5.752%,由此可见消费者对可追溯茶叶额外价格的支付意愿比较高,但其支付水平相对较低。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和对茶叶安全性的担忧程度是影响其对可追溯茶叶额外价格支付意愿的两个显著因素;如果消费者愿意支付茶叶可追溯的额外价格,则其收入水平、教育程度和对茶叶可追溯体系的态度将显著影响消费者对额外价格的实际支付水平。因此,应该逐步提高消费者的收入,进而提高消费者对可追溯茶叶的支付意愿与支付的额外价格的能力,以加快中国茶叶可追溯体系建设。同时,社会团体、消费者组织与茶叶生产者应当通过相关的宣传活动,普及茶叶可追溯的相关知识,进而提高消费者对茶叶可追溯体系的信任度,提高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并由此提高消费者可追溯茶叶额外价格的支付水平。另外,由于茶叶可追溯体系建设需要生产者和政府承担大部分的生产成本,政府应该通过降低可追溯茶叶生产企业的税赋等,调动企业生产可追溯茶叶的积极性,促进茶叶可追溯体系建设和完善。     

食品安全:消费者的标识选择与自我保护行为

本文构建了消费者在实现食品安全需求过程中所采取的标识选择行为和自我保护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标识选择行为"指消费者购买具有食品安全认证的食品,"自我保护行为"指消费者在购买中或购买后对食品采取的后续加工处理行为。以新鲜蔬菜作为研究对象。本文在北京市开展消费者行为调查,并收集有效问卷463份。统计结果显示,有76%的消费者在最近一个月内购买过认证蔬菜,有85%的消费者在食用蔬菜前采取过自我保护措施。考虑到两种行为的"截断性"特征和"似无关性"联系,本文采用二元Tobit模型进行了计量分析,计量估计结果显示,行为效率因素和收入因素对消费者购买认证蔬菜和采取自我保护措施都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消费者对任一种行为的知识水平和信任程度对消费者采用该行为实现食品需求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收入因素对两种行为的影响效果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非工资性收入对两种行为都具有促进作用,而工资性收入对"标识选择行为"具有正向影响,而对自我保护行为则具有负向影响。说明相对于标识选择,自我保护属于"劳动密集型"的策略,工资率越高,自我保护的机会成本越高,因而消费者采取的自我保护行为强度越低。此外,不同年龄的消费者实现食品安全需求的途径有所差异:年龄低的消费者会倾向于选择购买更多的认证蔬菜,年龄高的消费者会倾向于选择采取更高强度的自我保护措施。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通过开展消费者教育和培植消费者信任都有助于实现消费者的食品安全需求,而促进收入对消费者食品安全需求行为的影响则并不确定。     

异质性视角下促进绿色产品消费的补贴与征税政策比较

引导消费者增加绿色产品消费的经济政策研究较少关注不同政策工具的实施条件和效果比较。通过限定政策实施对象为消费者群体,引入消费者偏好和收入维度的异质性,考察补贴和征税两类经济政策工具是否有助于实现政府政策目标;进而在更吻合现实的过半数规则场景下,讨论这两类政策工具的实施条件与效果。研究结论表明:补贴和征税两类政策工具都可以推动绿色产品消费达到最优水平,从而最大化总的社会福利;但高收入群体倾向于政府对绿色产品提供补贴,低收入群体倾向于政府对高耗能产品征收税费。在高耗能产品消费者占多数比例的状况下,政府对绿色产品的补贴和高耗能产品的税收取决于消费者的偏好、收入异质性以及绿色产品社会收益的相对大小。当消费者收入差异较大时,针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和税收要比社会福利最优时高;当消费者收入差异较小时,针对高耗能产品的补贴和税收要比社会福利最优时低。与社会福利最优时的政策选择不同,过半数规则下,消费者普遍表现出更为宽松或更为严格的政策工具倾向。由于消费者收入异质性在政策工具倾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经济政策设计应当充分考虑补贴融资的资金来源、税收收入的分配方式,以及绿色产品本身的吸引力和相对价格等因素。继而,针对消费者不同政策倾向的具体条件差异,从完善经济政策,发挥政策调控有力导向作用、考虑产品特征,增强社会公众福利与获得感、改变消费观念,建立健全绿色消费长效机制等方面提出促进绿色产品可持续性消费的政策建议。     

基于饲料成本与或有损失比较视角的生猪养殖户饲料选择购买行为研究

畜禽等动物产品的质量安全与其食用的饲料质量密切相关。在充分借鉴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以生猪饲料为案例,基于饲料生产经营全程体系,以江苏省阜宁县442户生猪养殖户为样本,以生猪养殖饲料成本与或有损失的比较为视角,观察生猪养殖户的饲料选择与购买行为,研究影响饲料质量安全的因素,为提升饲料质量提供有益的参考。研究结果表明,在生猪养殖户个体特征变量中,养殖户户主的年龄、学历、饲料成本占养殖成本的比例、生猪出栏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由此表明,随着户主学历的提高、生猪出栏量的增加以及饲料成本占生猪养殖成本比例的增大,生猪养殖户更有可能选择与购买中等和高质量饲料。与此同时,在饲料生产、加工、贮存、流通等环节变量中,饲料生产经营厂商生产与贮存环境的规范性、违禁药物的使用、添加剂的使用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随着养殖户判断的饲料厂商生产与贮存环境规范性、违禁药物与添加剂使用规范性的提高,生猪养殖户在总体上更有可能选择与购买中等和高质量饲料。观察以上变量可以发现,养殖户户主年龄、生猪出栏量对生猪养殖户饲料选择与购买行为影响最大。相关变量边际效应的计算进一步证实,随着养殖户户主学历、饲料成本占养殖成本的比例、出栏量、生产与贮存环境的规范性提高、违禁药物与添加剂使用规范性的提升,生猪养殖户在总体上选择购买中高质量饲料的概率较高;而受户主年龄增大的影响,生猪养殖户更倾向于选择购买低质量的饲料。     

基于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的绿色价值结构研究

绿色价值结构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一价值理念影响下的消费者消费价值观的结构要素。首先回顾了绿色价值结构的相关文献,提出了绿色价值结构的假设模型,设计并开展了以绿色化妆品为主题的面向女性消费者的问卷调查;然后用SPSS13.0对581份有效问卷数据进行了信度和效度检验以及探索性因子分析,并用AMOS17.0对假设模型和调查数据进行了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和检验;最后分析了不同群组消费者的结构方程模型拟合参数的特点。研究结果表明:当前消费者的绿色价值结构主要由消费者的安全价值、环境价值、审美价值和社交价值构成;在这些消费者价值中,年轻消费者群体和低收入消费者群体的安全价值受到绿色价值理念的影响比较突出,高收入水平、高受教育水平以及年龄比较大的消费群体的环境价值受到绿色价值理念的影响比较明显,低学历消费者群体和年轻消费者群体的社交价值则比较容易受到绿色价值理念的影响。     

个性化广告推荐类型对在线绿色购买决策过程的影响

在数字化经济时代,通过高效的个性化广告推荐策略引导在线消费者做出绿色购买决策是加快构建绿色消费体系的重要途径之一。基于在线消费者购买决策过程理论和偏好不一致理论,通过2×2的被试者间因子设计实验(在线实验方式)分别发放370份和700份实验问卷,共收集有效实验问卷340份和660份。在此基础上,运用因子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Logistics回归分析等方法,验证了消费者在不同的个性化广告推荐类型影响下对线上绿色购买两阶段决策过程(包括筛选考虑和支付购买两个阶段)产生的不同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个性化广告推荐类型对在线绿色购买决策过程的筛选考虑阶段没有显著影响。(2)个性化广告推荐类型对在线绿色购买决策过程的支付购买阶段有显著的影响。(3)在个性化广告推荐对在线绿色购买决策过程的支付购买路径上,绿色涉入度有显著的调节作用。(4)在个性化广告推荐类型对在线绿色购买决策过程的支付路径上,产品属性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基于研究结果的对策建议:(1)根据消费者购买决策阶段不同,线上购物平台(企业、在线商家等)应当在消费者决策的支付购买阶段向目标消费者适度推送根据他人推荐类型的产品。(2)线上购物平台应采用大数据手段将自己的目标用户进行合理细分,着重对高绿色涉入度用户进行绿色产品的个性化推荐。(3)要采取产品属性与推荐类型相匹配的个性化广告推荐类型方案。     

环境保护视角下的食物里程研究

随着全球环境问题日趋严峻,可持续发展越来越重要,食品与环境如何相互影响,食品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碳减排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食物里程"通过考察食品从生产到餐桌的距离,量化食品生产、运输、消费过程的碳排放,考察食品对环境的影响,该指标得到政府、食品加工厂、贸易商、消费者、环保主义者和学者普遍关注。本文从食物里程的内涵着手,系统阐述食物里程概念的形成与发展,介绍食物里程的两种计算方法,包括投入产出-生命周期法和供应链中的能源使用等,食物里程涉及到碳排放的三个公认的评估标准:1PAS 2050,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清洁发展机制,ISO/CD 14067。在此基础上,本文从食物里程的价值角度、消费者角度及国际贸易角度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系统的归纳与总结,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主要在于合理界定食物里程的内涵,科学利用食物里程改变生产和消费方式,从而改善环境,防止食物里程成为新的国际贸易壁垒。     

居民家庭节能投资中的能源效率缺口

居民家庭生活用能是能源消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城镇化的扩大,居民生活用能需求将不断攀升。推广高效节能家用电器是促进家庭节能的重要途径之一。然而,数据显示,具有合理回报率的节能新产品的扩散速度往往非常缓慢,这种现象被称为"能源效率缺口"。检验能源效率缺口的最常用方法是估算消费者在选择节能产品时的隐含贴现率。本文以热水器为研究对象,通过在南京市开展基于陈述选择实验的问卷调研,搜集了消费者关于不同类型热水器选择的陈述偏好数据,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离散选择模型,对消费者选择热水器的隐含贴现率进行了估计。研究发现:1消费者在电热水器、燃气热水器、太阳能热水器和空气能热水器之间进行选择时,平均隐含贴现率为30%,远高于其资金的机会成本,说明存在能源效率缺口。2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被访者受教育程度越高,隐含贴现率越低,小学学历的被访者隐含贴现率为51%,而大学本科/大专学历的被访者隐含贴现率为22%。3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被访者家庭收入越高,隐含贴现率越低,家庭年收入在15万元以下的被访者隐含贴现率超过30%,而家庭年收入超过30万元的被访者隐含贴现率仅为5%。4信息不完全可以导致能源效率缺口,在平均收入和平均教育水平的情况下,没有看过空气能热水器广告的被访者的隐含贴现率为42%,而看过空气能热水器广告的被访者隐含贴现率仅为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