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特征对低碳约束下工业绿色TFP增长的影响

工业是中国实体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也是能源消耗与碳排放的主体。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发展低碳经济的背景下,中国工业发展将面临越来越强的能源与碳排放约束,工业增长必须由要素驱动的投入导向型转向创新驱动的效率导向型,提高低碳约束下的绿色TFP对工业增长的贡献,推动以绿色TFP增长为核心的工业低碳转型。该文基于非参数生产前沿分析方法,在考虑能源投入与碳排放这一非期望产出的全要素分析框架下,利用全局DEA方法及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度了1998-2010年中国工业36个细分行业绿色TFP的动态变化。考虑到中国工业内部不同行业在要素投入结构、所有制结构、企业规模、能源消费结构及行业开放度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文章分别利用条件均值回归和条件分位数回归,就上述行业特征因素对工业绿色TFP增长的影响效应进行了计量检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行业平均企业规模和行业企业集中度对行业绿色TFP增长均有显著促进作用,行业资本深化则抑制了行业绿色TFP增长,行业私营企业比重的提高并没有促进行业绿色TFP增长,FDI和煤炭消费比重均对行业绿色TFP增长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变参数估计结果表明,对处于高分位和低分位绿色TFP指数的行业来说,行业特征因素对行业绿色TFP增长的边际效应较弱,行业特征因素对处于中间分位的行业绿色TFP指数的边际效应最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上述结论对我国工业行业低碳转型发展的政策启示。     

淮海经济区城市用地全要素生产率综合评价与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Malmquist指数与收敛性分析对淮海经济区城市用地全要素生产率（TFP）进行综合评价,在此基础上构建Tobit模型研究城市用地TFP及分解效率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2006~2015年城市用地TFP均值在［0.933,1.107］之间波动,年均增长1.9%,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均有贡献,但技术进步贡献大,是主要驱动力。(2）城市用地TFP存在σ收敛与绝对β收敛,不存在条件β收敛。提升土地市场化水平能够促进城市用地TFP趋向自身稳态水平,而城市用地空间结构对此具有抑制作用;(3）各因素对城市用地TFP及分解效率影响不同。人口密度对技术效率具有促进作用,城市空间结构对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具有抑制作用;外商投资对技术进步与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抑制作用,而土地市场化水平对其具有促进作用。研究指出促进技术创新与进步,提高土地市场化水平及改善人地关系,规避外商投资风险与优化城市用地空间结构能提升城市用地全要素生产率。     

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及价格调控的节能效应

使用"十一五""十二五"时期的相关省级面板数据,基于Cobb-Douglas成本函数推出能耗决定模型。在使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并将其分解为技术进步、技术效率提升、规模效率提升的基础上,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并结合横截面数据模型,实证检验技术进步、效率提升、能源价格对总能源消耗强度以及煤炭、石油、电力等单一能源消耗强度的影响,用以实证分析技术进步、效率提升、价格调控的节能效应。实证结果显示,总体上看,技术进步、效率提升、价格调控具有节能效应,但只有规模效率提升、价格调控的节能效应统计上显著,技术进步、技术效率提升的节能效应统计上不显著。究其原因,与我国TFP增长速度明显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并在近年来呈现下降趋势直接相关,而且在TFP指数各分解成分中,技术进步指数、技术效率提升指数较低,规模效率提升指数相对较大。技术进步、效率提升、价格调控的节能效应在不同的单一能源之间、地区之间存在差异,突出体现为价格调控对石油和电力的节能效应显著,而对煤炭的节能效应不理想;技术进步、技术效率提升的节能效应总体上不显著、但在西部地区有较好表现。究其原因,前者与电煤消费占比较高以及煤炭价格的双规制扭曲有关,后者得益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动。为此,技术进步、技术效率提升效应的充分发挥应成为"十三五"时期及以后我国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重要抓手。技术进步、效率提升、价格调控的节能效应在不同单一能源之间、地区之间存在的差异,可为节能减排实践中的分类指导提供思路。     

中国区域TFP增长的R&D贡献测度与评价

论文基于中国各省级区域1997-2008年的数据,研究了R&D投入及其溢出对TFP增长的贡献.与现有文献不同的是,我们将R&D投入分解成不同类型:来自政府的投入和来自企业的投入,将区域技术成交额作为区域间R&D溢出的测度.同时,通过Malmquist指数把TFP增长区分出来自于技术效率和来自技术进步率两个因素.结果发现,12年来我国各地区TFP平均增长0.2%.其中,技术进步的贡献为0.9%,而技术效率不仅没有带来TFP增长,反而造成了0.7%的TFP损失.不同类型的R&D活动对TFP影响的程度和方向不同:企业R&D投入对TFP作用的效果最大,且对于东部地区TFP的作用大于中、西部;R&D溢出(技术交易)带来的TFP效应居其次,且对西部地区TFP的作用大于中部,对中部地区的作用大于东部;而政府R&D投入的TFP弹性在三个地区均为负值.这些差异给区域科技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参考依据.     

考虑碳排放的中国轻工产业绿色生产率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轻工业16个细分行业面板数据

将轻工产业碳排放量作为非期望产出纳入全要素生产率模型,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模型以及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了2007—2016年我国轻工产业16个细分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情况,分析了轻工产业绿色生产率行业差异,并通过对轻工业绿色生产率的分解发现:全部行业和以农产品为原料与非农产品为原料两大类行业组技术效率指数总体上呈现出围绕着"1"上下波动的趋势,都经历了一个被拉伸的W型变动轨迹;技术进步指数走势线基本一致,均呈现出一条被拉伸的N型变动轨迹。还可以得到技术进步因素是轻工产业各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以农产品为原料轻工行业技术效率明显低于非农产品原料轻工行业,而农产品原料行业技术进步指数略高于非农产品原料行业。利用系统GMM等计量方法从轻工业细分行业角度对我国轻工产业绿色生产率增长以及分解项绿色技术效率、技术进步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行业规模因素与轻工产业行业层面绿色生产率和技术效率负相关,与技术进步正相关,但是在统计学上都表现为不显著;禀赋结构因素对轻工业各行业绿色生产率增长及其分解项的影响是负向显著的;产权结构因素与轻工业行业层面绿色生产率及分解项显著正相关;能源结构因素对轻工业各行业绿色生产率以及分解项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研发水平因素对轻工产业绿色生产率及其分解项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外资规模因素对轻工业各行业绿色生产率以及分解项的影响是不显著的。     

基于环境因素的中国农业生产率增长研究

考虑环境因素,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了1999-2008年中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农业环境技术效率,采用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测度了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并将其进一步分解为技术进步率指数和技术效率变化指数,以分析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技术效率变动对中国农业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实证结果表明:东部的农业环境技术效率明显高于中、西部,而中、西部的差别很小,中部略低于西部;1999-2008年间各年的ML指数均值都大于1,表明中国农业每年的生产率都在增长;中国农业生产率的改进来源于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变化均值为0.997,农业技术效率在轻微退步;忽略环境因素会高估我国的农业生产率增长.在上述结论基础上,对如何促进中国农业生产率健康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基于DEA Malmquist指数二次分解模型的江苏省旅游产业效率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旅游产业生产效率是衡量旅游资源合理利用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依据。基于DEA Malmquist指数二次分解模型,对2000~2015年江苏13个地市旅游产业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结果显示：（1）2000~2015年全省旅游全要素生产率总体上有所上升,但上升幅度不大,年平均值为1020;空间分布上,旅游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呈现明显的地区差异性, 南部城市普遍高于北部城市,东部城市优于西部城市。（2）各地市旅游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归功于技术进步变化,其中,规模技术进步变化是影响各地市旅游全要素变化的最主要因素,纯技术进步变化次之,纯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对旅游全要素的影响最小。（3）面板回归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对外开放水平、经济发展程度、交通、劳动力是各地市旅游产业生产效率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不同地区应采取不同的旅游发展政策,推进旅游产业技术进步,大力提升旅游产业生产效率。 关键词： DEA Malmquist指数;二次分解;旅游产业效率;江苏省     

长三角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动的实证分析

基于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采用1992-2010年长三角地区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数据,实证测算了长三角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并且进行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动的分解,发现能源效率的变化趋势。实证结果显示:从时间维度看,1992-2010年长三角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是上升的。从TFP指数的进一步分解可以看出,技术进步指数上升,技术效率没有变化。因此,长三角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驱动,并且表现为阶段性波动,这与国家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关。从区域看,上海全要素能源效率指数最高,浙江次之;江苏全要素能源效率表现为负增长。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一些对策和建议,包括加快能源技术进步;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提高第三产业比重、加快产业转移和加大清洁能源和新能源的使用;加快体制创新,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天津市工业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天津市作为一个典型的工业城市,工业行业能源效率水平决定了其能否完成"十二五"期间单位生产总值能耗比"十一五"末下降18%的国家节能降耗考核目标。正确把握影响工业行业能源效率变动的因素是天津市寻求节能降耗途径的关键。本文以1998-2008年天津市工业行业的能源消耗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引入非参数Malmquist生产率指数,从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指数角度分析天津市工业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化情况,并运用Tobit模型估计工业化水平、工业内部结构、技术进步、产权结构、政府影响力、进出口贸易和能源消费结构等要素对工业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化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1998-2008年期间,天津市工业行业间的能源效率差异显著,整体全要素能源效率不断提高,技术进步是其提高的主要原因,但技术效率表现为负增长;工业化水平、技术进步、进出口贸易和能源消费结构的调整对工业行业能源效率的提升具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但重工业和国有经济比重的增加及政府对能源市场的干预对能源效率的提升起负向作用。因此,天津市工业行业能源效率的进一步提高,需要大力开发、推广和使用先进技术及设备,加强对外开放力度,降低重工业和国有经济比重,充分发挥市场调节能源配置的优势。     

中国省际技术进步、技术效率与区域能源需求

构建了技术进步、技术效率与区域能源需求的分析框架,采用Malmquist指数估算1995-2007年中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并将其分解为技术进步指数和效率变化指数。在此基础上,实证分析了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对区域能源需求的影响,并考察了能源相对价格、人力资本和固定资本存量等因素,进行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对能源需求影响的实证检验,为我国制定合理的区域节能政策提供理论依据。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对能源需求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技术效率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的能源需求有显著负影响;技术进步只对东部地区的能源需求有显著负影响;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对西部地区的能源需求均没有显著影响。各个地区不同的经济基础、能源资源禀赋和对外开放度可能是造成该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上述结论基础上,论文对中国区域技术进步与节能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强可处置性视角下中国农业环境效率测度及其动态演进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农业面源污染不断加剧、农业环境面临的形势日益严峻。从生态农业视角科学度量和提高环境效率对于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促进农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此,首先从农业面源污染特征、治理成本和环境规制方面研究联合弱可处置性视角下农业环境效率测度模型可能存在的局限性;然后,构建了基于强可处置视角的农业环境效率测度模型和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TFP);最后,采用两种视角下的模型对比研究了2012年我国农业环境效率,以及1991-2011年中国30个省份农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结果表明:1考虑农业污染的强可处置特征,2012年农业环境效率均值从0.98下降为0.86,东、中、西部地区依次递减的空间差异性更加显著;21991-2011年我国农业TFP平均增长率为0.8%,技术效率年均负增长1.4%,技术进步年均增长2%,均低于传统度量方法。3技术效率呈现持续增长趋势,TFP总体上呈现了先下降后增长的变化趋势,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的协调性逐步得到改善;4各地区TFP均值均大于1,东部地区ML指数最高,其次是中部地区,但各地区技术效率均出现一定程度的退步现象。两种模型实证结果及其差异性表明,农业环境效率评价、污染治理措施应当遵循农业污染物的特征和产生机理;采取源头减排策略能够实现农业增长、污染减少和环境效率提升的多赢局面;当前,我国农业环境效率仍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在制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时,应考虑农业环境效率的空间差异性,针对不同发展水平和污染特征制定更具有针对性的治理策略。     

基于DEA的中国农地非农化效率及其变化

基于DEA和Malmquist TFP指数模型方法研究分析2000～2008年我国省域和区域层面农地非农化效率及其变化,为优化土地利用提供参考。研究结果表明：（1）省域层面各项平均效率水平一般,超过80%的省份农地非农化综合效率未达到有效状态;（2）农地非农化效率总体呈现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状态,区域差距呈现缩小趋势;（3）农地非农化平均综合效率的提升主要源于纯技术效率的贡献,而生产效率的明显改善得益于技术进步;（4）东部和东北地区农地非农化综合效率有所下降,中西部地区综合效率呈现上升趋势,西部地区上升显著。通过研究发现：现阶段我国农地非农化存在要素资源的利用不充分现象,效率提升潜力较大;西部地区农地非农化规模集聚能力与其他地区差距较大;东部地区存在农地非农化效率损失;虽然中西部地区农地非地化效率变化提升明显,但能否成为农地非农化指标增加的依据还值得进一步探讨     

山东省能源消费强度变动的结构及效率效应

从地区、产业以及规模以上工业三个视角,利用四种没有残值的指数分解方法将山东省的有关能源消费强度指标分解为效率效应和结构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山东省生产总值的地区结构变动对其能源强度的下降有阻碍作用,而各地区能源效率的提高则有促进作用;农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和仓储邮政、商业和住宿餐饮、其它服务业六大产业的增加值占全省增加值比重的变动对山东省能源强度的下降有不利影响,而各产业能源效率的变动则基本上起到促进作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行业结构对规模以上工业能源强度的下降有增进作用,而各行业能源效率变动的影响则不稳定.着重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交通运输、商业、住宿餐饮之外的其它服务业、重视高耗能行业能源效率的持续提高、加强对重点地区的监控,包括泰安市、日照市、莱芜市、临沂市、聊城市等,是降低山东省能源强度的主要途径.     

基于三阶段DEA与Malmquist指数分解的长江经济带水资源利用效率研究

长江经济带水资源的合理有效使用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以长江经济带11省市为研究对象,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和Malmquist对2010~2014年11省市水资源的利用效率进行了静态和动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剔除了外部环境因素和随机误差因素以后,纯技术效率均值和综合技术效率均值被低估,规模效率均值被高估,投入规模不足是扼制我国水资源利用效率提升的瓶颈。同时,东中西部省份的水资源利用效率差异显著,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格局。通过对Malmquist指数分解可知,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与技术变化值的演变趋势基本一致,反映了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对技术变化的严重依赖。因此,扩大生产规模,加大科技投入和知识创新,优化和升级产业结构是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途径。     

资源环境约束下基于资本服务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研究

诸多研究尝试用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方法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来源,以此判断中国现有经济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却忽略了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资源、环境因素。随着全球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突出,近年来已有学者尝试将二者纳入TFP测算框架,但大多基于传统的方向性距离函数并建立在决策单元具有相同技术水平的假设条件下进行测度,从而不能从多角度对技术效率做出客观准确的评价,也无法测算投入或产出存在非零松弛时带来的影响,并忽略了区域技术水平的现实差异性。除此之外,未能准确测量资本投入是现有文献存在的另一普遍问题,以资本存量作为其替代度量会带来一定计算误差。鉴于此,本文首先利用永续盘存法、年龄—效率函数测算中国三种类型资本服务,再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共同边界ML生产率指数,在非径向、非角度和存在多群体效率的基础上,基于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双重约束,测度1992-2012年间中国省际环境效率、环境TFP的动态演变趋势及其分解。结果表明:中国环境无效率主要来源于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区域环境效率从东向西呈现明显的阶梯式分布;设备、工具、器具购置类资本使用不当是资本无效率的主因;此外,技术进步是推动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及南部沿海地区环境TFP增长的主要动力,而黄河中游、长江中游、东北、西南和大西北地区主要依靠技术效率改善,并在纯技术赶超和潜在技术相对变动方面对发达区域呈追赶趋势。因此,为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从环境保护、节能减排、技术创新三方面着手。     

环境约束下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收敛分析

利用单元调查评估方法对农业面源污染进行核算,并将其作为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坏"产出指标纳入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评价模型,采用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方法分析1993-2010年环境约束下中国29个省份农业TFP增长,并对其收敛性进行了检验。研究表明:①环境约束下中国各地区农业TFP在考察期内均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增长,并且该增长主要是由农业技术进步推动,但是各地区的农业技术效率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恶化;②从地区差异来看,环境约束下中国各地区农业TFP在增长的同时呈现东、西、中部地区依次递减;③当不考虑环境因素时,全国范围以及中、西部地区的农业TFP平均增长率分别比考虑环境因素时提高0.88%、1.71%和2.35%,但是东部地区却比考虑环境因素时降低1.01%;④环境约束下中国各地区农业TFP都存在σ收敛和绝对β收敛,但是σ收敛趋势并不稳定,σ值呈现出显著的波动特征。     

中国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鉴于我国严峻的环境形势,我国政府强调加强企业技术改造,实现节能减排、产业升级,加强重点行业污染物减排。节能减排的主体是企业,因此研究污染密集产业中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微观企业数据,通过技术创新的投入指标、产出指标、效率指标和基于DEA的Maluquist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标,对污染密集产业中不同类型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进行对比分析,探寻不同所有制企业对污染密集产业可持续增长的贡献。研究发现:①私营企业在污染密集产业中的研发总投资最多,新产品产值最大,技术创新效率较高,因此其对污染密集产业的技术创新的贡献最大;国有企业在竞争性污染密集产业中的研发投资较少、新产品产值较小,但其在垄断性污染密集产业中研发投资最多,新产品产值很大,虽然效率一般,但总体来说贡献较大。外商企业和港澳台企业的研发投入和新产品产值介于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规模不算很大,但其研发效率远高于国内企业,因此他们的贡献不容忽视。集体企业的研发投入和新产品产值都远小于其他各类型企业,研发效率相对较低,仅高于国有企业。②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在大多数污染密集型产业中存在技术效率的相对进步,反映了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存在技术追赶效应;外资企业在多数污染密集型产业中的技术效率相对不变,继续维持相对优势地位;私营企业在5个产业中存在技术相对衰退、5个产业技术效率相对不变;港澳台企业在所有污染密集产业中都存在技术效率相对衰退,这反映了港澳台企业的技术优势正逐步丧失。③在所有污染密集型产业中,各类型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都不强,存在相对的技术衰退,未能赶上发达国家技术进步的速度。基于此,我们认为政府应该不断完善环保法律法规,加强对企业污染监察力度,加大政府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科研投入,积极鼓励各类型企业进行环保技术创新。     

资源环境约束下基于资本服务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诸多研究尝试用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方法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来源,以此判断中国现有经济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却忽略了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资源、环境因素。随着全球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突出,近年来已有学者尝试将二者纳入TFP测算框架,但大多基于传统的方向性距离函数并建立在决策单元具有相同技术水平的假设条件下进行测度,从而不能从多角度对技术效率做出客观准确的评价,也无法测算投入或产出存在非零松弛时带来的影响,并忽略了区域技术水平的现实差异性。除此之外,未能准确测量资本投入是现有文献存在的另一普遍问题,以资本存量作为其替代度量会带来一定计算误差。鉴于此,本文首先利用永续盘存法、年龄—效率函数测算中国三种类型资本服务,再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共同边界ML生产率指数,在非径向、非角度和存在多群体效率的基础上,基于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双重约束,测度1992-2012年间中国省际环境效率、环境TFP的动态演变趋势及其分解。结果表明:中国环境无效率主要来源于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区域环境效率从东向西呈现明显的阶梯式分布;设备、工具、器具购置类资本使用不当是资本无效率的主因;此外,技术进步是推动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及南部沿海地区环境TFP增长的主要动力,而黄河中游、长江中游、东北、西南和大西北地区主要依靠技术效率改善,并在纯技术赶超和潜在技术相对变动方面对发达区域呈追赶趋势。因此,为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从环境保护、节能减排、技术创新三方面着手。     

中国煤炭产业效率及其规制效应分析

由于煤炭资源开发的外部性和能源安全保障需求,政府通过合理的政策规制以提升煤炭产业的效率水平,应该成为煤炭产业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在政府试图对煤炭产业实施再规制的当下,科学考察我国煤炭产业的效率水平,评价现有主要政策对煤炭产业效率的规制效应,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本文采用中国煤炭企业100强2007-2012年的数据,构建Malmquist指数测算我国煤炭产业的效率水平,并基于SFA方法检验技术水平、安全生产和清洁生产规制对煤炭产业技术效率产生的冲击效应。结果显示:1样本期内,煤炭产业平均全要素生产率相对稳定,但技术效率却出现了恶化趋势;2规模较大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都高于规模较小企业,而特大型企业的规模效率却不一定高;3技术水平规制对煤炭产业技术效率的正向效应明显,而安全生产和清洁生产规制的负向效应明显。这意味着,要想规制不伤害煤炭产业效率,就要短期内鼓励煤炭企业加大RD投入以提升效率水平,而中长期要引导煤炭企业循序渐进加大安全投入以避免"暴饮暴食"和"消化不良",并主要通过经济手段支持煤炭企业提高清洁生产水平和努力构建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同时,应在目前资源整合政策效应已显现的基础上,继续"抓大放小",扶持适度规模的中大型煤炭企业和关停并转小煤矿,以促进整个煤炭产业效率水平提升。     

环保企业技术效率的分布特征与异质性来源:微观实证与比较

环保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依赖于差异化的政策扶持体系。但纵观现有研究,针对环保产业发展质量的衡量、内部异质性的梳理以及相关影响因素的探讨仍然缺乏统一框架。以微观环保企业的投入产出效率作为切入点,基于随机前沿分析(SFA)方法,采用中国规模以上环保企业2003—2013年统计调查数据以及环保类上市公司2014—2018年财务披露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通过两个时间段的多维统计和分组计量,对中国环保企业的技术效率分布特征及其异质性来源进行了系统诊断,研究发现:①中国环保产业内部的技术效率差异广泛体现于细分行业、所有制、区域等不同维度,且上述异质性特征既受制于特定的产业和政策环境,也会对外部影响因素变化产生个性化的响应机制;②中国环保企业的微观效率演进已经从政策驱动逐步转向市场推动,并对内部管理改善和外部市场竞争具有显著的正向反馈机制,行业整合和"做大做强"的需求也在日益增强;③中国环保产业政策支持体系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在逐步改善,但环保企业技术效率变化对重资产扩张模式和负债驱动型增长的负向反馈机制依然明显,且微观环保企业层面的金融资源错配问题和财务去杠杆压力也仍然一定程度上存在;④环保产业内部不同所有制、区域、细分领域的技术效率水平对不同类型政策扶持手段的响应机制和方式存在着显著不同。由此,要推动实现中国环保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目标,不仅需要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的引领和调节作用,聚焦微观环保企业个体的竞争能力塑造和经营管理能力提升;也需要依据微观环保企业技术效率的异质性特征及其个性化响应机制设计针对性、差异化的政策扶持体系,并加速产业整合和结构优化,提升相关政策措施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