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集聚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考虑集聚动态的效应与路径北大核心CSCDCSSCI

文章基于创业资源与创业情景理论,结合人口集聚的规模效应和外部效应,并充分考虑人口集聚具有动态性的特征,构建了人口集聚影响创业资源获取、创业机会需求以及创业环境保障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使用2008—2019年中国224个地级市市辖区的平衡面板数据,引入历史建成区面积作为人口集聚的工具变量,实证检验了人口集聚影响创业活跃度的直接效应与间接路径。结果表明:①人口集聚可以显著促进城市创业活跃度提升,控制人口集聚的内生性问题会避免低估人口集聚对创业活跃度的促进作用。②人口集聚对创业活跃度的促进作用有显著的滞后效应,且滞后效应的有效时间边界为滞后三期。③人口集聚通过扩大城市市场需求和带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创业活跃度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按照城市规模等级分组进行拓展性分析显示:④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人口集聚对创业活跃度既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也没有显著的挤出效应。⑤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人口集聚对城市创业活跃度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人口集聚指标分解发现中小城市的就业人口和建成区面积增量已经停滞不前甚至减少。基于以上结果,文章建议:①探索将创业支持政策作为基本公共服务,面向常住人口实现全覆盖。②继续引导人口向各级城市集聚,人口在城市中集聚有助于做大国内市场。③城市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建设要与人口集聚的速度和规模相适应,应当考虑适度超前于人口集聚的速度。     

产业发展对城市蔓延影响的差异性分析——以长江经济带104个城市为例

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转变的背景下,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而带来的城市蔓延不利于城市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基于2001~2015年长江经济带面板数据考察了产业发展对城市蔓延的差异性影响,研究发现：（1）总体上,在产业结构方面,随着第二产业就业比重的增加,城市蔓延度提高。而随着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增加时,城市蔓延减缓,这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活性服务业。（2）从城市规模角度来看,第二产业对城市蔓延的影响,在中小城市起显著的作用,而在大城市不显著。第三产业在大城市起显著的抑制性作用,而在中小城市不显著,这主要与不同城市规模下集聚经济效益的发挥有关。（3）从蔓延类型角度来看,推动城市蔓延向集约型方向发展的主要是第三产业中的生活性服务业,而第二产业以及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城市蔓延向过度蔓延方向发展。长江经济带应合理布局第二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提高产业的集聚效应,同时避免不合理开发和盲目招商引资而造成的城市蔓延。     

湖北省县域迁入人口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利用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分县资料,分析湖北省县际迁入人口的空间格局及变化,探讨迁入人口空间格局形成的内生机制。研究发现,2000年以来迁入人口向地级市市辖区以及与其邻接的地区集中,县际分布差异扩大,但是空间集聚程度下降,以武汉市为中心的"中心-外围"空间格局日益明显。在地区名义工资和社会发展水平等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差异化工业制成品和服务业产品的可获得性是人口迁入的重要原因。而推进区域一体化可以提高本地对差异化产品的可获得性,吸引人口迁入,进而诱发人口与产业向本地同向集聚。     

城镇蔓延与滞留型城镇化人口

在以政府主导为特征的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形成了有别于西方城市蔓延概念的城镇蔓延。在户籍制度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下,政府主导的城乡空间转化,将造成其中人口城乡身份识别的困难。本文通过构建一个人口聚集与城市空间增长的动态均衡模型来研究政府推动下的城镇空间扩张对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城镇蔓延中除了造成城镇空间的扩张,还产生两类"半"城镇化人口:滞留型城镇化人口和未市民化的进入型城镇人口。与"离土离乡"的进入型城镇人口不同,滞留型城镇人口"不离土不离乡"却由于生存空间划分为城镇地区而成为城镇常住人口。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对改革开放以来农业户籍人口在城镇地区的变动规模进行分解,发现因为城镇蔓延而产生的的滞留型城镇化人口规模超过进入型城镇化人口,成为农业户籍城镇化中最大群体,且该类人口主要集中在镇区。对这类人口的忽视,将对理解我国城镇进程及其作用产生偏差。而城镇蔓延造成的复杂人口结构需要社会重新考虑我国城镇化进程。而城镇化从空间管理向人口管理、率先解决滞留型城镇人口的城镇化问题以及严格控制小城镇土地城镇化现象,将推进我国城镇化健康发展。     

低碳城市试点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及效应

研究尝试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主要表征的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纳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评估框架,评估低碳城市试点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以及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等产业集聚与低碳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共同影响机制。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集2005—2018年中国22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及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这一效应在不同地区呈现出典型异质性;在东部试点城市显著为正,而在中、西部试点城市显著为负。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城市绿色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后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技术效率和城市绿色技术进步的作用均较为显著。分地区检验后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东部试点城市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对技术效率的影响不明显;对中部试点城市的绿色技术进步影响显著为正,而对技术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对西部试点城市的技术效率影响显著为负,而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不显著。分批检验发现,三批试点均在不同程度上显著促进了试点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三批试点成效呈现为先增大后降低的"倒U型"特征。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等产业集聚与低碳试点政策的协同或交互,均在不同程度上显著促进了试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研究在理论上有助于丰富或完善中国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绩效评估框架,克服以往大多研究单纯强调碳减排效应而淡化经济增长效率的思维路径依赖;在实践上也有助于回应中国政府致力于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政策主张,为调整或完善低碳试点城市环境保护与保增长的协同政策框架提供经验证据。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城镇体系演化时空特征

基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1986～2007年各市县（区）非农业人口资料,应用位序规模法则、ROXY指数、城市影响力等多种定量方法,结合相应定性分析,系统研究了其城镇体系发展中的规模结构及空间结构演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城市群处于缓慢分散趋势中,中等城市数量的显著增加,非农人口集聚重心从传统大城市逐渐向中小城市转移;上海是区域中心城市,在区域发展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且影响力远超过本区域范围;以上海为中心,沪宁、沪杭、长江为轴线形成较显著的城市影响力圈层结构,江苏的兴化、高邮地区以及浙江杭州西部、台州等广大地域受大城市的带动作用较弱;〖JP2〗上海-苏州-无锡形成内部联系紧密、层级结构模糊的一体化“城市区域”,既是长三角的“核心区”,也是城镇连绵发展的高级形态;尽管在二线城市中缺乏规模优势,南京与杭州因地理位置发挥了突出的区域带动作用,实际上承担着区域副中心角色;围绕核心区与两个副中心,长三角构筑成“>”型城镇发展主轴     

城市人口规模、就业密度与生产性空气污染排放——双重倒“U”型关系的解析与检验

随着中国城镇化快速推进，城市生产活动的活跃引致空气污染排放的加剧，明晰城市人口规模和就业密度对生产性空气污染排放的影响效应意义深远。该研究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开展数值模拟，发现城市人口规模、就业密度与城市生产性空气污染排放之间均满足倒“U”型关系，且规模与密度均对倒“U”型门槛值存在调节效应。基于此，利用2010—2018年中国274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估计结果表明：(1)城市人口规模、就业密度对生产性空气污染排放的影响均符合稳健的倒“U”型特征，2018年生产性空气污染排放由升转降的规模门槛值和密度门槛值分别为105万人和3 469人/km²。(2)目前，中国部分城市的人口规模与就业密度已超过门槛值，步入生产性空气污染排放的“双下行”通道，这些城市人口增加延长了非生产时间，对有效劳动供给造成的损失超过劳动力时间禀赋的增加，从而使得生产受限减少了生产性空气污染排放；同时，城市高就业密度有利于创新扩散和知识外溢，对生产性空气污染排放产生的减排作用强于高就业密度带来的生产激励效应对空气污染排放的增排作用，这些作用的综合结果使得生产性空气污染排放趋于下降。...     

新疆地级市CO_2排放空间特征研究

基于中国高空间分辨率网格数据,建立新疆地级市CO_2排放数据集,探讨新疆CO_2排放的空间特征,为新疆低碳发展的空间布局规划提供一定的依据。研究采用"自下而上"的空间化方法建立排放数据集,并用统计学方法分析排放数据统计特征。研究结果:从整体看,CO_2直接排放总体分散,局部集中,基本沿着天山分为南部和北部,北部地区排放高于南部地区。从区域看,天山北坡经济带CO_2排放最高;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中通道、北通道和南通道排放依次递减。从部门看,服务业与城镇生活CO_2排放相关性最高,间接排放与其他部门排放相关性最弱。从类型看,工业型地级市CO_2人均排放最高,总排放均值略低于服务业型地级市,远高于其他类型地级市;人口规模越大的地级市CO_2排放均值越大,但其人均排放越少。结论与讨论:1新疆CO_2排放空间差异显著,其排放较大的地级市整体效率不高,将是减排的重点区。2工业化、城镇化是新疆CO_2排放的重要影响因素,将是减排的着力点。3省际生态补偿和碳排放指标分配时应适度考虑能源输出引致本地较高CO_2排放的特情。     

最优城市规模与特大城市户籍管制的自增强机制

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为了缓解其综合承载压力,倾向于通过严格的户籍管制政策控制人口规模,但在现实中,特大城市却存在着"落户越来越严、人口越控越多"的现象。基于最优城市规模理论,提出了特大城市户籍管制的自增强机制,并分析了其形成过程。研究发现,严格的户籍管制政策在降低特大城市排他性公共品拥挤成本的同时,并未改变城市人口增长带来的规模收益,这使得城市边际规模收益和边际拥挤成本相等时的最优规模理论值增大,城市人口倾向于进一步增多,最终导致户籍管制更加严格。利用286个地级市的数据对户籍管制的自增强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加强户籍管制不利于中小城市收入提高,有利于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收入提高,人口规模越大的城市越具有加强户籍管制的倾向;户籍管制程度的提高使城市人均收入与人口规模之间倒U型曲线的顶点位置右移,因而提升了特大城市的最优人口规模水平,进一步促进了人口的流入。大多数特大城市在严格的户籍管制下,其实际人口规模仍未达到最优人口规模理论值,依然存在人口进一步增多的倾向。户籍管制的自增强机制的政策含义是:当前,中国的特大城市已经陷入了户籍管制增强与城市人口增多的恶性循环之中,通过严格的户籍管制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的政策是无效的,进一步放开落户限制反而是特大城市疏解人口的有效途径;同时,应通过提高中小城市非排他性公共品供给水平引导新增非户籍人口有序转移,最终使特大城市退出户籍管制的自增强机制。     

城市“规模”偏小不利于经济增长吗?——两种借用规模视角下的再审视

城市规模偏小是否就一定不利于其经济增长,推进大城市建设是否就一定能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关于此问题的争论从未间断,而相关的经验证据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基于2003—2016年我国28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双固定效应模型、空间计量模型、系统GMM模型以及面板门限模型等方法,在开放型城市系统模型的假设下,本文拟从绩效规模借用和功能规模借用的视角来再审视城市经济活动密度、人口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此来破解中小城市高速增长难题。本文研究发现:①绩效规模借用能帮助中小城市实现超越其自身经济活动密度所能达到的集聚经济水平;而功能规模借用则能通过帮助中小城市实现更高等级职能专业化水平的方式,促进其经济快速增长。②此外,通达性水平的提升能同时强化这两种借用规模的作用效果。③最后,就借用规模的异质性表现来看,在城市群内部,中小城市以借用规模行为占主导,而大城市则以发挥集聚阴影作用为主。基于以上结论,本文主要政策建议如下:①政府在制定区域发展规划和交通网络规划时应该以城市群经济建设为目标,努力消除大中小城市的行政壁垒,实现大中小城市的共赢式发展。②城市群经济的建设可以以大城市为中心展开,同时以能充分发挥中小城市借用规模的思路来发展。     

城市“规模”偏小不利于经济增长吗?——两种借用规模视角下的再审视北大核心CSCDCSSCI

城市规模偏小是否就一定不利于其经济增长,推进大城市建设是否就一定能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关于此问题的争论从未间断,而相关的经验证据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基于2003—2016年我国28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双固定效应模型、空间计量模型、系统GMM模型以及面板门限模型等方法,在开放型城市系统模型的假设下,本文拟从绩效规模借用和功能规模借用的视角来再审视城市经济活动密度、人口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此来破解中小城市高速增长难题。本文研究发现:①绩效规模借用能帮助中小城市实现超越其自身经济活动密度所能达到的集聚经济水平;而功能规模借用则能通过帮助中小城市实现更高等级职能专业化水平的方式,促进其经济快速增长。②此外,通达性水平的提升能同时强化这两种借用规模的作用效果。③最后,就借用规模的异质性表现来看,在城市群内部,中小城市以借用规模行为占主导,而大城市则以发挥集聚阴影作用为主。基于以上结论,本文主要政策建议如下:①政府在制定区域发展规划和交通网络规划时应该以城市群经济建设为目标,努力消除大中小城市的行政壁垒,实现大中小城市的共赢式发展。②城市群经济的建设可以以大城市为中心展开,同时以能充分发挥中小城市借用规模的思路来发展。     

武汉城市圈城镇用地扩展的时空格局与规模等级模式分异研究

在国家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战略背景下,都市圈成为区际竞争的核心载体,定量认知基于长时间序列的都市圈城镇扩展时空格局与不同规模等级城市的模式分异规律,对提升城市空间治理能力与制定因地制宜的空间管控策略具有重要意义。基于1990～2015年4个阶段（1990～2000、2000～2005、2005～2010、2010～2015年）的武汉城市圈土地利用现状数据,用城镇用地来源、城镇扩展速率、城镇用地扩展差异指数、重心坐标、分维数以及扩展强度指数的等扇分析等指标对武汉城市圈城镇扩展的时空格局以及规模等级模式分异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武汉城市圈城镇用地扩展的主要来源是耕地,其次是水域、林地、其他建设用地和农村居民点,来源由单一趋向多元化;城镇用地扩展速率具有明显的波动性和阶段性特征,以及扩展具有空间分异性和空间集聚性;不同时期的中快高速扩展区域呈现出不同的形状,比如扇形、”U”型;根据雷达图把城镇用地的扩展模式划分成单翼、多翼和扇形扩展3种模式,各城市主要扩展方向没有一致性,呈现出小城市扩展方向大城市聚拢的特征;武汉城市圈城市形态较为规则平整,分维数具有波动性特征;武汉、黄石、咸宁的重心往西南方向迁移,鄂州、黄冈、孝感的重心往西北方向迁移;不同等级城市的扩展格局以及模式具有差异性,中小城市的扩展速度大于大城市,城市形态都趋于稳定。 关键词： 土地利用变化;城市扩展;时空格局;模式分异;武汉城市圈     

都市扩张与土地资源利用集约化：关于上海市城市发展模式的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人口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集中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城市规模正在迅速膨胀。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城市占地面积的扩张;城市人口的膨胀;城市经济实力的增长。     

北京市人口动态模拟与政策分析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城市规模不断膨胀,超过1 000万的超大城市不断涌现,城市人口规模过大、增长过快以及带来的城市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北京作为一个人口超过2 000万的超大城市,不仅具有超大城市的一般特征,而且具有首都所在城市的特点。本文在厘清北京人口增长机制的基础上,采用系统动力学方法,通过政策模拟,考察不同政策导向对未来北京市人口增长趋势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1如果保持当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并按当前的生产技术水平以及产业结构变化趋势发展,未来北京人口规模将持续快速增长,到2030年将突破3 000万人,2050年将接近5 000万人,城市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2单纯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对调控人口作用有限。3适当放缓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可以有效控制人口的快速增长,挤出大量的低端劳动力,人口调控效果明显。4户籍制度的适度放开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外来人口规模,但对人口总量的减少并没有起到作用。5与单纯采用一种政策调整相比,多种调控政策并举调控人口的效果更佳。由此得到以下几点启示:首先,每个城市都应该有自己的功能定位,决不能搞"大而全"和千城一面,尤其不能将城市经济增长速度和总量作为城市发展的主要目标甚至唯一目标,不顾后果和不择手段地追求GDP。否则城市人口规模的无序扩大就很难避免,也很难治理。对于北京而言,发挥其政治、文化、国际交往以及科技创新中心的首都功能,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劳动生产率,优化产业结构才有利于人口的有序发展。另外,政府在人口调控方面必须有所作为,但也不能对人口调控进行大包大揽,取代市场。政府要顺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律,顺势而为,出台相应的系列综合性调控政策。只有这样,才能对人口调控起到更好的效果。     

家庭资源、个人禀赋与农民的城镇迁移偏好

近年来,作为激发经济增长潜力的重要手段,农民市民化、农村城镇化受到政界和学界的高度重视。虽然如何推动新型城镇化仍存在争议,但"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必须考察农民偏好迁移至哪类城市。本文立足于中国农民以家庭为重的社会现实,将推拉理论、新家庭经济迁移理论等主流人口迁移理论整合到社会心理学家Lewin的行为分析框架,提出我国农户的迁移行为公式。理论分析发现,农户的城镇迁移偏好是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乡村联系和城市融入等四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利用CGSS2010的2 355户农户调查数据,本文将农民迁移的目的地分为"小城镇"、"县城/县级市"、"地级市"、"省城"和"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等5类,考察了农民的城镇迁移偏好现状及其指标特征,并在多重共线性和适当性检验的基础上,以多项Logistic模型来分析农民倾向迁移至哪类城市与其家庭资源、个人禀赋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与选择向小城镇迁移的农户相比,拥有较多乡村社会资本的农户更偏好迁移至县城/县级市,而不愿意去更大规模的城市定居,表明乡村联系对农户城镇迁移具有一定拉力;年龄较小、健康状况较好、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较高、有成员长年在城市务工以及流入土地开展规模经营的农户,更偏好向地级市迁移,表明地级市已经成为市民化能力较强农户的理想迁入地;健康状况较差、子女个数较多、承包地面积较少、没有城市工作经验的农户,更乐于向省城和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移民,表明境况较差的农户反而期待去大城市闯荡一番。整体而言,土地流转能够推动城镇化,城市工作经验会让农民选择适合自己的城市,只有资源禀赋差、生存压力大的农户仍有"大城市梦"。因此,为了有序推进农民市民化,政府首先应进一步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减弱进城务工人员与乡村的联系;其次要加快地级市的发展,让一部分有意愿、有能力的农户先行市民化;最后要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增加小城镇、县城/县级市和地级市的吸引力,以消解日益严重的大城市病。     

长株潭城镇等级体系优化研究

长株潭地区是湖南经济最发达、城镇最密集的地区。作为我国中西部地区极富个性的城市群 ,它的优化建设不仅受到湖南省的关注 ,而且受到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和世界银行的重视。这一区域现有 3个地级市、4个县级市、8个县城、158个一般建制镇及 362个集镇。其城镇非农业人口规模等级为首位型分布 ,具有明显的层次性特征。按综合实力 ,7个设市城市可以划分为四个等级。首位城市规模偏小、城镇等级体系不完整、小城镇数量多而规模小是该区城镇等级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今后应以长株潭 3个核心城市的一体化建设为突破口 ,加强城镇体系的中心化趋势 ;应积极促进浏阳、醴陵、湘乡等小城市向中等城市的规模升级 ;应将宁乡、攸县、望城 3县改为县级市 ;应择优发展 ,规模建设 ,形成由四级中心构成的城镇等级体系。     

长株潭城镇等级体系优化研究

长株潭地区是湖南经济最发达、城镇最密集的地区,作为我国中西部地区极富个性的城市群,它的优化建设不仅受到湖南省的关注,而且受到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和世界银行的重视,这一区域现有3个地级市、4个县级市、8个县城、158个一般建制镇及362个集镇,其城镇非农业人口规模等级为首位型分布,具有明显的层次性特征,按综合实力,7个设市城市可以划分为四个等级,首位城市规模偏小、城镇等级体系不完整、小城镇数量多而规模小是该区城镇等级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今后应以长株潭3个核心城市的一体化建设为突破口,加强城镇体系的中心化趋势;应积极促进浏阳、醴陵、湘乡等小城市向中等城市的规模升级;应将宁乡、攸县、望城3县改为县级市;应择优发展,规模建设,形成由四级中心构成的城镇等级体系。     

城市规模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及区域差异分析

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住房紧张、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问题开始日益凸显,如何从生态视角找到适度的城市规模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以中国2003-2013年281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空间计量和门槛面板模型研究了城市规模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生态效率整体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且区域差异较大,溢出效应较为明显;城市规模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呈现N型曲线的特征,且呈现显著的区间效应,根据门槛内生性分类结果发现,当城市规模低于54.48万人时,生态效率随城市规模的扩张不断增加;当城市规模大于54.48万低于337.22万人时,城市规模扩张对生态效率的促进作用较大,当城市规模超过337.22万人这一门槛值之后,促进作用开始显著减小,说明基于生态效率的最优城市规模为337.22万人左右;而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等都对城市生态效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基于以上结论,各城市应加强环境合作,减少环境污染溢出;对于规模较小的城市,应该依托周边大中城市,争取产业合作,通过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户籍、土地等制度改革,促进城市规模的扩大;对于规模居中的城市,应该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前提,推进适度规模的城镇化,真正实现城市从"量"到"质"的转变;对于规模较大的城市,可以建立新城区或城市群,完善城市近郊及周边交通、教育等公共资源配置,充分发挥聚集和发散效应,有效缓解人口过于集中和环境恶化带来的压力。综上,不同规模的城市应采取不同措施提高生态效率,推进城市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城市规模、集聚与空气质量

在STIRPAT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加入能源消费需求、工业化水平和产业集聚度变量,建立了拓展的STIRPAT模型,并使用动态面板GMM方法,分析了我国30个省会城市和直辖市2003-2012年间的面板数据,指出不同的城市规模与集聚程度会对空气质量有不同的影响。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城市人口规模、富裕程度和技术水平是影响城市空气质量的主要因素,其中人口规模和技术水平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均为正效应,而富裕程度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呈现出倒N型EKC曲线形状;较高的能源消费需求和工业化水平会恶化空气质量,而较高的技术水平和产业集聚度会改善空气质量,这表明相关部门可以从不断提高科技水平和产业集聚度入手,通过各种方法减少能源消费需求、降低工业化水平。来达到改善空气质量的目的。其次,在总体回归的基础上,本文重点按照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和经济集聚度、人口集中度分析了城市规模与集聚对空气质量的影响情况。结果表明:欠发达城市和大中城市的回归结果与总体回归结果一致,而经济发达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回归结果与总体回归结果有一定差异,本文认为导致这些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科学事业费支出方向、社会消费品结构以及工业清洁能源利用及其利用效率等因素;低产业集聚度和低人口集中度城市的情形与总体较为相近,而高产业集聚度和高人口集中度城市的EKC曲线形状与工业化水平系数与总体结果相反,这两种差异分别与城市的发展阶段和城市的人口素质有关。因此,城市的相关部门在追求规模经济的同时应该注重科技投入结构的改善,注重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清洁能源的使用率,并且在不断提高产业集聚度与人口集中度的同时追求绿色GDP的实现,注重人口的文化教育以提高人口素质,从而提升公众的环保意识,以抵消随人口集中度提高带来的环境压力。     

开发区产业集聚的环境效应:加剧污染还是促进治理?

从中国的发展实践来看,产业集聚在助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对生态环境产生不可预知的外部性。本文试图从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就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产业集聚对污染和治理两个维度的影响进行系统考察。作为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试验田,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设立实质就是产业在空间上的集聚。本文利用2003—2017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将开发区设立视为一种准自然实验,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PSM-DID)考察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集聚产生的环境效应是加剧了污染还是促进了治理。研究发现:总体上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设立有利于改善地区环境绩效,开发区产业集聚在初始所形成的污染集中排放加剧了环境污染,但后期所产生的技术溢出和示范效应则能有效提升环境治理水平。进一步对样本对象的空间、时间和资源禀赋的异质性考察表明,国家级开发区产业集聚对中西部地区环境绩效的提升要优于东部地区,尤其是环境治理水平方面;设立时间较晚的开发区对当地环境绩效的提升要显著优于早期设立的开发区;与非资源型城市相比,资源型城市的国家级开发区产业集聚能更有效降低排污规模,提升环境治理效率。并且上述结论在各种稳健性检验中仍然成立。开发区设立的产业集聚政策先天具有"自上而下"的导向性,根据实证结论,提出地方政府应基于自身条件,建设符合当地区位导向的开发区,结合地区经济发展阶段和主导产业,营造合乎地区自身禀赋基础的制度环境,分层次完善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加强产业集聚对环境治理的助推作用,从而实现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绿色联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