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情景下的人口迁移及其对农村土地利用影响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农村人口迁移趋势愈演愈烈。人口迁移导致的劳动力投入减少对农村土地利用存在威胁。运用情景模拟的方法,研究了不同情景下的人口迁移及其对耕地撂荒和宅基地闲置的威胁。研究表明：(1)重庆市未来人口迁移由4部分构成：都市区农村人口向城区迁移;都市区外农村人口向都市区集聚;都市区外农村人口向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城镇集中;市外人口回流;(2)未来10 a,重庆市总人口流量46445~48481万,而对土地利用有影响的人口流量约36445~42481万;（3）预计到2020年,重庆市存在撂荒威胁的耕地约412~480万hm2;（4）预计到2020年,重庆市农村宅基地闲置潜力为597~611万hm2。建议改革限制农村耕地流转的政策,避免耕地撂荒;探索“复垦+流转”的农村闲置宅基地处置模式     

开发区闲置土地成因及其治理路径——以北方A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例

开发区闲置土地治理是健全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制度必须重视的问题。以我国北方A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例,通过实地调查和典型剖析,探讨开发区闲置土地现状、成因,以及闲置土地治理的现实障碍和具体路径。结果表明,开发区闲置土地总量大,其中以征而未供土地、工矿仓储和商住用地为主,且政府规划调整、大量征地却出让不畅、用途争议、拆迁未完成等原因导致的土地闲置远远多于企业拖延开发、破产等原因导致的闲置;开发区科学发展机制缺失、土地财政强力驱动、土地价格偏离市场需求、违法成本较低等深层次原因则构成了开发区土地闲置的必然逻辑。总体上,开发区土地闲置与开发区建设由政府主导的特点紧密相关,土地闲置又给开发区建设带来资源浪费、环境脏乱等问题,对开发区后续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同时,开发区闲置土地治理面临闲置土地认定法律依据不足、违法行为查处体制不畅和再利用机制缺失等现实障碍。因此,今后开发区闲置土地治理的路径是,创新开发区供地和用地机制,改革土地储备、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建立开发区用地企业综合审查机制,减少闲置土地来源;完善闲置土地处置法制体制,修改闲置土地认定标准,建立闲置土地查处的多部门联合执法模式及公众参与机制,增加闲置土地违法成本;健全和创新闲置土地处置机制,落实征而未供、供而未用的耕地恢复耕种的制度,建立企业闲置建设用地的流转机制和闲置土地利益纠纷协调解决机制,加速闲置土地再利用。     

农民接受闲置宅基地治理方式的意愿及影响因素

农村闲置宅基地治理必须尊重农民意愿。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全国9省551份调研问卷数据,运用多元Logistic模型分析农民接受闲置宅基地治理方式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民接受意愿取决于农民依其自身条件和外部环境对某种治理方式的未来收益和成本状况的预期。农民接受有偿收回和流转方式的可能性要高于其接受无偿收回和撤并零散居民点方式的可能性。具体而言,年老的农民和主要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接受无偿收回方式的意愿较高;农民拥有宅基地处数越多,接受撤并零散居民点和有偿收回方式的意愿越高;初中及初中以上教育程度和了解"一户一宅及面积控制"政策的农民更倾向于接受无偿收回和撤并方式;东部地区农民较之西部地区农民更愿意接受流转方式,中部地区农民则更愿意接受撤并和有偿收回方式;郊区农村的农民接受流转和撤并方式的可能性较大。因此,今后要根据农民经济、教育、就业状况和所处地区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制定农村闲置宅基地治理政策。     

交易费用视角下宅基地置换模式的区域差异及其成因

基于江苏省宿迁市A镇、南通市B镇、昆山市C镇的实地调研,采用案例比较法和交易费用法,分析江苏省"万顷良田建设工程"中宅基地置换模式的区域差异性及其原因。研究结果表明,江苏省"万顷良田建设工程"宅基地置换主要采用了置换宅基地、置换小产权房、置换商品房三种模式,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区域土地稀缺程度、非农就业机会大小、农地流转稳定程度和农村社会保障稳定程度是导致宅基地置换模式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昆山市C镇因土地稀缺程度较大、非农就业机会较大、农地流转稳定程度和农村社会保障稳定程度较高,宅基地置换交易费用较小,采用类似市场制的置换商品房模式;相反,宿迁市A镇因土地稀缺程度较小、非农就业机会较小、农地流转稳定程度和农村社会保障稳定程度较低,宅基地置换交易费用较大,采用类似层级制的置换宅基地模式;南通市B镇因各项指标处于中等水平,宅基地置换的交易费用中等,采用类似中间混合制的置换小产权房模式。鉴于此,在推行宅基地置换的过程中,需要依据农民对农村生活生产环境的依赖程度、农地流转稳定程度和农村社会保障稳定程度因地制宜地选择合适的宅基地置换模式,避免发生"一刀切"等将农民转移到城镇的强制行为。此外,需要不断完善农地流转和社会保障制度等配套改革,替代农地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功能,保障农民能够获得稳定持续的经济收益,从而促进农民不断向城市转移。     

基本农田规划管制下农民的土地发展权受限分析——以江夏区五里界镇为实证

基本农田保护区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使管制区域内土地发展权受到限制及影响,给农民等相关群体带来机会及利益损失。本文以武汉市城乡交错区五里界镇基本农田保护区为例证,实地调研分析农民对于基本农田规划管制下土地发展权受限的认知、态度及差异,运用期望值函数测算出禁止农田建房、建坟、发展林果业、挖塘养鱼及闲置等土地用途管制对农民土地发展权所带来的受限损失。研究表明:①尽管基本农田保护政策在我国已施行近二十年,但仍多停留在制度层面,农民的规划知情权及参与程度不够,存在农户不知情被动参与、缺乏经济激励机制的现实状况。②规划管制对于农民土地发展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土地用途的管制和生产自主性的限制上,从禁止占用基本农田建房、建坟、改园、取土、挖塘、闲置等土地用途管制出发,测算出规划管制给农民土地发展权带来的平均机会损失为20 680元/hm2;以农户认识相对淡薄、日常管制工作中发生频率较高的禁止农田发展林果业、挖塘养鱼及闲置荒芜活动的限制性损失为依据,农民土地发展权的年均机会损失在3 763.35-5 426.47元/hm2,为确定基本农田保护的经济补偿标准提供直接的参考依据。     

欠发达地区农民宅基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

宅基地流转被认为是城乡建设用地资源优化配置和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的重要渠道,应以尊重农民意愿为前提。由"农民理性"、"政策激励"、"隐形市场"假设可知,农民宅基地流转取决于在政策和市场等外部环境变化的情况下,其宅基地的资产实现程度和社会保障替代程度之间的"理性"权衡。基于"农户-政策-市场"三维特征视角,利用新疆四地州(市)340户农民的调查数据,采用Probit模型,探讨欠发达地区农民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新疆农户特征、相关政策与市场特征对农民宅基地流入和流出意愿具有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向上的影响;与相关研究结果相比,既有相同之处,更有显著的地区特点。其相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宅基地流转范围的限制,阻碍宅基地流转;流转收入越高,农民流出宅基地的意愿就越强烈;流转花费时间越多,流入宅基地的意愿就越弱。其地区特点主要表现在:家庭人均收入与流出意愿关系不显著;农民非农化程度对农民流转宅基地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与少数民族农民相比,汉族农民并没有表现更强的宅基地流转意愿;农村新型合作医疗比重越大,农民流入宅基地的意愿越强,但对流出意愿影响并不显著;农民家庭参加农村养老保险比重越高,农民宅基地流入和流出的意愿并非越强;流入费用对流入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流转方式对农民流入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流转花费时间对流出意愿影响并不显著。因此,今后要在充分考虑农户特征和偏好的情况下,完善政策和市场环境,因地制宜地引导、推进农民宅基地流转,切实保障不同农民群体在城乡统筹发展中有更多的自主权、参与权与利益共享权等。     

户籍制度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

现行的户籍制度黏附着城乡差别化的入学、住房、养老保障等权利配置功能,严重制约着农村宅基地的社保功能向资产功能转化,是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关键因素。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两个基本假设,并运用加入控制变量的"双差"分析法,以重庆(实验地区)和武汉(控制地区)的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定量分析和实证检验了户籍制度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时间哑变量和地区哑变量的交叉项(即户籍制度改革效应)通过了1%的正显著性检验,说明户籍制度改革对实验地区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使得愿意退出宅基地的农户比例增加了37%;而且在户籍改革力度较大的地区,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相对较大。另外,"人均住房面积、小康村、城镇郊区村"与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而"家庭人均非农就业收入、补偿标准"与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呈显著正相关关系。鉴于此,建议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制度构造与功能分配,构建农业转移人口退出宅基地与在城镇落户享有城镇居民公共服务之间的衔接和转换机制,协调户籍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在此基础上,制定农村宅基地退出程序和补偿标准,设计与城镇住宅用地管理制度统一的农村宅基地复垦整理、收回储备、市场供应与使用监管的政策框架体系,确保退出后的宅基地得到有效利用,从而提高农村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用地保障。     

农村宅基地制度创新与理论解释——江苏省江都市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建立农村宅基地制度创新模型,研究数据来源于江都市3县30个村的实地调查,主要是分析农村宅基地制度的创新过程和诱导因素,为国家引导和制定合理的宅基地制度提供理论依据。研究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江都市为代表的农村宅基地制度逐渐从无偿、无流动向有偿、有流动演变,宅基地产权权能日益完善。影响农村宅基地制度创新的主要因素是农村土地资源短缺程度、土地开发利用状况、区位条件、各主体经济状况(主要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加)、人力资本以及政策等因素。鉴于此,在未来的宅基地制度创新过程中要注重研究宅基地要素相对价格变化趋势,选择宅基地制度创新方向;提高农民文化水平,加快人力资本建设,提高其可行能力;以及积极发挥政策的诱导和支持作用。     

基于机会成本的农村宅基地退出补偿标准研究

测算农村宅基地退出的合理补偿标准,对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机会成本内涵,从农村宅基地退出的机会成本(宅基地直接经济价值、农村生活方式保持价值及宅基地发展权价值)与其复垦的新增耕地经济价值(农业生产价值)两方面分析宅基地退出补偿标准构成,并分别采用替代法、直接支出法、假设开发法、收益还原法等进行分项价值核算,并以江苏省扬州市为例开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宅基地退出的机会成本与其复垦耕地的经济价值差值即为宅基地退出的机会成本损失,据此确定的研究区宅基地退出补偿标准约为352.83元/m~2,是现行补偿标准的1.63倍;与现行补偿标准相比,新的补偿标准不仅从住房保障功能、出租与畜禽养殖的经济收益功能测算宅基地直接经济价值,还估算了宅基地维持农村生活方式的日常消费节约价值和未来可能转为城镇建设用地的发展权价值,完善了宅基地退出的农户补偿范围。(2)由于基于机会成本的宅基地退出补偿标准远低于研究区当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最低等级建设用地平均基准地价和前一年土地出让均价,该补偿标准具有较高经济可行性。因此,为推动农村宅基地有序退出,应基于农户全部利益损失科学建立农村宅基地退出的"成本-收益"指标核算体系,显化其机会成本;同时,通过明确产权、健全农村土地价格评估体系、探索多元补偿形式等完善宅基地退出的市场化补偿机制,内化农户机会成本损失。     

怒江流域森林资源的本土利用调查与分析

基于怒江流域北段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周边4个社区的森林资源利用状况详细调查数据,运用建房频率计算农村地区建房周期、气干密度换算薪材材积等方法,分别依本土居民的建材、薪材、围栏（篱）用材和非木材林产品（NWFPs）4种森林资源利用方式,计算、分析怒江流域北段森林资源当地利用的消耗量和消耗结构。结果显示：怒江流域北段建房材消耗量0.10 m³ /a·人,薪材3.87 m³/a·人,农地围栏用材0.019 m³/a·人,年户均采集以菌类和中药材为主的非木材林产品73.95 kg。表明消耗量最大的利用形式是薪材,而非传统认为的建房材和农地围栏材;农村社区木楞房、木片房和农地围栏“长期留存”,而薪材流量大“库存小”的表象,是导致认识偏差的原因。调查社区的地理位置、社区规模和民族组成等在怒江流域北段具较强代表性,结果可为调查区森林资源可持续经营提供参考,也可为高黎贡山（怒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科学管理提供依据.     

高铁站周边农村院落空间布局研究

以高铁滕州东站周边村庄为研究区,采用问卷调查、系统分析等方法,探讨高铁站周边农村院落空间布局。结果表明,研究区农村院落空间布局有居住和商住两种模式。改革开放之前为正房+空地的简单布局,改革开放至高铁建设以正房扩建翻建、立体开发为主,高铁建设后以平面扩建、偏房建设为主。家庭收入、乡村习俗、生产方式及高铁建设等是院落空间布局演变的主要影响因素。针对院落盲目建设、闲置等问题,提出因需建房、出租经营、增加绿化和及完善制度等院落利用及管理建议。     

推拉理论视角下的农村宅基地退出机制研究——基于南京市栖霞区农户意愿调查

以推拉理论为视角,分别从农村宅基地作为资源和资产属性以及拥有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农民迁移到城市这两个角度,重新梳理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因素,建立了农村宅基地退出影响因素的推拉分析框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在南京市栖霞区农村实地调查得到的数据,建立二元Logistic模型归纳主要影响农户退出意愿的推力和拉力因素。研究发现,受教育水平、农户年总收入、家庭居住人口数和农户是否参加农村养老保险是宅基地退出的主要推动因素;而非农业收入占比、外出务工人口数、是否参加城镇养老保险、是否拥有城镇住所、是否有宅基地产权证书以及宅基地抵押权认知情况是影响宅基地退出的主要拉力因素。基于以上的影响因素分析,提出完善农村宅基地退出机制的政策建议。     

农业综合开发投资不足的理性预期分析

为解决农业综合开发投资不足的问题,根据理性预期理论研究了投资预期不足的制度原因。与农业资源开发的巨大资金需求、农业可持续发展需求、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要求及提高国际竞争力相比,农业综合开发投资明显不足,投资预期不高是农业综合开发投资不足的重要原因,投资预期不足的制度原因是收益低、风险高,农业公共财政制度缺位,分级财政投资体制所产生的贫困地区财政紧张、土地产权制度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及金融制度缺陷等。应从建立健全农业公共财政制度框架下的农业综合开发投资机制及开展土地产权等农业基础制度创新和改革金融制度等方面健全农业综合开发投资预期机制。     

丹阳市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及相互作用

通过丹阳市4个村320户农户实地问卷调查,分析了丹阳市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由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给出了影响因素的驱动力、贡献率的数学表达。结果表明：文化程度、宅基地个数、家庭总收入等影响因素对流转意愿呈正相关;户主年龄、家庭人口数量等影响因素对流转意愿呈负相关。同一农户的影响因素在不同阶段对流转意愿度的贡献率不同,家庭收入和户主年龄是影响宅基地流转的主要因素,他们对宅基地流转分别起着推力和阻力作用,在相互作用过程中,两者之间彼此消长。实地抽样结果分析表明,丹阳农村户主文化程度若为初中且年龄在35岁时,家庭收入能达到34 000元的话,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意愿度超过50%。以后每年家庭收入能有一定增速的话,农户流转意愿度将持续保持在50%以上。     

不同类型农户对宅基地退出的响应

利用重庆市梁平县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探讨了户籍制度改革下不同类型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在现有退地补偿政策下农户意愿普遍偏低,不同类型农户退地意愿存在一定的差异性;(2)影响纯农户宅基地退出的因素有户主年龄、家庭拥有的房屋数量、对政策的支持度和退地收益;影响Ⅰ兼业户宅基地退出的因素有家庭宅基地面积大小、对政策的支持度和退地收益;影响Ⅱ兼业户宅基地退出的因素有家庭小孩数、对政策的支持度和退地收益;影响非农户宅基地退出的因素有户主年龄、户主文化程度、家庭人口数、宅基地面积和退地收益;其中,退地收益是影响各类农户退地决策最显著的因素,对政策的支持度是农户退地决策影响力最大的因素。研究认为,影响各类农户退地决策的因素存在差异,其核心问题还在于退地政策。政府应根据不同类型农户的特征完善目前的农村宅基地退出政策,这有助于提高农户的参与意愿,顺利推进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     

三峡库区农村移民家庭生活安置现状与分析

三峡移民作为迄今为止动迁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的非自愿性工程移民群体而广受关注。通过2009年大量的抽样调查数据来讨论三峡农村移民家庭的生活安置适应性问题。得到的基本结论：对于三峡库区农村移民家庭适应目前的居住生活,移民家庭的居住条件、医疗保障普遍得到了改善;三峡农村移民家庭的生活也存在生活成本增加和建房费用可能导致的负债隐患,这可能对移民总体的生活安置满意度的选择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三峡农村移民家庭生活安置适应性受到搬迁时间的影响显著。因此,建议关注移民居住生活社会适应一定要与移民生活成本联系紧密;农村移民生活安置工作还要继续完善;移民的适应性与移民的可持续发展还要建立相关体系和指标,做进一步的讨论和研究     

河南中收入丘陵区村庄空心化微观分析

基于对河南省一个空心村的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从时间和空间扩展的角度对村庄空心化扩展特征进行了分析和解释。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的扩展时段内,村庄的扩展规模和速度有明显差异,这与村庄的整体社会经济发展过程有关。在村庄空间扩张的过程中,村庄所处的地形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村庄居民的建房偏好与行为,进而进一步影响到村庄的空间扩展特征。同时经济发展水平也是促进空心化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收入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居民的住宅消费需求。居民在建房资金筹备上的提前消费行为又提高了建房愿望。此外,人口增多,家庭结构小型化,居民居住偏好改变等因素进一步深化了村庄空心化,而现有村庄住宅政策的不完善是导致空心化形成的深层制度原因。     

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乡城迁移与宅基地退出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推拉理论的实证研究

在2011年天津市农民工调查数据的基础上,本文借鉴推拉理论重新梳理影响农民工城乡迁移与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因素,建立了农民工宅基地退出影响因素的推拉分析框架,并通过实证研究析出和显化在不同代际农民工城乡迁移和宅基地退出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因素。研究发现:在推力因素方面,对第一代农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主要是年龄、受教育程度、宅基地在住房养老中的作用、供养系数和对农村基础设施满意程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主要有性别、教育程度、供养系数和对农村基础设施满意程度。在拉力因素方面,对第一代农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主要是有无专业培训经历或证书、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区位、单位性质和外出务工时所利用的方式;对新生代农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主要是有无专业培训经历或证书、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区位、单位性质、外出务工时所利用的方式和是否同城里的人交过朋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山东省农村院落功能及其演变研究

以山东省为研究区,采用实地调查和系统分析等方法,研究农村院落功能及其演变。研究表明,农村院落具有生活、生产和生态功能。区位优越、城郊农村院落的资产功能日益突出,普通农村院落仍兼具生活、农业生产功能,偏远农村院落闲置废弃较多。社会制度变化、社会经济发展与乡村文化等是农村院落功能演变的主要动力机制。基于农村院落功能演变,提出生活院落住户可搬入社区、院落转为公共用地或复垦为耕地,生产生活院落保留,闲置废弃院落回收、整治等的优化利用建议。研究结果对合理利用农村院落和科学推进新农村建设有重要现实意义,对丰富和发展乡村地理学有重要理论意义。     

新疆农村贫困问题及其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当前导致农民贫困主要原因是社会原因,即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教育不公平与权利不平等。正在实施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保障公民的基本的生活权利和维护其最低生活需要所建立的社会救助制度,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最后一道安全网。论文分析了新疆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运行现状,认为导致新疆农村贫困的原因是:农村教育落后、公共卫生条件差、农民权利的缺乏、自然环境恶化、市场因素和农村社会保障不健全六个方面。论文提出了新疆农村低保制度存在的问题,即制度理念不科学、制度不完善、保障水平低、资金缺乏、缺乏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性等。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新疆农村低保制度改革与发展方向,即增强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注重发挥其主体作用,农村低保应与其它社会保障项目相结合,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完善农村低保制度的管理机制等。低保制度的不断完善,对提高各族农民生活水平、加强民族团结、实现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