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地居民政府信任对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影响——地方依恋的调节效应

乡村旅游发展不仅能够拉动地方经济的增长,也能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探索居民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前因变量和形成机制是推动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并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尤其在乡村旅游发展引发的多利益主体复杂关系中,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度是保证乡村旅游有序发展的关键环节,但现有研究中关于旅游地居民政府信任对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影响机制尚缺乏深入的探讨。文章基于社会交换理论,以居民旅游参与度和旅游影响感知为中介、地方依恋为调节,以山东省8个代表性乡村旅游地为案例研究地,量化分析政府信任对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影响机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政府信任正向显著影响居民旅游发展参与度、旅游感知获益和支持度,负向显著影响旅游感知成本;参与度和旅游感知获益部分中介政府信任与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关系;地方依恋对政府信任与参与度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与已有研究相比,文章从乡村旅游地居民政府信任切入,阐释了居民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形成机制,在影响机制探索中强化了社区参与和地方依恋的作用,对深刻理解居民政府信任促进旅游发展支持度的传导机制、激发居民旅游发展支持行为提供了理论解释和实证支持。这意味着,为有效提升社区居民旅游支持度,需要重视社区居民的政府信任度,增强政府与居民良性互动,广泛吸纳社区居民积极参与旅游发展过程,提升社区居民在乡村旅游发展中的获得感,并培育居民对乡村的地方依恋情感,进而发挥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积极作用。     

生态旅游发展与社区居民自然生态保护行为关系的实证研究——以陕西太白山农村社区为例

依托陕西太白山农村社区发展生态旅游的情况，通过问卷调查，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实证研究了当地社区居民参与生态旅游与其自然生态保护的关系。本文提出了三个原假设，原假设H1（社区居民参与当地旅游发展决策，对其参与当地自然生态保护的意愿无作用）、U2（社区居民参与当地旅游发展决策，对其参与旅游经营的意愿无作用）被拒绝。但不能拒绝原假设H3，即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经营的意愿。对其参与当地自然生态保护的意愿无作用。同时，研究也表明，社区居民感觉到发展旅游业之后环境的改善就会更加积极地去保护环境。     

城市民族旅游社区的外部认同研究——以西安回坊伊斯兰传统社区为例

社区认同反映了国家、区域、种族和文化的认同,民族社区外部认同对复兴民族传统文化、增强族群认同、重构民族精神都有着巨大的影响.本文以西安回坊伊斯兰传统社区为研究对象,通过结构方程的方法分析了入境游客对该社区的情境认知及评价,研究结果显示:入境游客对该社区外部认同的情境认知由强到弱依次为跨文化交际(标准化路径1.16)、社区整体环境状况(标准化路径0.75)和社区旅游吸引力(标准化路径0.60);其中,社区民族风情在旅游吸引力中处于主导地位(标准化路径0.75)、回坊整体环境有序度在社区整体环境状况中处于主导地位(标准化路径0.89)、跨文化交际行为中回坊居民文明礼貌程度占主导地位(标准化路径0.82).该研究结论从实证层面初步构建了城市民族旅游社区外部认同的结构维度,对促进城市民族旅游社区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认知态度实证研究

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认知态度研究是旅游影响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以浙江乌镇为例．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利用问卷调查方法，分析了乌镇居民对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环境影响和经济影响的感知程度．以及居民对旅游业发展的态度．归纳总结了乌镇居民对旅游影响的一般认知态度状况．对制定合理的旅游发展政策、改善居民对旅游者的态度和提高居民对旅游业的支持、促进旅游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的调查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以往居民对旅游影响认知态度研究的研究成果。乌镇居民对旅游给当地社区带来的社会、文化和环境效益感知强烈令人鼓舞。这与Liu和Var等诸多学者通过研究发现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发展产生的各方效益感知明显是一致的。此外，乌镇居民对旅游经济影响的正面感知一致较强与现有研究成果也是相符的。所有这些证实了旅游地生命周期早期阶段居民更易倾向于正面感知。     

景区员工旅游感知与双元服务绩效:基于情绪劳动理论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基于感知一情绪一行为的心理学关系路径,以安徽省4A级以上景区员工为研究对象,引入情绪劳动策略作为中介变量,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旅游感知对双元服务绩效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旅游感知对双元服务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当旅游感知越正面时,越有助于员工积极进行本职工作以及乐于帮助他人;情绪劳动策略在旅游感知与双元服务绩效关系之间起中介作用,但是不同的情绪劳动策略其中介效应机制和影响结果存在差异性。本研究丰富了旅游感知影响服务绩效的相关理论,为增强景区员工旅游感知和激发积极情绪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     

公平感知、社会信任与流域生态补偿的公众参与行为

厘清公平感知、社会信任与公众流域生态补偿参与行为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对流域生态补偿提质增效,推进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该研究基于山东省大汶河流域的979份实地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将制度信任、人际信任同时纳入分析框架,构建起并行中介模型,探究公平感知、社会信任与流域生态补偿的公众参与行为间的内在机理,并引入调节变量（收入水平）进行多群组分析。研究表明：(1)公平感知对公众流域生态补偿参与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公众的公平感知主要受结果公平与人际公平的影响。(2)社会信任在公平感知与流域生态补偿的公众参与行为间起中介作用。公平感知能够显著增强公众的制度信任与人际信任,公众的制度信任与人际信任对其参与流域生态补偿具有正向驱动作用。对比两条并行中介路径的效应强度发现,制度信任的中介作用高于人际信任,表明制度信任是驱动公众参与流域生态补偿的关键变量。(3)拥有较高政策认知度的公众更易开展流域生态补偿参与行为。(4)多群组分析显示,公平感知、制度信任在驱动低收入与高收入群体参与流域生态补偿上作用显著,人际信任则更能驱动中等收入群体参与流域生态补偿。该研究的政...     

基于旅游体验学基本范畴的旅游节庆发展研究

本文运用旅游体验学基本范畴理论揭示了旅游节庆与旅游体验学基本范畴的特征关系,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旅游节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模型,从重构惯常生活世界、营造旅游世界和旅游活动设计注重社区居民与旅游者互动三个方面提出了旅游节庆发展的新思路与方法。     

乡村旅游背景下农户生计策略转变意愿研究

近年来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乡村旅游在发展农村经济中的作用更加凸显。促进乡村旅游的健康发展和乡村农户生计的持续改善是当前学术界讨论的重要话题。现有研究表明,可持续生计框架中客观环境影响作用是可持续旅游生计研究的热点方向,但可持续生计框架外其他主观因素对生计策略转变影响的动态定量考量却较为空缺。本研究在乡村旅游背景下探讨政府信任度对农户生计策略转变意愿影响机制,引入居民参与度、居民支持度和生活满意度多重链式中介作用,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山东省乡村旅游地进行定量分析,并对特定路径间中介作用进行比较。实证研究结果显示:①政府信任度对居民参与度和居民支持度具有正向影响,居民支持度正向影响居民参与度。②居民参与度和居民支持度均正向影响生活满意度。③生活满意度对农户生计策略转变意愿产生正向影响。这表明在居民支持度、居民参与度和生活满意度多重链式中介作用下,政府信任度对生计策略转变意愿具有间接影响。因此,为了助推乡村振兴,实现乡村旅游和农户生计的可持续,应发挥政府作用,从政策实施、旅游市场监控、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提高政府信任度,培养农户的主人翁意识,引导农户融入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提高生活满意度,增强农户生计策略转变意愿。     

大陆居民对北京雾霾的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研究

环境质量是影响目的地旅游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近年来,中国大陆出现了大范围的严重空气质量问题,雾霾成为备受关注的环境问题,关于雾霾的成因及其影响和防治成为当前学术研究的热点。包括北京在内的许多旅游城市饱受雾霾的困扰,雾霾对旅游业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并成为当前旅游发展和学术研究的新问题。北京是世界知名的旅游目的地,旅游业在北京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科学揭示雾霾对北京作为目的地旅游市场需求的负面影响,对于丰富雾霾影响的认识以及深化旅游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问卷星和微信平台进行了在线问卷调查,通过滚雪球方式获得了大数量较高可靠性的样本数据,研究了京外大陆居民对北京雾霾的旅游影响感知及其决策行为倾向,分析了大陆居民对北京雾霾感知的群体差异。研究表明:1在国内外媒体的广泛报道、亲友的口耳相传以及亲身经历等渠道的综合影响下,大陆居民对北京的雾霾及旅游健康风险、旅游体验风险均有十分强烈的感知;2在雾霾的持续困扰下,北京国内旅游需求减弱,市场增长速度放缓,同时也加剧了北京旅游市场的季节波动;3高学历、高收入群体对北京雾霾的旅游影响更加敏感,雾霾严重地区的居民对北京雾霾的感知强度明显大于雾霾不严重地区的居民,雾霾严重地区的居民在旅游目的地选择方面也更加排斥北京。     

社区融合对北京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当今中国正处于城市化调速提质、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特殊历史时期,随之而来的是深刻的社会转型。在人口流动频繁、城市空间重构与户籍制度造成的二元分割客观存在的社会大背景下,研究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将有助于从新的视角增进对这一现象的理解和把握。在新的历史时期,社区已成为城市居民生活的主要场域,也成为其表达价值观、态度和采取相应行为的重要载体。在全球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城市社区面临快速的转型和重构。传统的街坊和单位社区开始瓦解,商品房、保障房等新型社区大量涌现,城市居住空间分异加剧,同时也带来了社区同质化、基层社会管理缺位、邻里关系淡薄、社区感丧失等问题。北京市的生活垃圾分类活动多以社区为单位,触及每位居民的私人生活方式,因此,社区融合程度将不可避免地对其产生影响。本文采用计划行为理论(TBP)作为分析框架,从心理学、社会学和组织行为学的视角探讨了社区融合如何影响社区居民的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研究发现:社区融合程度可以从社区认同、社区参与和社区支持三个维度来考察,而社区融合的程度则通过信任态度、环境责任感、垃圾分类效能感为完全中介对居民的生活垃圾分类行为产生影响。同时,这三个中介变量与垃圾分类行为之间的关系受到该社区垃圾分类设施与服务体系完善程度的影响。本研究整合了多个学科领域对垃圾分类行为的研究成果,丰富了垃圾分类行为的前因研究,有助于推动对垃圾分类行为产生机制的整体认知。     

农村社区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意愿的实证

本文基于社会资本视角,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将社会资本分为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声望、社会参与四个维度,利用6省区600户农户的调查资料,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了农户参与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农户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意愿有积极作用。社会资本不同维度中,除社会声望对合作意愿影响不显著外,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参与对农户参与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意愿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农户的合作供给实现应该充分利用社会资本。此外,农户参与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意愿还受其他因素影响,其中合作认知和灌溉面积对农户参与小型水利设施供给的合作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家庭收入、是否偷水和用水纠纷对合作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提出应通过培育农户社会资本、规范社区用水环境、提高合作认知程度等措施,提高农户参与农村社区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积极性的政策建议。     

自然保护区与周边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建立保护区是应对生物多样性锐减的主要措施,然而保护区内部及其周边社区则受到保护区管理工作不同程度的影响。针对这个问题,本文以海南铜鼓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主要采用发放问卷的方式,调查了与该保护区相邻的9个自然村内的172位当地农民。结果表明,54.8%的被调查者认为保护区对其家庭和生活的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正面影响主要包括增加就业机会、发展旅游业提高收入和保护生态环境,而负面影响主要包括限制资源的利用、忽视其生存利益和野生动物的严重破坏。因此,建议保护区的社区管理工作应加强以下几方面:将旅游收益按照贡献量合理分配给当地社区,为当地社区开发新的替代性经济来源,加强对周边社区在管理政策、具体措施、生态服务功能等方面的环保教育,建立社区共管制度,最终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当地社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个体规范、社会规范对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影响研究

城市居民的响应度和参与度是当前垃圾分类政策顺利贯彻实施的基础.基于规范激活理论利用4个特大城市1 156份问卷的微观数据,通过构建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和层次回归模型对个体规范、社会规范对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参与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个体规范作为影响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参与的关键变量,会受到其对不进行分类所产生严重后果的感知和自我责任归属的影响.通过对4个特大城市的比较分析发现,社区氛围等描述性规范和法律法规等指令性规范会通过刺激从众行为和制度约束对城市居民个体规范—垃圾分类参与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因此,从加大垃圾乱丢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及分类良性社会效益宣传同步进行,强化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内在意识和责任感,提高其个体规范;并通过细化垃圾分类行为指导,倡导将垃圾分类纳入居民公约,引入分类定时定点及专人监督模式,强化社会规则压力;让垃圾分类具体知识科普常态化,营造全员参与的分类氛围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城市居民垃圾参与的具体对策.     

九寨沟旅游者地方感对资源保护态度的影响

地方感是国外游憩地理学和环境心理学的研究热点,旅游者地方感对其资源保护态度与行为的影响是地方感应用研究的重要内容。以九寨沟为例,设计量表测量了旅游者的地方感及其资源保护态度,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旅游者地方感与其资源保护态度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九寨沟的自然风景、社会人文对旅游功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自然风景、旅游功能对旅游者的情感依恋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旅游者的资源保护态度直接受其对九寨沟的情感依恋的影响,九寨沟的自然风景、社会人文和旅游功能主要通过旅游者的情感依恋影响资源保护态度,情感依恋在其中起着媒介作用;（3）对自然风景的感知评价是影响旅游者的资源保护态度的主要因素;（4）感知体验水平越高的旅游者,对九寨沟资源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的认同程度也越高。最后讨论了增强旅游者资源保护意识的途径以及地方感研究的实际意义     

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合作治理参与行为研究:基于心理感知和环境干预的分析

在农村生活污染日趋严重的背景下,加快推动合作化治理,引导农村居民选择合适的生活垃圾处理方式,是实现建设“美丽乡村”目标的有效手段。基于湖北省的调查数据,利用Logistic回归探讨心理感知与环境干预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合作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心理感知是影响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合作治理参与行为的重要因素,对环境的容忍程度越低、自身环保意识越强的农村居民参与生活垃圾合作治理的可能性越大;（2）环境处罚制度对农村居民参与生活垃圾合作治理有促进作用;（3）交互效应分析表明,环保政策宣传和环境处罚制度在农村居民自身环保意识对其生活垃圾合作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政府应加强宣传和引导,切实推动农村居民选择环保的生活垃圾处理方式,以推进农村环境污染治理,进而实现“农村美”的目标。     

生态认知对长江流域渔民退捕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鄱阳湖区的调研数据

流域禁捕是贯彻落实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和"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举措.渔民作为禁捕政策的最终执行者和落实者,其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政策顺利实施和推进的重要保障.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利用鄱阳湖区实地调查数据和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生态认知对渔民退捕意愿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生态认知对渔民退捕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即渔民生态认知水平越高,其参与禁捕政策的意愿越强;(2)生态认知的主观规范、行为态度、感知行为控制3个维度均对渔民退捕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3个维度两两之间也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其中,主观规范对渔民退捕意愿的影响最为显著;(3)主观规范中指令性规范对渔民参与禁捕的带动作用大于示范性规范;行为态度受渔民对政府禁捕政策的心理预期、生态修复保护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对比认知的影响较大;感知行为控制主要受到禁捕政策对家庭生产生活的影响程度及渔民参与禁捕政策能力的影响.为此,应建立有效的监督管理体系,提高指令性规范对渔民退捕的带动和引导作用,提高渔民对长江流域生态保护重要性的认知,营造浓厚的流域生态保护及积极参与禁捕的社会氛围,同时,制定适宜的转产转业政策,且将相关政策、补偿等严格落实到每位参与退捕的渔民,增强渔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进而提高渔民退捕意愿.     

生态认知对流域居民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大汶河的调查数据

流域居民参与生态补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相关生态补偿政策得以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流域居民是否参与生态补偿的行为决策是基于其生态认知衡量后在理性和感性综合影响下所作出的最佳选择,其生态补偿参与意愿不仅受客观现实条件的制约,还受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下所形成的生态认知水平的影响。因此,分析生态认知对流域居民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对促进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有效实施和流域生态环境质量的不断改善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条件价值评估法所获得的针对大汶河流域居民的1 020份问卷资料,以计划行为理论为指导,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生态认知对流域居民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①生态认知对流域居民的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即生态认知水平越高,参与流域生态补偿的意愿越强烈。②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两两相互正相关影响,且都对生态补偿参与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知觉行为控制的影响最为显著。③流域居民的行为态度受其对目前水量和水质的满意度及对保护生态与发展经济的重要性比较认知的影响较大。④指令性规范对流域居民所产生的带动示范作用大于示范性规范。⑤流域居民是否参与生态补偿的知觉行为控制主要受流域生态对其生产生活的影响程度及水环境产权意识的影响。为此,应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加大对流域生态环境的治理力度,不断完善流域生态补偿的监督管理体系,以提升流域居民的生态认知水平,进而提高流域居民的生态补偿参与意愿。     

城市自然景区游客环境责任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城市自然景区是城市中不可多得的旅游资源和游憩空间,游客旅游行为对城市自然景区的游憩冲击一直是城市旅游管理亟待解决的棘手问题,研究游客的环境责任行为是控制游憩负面冲击,增强城市自然景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有效途径。本研究在国内外文献综述和实践观察基础上,将游客社会责任意识引入游客环境冲击感知和环境责任行为的关系研究中,建立了包含生态环境冲击感知、不友善行为感知、游客冲突感知和设施管理冲击感知四个游憩冲击感知变量,自我约束行为和保护促进行为两个环境责任行为变量的"游憩冲击感知—社会责任意识—环境责任行为"理论模型,应用问卷调查和结构方程模型,以长沙岳麓山国家5A级景区为案例,对城市自然景区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展开定量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游客游憩冲击感知对环境责任行为的直接影响作用较小,生态环境冲击感知对环境保护促进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游客社会责任意识对环境自我约束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在游客环境冲击感知、设施管理冲击感知、游客冲突感知与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关系中起中介作用;(3)游客冲击感知对社会责任意识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游客生态环境冲击感知和设施管理冲击感知对游客社会责任意识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游客冲突感知对游客社会责任意识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根据研究结论,文章最后指出城市自然景区游客环境责任行为若干管理启示。     

乡村旅游的本质回归:乡村性的认知与保护

乡村旅游已成为国内旅游的一种重要模式。通过文献分析,从理论认知与游客感知两个层面认为乡村性与其所决定的乡村意象共同构成了乡村旅游的核心吸引力。而乡村性在快速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已经受损,过度强化经济功能的乡村旅游则可能加剧这一趋势。基于对"农家乐"及"景区化"两种不同乡村旅游开发模式的评价,认为不同开发模式中都存在着过度强化短期旅游经济利益,忽视乡村旅游核心吸引力的认知与保护,导致乡村性退化的共同特征,使得快速发展的乡村旅游在不断侵蚀着自我发展的根基,并逐渐背离了自身发展的宗旨,呈现出不可持续性。因而提出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关注乡村性的保护,明确城乡规划中资源特色型乡村旅游地的功能地位及其未来用地发展方向,保护乡村居民参与旅游与分享旅游的权益,转变政府角色,注重乡村现代化发展中新的乡村意象的塑造,以使乡村旅游与乡村建设得以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遗产旅游地生态移民影响的实证研究——以武陵源风景名胜区为例

生态移民是近年来诸多景区为保护生态环境而采取的重要举措之一。以世界遗产地武陵源风景名胜区为例,通过对安置点居民的问卷调查与实地访谈获取第一手资料,从居民感知的角度分析生态移民给安置区居民所带来的经济、社会文化、资源环境、心理及安置政策等方面的影响及其相关因素。构建生态移民影响的感知差异分析模型,探讨不同基本背景的居民对生态移民影响的感知差异性。结果表明,安置点居民对生态移民的社会文化、资源环境以及心理层面的正面影响比较认可;对于经济影响的感知分歧较大;而对于移民政策的感知十分消极;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收入水平以及不同旅游业参与程度的居民对生态移民影响的认知态度存在显著差异。在此基础上,指出武陵源生态移民过程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及相关政策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