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旅游经济增长源泉分解及其时空演化特征

依据数据包络分析法、最佳产出函数以及SDA两极分解法,构建了测算旅游经济增长源泉的非参数分解框架,并以2005~2012年中国30省份的旅游业为研究单元,结合投入与产出指标数据,对旅游经济增长源泉进行分解与测算。研究表明:2005~2012年,全要素生产率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正逐步超过资源要素投入,成为推动中国旅游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相应贡献率从2006年的49.01%上升到2012年的82.18%,其中技术进步是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攀升的关键,而技术效率特别是其中的规模效率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小,且处于下滑态势,纯技术效率的影响微乎其微,资源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则从2006年的50.99%下降到2012年的26.52%;分区域来看,各区域旅游经济增长源泉的变化存在一定差异,使得中部、西部旅游经济增速超越东部,其中中部地区旅游经济增速加快主要受规模效率驱动,而西部地区则主要受纯技术效率驱动,并呈现出2005~2008年资源要素投入驱动与2009~2012年全要素生产率驱动两个阶段;从2006年到2012年中国旅游经济增长方式愈发趋于集约型,越来越多省区旅游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超过资源要素投入贡献,旅游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全要素生产率驱动。     

能源环境约束下中国区域工业效率分析

目前,我国工业化进程进入中后期阶段,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成为制约工业发展的主要瓶颈。由此,国家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在考察工业经济增长时,能源环境因素就不容忽视。为此,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引入方向性距离函数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法对能源和环境因素约束下的我国2001-2009年区域工业效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考察,对区域之间考虑环境因素的全要素生产率和不考虑环境因素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逐年提高,其中技术进步的作用显著高于效率提高;非期望产出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我国工业的投入产出效率,不考虑能源环境约束过高的估计了我国工业经济的增长;在年份变化上,循环经济和新能源发展卓有成效,考虑能源环境约束下的区域工业全要素生产率逐年提高;在区域比较上,东部地区工业不仅在技术和投入产出效率方面领先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在污染治理方面也领先于中西部。     

基于TFP的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中自然资源贡献分析

运用Romer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和全要素贡献模型,对1988~2009年中部地区经济和自然资源进行面板数据分析,计算出各省自然资源要素和其他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值。结论显示：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中自然资源生产率呈现出“能源主打,水土作衬;北煤南水,地异明显”的结构、空间特性;其他生产性要素中,资本、劳动力资源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相上下;而全要素生产率除湖北外都不及全国平均水平,中部6省的科技创新能力亟待提高。针对中部经济资源现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认为中部地区应该在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自主研发能力的推崇、各项人才的培养和产业优化的推动方面多做工作,推进低碳经济发展     

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演变机制研究——基于城市能源与土地要素约束的视角

在探索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双赢"的实现路径中,本文从城市能源与土地要素配置结构约束下的视角出发,以2004—2017年中国的280个微观城市为样本,基于SBM-Luenberger生产函数的方法重新测度和分析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增长指数,并对GTFP增长的来源、时空动态特征、内部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研究显示:①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在2004—2017年总体变化分为三个阶段,依次为正向增长阶段(2004—2008)→负向增长阶段(2009—2015)→正向增长阶段(2016年以后),GTFP增长主要来源于其规模效率的增长。②在空间动态变化中,初始阶段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集聚HH区域(高增长水平)集中在西部,LL区域(低增长水平)则集中在福建、江苏、浙江、黑龙江等东部。随着时间的推移,HH区域在西部基础上不断扩大到中部和京津冀地区,且东岸沿海区域的LL区域范围在缩小。③在增长驱动因素中,城市能源结构的直接负效应与城市新能源电力供给占比较低有关;土地资源供应结构的负向效应说明城市发展存在"底线竞争"效应;产业结构的高级进程有利于地区整体GTFP增长但对产业属地环境存在负向效应。除此之外,资源倾斜与资源集聚效应越强,其地区GTFP增长能力越强。因此,应充分发挥城市集聚的规模效应,提高城市能源与土地资源的集约效率,依靠经济效率、资源效率和环境效率的提升实现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面板数据的研发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分析

利用长江经济带110个地市1990~2013年RD投入与经济增长水平的相关面板数据,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性检验和面板数据模型,对RD经费投入和人员投入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各市的经济增长与RD投入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RD短期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则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效应;2RD人员投入产出弹性高于RD经费投入,说明区域经济增长对RD人员的依赖性更大;3RD投入表现出东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但RD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则表现出中西部大于东部的现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所处发展阶段的不同和东中西区域经济特征不同。最后,从加大RD经费投入强度、制定RD投入中长期计划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建议。     

长江经济带水资源利用的动态效率及绝对β收敛研究——基于三阶段DEA-Malmquist指数法

利用三阶段DEA-Malmquist指数法,对2009~2014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水资源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数进行了测算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剔除了外部环境因素和随机误差因素以后,长江经济带水资源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效率发生了显著变化,水资源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7.2%,技术进步指数年均增长4.7%,技术效率指数年均增长2.4%,技术进步是推动长江经济带水资源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分区域来看,西部地区水资源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年均增长率最高,东部地区技术进步年均增长率最高。长江经济带水资源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绝对β收敛,表明长江经济带内省际水资源全要素生产率差距正在缩小,最终都朝相同的稳态水平趋近。     

我国中部城市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演变——基于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分解方法

采用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模型对我国中部地区80个地级市2003～2015年的城市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部分进行了核算,在此基础上计算累积环境全要素生产率,运用核密度法分析了我国中部城市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地区差距和动态变化。研究发现:中部城市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分别以年均1. 39%、1. 85%的速度增长,技术效率以年均0. 02%的速度减少,中部城市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由技术进步推动,技术效率出现退步迹象。中部地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率城市间差距在逐渐缩小,中部城市间出现明显技术"追赶效应"。     

基于环境因素的中国农业生产率增长研究

考虑环境因素,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了1999-2008年中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农业环境技术效率,采用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测度了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并将其进一步分解为技术进步率指数和技术效率变化指数,以分析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技术效率变动对中国农业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实证结果表明:东部的农业环境技术效率明显高于中、西部,而中、西部的差别很小,中部略低于西部;1999-2008年间各年的ML指数均值都大于1,表明中国农业每年的生产率都在增长;中国农业生产率的改进来源于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变化均值为0.997,农业技术效率在轻微退步;忽略环境因素会高估我国的农业生产率增长.在上述结论基础上,对如何促进中国农业生产率健康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的R&D溢出与中国区域能源效率

在内生经济增长和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国内RD资本、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RD溢出和地区能源效率的分析框架,运用1995-2007年中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将外商直接投资引致的国外RD溢出分为两个部分: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东道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带来的RD溢出和外商直接投资企业通过进口贸易渠道传递的国际RD溢出。并将29个省市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实证研究外商直接投资的RD溢出对地区能源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FDI的RD溢出对中国能源效率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FDI企业在当地的生产经营活动带来的RD溢出对东部和中部的能源效率有正的影响,而对西部能源效率没有显著影响。FDI企业通过进口贸易带来的国际RD溢出对东部和中部地区能源效率的影响不显著,对西部地区的能源效率有显著负影响。各个地区不同的经济基础、对外开放度和技术水平可能是造成该现象的主要原因。     

研发投入的绿色技术进步效应——基于城市层面技术进步方向的视角

前沿研究关注研发投入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却普遍忽视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尤其并未重视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进步方向的作用。利用2003—2013年中国276个城市面板数据,结合随机前沿模型测算历年各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别采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比值表征了绿色技术进步与绿色技术进步方向,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地区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结果发现:①研发经费投入和研发人员投入皆能显著促进地区绿色技术进步,推动地区技术进步绿色转型,但随着研发投入强度的增加,对绿色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呈边际递减趋势,而对绿色技术进步方向的影响却逐步提升。②受地区自身产业特征和政策影响,地区污染产业锁定和资源依赖型产业模式显著抑制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而轻资产型产业结构和环境规制力度则呈现完全相反的作用效应,显著提高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③地区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进步的作用呈现出区域异质性。具体表现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作用由东向西逐渐增强,即中西部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表现出明显的追赶效应,对绿色技术进步方向而言,研发人员投入的技术选择偏向则呈现东部地区较强,中西部地区较弱的趋势,表明东部地区技术进步由依靠经费投入的粗放型研发转变为依靠高科技人才创新驱动。为此各地区应重视研发绿色技术选择,合理配置绿色研发资本,制定适宜的环境保护政策,推动产业结构向合理化、高端化转变。     

研发投入的绿色技术进步效应--基于城市层面技术进步方向的视角北大核心CSCDCSSCI

前沿研究关注研发投入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却普遍忽视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尤其并未重视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进步方向的作用。利用2003—2013年中国276个城市面板数据,结合随机前沿模型测算历年各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别采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比值表征了绿色技术进步与绿色技术进步方向,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地区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结果发现:①研发经费投入和研发人员投入皆能显著促进地区绿色技术进步,推动地区技术进步绿色转型,但随着研发投入强度的增加,对绿色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呈边际递减趋势,而对绿色技术进步方向的影响却逐步提升。②受地区自身产业特征和政策影响,地区污染产业锁定和资源依赖型产业模式显著抑制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而轻资产型产业结构和环境规制力度则呈现完全相反的作用效应,显著提高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③地区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进步的作用呈现出区域异质性。具体表现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作用由东向西逐渐增强,即中西部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表现出明显的追赶效应,对绿色技术进步方向而言,研发人员投入的技术选择偏向则呈现东部地区较强,中西部地区较弱的趋势,表明东部地区技术进步由依靠经费投入的粗放型研发转变为依靠高科技人才创新驱动。为此各地区应重视研发绿色技术选择,合理配置绿色研发资本,制定适宜的环境保护政策,推动产业结构向合理化、高端化转变。     

技术异质下中国城市生态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及其空间溢出效应

实现地区经济增长与生态效益的协同增长,不仅能够有效推进和完善生态文明建设,也有助于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该研究从强可持续和共同前沿理论的角度入手,基于2011—2020年中国28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考虑区域技术异质性的特征,采用基于共同前沿的三阶段SBM模型来测度城市生态全要素生产率,并利用空间杜宾面板模型分析城市生态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以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在剔除外部环境因素和随机因素影响后,各地区生态全要素生产率相比于未改进前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从分地区效率均值来看,呈现出东部>东北>西部>中部的特征。(2)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城市生态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且存在差异性特征。(3)考虑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及资源禀赋差异因素,东部地区和非资源枯竭型城市生态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更加明显,而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和资源枯竭型城市生态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果则一般。(4)城市生态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离不开相邻地区的协作和交流,进而形成以邻为伴和互利共赢的发展格局。因此,在中国经济面临转型发展的新时期,需要重视提高要素和资源的利用...     

前沿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区域经济差距

采用1998-2009年中国30个省市的人均GDP与当年全国人均GDP的差值作为区域经济差距指标,运用核密度估计方法观察了我国区域经济差距的变动状况。从核密度图可知,我国区域经济呈现出收敛的态势;通过随机前沿模型从全要素生产率中分解出前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利用1998-2009年28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全要素生产率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前沿技术进步能够显著的缩小区域经济差距,其中对于东部地区的效果较为显著,技术效率则能够扩大东部地区的经济差距,对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政策含义是缩小东部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途径是加大对科技创新领域的投入,加强对欠发达地区的技术支持;对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而言,则应该是加大市场化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和地方支出比重。     

考虑自然资源要素投入的城市效率评价研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将城市能源、土地与水3种自然资源要素,与资本和劳动一起构成5要素投入模型,采用长三角16市1999-2010年数据,利用DEA和Malmquist指数方法研究了城市静态效率、要素利用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并将结果与仅含资本、劳动2要素投入模型的结果进行对比,肯定了加入自然资源要素对于城市经济增长各种效率评价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根据5要素模型,1999年以来长三角地区城市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规模效率的贡献,但这种贡献在2003年以后逐渐停滞。因此,今后长三角地区上述效率的提高,必须通过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更多地依靠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而不是盲目地搞规模扩张;②5要素模型中,16座城市三种静态效率的评价结果较2要素模式更为集中在80%以上的效率区间,这一方面较为客观地反映了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比较均衡的现状,另一方面也为未来长三角地区生产力的合理布局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依据;③长三角区域5种投入要素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浪费,其中尤以能源的浪费最为严重;④从动态效率的角度看,由于各个城市在自身规模、产业结构以及技术能力等方面的基础条件不同,因此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及其来源存在较大区别。对此各地政府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城镇化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异质性与空间效应

农业过剩劳动力的城镇化流动有助于改善农业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进而推动农业发展质量,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本文基于SBM-DDF和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在测算农业过剩劳动力的基础上,从常住城镇化和就业城镇化视角分别考察了其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性影响。研究发现:①地区间的农业劳动力要素过剩表现出较大差异。具体,中部地区的农业过剩劳动力高于东部和西部,粮食主产区的过剩量高于主销区和平衡区。②整体上,常住城镇化和就业城镇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均表现出促进作用。分地区显示,常住城镇化的促进作用对西部地区最为明显,其次为东部和西部;就不同粮食功能区而言,其对粮食平衡区的促进作用最大,然后是主销区和主产区。③区分不同产业就业城镇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相比于第二产业就业城镇化,第三产业就业城镇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更大;进一步地,第二、三产业就业城镇化对东部和主销区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不显著,对其余区域均有着显著地正向影响。④空间分析表明,就业城镇化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但常住城镇化则不存在;实现"就业"和"身份"的双重改变,是实现农业过剩劳动力持久"转身"的决定因素。政策启示在于,本地城镇化是解决农业过剩劳动力的首选;关注包容性社会政策设计,积极引导农业过剩劳动力城镇服务业就业,不失为改善现阶段城乡社会鸿沟,强化非农"转身"稳定性,实现乡村振兴计划的可行方案。     

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的当下,科学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及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SBM方向距离函数及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ML指数)测算了2003—2015年中国29个省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实证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及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能够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②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能够通过促进本地区技术能力对绿色全要素生产提升产生积极作用;③总体上看,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不仅能够促进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同时也能够通过空间溢出机制,显著提高周边省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④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省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对东部、中部省份和经济发达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于西部省份和欠发达地区,溢出效应并不明显。中国应进一步加大对外直接投资,鼓励企业投资海外高科技产业,特别是扩大对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同时,加快吸收和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绿色生产技术、生产工艺和管理经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提高本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最终实现经济的绿色转型。     

数字乡村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近年来,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已经成为中国的一项重要国家战略。然而,目前鲜有文献涉及数字乡村建设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考察。基于此,运用2019年1 740个县级行政单位样本,采用工具变量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等考察了数字乡村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乡村促进了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且经过工具变量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2)数字乡村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影响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一是数字乡村通过推动农业经营主体规模经营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其中对于GML和ML指数度量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规模经营度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1.80%和3.70%;二是数字乡村通过推动农业信息化发展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其中对于GML和ML指数度量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农业信息化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1.70%和1.40%。(3)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农业规模经营地区数字乡村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在非规模经营地区没有显著影响。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数字乡村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在西部地区...     

中国省际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到了快速发展,但与此同时,我国很多环境污染指标在世界排名也显著提高。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否是造成环境污染的原因?经济增长对环境一定是有害的吗?也就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中国是否存在?围绕着这些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讨。但是很多文献都是利用人均收入和人均排放关系来识别是否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这种方法的缺点是没有认清这两者都是生产过程的产出,是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导致产出的结果。忽略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和产出组合的效率变化,只研究两个产出之间的关系会影响传统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检验基础,也妨碍环境效率影响因素的识别。正是循着这个方向,很多学者构建了一个综合的环境绩效指标。通过研究环境绩效指标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来识别是否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基于此,本文利用中国30个省份1997-2011年经济增长和污染排放数据,利用考虑环境的数据包络模型研究了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研究发现:考虑环境因素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年均增长2.94%,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增长主要来自技术进步指数。影响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空间面板Tobit回归模型表明,人均收入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正向的作用,这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经济与环境的协调性越好。人均收入的平方项系数为负,表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库兹涅茨曲线存在。对外开放水平高导致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技术进步始终是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积极原因。     

环境规制条件下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分解

采用单元调查评估法对中国农业分省污染排放量进行核算的基础上,应用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方法,对1978-2008年环境规制条件下省际农业TFP增长及其源泉进行实证分析,将农业增长、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纳入到一个统一框架.研究发现:①环境规制条件下农业TFP取得了一定增长,主要由前沿技术进步贡献,环境技术效率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改善,在时间趋势上大致可以划分为6个阶段;②从资源、环境与增长的统筹兼顾来看,农业TFP及其增长模式地区差异明显,东部地区要优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则可能处于失衡状态;③以三大直辖市为代表的东部省区和西部青海、贵州和宁夏等边远省份直接主导着“农业环境技术创新”;④是否考虑环境污染成本,对农业生产率核算会产生较大影响,并可能导致政策偏误.     

基于环境修正的中国畜牧业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运用广义马姆奎斯特指数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结合的方法,将畜禽粪污排放作为一种无法避免的投入纳入考虑,对1997~2011年中国畜牧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进行了全面分析。研究表明:1中国畜牧业增长是依靠要素投入增加来扩张的外延式增长,要素之间的整合协调并不充分;2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低于传统全要素生产率,随着畜牧业污染情况的加重两者间差距在逐渐扩大;3中国畜牧业总体处在规模报酬递增阶段,产值增长由技术进步支撑,但生产效率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4受到资源和空间、生态环境以及政府规划等多种因素影响,中国六大区域的畜牧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差异较大,其中东北地区的畜牧业发展最为协调,而西北地区最为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