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测度与协同创新网络结构分析

选取1998～2017年全国31省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创新能力结构关系模型,测度中国各省域的创新能力,揭示省域创新能力耦合网络的时空演化,研究发现:(1)1998～2017年各省域的创新能力均有明显提升,但不同省域之间的创新能力仍有明显差距且呈逐渐扩大趋势.在四大区域中,东部地区的创新能力最强,东北地区的创新能力已被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反超,中部地区的创新能力高于西部地区;(2)在省域创新能力耦合网络演化过程中,耦合网络的密度与强度都有明显增强,极化特征明显,耦合网络空间范围向东部和中部地区集中,全国呈现出"东密西疏"的空间网络分布格局,省份间在开展协同创新的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小团体集聚现象;(3)各省域在协同创新中获益的差距不断扩大,省域协同创新获益格局在地理上呈现出集聚特征,空间上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特征.北京、天津、江苏、上海、浙江、广东等东部沿海省市成为我国协同创新获益较高水平的第一梯队,江苏-上海是我国省域间协同创新获益最多的一对省份.     

生产性公共支出、空间溢出效应与区域经济差距——基于多地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差距不断拉大,政府为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逐渐将生产性公共支出向较不发达的中部和西部地区倾斜。为了全面地评估这种财政政策的效果,在传统一般均衡分析的基础上将生产性公共支出及其空间溢出纳入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构建了一个多地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并用该模型模拟了现实经济中区域生产性公共支出政策及其调整对区域经济和宏观经济的冲击,得到的结论是:(1)当前生产性公共支出空间分布基础上,新增生产性公共支出分散于各个地区,会继续扩大区域经济差距;(2)新增生产性公共支出集中于较不发达的地区时,由于较低的基础设施边际生产力和较弱的空间溢出效应,全国人均产出不能达到最大水平,但可缩小区域经济差距;(3)新增生产性公共支出集中于较发达的地区时,由于较高的基础设施边际生产力和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全国人均产出可达到最大水平,但同时拉大区域经济差距。由此得到的政策启示是:在现有生产性公共支出的区域分布基础上,以缩小区域经济差距为目标的次优的财政政策将新增的生产性公共支出向西部和中部等较不发达地区倾斜,靠直接刺激效应促进当地产出增长;以效率优先为准则的财政政策选取较发达地区为生产性公共支出目的地,因为较发达地区通常具有较高的基础设施边际生产力和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     

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比较

在介绍区域经济发展阶段各种理论及划分方法的基础上,通过计算1985-2004年间,广西崇左市、安徽滁州市、江苏南通市经济发展的变化轨迹,确定不同区域经济发展阶段.利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研究,表明崇左市经济结构较差,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小且竞争能力较弱;滁州市经济中增长快的产业部门比重较大,总体经济结构较好,结构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一定贡献,竞争能力较强;南通市经济中朝阳的、增长快的产业部门比重大,总体经济结构好,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且各产业部门总的增长势头大,具有很强的竞争能力.建议:①崇左市参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越"两廊一圈"经济带以及泛珠三角经济区域,吸收泛珠三角经济区的产业转移,加快发展国际贸易.②滁州市应融入南京都市圈,吸引和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注意生态城市建设,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经济和生态环境的综合协调发展.③南通市应把资源节约型的增长模式和消费方式作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核心,提升产业的综合竞争力,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中国省域碳达峰与基本现代化“双目标”何以协同实现？

中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关于碳达峰与基本现代化“双目标”协同实现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文章基于1997—2019年中国省域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特征统计数据,采用改进的Kaya-GDIM分解模型与拓展三要素经济增长核算模型,以能源消费总量为传导变量,构建“碳排放-能源消费-经济增长”系统分析实证模型。进而借助Mann-Kendall趋势检验、Tapio碳脱钩指数等方法对省域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状态进行研判。据此,文章进一步将相似特征省份进行分组,并在综合考察各省份组合碳排放与经济增长驱动因素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与之相匹配的“双目标”协同实现方案。研究发现：(1)依据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综合特征多指标研判,可将中国30个省份（未包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分为引领示范组、质量改善组、数量增长组、结构转型组。(2)各类型省域组合应依据其碳排放与经济发展驱动机制特征,制定碳达峰与基本现代化“双目标”协同实现方案。引领示范组省域应着力高效节能技术研发推广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质量改善组省域应着力推动生产要素由数量规模向质量改善的转变。数量增长组省域应着力改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数量不足的...     

省域农地城市流转规模及其影响因素作用的空间异质性研究

作为城镇化过程中土地资源配置的必然过程,大规模的农地城市流转会给耕地保护和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带来巨大压力。研究农地城市流转规模及其影响因素作用程度的空间异质性对于揭示农地城市流转的复杂性,进而采取差别化的、有针对性的管制措施控制农地城市流转规模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本文在阐释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农地城市流转规模在经度、纬度方向上的变化规律的基础上,运用全域及局域自相关模型分析了省域尺度上中国农地城市流转规模的空间异质性,继而进一步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揭示了省域农地城市流转规模各影响因素作用程度的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1)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地城市流转规模在水平方向上自西向东呈稳定上升趋势,纬度方向上在中国中部省份达到最高值并分别向南北两个方向省份逐渐下降,呈现倒"U"型。(2)全国范围内省域农地城市流转规模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空间关联特征,省域农地城市流转规模的局部自相关随区域而变化,体现出空间异质性。(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初耕地面积、第三产业比重四个因素影响省域农地城市流转规模,且影响程度随空间位置不同而变化,除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省域农地城市流转规模的影响程度在全国范围内空间分布较均匀外,其他三个因素的影响程度呈现较大的空间异质性。因此,应在充分考虑空间异质性的基础上,通过提高规划方案或管制措施的差异性和针对性实现对农地城市流转规模的有效管制。     

中国省域碳排放空间依赖结构的非参数估计及其实证分析

查清中国省域碳排放之间的空间依赖关系及其演变特征,是实现区域差异化减排战略和促进区域低碳经济和谐发展的关键。本文在估算1995—2015年中国大陆30个省域化石能源消费碳排放量的基础上,利用考虑时间和空间影响的Sampson-Guttorp非参数估计方法(简称SG方法)对中国省域碳排放的空间相关结构进行了定量估计,并将得到的SG相关系数与样本相关系数进行比较,结合中国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实际验证了该方法在中国省域碳排放研究中的有效性和合理性,然后基于SG相关系数对省域碳排放空间特征进行聚类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在对中国3个阶段省域碳排放的相关结构研究中,未作变换得到的样本相关系数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与现实出入较大,而基于SG方法得到的SG相关系数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十分接近实际,克服了以往对空间相关定性描述的缺陷。②中国省域碳排放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碳排放较高或较低的省区在空间上均趋于相邻,但随时间的演进空间相关性在高度聚集后有明显弱化的趋势。③在分布格局上,中国省域碳排放存在东、中、西和北、中、南梯度态势,即东部地区和北部地区省域的碳排放量高于西部地区和南部地区,而中部地区省域居二者之间。④根据中国各省域碳排放的空间相关结构和格局特征,提出将空间依赖性纳入到碳减排政策的制定中,并应对重点区域或重点行业实施差异化的减排措施。     

边缘化地区特征、形成机制与影响--以安徽省池州市为例

边缘化地区是指在区域发展中,与核心地区的差距正在逐步拉大的地区。以安徽省池州市为例,分析其空间边缘化的主要表现,即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处于长江经济带的发展低谷,主要经济指标在全省的比重持续下降,居民生活水平和地方管理水平等方面均明显滞后于时代的发展,交通区位边缘性日益增强等。并对区域空间边缘化形成的主要机制进行探讨,认为空间过程缓慢是边缘化形成的历史基础,城镇体系发育不良是边缘化形成的空间因素,行政区划频繁变动是边缘化形成的人为因素,产业结构低级无序化是边缘化形成的经济原因等。区域空间边缘化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空间边缘化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恶性循环,空间结构不稳定性增强和无序化发展。     

西部地区省域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

基于西部地区12个省域2000-2011年城市化相关数据,通过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对西部地区省域城市化动力机制进行了分析。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西部地区省域间城市化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有着空间集聚的趋势,利用传统OLS模型进行解释会造成空间因素的遗漏,空间计量模型更为适用,进一步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对西部地区省域城市化进程中动力因素的空间交互效应进行验证,并在此基础上对其空间效应进行分解,结果显示:西部地区省域产业结构转变对其城市化的正向直接效应最强,但是省域间存在较强的产业竞争,周边省域产业结构转变会对省域城市化产生明显的负向间接效应;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省域城市化的直接效应显著,同时由于西部地区省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不明显,周边省域经济发展水平对省域城市化的负向间接效应并不显著;城市用地规模扩张对省域城市化的正向直接效应仅次于产业结构转变,而且这种城市化推动行为在省域间效仿度较高,导致其对省域城市化的正向间接效应最强;基础设施投入对省域城市化也具有显著的正向直接效应,省域间基础设施投入虽存在效仿行为,但是财政水平较低导致其对省域城市化的正向间接效应并不显著;由于区位劣势,对外开放程度对西部地区省域城市化的正向直接效应不显著,但是周边省域对外开放程度的增强却一定程度上导致省域自身经济要素外溢,对省域城市化产生了显著的负向间接效应。因此,在未来西部地区省域城市化进程中不仅要关注省域自身城市化动力因素,还应注意省域间的城市化动力因素的协调。     

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及问题区域识别

长江经济带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最为尖锐的地区之一,实现区域经济与环境系统间的动态协调,是该区域未来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分别构建经济“规模-结构-效率”以及环境“压力-状态-响应”的分析框架,采用熵值法、GIS、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等方法系统考察2007~2016年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环境动态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并对协调发展的问题区域进行分类和识别。结果表明：(1)2007~2016年长江经济带经济水平几乎实现了翻倍增长,验证了将其作为中国经济发展主支撑带的合理性。同时,经济水平“东高西低”的格局稳固且路径依赖特性明显。(2)2007~2016年长江经济带环境水平及其提升速率仍相对较低,验证了长江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同时,环境水平在空间分布上未呈现明显的规律而是具有“随机”性特征。(3)2007~2016年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环境间的协调发展程度呈稳步上升态势,协调发展指数由0.446 8上升至0.602 3,由濒临失调阶段进入初级协调阶段,并在空间上呈现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整体格局。(4）基于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3类数据间的组合情况,将协调发展问题区域划分为6种基本类型并进行识别,发现各研究年份均有超过30个问题区域,并且与经济滞后相关的问题区域数量占据绝对比重。     

中国省域能源强度趋同俱乐部存在性及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疆域广大,各地的资源禀赋、能源消耗状况以及经济增长方式存在有着很大的差异,这也导致各地区之间的能源强度水平有着显著的区别。中国各地区之间这种差异很大的能源强度水平是否存在类似经济增长趋同的性质,是否也会呈现出一定的俱乐部趋同现象,这对于探索区域能源差异化政策具有重要意义。以中国30个省市区2000~2014年与能源强度水平有关的数据作为分析的基础,首先从理论上阐述了中国能源强度水平的空间相关性,然后构建实证模型,对2000~2014年中国整体能源强度以及分省域能源强度趋同俱乐部的存在性展开实证研究与检验;对第二产业产值(SEN)、固定资产投资(TZ)、RD经费支出(RD)、外商直接投资(FDI)等对各省域能源强度趋同的作用效果做出预估。结果表明我国各省市间能源强度的差距逐步减小,且存在空间上的省域能源强度趋同俱乐部现象;各经济变量对各区域能源强度作用效果各不相同;所以,在制定与能源相关的政策时,要考虑不同地域的客观差别,有针对性实施差异化能源政策。     

国土空间规划对重点开发区域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武汉城市圈规划的经验证据

"多规融合"的国土空间规划兼具区域发展规划和环境规制的功能,是经济新常态下国家平衡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有力政策工具,而各地普遍实施的国土空间规划能否促进重点开发区域的经济增长,有待实证检验。以武汉城市圈空间规划为例,本文利用2002-2012年间湖北省74个县(市、市辖区)域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研究国土空间规划对重点开发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国土空间规划显著地促进了重点开发区域经济的增长,但对区域内不同行政级别的市辖区和县(市)的经济增长速度具有不同的推动作用,具体表现为分别提高市辖区和县(市)级GDP增长率2.4和1.1个百分点,这一结论在对研究方法的匹配技术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对国土空间规划推动重点开发区域经济增长实现机制的进一步分析表明,武汉城市圈空间规划实施后,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地区之间经济联系的加强,武汉作为区域经济增长极,对相邻市、县的经济溢出效应更加明显,从而推动相邻区域的经济增长。上述研究结论对目前广泛实施的国土空间规划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鉴于国土空间规划推动市辖区经济增长的速度要明显快于县或县级市,今后规划政策的调整要在保持重点开发区域整体经济不断提升的同时兼顾地区间的协调发展,避免空间规划的实施导致内部区域发展差距拉大;在重点开发区域经济得到发展的同时,要逐渐形成其规模集聚效应,为农产品主产区和生态功能区的人口转移提供基础,进而带动整个国土空间的可持续发展。     

全要素能源效率与中国经济增长收敛性——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能源效率是促进经济增长、减少能源消费的关键政策参数,研究能源效率与经济增长收敛性关系,对于揭示能源效率在我国地区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指导能源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选取1995-2009年中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样本,运用DEA方法测算全要素能源效率,发现全国以及区域能源效率经历了一个先上升再下降的过程,中国省域全要素能源效率差异显著,但总体上各省份之间的差异呈现缩小趋势;将能源效率纳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运用IV、DIFF-GMM和SYS-GMM方法证明中国经济增长条件收敛存在,能源效率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能源效率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收敛;运用纠偏LSDV估计方法分区域开展实证检验,研究认为,能源效率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经济增长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由此表明能源效率对经济发达地区作用更为显著。基于此,国家能源效率提升战略重点应放在东中部能源消费集中地区,从而通过节能技术"溢出"效应促进西部地区能源效率的提升,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     

水土匹配、空间效应及区域农业经济增长——基于中国2003-2013的经验分析

水资源和土地资源是非常重要的自然资源,是农业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要素。水资源与土地资源的合理匹配能够促进区域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从而促进区域农业经济发展。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同时也存在水资源与土地资源短缺的问题。本文结合我国农业水土资源自然禀赋与实际利用情况,首先利用中国2003-2013年的分省数据,选取单位耕地面积的广义农业水资源量测度方法和当量系数描述了我国农业水土资源匹配的现实,发现我国农业水资源与土地资源在空间上匹配程度不高,农业生产受到水土资源约束较强,农业水土资源的形成区域与消耗区域在空间上不相匹配;然后,在邻接权重矩阵下采用Moran’s I指数验证我国区域农业经济增长的空间关联性,结果显示我国各省农业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关系,呈现出高度的集聚性和非均质性。为避免估计结果有偏,本文在此基础上采用空间计量建模及估计方法,加入农业生产人、财、物等控制变量,测度水土匹配度对区域农业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水土匹配度对区域农业经济发展的区域内和区域间的溢出效应都显著为正,总体上水土匹配度对区域农业经济发展具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即水土匹配度对本地区农业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同时,由于相邻区域的水土资源自然禀赋条件类似,而且农业生产中存在"示范效应"和"模仿效应",水土匹配度对相邻地区农业经济增长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采取相关措施优化农业水土资源匹配关系,对促进我国区域农业经济增长,保障我国粮食安全非常重要。     

中国省域农业共同边界技术效率差异分析

以1997-2009年间省际时间序列-截面数据为基础,在方向性距离函数和共同边界分析架构下,测度考虑"坏产出"情况下的中国大陆地区31个省(市)农业生产的共同边界效率、群组边界效率以及达到整体理想最佳农业技术效率的追赶程度。主要结论如下:①1997-2009年间各省(市)共同边界农业技术效率呈现增加-减少-增加的变化趋势,其平均值为0.692,农业实际产出占理想产出的比例仅为69.2%;②不同群组农业技术效率存在明显差异,其地区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农业生产条件存在着空间对应关系,即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区域,技术效率和技术水平也较高。不同区域在环境管理中应实行差别化的管理政策;③东部和中部群组中大部分省份农业生产的共同技术比率呈现增长的趋势,与最佳共同边界技术的差距逐步变小;而西部地区超过一半的省(市)出现了技术退步。     

中国省级碳排放趋势及差异化达峰路径

从区域层面贯彻落实达峰行动,推动发达地区率先达峰是中国实现2030年前达峰目标的有效途径。该研究基于层次聚类方法分析了中国省级区域的碳排放趋势,将31个省份基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能源消费和排放特征等异质性划分为5类,并结合各省的达峰行动进度对各自面临的达峰形势进行了分析,给出了差异化的达峰行动路径。研究发现,31个省份中已有7个成为碳排放与GDP增长脱钩的达峰示范省,另有10个正在脱钩的低碳潜力省、9个待脱钩的工业转型期省份、3个能源基地省和2个低碳转型初期的省份。这些省份的行动进度也呈现较多共性:(1)达峰示范省大部分宣告明确的达峰目标年份并宣称有望提前实现;(2)低碳潜力省的低碳试点城市数量最多,排放覆盖率也高;(3)较多重工业转型期省份提出了明确达峰目标,但城市层面的目标力度较为缺乏;(4)能源基地省和低碳转型初期省的省级和城市层面的力度均有所欠缺。文章给出如下政策建议:(1)对于经济发达、基本完成低碳转型的达峰示范省,建议面向碳中和愿景,充分发挥示范效应,引领需求侧低碳转型;(2)对于经济增长迅速、同时还没有形成高耗能行业路径依赖的低碳潜力省,建议以低碳城市规划为抓手,着力构建低碳产业体系,发展绿色经济;(3)对于重工业比重较高,亟待低碳转型的重工业转型期省份,建议加强城市层面的行动落实,同时加强传统工业的低碳升级改造;(4)对于能源基地型省份,建议因地制宜建立低碳能源供应体系;(5)对于低碳转型初期省份,建议协调好生态屏障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发展生态旅游等绿色低碳产业,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     

中国区域农村人力资本的估算及其时空特征

本文运用教育年限累积收益率方法估算了1997-2007年间我国分区域的农村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并以此为基础从空间、时间和时空综合的维度分析了其特征.具体结论主要有:农村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呈现明显的自东向西逐次递降态势;高、中、初等水平的人力资本所占比重呈"梨形"分布状态;从整体上看,农村人力资本存量水平的区域差距在考察期间呈现出明显的缩小趋势;东部地区内的省域除福建外均属于高水平-高增长的"目标模式"和高水平-低增长的"马太模式",长期之中其分布状态可能发生的改变主要为两种既有模式的内部交流;中部地区内的省域较为集中于"马太模式",其未来有向低水平-低增长的"纳克斯模式"扩散的可能趋势;西部地区内的省域主要集中于"纳克斯模式"和低水平-高增长的"成长模式",其未来有可能出现两极分化的趋势,即"成长模式"中的省域逐步实现向"目标模式"的演进,而"纳克斯模式"中的省域仍旧在低点徘徊.     

劳动力流动的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差异研究

我国劳动力流动伴随着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差异呈现出特殊的流动特征和趋势: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劳动力流向东南沿海。本文利用我国31个省份1997-2009年的人口总抚养负担系数、从业人员比重以及地区生产总值数据,构建省际面板数据模型,分析总人口中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口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分别对东部12省、中部9省以及西部10省的人口弹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人口抚养负担的下降对1997-2009年各地区经济增长均表现出促进作用,但中部地区人口弹性最大、东部次之、西部地区人口弹性最小。分析其原因在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使得各地区在吸引劳动力和有效利用劳动力方面差异扩大,反之落后。区域劳动力的大量流出减弱了抚养负担下降对本地的经济促进作用。本文提出,未来将更多的人力资本和教育资源投向西部,是引导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促使经济均衡增长、产业顺利转移、解决结构性失业等问题的关键所在。     

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时空差异研究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区域,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本文以2006-2013年长江经济带126个地级市的人口、土地数据为基础,从长江经济带、区域和市域视角,采用熵值法、发展水平评价模型和均衡发展模型测度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结合空间分析方法对协调发展度进行分析,并使用ArcGIS10.2得出二者协调发展度的空间分布图。研究发现,从整体来看长江经济带2006-2013年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并呈现相对平稳增长,2013年总体上达到较高协调发展水平。从区域视角来看,协调发展度呈现阶梯特征即下游地区中游地区上游地区的状态,且自2009年起3大区域协调发展度差距呈扩大趋势。从市域视角分析,长江经济带126个地级市2006-2008年协调发展度的发展速度慢,2009年后发展速度显著提升;在空间上呈现"东北-西南"的空间非均衡性和空间异质性,东北高、西南低,并表现明显的"城市群集聚"发展特征。长江经济带在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进程中应不断推进区域经济发展,加快中上游城市的城镇化进程,充分发挥"城市群"的经济辐射带动作用,同时转变土地财政思想,真正实现地区发展水平的提高,最终实现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     

贵州省县域经济空间差异研究

贵州省是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在全国省际经济发展中属于落后省份。县域是省级区域的重要单元,县域经济是省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构成部分。以县域为单元,选取了3类10项指标,运用定量方法系统分析贵州省经济空间差异现状,借助于GIS技术将贵州省县域发展状况可视化。研究表明：贵州省内同等发展层次的县域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间聚集;多数地区中心城市的经济辐射带动作用没有体现;交通通达程度与经济发展程度显著相关;少数民族区域普遍落后;旅游业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鉴于此,贵州省未来发展方向是对中心城市、少数民族县域给予政策上的扶持,加快区域性干道、地区性支线公路以及当地便道等次级交通道路的建设,方便物资的流通、提高旅游景区的可进入性,把旅游业作为贵州省的主导产业加以发展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区域水资源生态补偿量化模型构建——以长江流域为例

通过计算长江流域各省级行政区之间水资源生态服务价值的差异,建立各省间水资源利用和经济补偿的联动关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基于生态足迹模型测算长江流域各省份水资源超载指数,结合谢高地等人的中国陆地生态服务价值的研究结果,考虑地区补偿能力,构建水资源生态补偿的量化模型,计算各省份应当支付的生态补偿量。长江流域各省水资源生态服务价值总量高达9.37×1012元,各省生态服务价值也都在3.1×108元以上。整体上长江流域水资源生态服务价值呈现两端低,中间高的趋势,上中下游生态服务价值比例分比为44%,49%和7%。因此,处于长江流域下游以及中游的地区理论上应当对上中游地区水资源保护以及"生态服务价值外溢"进行相应的补偿。长江流域总体应获得1193.53亿元的水资源生态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