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吸引FDI的环境政策分析

随着世界范围内环境保护强度的不断提升,环境政策成为中国吸引FDI、地方政府吸引FDI时经常使用的工具。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放松环境管制的标准或增加环境基础设施的投资,从而降低企业污染治理的投入成本,增加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吸引力。本文构建包含环境政策因素的企业区位选择模型,使用1990-2007年中国省份之间的面板数据,发现除了传统的市场规模、公共设施配套和劳动力成本等影响因素之外,环境政策对FDI的区位选择具有重要的影响,环境管制强度的增加对FDI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但是政府加大环境投资则对FDI具有吸引作用。这一研究结果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放松环境管制标准的环境政策能在短期内吸引到外资,但却是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的;而增加环境投资在短期和长期都对外资企业产生吸引力,且有利于地区的长远发展。从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来看,政府应该通过增加环境投资而不是放松环境管制的环境政策来吸引FDI。     

新疆资源环境绩效研究

提高资源环境绩效是我国生态恢复与重建的核心和关键.利用资源环境绩效指数(REPI)对我国西部生态环境脆弱区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资源环境绩效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表明:新疆仍然为我国资源环境绩效水平最为落后的地区之一.综合绩效指数由2000年的212.8逐步下降为2006年的148.1,资源综合绩效虽有提高,但仍然处于全国(西藏除外)第27位.建设用地占用强度明显下降,COD排放强度逐步下降,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强度和能源消耗强度有所增加,用水强度降幅明显,能源消耗总量显著提高,用水总量略有上升.建设用地总量先降后升.SO2总体绩效均高于西部平均水平,SO2排放绩效指数呈现"S"型曲线.COD排放绩效指数下降不够明显,基本保持88.44的均值水平.绩效高于2000-2006年西部平均水平和2000-2003年中部平均水平,但远低于东部和全国平均水平.提高新疆资源环境综合绩效任重而道远.资源环境指数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密切相关,而且成为影响区域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新疆建设节约型社会不能超越现有发展阶段和基本国情、区情,但是通过加大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力度以及采用综合配套措施完全有可能缩短目前能源、资源密集型的发展阶段,提升新疆在我国西部地区的综合竞争力,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淮河流域水环境管理绩效动态评价

通过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与实地调研,结合淮河流域水环境管理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构建了淮河流域水环境管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与动态评价模型,并应用该模型实证分析了2000-2010年沿淮四省水环境管理绩效指数动态变化趋势,揭示水环境管理绩效指数动态变化的动因,并对水环境管理绩效水平优劣进行对比分析。评价显示,2000-2010年期间,沿淮四省水环境管理绩效指数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按提升速度排序依次为山东、江苏、河南和安徽,按相对管理绩效水平排序依次为江苏、山东、河南和安徽;其中2000-2005年期间,江苏省水环境管理绩效水平最高,且绩效指数年均增长率最快;2005-2010年期间,江苏省水环境管理绩效水平仍然最高,而山东省绩效指数年均增长最快。研究表明,水环境管理绩效指数受省界断面水质达标率、COD排放量、氨氮排放量的影响较大。     

中国环境管制与FDI企业的行业进入

在对环境管制与FDI关系相关研究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包含环境管制及其进入壁垒的分析模型,并利用近几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其对FDI企业行业进入数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管制对FDI企业进入我国工业部门各个行业的数量增长不仅没有阻碍作用,反而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并且这种促进作用随着环境管制强度的加强而急剧增加。同时,行业技术水平、必要资本量、产品差异程度与利润率也对FDI企业的行业进入数量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这表明在中国,企业进入壁垒对FDI企业存在"负效应",这与FDI企业在资本与技术上的相对比较优势有紧密的关系。该研究结果为协调环境保护政策、自主创新政策与招商引资政策提供了依据。我国各行业应该尽快提高环境管制标准和强度,积极实行自主创新政策,这不仅能够促进高技术的FDI企业的进入,实现招商引资政策的战略目的,也能够形成自主创新与吸收FDI外溢技术的良性互动。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企业环境绩效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通过构建企业环境绩效与企业受到各利益相关者环境压力的计量模型,并在江苏常熟地区展开问卷调查,分析了影响企业环境绩效的利益相关者,结果表明:在该实证区域,以主动性环境管理行为度量企业环境绩效时,投资者、竞争者、消费者和社区居民等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提高有显著的正影响;政府虽然给企业造成了很高的环境压力,但并不是造成企业之间环境绩效差异的原因;媒体和环保非政府组织等外部利益相关者作用尚不明显.结论说明:我国政府通过引入利益相关者参与企业环境治理,已经取得一定成效.建议我国政府继续推动环境政策创新,积极创造更多利益相关者成长的制度空间,为我国企业环境绩效的提高提供更多动力.     

我国环境管制、自主创新与FDI内含技术水平提升

环境管制与技术创新对FDI内含技术水平的提升有着重大的影响。本文在对相关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包含环境管制与自主创新的分析模型,并利用近几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其对外商投资企业内含技术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的环境管制措施对外商投资企业内含技术水平的提高起到了显著的作用,而现阶段我国总体的自主创新能力对其影响则不明显;但是技术含量多、创新层次高的创新活动,对外商投资企业内含技术水平提升的促进效果十分显著。该研究结果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即环境保护、自主创新与引进高技术含量的外资之间具有良性的互动效应。我国应该逐步提高环境管制水平,激励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创新和引进;进一步加强对技术含量高、具备核心竞争能力的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实现环境效益提高与外资内含技术水平提升的均衡发展。     

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效果与机制检验

金融发展与环境保护协同共进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改善企业环境绩效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并实现全面绿色转型的战略重点,绿色信贷政策是新发展格局下通过金融资源配置改善企业环境绩效的重要实践探索。该研究在构建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环境绩效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利用2000—201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企业专利数据库以及中国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检验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效果与作用机制,并使用2000—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进一步验证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研究结果表明：(1)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具有显著的改善效果,即绿色信贷政策可以减少企业单位产值的污染排放,这一核心结论经过安慰剂检验、工具变量、更换衡量指标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可靠。(2)作用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通过“创新补偿效应”“融资约束效应”与“遵循成本效应”改善企业环境绩效。(3)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改善作用因企业的规模、所有制与行业技术复杂度、竞争度以及地区金融发展程度不同而存在差异。(4)该研究不仅从行业层面分解排污强度指标,对资源再配置引发的行业内结构效应进行考...     

中国2000年环境预测与对策

由于余名专家参加的“公元2000年中国环境预测与对策研究”课题认为,我国环境污染按现在的发展趋势,到本世纪末将会更加严重。废水排放量将从1985年的348亿吨增加到490亿吨,烟尘排放量增加到2417亿吨,SO_2排放量达2200万吨,固体废物排放量将比1985年增加1.3倍;2亿农民拥入城市;森林覆盖率将降至8.5%以下,草原面积将比目前减少20%以上,北方干旱、半干旱沙漠化面积将比1983年增加7.5万平方公里,土地流失量将比现在增加20～25%,盐碱化耕地将增加200万     

环境规制对中国循环经济绩效的影响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功效系数法测算出2007—2016年中国省域循环经济绩效值,基于广义空间模型,设置三种空间权重矩阵,分析了节能型与减排型环境规制对中国循环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循环经济绩效本身具有相对稳定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第二,节能型及减排型环境规制均与中国循环经济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非线性关系;第三,与中西部样本相比,东部样本的空间溢出效应较为显著,不同区域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第四,节能型与减排型环境规制在促进循环经济绩效提升方面存在互补效应,且水体污染指标比气体污染指标的互补效应显著;第五,产业结构对循环经济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要素禀赋对循环经济绩效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城镇化水平和投资开放度对循环经济绩效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政府应适当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发挥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净化效应,从节能与减排两个方面着手形成合力促使循环经济绩效提升;推进产业转型升级,通过环境规制"质量门槛"建立产业甄别机制,避免中西部地区重蹈东部地区覆辙,使环境规制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建立自由流通的要素市场,将环境规制效果纳入政绩考核范围之内,建立良好的循环经济发展环境;坚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公共服务的人口均等化,进而为环境规制促进循环经济绩效提升创造新的市场潜能,形成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循环经济绩效提升的协调发展局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通过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门槛"避免成为"污染避难所",并加强外资与国内重大科技创新项目的结合,建立激励与约束并重的环保技术市场,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对净化经济质量的倒逼作用。     

环境规制对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调整效应

行业异质性导致出口企业在面对环境规制时采取不同的企业行为:被动型的"制度管理"或主动型的"技术创新",从而对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不同的调整效应。本文将环境规制的"抵消效应"与"补偿效应"参数引入Hausman模型中构建环境约束下出口技术复杂度调整的理论模型,并在测算1995-2012年三位编码下27个工业行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基础上,用固定效应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我国工业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直接及间接影响。此外,本文还利用门槛面板模型考察人力资本作为企业吸收能力的替代变量在环境规制的出口技术调整机制中的门槛效应,进而估计出我国工业行业人力资本的最优"门槛阀值"。研究结论显示:在"补偿效应"与"抵消效应"的共同作用下,环境规制强度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表现出先负向抑制、后正向促进的U型特征;行业异质性导致环境规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调整效应不仅取决于环境规制的强度,还取决于行业自身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研发投入等要素禀赋。其中,行业人力资本的吸收能力是环境规制技术调整效应的门槛条件,即当行业人力资本水平跨越门槛阀值(行业员工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1.49年)时,对企业实行严格的环境管制将促使企业选择主动性的"技术创新",从而对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产生较强的"补偿效应";反之,即使在适度的环境管制之下,企业在行业吸收能力及调整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容易选择被动性的"制度管理",从而对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产生较强的"抵消效应"。     

中国有关环境税费的污染减排效应实证研究

在经典环境库兹涅兹模型基础上,构建包括环境相关税费在内的面板数据模型,以工业"三废"为例,实证分析了我国有关环境税费的污染减排效应。利用2001-2013年省际面板数据研究发现,除企业所得税的征收减少了工业废水排放、消费税的征收减少工业废气排放、增值税的征收会减少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外,各税种并未有效起到减少工业"三废"排放量的作用,甚至是相反;排污费的征收没有减少工业"三废"排放,相反还引起了工业"三废"排放量的增加。分时期的研究结果显示,相对于2001-2007年而言,无论从工业企业税收总体来看,还是分税种来看,2008年后环境相关税收的污染减排效应整体上都有一定改善,近年的税制改革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国税收污染减排的功能失效,但整体而言,我国税收的污染减排效应还不明显;与2008年之前相比,排污费的征收引起了工业"三废"排放量的增加。为促进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应改革完善环境相关税收制度;同时,规范政府行为、改善公共服务供给,为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和营商环境;并强化环境规制和问责。     

环境管制如何影响绿色信贷发展？

绿色信贷政策是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的有效工具,但绿色信贷限制了商业银行对高污染产业的融资额度,而高污染产业是地方产业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绿色信贷政策会导致地方政府在实施环境管制时陷入产业经济发展与环境政策要求之间的权衡取舍,进而影响绿色信贷的发展水平。在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背景下,文章首先运用演化博弈模型,通过剖析地方政府和高污染企业之间的博弈,理论分析地方政府环境管制强度对绿色信贷发展水平的影响;其次基于2007—2019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环境管制强度对绿色信贷发展的影响;最后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探讨其影响机制和区域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1)地方政府环境管制与绿色信贷发展之间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其中,公众监督存在一定的调节作用。(2)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融资约束、政府补贴和税收水平是其主要的影响机制。(3)进一步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当地区以高耗能产业为主导时,环境管制无法有效提升绿色信贷发展水平,东部地区相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环境管制对绿色信贷发展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为进一步推进绿色信贷发展,应当适当加强地方政府环境管制强度,进一步发挥政府导向性政策在...     

环境规制是否能激发绿色创新?——基于点-线-面三维框架的可视化分析

伴随生态文明建设确立为国家战略,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日益成为学术领域研究的热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波特假说近年来逐渐成为多领域学者们关注的重点问题,并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以1995—2018年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波特假说领域相关研究的文献为样本,运用可视化分析软件,基于点-线-面三维框架整理了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竞争力等相关主题的关键文献、历史路径和关键词聚类等内容。首先,在关键词共被引网络分析的基础上探讨波特假说研究中存在的四个热点方向,即学者们热衷于对波特假说的强版本、狭义版本以及弱版本进行检验;学者们对环境政策的研究细分至具体的政策如能源政策;倾向于利用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创新进行验证;探究环境规制和环境创新成因之间的关系。接着,运用文献共被引关系路径分析发现两种引证关系路径,即实证引证关系路径和理论引证关系路径。最后,通过对高被引文献的共被引关系进行模块化分析,显示出了五个重要热点聚类: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环境管制与竞争力;企业环境行为与环境管理;环境管制与产业区位选择;环境管制与生产效率。从而,得出了未来需要加强波特假说研究的五个方向的建议:一是文献研究对象需要扩展比较,理论支撑有待继续挖掘;二是针对企业异质性进行环境政策特性设计,灵活创新政府政策工具;三是企业主动性加强,推动形成企业层面研究新视角;四是关注跨国贸易,强化环境规制对国际碳转移和污染倾销问题研究;五是拓宽研究方法的新视角,多关注政策工具间交互影响。     

环境管制对中国污染密集型行业企业竞争力影响的实证研究

按照经济学的分析思路,政府加强环境管制会增加企业成本,从而影响企业的竞争力。但是,著名管理学家波特却提出了一个新的假说,认为从长期和动态的角度来看,加强环境管制会促使企业寻求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不仅不会损害企业竞争力,实际上通常还会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实现环境管制与企业竞争力的"双赢"。本文利用1993-2009年中国污染密集型行业企业的省际面板数据对环境管制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环境管制对市场占有率、亏损率指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环境管制增强1%,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就会提高0.7%,企业的亏损面会降低0.15%;环境管制对利润率指标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从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出发,政府应坚定不移地加强我国的环境管制,走绿色发展之路。     

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

环境的资源稀缺性特点决定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必然的矛盾;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决定了环境保护与生态治理应纳入政府规制的范畴。本文从经济增长的结构、效率、稳定性和持续性等四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和熵权法分别测算中国经济增长的分维度质量指数和综合指数,同时构建计量模型着重分析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①总体来看,加大环境规制强度对提升中国的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显著且稳定的促进作用。但在分维度指数上存在明显的差异性,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效率维度和持续性维度的改善,而对结构维度和稳定性维度无显著的促进作用。②分区域来看,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即环境规制对中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其次为西部地区,而对东部地区无明显促进作用。③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会产生非线性的影响,即在环境规制强度较弱时,环境规制政策会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但当环境规制强度提高到一定水平时,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因此,在适宜的范围内增加环境规制强度,不仅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善,还能提高要素生产率和能源利用率,促进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人口增长、收入水平与城市环境

伴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环境污染问题备受关注。本文以城镇居民生活垃圾污染行为为起点,通过比较居民与政府目标函数,首先从理论上做出判断,城镇人口数量增加以及居民生活质量提高均会导致城市生活垃圾数量增长,从而对城市环境产生影响。随后,进一步采取Panel data的分析方法,以我国2004-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从城市生活垃圾污染的角度对我国城镇人口增长、居民收入水平与城市环境间的关系进行计量检验。结果显示: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产生数量分别与城镇人口增长、居民收入水平间存在着长期正向协整关系,即在我国城镇化水平和居民生活质量不断提升的背景下,城市生活垃圾数量的增长以及对城市环境的污染存在着内在必然性;另外,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数量的自发增长对平均增长的偏离逐年下降,可见,存在政策、制度、行为等外生因素抑制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数量的增长。最后,文章从生活垃圾控制和处理的角度,就改善我国城市环境和促进城市环境可持续发展提出了简要的政策建议。     

上市公司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的相关性研究

回顾了国内外关于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相关性的理论及实证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提出以单位排污费及其年度增量分别作为环境绩效的代理变量,以Tobin-Q值作为财务绩效的代理变量,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6-2009年的年报数据为样本,综合考虑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等多种控制变量,采用格兰杰(Granger)检验和OLS回归分析等方法研究了我国企业环境绩效对财务绩效的相关性。研究表明,单纯的环境末端治理行为并不一定带来财务绩效的改善,由此引起的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之间的相关性也不明确。但积极有效的环境预防管理则可带来环境和财务绩效的共赢,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环境绩效对财务绩效可能出现边际效用递减现象。研究结论说明,在我国当前环境信息披露严重缺乏的情况下,财务报表中的排污费不啻为研究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相关性的一个良好切入点。结论有助于鼓励上市公司积极主动地开展环境预防管理,从而保持和提升公司的竞争力优势。     

自愿性环境政策工具在中国情境下能否有效?

自愿性环境政策工具是环境政策工具中的新工具之一,该主题的研究已经从描述工具特性转向解释工具效果、探究内在动因。本研究回答两个问题:①企业采用自愿性环境政策工具的动因;②自愿性环境政策工具是否确实有效地促使企业削减排污量。基于这两个研究问题,本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从现有自愿性环境政策工具的研究成果中总结得出:管制性压力和非管制性压力都是推动企业参与自愿性工具的动因,但是管制压力是企业决定是否参与的关键原因,并且管制压力的持续存在是企业自愿削减排污量的必要条件。而在中国的环境管制情境下,环境管制被以发展经济为目标的地方政府弱化,管制压力薄弱;并且,中国的公民社区、消费者对环境治理的态度较为消极,来自与社区、消费者非管制性压力善不足于对企业的污染行为构成威胁;而且,中国大量中小规模的、环保技术落后的企业难以进入环境管制的监控范围之内。因此,在中国的环境治理背景,自愿性环境政策工具要发挥效用需要加强环境管制的压力。     

中国工业环境规制强度的行业差异及收敛性研究

针对不同行业环境规制强度的差异性,本文运用收敛理论研究了行业环境规制强度的敛散性。传统上利用单位成本或产出的污染治理费用表示的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可能存在有偏性,本文基于单位污染排放的污染治理费用测算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利用Theil指数和收敛检验模型,分析了2001—2015年中国35个工业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差异、收敛性质及收敛机制。研究发现:(1)一些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与其污染强度未表现出相应的强关联性。(2)中国工业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差异呈现"M"型变化趋势,污染行业与清洁行业之间的环境规制强度差异呈现先发散后收敛的倒"U"型趋势。(3)泰尔指数及其分解还表明,污染行业内部的子行业间环境规制强度差异很大,且是造成工业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差异的最主要来源。(4)工业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存在较长时段的σ收敛和较短时长的俱乐部收敛的同时,还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即低规制行业向高规制行业看齐,不同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向各自的稳态水平靠近,此外,污染行业环境规制强度收敛速度慢于清洁行业。(5)企业规模成长和市场化水平提升有利于促进企业提高环境规制水平。(6)对收敛机制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出口学习效应和进口技术溢出对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变化的提升效应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而扩大,即两者对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变化具有提升效应,但无促进其收敛的作用。扩大企业规模、提升市场化和对外开放水平,有利于提升企业应对环境规制的能力,并为下一阶段实施更为合理有效的环境规制政策提供支撑。     

混合所有制改革助力生态文明建设：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演变

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发挥国有经济的重要作用,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重大体制改革战略,对强化企业环境绩效产生了积极的政策效应。该研究通过构建产量竞争博弈模型,收集上市公司的环保投资数据,实证检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环境绩效的作用。研究发现：(1)整体而言,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利于改善国有企业的环境绩效表现;(2)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够发挥民营企业的创新与效率优势,推动国有企业集约化发展与清洁生产技术革新,因此对自身环保意识较为薄弱的国有企业的环境绩效改善作用较为明显;(3)对于所处地区环境规制强度较低的国有企业而言,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环境规制的替代工具,对其环境绩效的改善作用更为显著。据此,该研究认为,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够提升国有企业环境绩效表现,进而有助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各政府部门在实际中应继续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发挥混合所有制改革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独特优势。但在推进过程中仍然要注意分类改革,切忌“一窝蜂”上马。具体而言,对于已承担环境社会责任的国有企业,应保留其环境治理的主体地位;而对于尚未承担环境社会责任的国有企业,可注重尽快推动相关的国有企业改革。该研究不仅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