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我国可持续消费政策探析

2003年，我国的能源供应已全面吃紧，全国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已超出环境容量，且二氧化硫排放量与国内生产总值显现出9％的同一增长速度。据估算，水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GDP1．5％～3％，空气污染导致的公众健康和环境损害可能占GDP的7％。当前资源和环境的瓶颈约束加剧及现阶段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态势使得经济增长方式上存在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等问题日益突显，可持续发展实现难度很大。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绿色发展绩效评估

从1984年到2014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国家级经开区")建设发展历经30年,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作为工业生产活动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国家级经开区不可避免地成为我国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的重点区域。本文对近几年国家级经开区经济发展,土地资源、水资源和能源的利用情况,以及污染排放情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国家级经开区经济保持高速持续增长,且年均增速大幅高于全国年均增速水平。此外,国家级经开区土地占地,水资源和综合能源消耗总量分别占全国的0.15%,1.9%和2.2%,COD和SO2排放量占全国排放总量的0.8%和0.6%,但同时创造了占全国8.7%的地区生产总值和占全国15.6%的工业增加值。国家级经开区以较小的土地占地,较少的水资源、能源消耗量,较低的污染排放量,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贡献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资源、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强度均大幅领先于全国水平。2007-2011年,国家级经开区水资源和能源消耗总量小幅增长,但其消耗强度明显下降,年均降幅分别为15.3%和14.9%;单位土地面积经济产出年均增长8.6%;污染物COD和SO2排放量年均降幅分别为6.9%和8.8%,其排放强度年均降幅分别为28.0%和23.2%,且各项年均降幅都显著高于全国年均削减幅度。因此,国家级经开区在经济发展,资源、能源优化利用和污染减排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其绿色发展成效显著。在我国工业园区绿色、低碳和循环发展实践中,国家级经开区发挥着重要的引领和示范带动作用。     

1996~2013年长江经济带工业发展过程中的大气环境污染效应

大气污染物排放及影响因素研究,是引导区域减排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据。利用Tapio脱钩模型测度了1996~2013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区工业经济增长与工业废气、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粉尘3个指标之间的脱钩程度,并利用LMDI分解模型对大气污染物排放变化特征进行了影响因素分解。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工业废气排放量呈持续上升的趋势,且工业废气排放量的“热”点区域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工业二氧化硫和烟粉尘两种大气污染物排放量总体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状况有所改善。（2）长江经济带工业废气排放整体经历了从扩张性负脱钩到相对脱钩发展的趋势,表明经济发展的同时带来工业废气排放的污染同步增长。经济发展效应和能源效率效应是促使工业废气排放的主要因素。（3）长江经济带的工业二氧化硫和烟粉尘排放整体上经历了从相对脱钩向绝对脱钩发展的趋势,经济发展均是造成各地区两种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技术效应和能源效率是各地区两种污染物减排的重要影响因素。未来,在大气污染物的减排控制过程中,需加强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的调整,也需坚定依靠技术进步推动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并且注重各省市间的减排差异和防范污染产业的区域转移。关键词： 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大气环境;脱钩分析模型;LMDI分解模型     

中国区域全要素生态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全要素生态效率的测度评价对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将生态足迹指标纳入全要素分析框架之中,提出Shephard生态距离函数,并由此构建全要素生态效率指标。同时运用基于Shephard生态距离函数的随机前沿分析模型,对2000—2014年中国区域的全要素生态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中国生态足迹总量在2000—2014年呈现出递增趋势,增长速度在2006年之后有所放缓;中国各省市在生态足迹平均值和年均增长率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2)中国及其中部的全要素生态效率呈现出"先下降,后波动"的变化趋势,东部的生态效率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化趋势,西部的生态效率在整个研究期内基本上都呈现出下降趋势。中国全要素生态效率的地区分布大体上呈现出由西北向东南逐步提升的态势,河北、河南、山东等省份由于区域间的污染排放转移而出现生态效率塌陷现象。(3)全要素生态效率与环境规制呈"U"型关系,加强环境规制在长远上有利于生态效率提升;经济发展水平、产业机构和外资规模均对全要素生态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政策建议:大力扶持发展第三产业,引导产业有序转移,实现产业结构科学升级,同时立足当地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因地制宜承接相关产业,并加强对转移企业的环境监管,禁止污染排放的跨区域转移;出台积极的招商引资政策,提升外资在本地企业中的优势,同时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加强对外资企业的甄别和监管,避免污染排放的跨国转移;各级政府必须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压倒性位置,出台更加严格有效的资源管理政策,并进一步细化各类环境保护规章制度,加强对环境污染排放的约束和监管。     

物质流指标下的工业经济解耦问题研究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源约束下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社会经济系统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环境和资源日益改善以满足循环经济的发展需求。为改善经济增长与环境资源状况的耦合现状,需要分析工业经济增长与矿产资源消耗、固废及废气排放的耦合程度。本文基于低碳试点省市工业系统的化石能源、矿产资源消耗统计和CO2排放测算,确定各省市工业系统物质流输入输出指标,采用解耦权重图解法对主要指标的组成部分分别赋予权重,并结合指数时间序列分析各指标组成部分的解耦程度。结果表明,试点省市工业总产值的快速增长是以较高的碳排放为前提,并且碳排放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解耦贡献逐年升高,控制碳排放的关键在于进一步优化工业能源消耗模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强度并适度引入清洁能源。因此应从能源消费结构优化、矿产资源利用率提升等方面积极转变发展方式,以达到碳排放、固体废弃物减排等目标,实现中国工业经济的绿色增长,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     

北京城市发展中的能源消耗影响因素分析

城市发展不仅是生产部门规模的扩大,更重要的是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的强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壮大,尤其是大城市人口的增加、居民生活条件的改善,都在能源消费中占居主要份额.本文综合考虑城市经济增长、人口规模扩大和空间扩张等三方面因素,选取北京市市辖区的统计数据,采用LMDI指标分解方法,将能源消耗分解为经济规模、单位产值能耗、人均能耗、人口密度和能源空间支持系数等五项指标,分析各因素对城市能源消耗的贡献.从经济、人口和空间三个方面所体现的城市发展综合来看,经济因素对能源消耗的贡献最大;人口因素所消耗的能源约占能源总消耗的一半;紧凑型空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能源消耗.结论认为,城市经济增长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依然是能源消耗的主要因素,技术进步也依然是城市节能减排的主要途径;但是,紧凑型空间正在成为城市节能减排的有效途径,低碳生产与生活方式对实现节能减排具有更大潜力.     

用水总量控制下江苏省工业废水排放绩效及减排潜力研究

工业生产总值增长对国民经济发展起主导性作用。伴随着经济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工业用水总量多、用水效率低下、废水排放带来的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工业发展的瓶颈。江苏省工业生产总值位居全国各省份前列,为了保障江苏省工业可持续发展,本文在全要素和环境生产技术框架下,利用规模方向距离函数建立工业废水排放绩效测度模型与工业废水减排潜力测度模型,对江苏省13个地级市2006—2015年工业废水排放绩效进行测算,将工业灰水足迹作为非期望产出,分别得出用水总量控制下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改进方向、改进目标值及其变化率,从而测度江苏省工业废水排放绩效及其减排潜力,并从苏南、苏北和苏中三大区域差异化视角进行综合分析。然后借助Kernel密度估计方法,分析江苏省各地级市全要素框架下工业废水排放绩效的空间分布规律和动态演变趋势。结果表明:江苏省年均工业废水排放绩效为0.772,工业废水减排值为263.5亿m3,占年均工业灰水排放量的24%。就三大区域而言,年均工业废水排放绩效从高到低依次是苏南、苏中和苏北,其值分别为0.911、0.789和0.624。其中,苏北地区工业废水排放绩效增长速度最快,在2006—2015年期间由0.529增长至0.79,增长率为49.5%。在工业灰水减排潜力方面,苏北减排潜力最大,其次是苏中,苏南最小。从空间分布和动态演变上看,江苏省各地区的工业废水排放绩效存在空间分布上的差异,但差异正在逐步减小,并且绩效值向高水平聚拢。     

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节能估计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能源消耗（生活消耗除外）出现了较大波动，本文运用完全分解模型计算、分析了驱使能源消耗变化的经济增长效应、能源消耗强度效应与结构效应，并利用H-P滤波、完全分解模型对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节能进行了估计。结果表明，1980-2005年累计节能量为94457万t标准煤。1980-2005年中国节能缺口处于波动之中，尤其是1998年以后，受重新重工业化的影响，与潜在节能率相比，实际节能率在逐步降低，但到2005年，实际节能率大于潜在节能率，节能优先的高能效战略得到一定落实，有效控制和改善了能源的紧张状态。同时，近年来重工业能源利用效率的不断改善，说明重工业化对能源的高消耗只是一种阶段性特征，其中蕴含着巨大的节能空间，随着中国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节约能源，降低能源的消耗强度，有巨大的潜力。     

环境约束下电力行业能源效率研究

针对传统效率测算模型未能考虑决策单元博弈关系以及测度结果不能充分排序的缺陷,提出考虑决策单元之间博弈关系的生态-博弈交叉DEA(eco-GCDEA)模型,并应用该模型对中国省际电力行业能源消耗与环境协调发展程度展开实证分析与讨论。选取中国2002-2012年30个省份的电力行业面板数据,其中非期望产出指标通过熵值法将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等5个环境污染指标加以综合,力求最大限度地刻画当前的环境污染问题。在构造环境污染综合指标的基础上,采用eco-GCDEA模型对环境约束下的中国省际电力行业能源利用效率进行测度与排序,并用该模型的测算结果与当前比较流行的SBM模型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新模型完成了所有决策单元的充分排序,有效克服了传统SBM模型无法完全排序的缺陷;环境约束下电力行业能源效率得分存在相对缓慢的增长趋势,东部地区电力行业能源与环境发展协调度高于中西部地区。根据实证分析结果给出三点建议:首先大力发展新能源、推进清洁技术研发,调整能源消耗结构;其次各大电网区域统筹协调,联动发展;最后正确应对碳金融市场给电力行业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在参与碳金融市场的活动中深化节能减排。     

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脱钩分析

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发展中期,经济发展模式也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向集约式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但是,目前产业结构仍以能源消耗较大的工业为主。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为了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到201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2005年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研究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脱钩,有助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利用脱钩理论评价模式,基于脱钩指数分析目前我国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关联,以1990-2007年历史数据为样本,得出结论:在一定阶段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处于绝对脱钩和相对脱钩阶段。     

贵阳市循环经济发展度量的研究

循环经济指标体系旨在度量区域循环经济发展的系统目标和工作进展。该文在“驱动力-压力-状态-响应”（DPSR）框架下设计度量区域循环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含有状态指标、压力指标、驱动力指标、响应指标以及分离指标共5类指标集合。其中，分离指标集合作为循环经济的特征指标来表征经济发展与资源投入和污染产出分离的效果和趋势。考察贵阳循环经济规划案例表明：贵阳如果走循环经济的发展道路，可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增长与资源投入和污染产出的分离。     

工业用地出让、引资质量底线竞争与环境污染——基于25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在工业化进程中,中国地方政府利用其掌控的土地资源进行大规模的招商引资活动,其中工业用地出让成为其招商引资的法宝。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某些优势,它们有时甚至不惜降低引资质量底线,从而引来一些高污染、高能耗的工业企业,并带来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论文利用工业用地协议出让把工业用地出让、引资质量底线竞争与环境污染三者联系起来,并运用2004—2013年全国252个地级市的土地出让数据、经济数据、环境数据来分析工业用地出让对中国经济和环境的影响。通过协议出让面积对固定资产投资、工业总产值、GDP和地方财政收入进行回归来分析采用协议出让方式引入投资项目的质量;通过协议出让面积对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废水排放量进行回归来分析协议出让方式对当地环境污染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当期及前期的工业用地协议出让面积与固定资产投资、工业总产值、GDP、地方财政收入、税收等均呈负相关关系,与当地污染物的排放量呈正相关关系。换言之,地方政府若试图用协议出让方式增加工业用地出让面积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将得不偿失,在短期内虽然对地方经济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在长期内会对地方经济和环境造成危害。为了实现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应完善地方政府的考核方式,调整以GDP为主的政绩考核机制,综合当地环境状况和除经济增长外的其他社会性服务指标作为考核指标;中央政府应该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管,严格规范工业用地出让,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提升引资质量;地方政府应加强对当地企业的监管,并严格执行环保标准。     

城市工业土地集约利用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研究 ——以中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为例

城市土地利用方式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也是影响碳排放的重要因素之一。以中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为分析对象，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分析2001～2017年副省级城市的碳排放效率情况。结果表明：（1）2001～2017年各副省级城市碳排放效率总体呈上升趋势，平均增长率为6.823%，其中成都市上升趋势最明显，年均增长率为13.150%，深圳市上升趋势最平缓，年均增长率仅为5.232%；（2）工业土地集约利用（IILU）对城市碳排放效率的影响作用显著，地均劳动力、资本投入及科教支出对碳排放效率均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地均能源消耗则存在负向效应；而控制变量中除城镇化因素影响作用不显著外，工业产值占比与人均GDP均对碳排放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单位工业产值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则存在较为显著的抑制作用；（3）IILU指标中不同的解释变量对碳排放效率低、中、高值区的影响效果是不同的，地区差异性较大，地均劳动力要素仅对高值区有正向效应，地均能源消耗对低、中、高值区均有显著负向效应，地均资本要素对低值和中值区有显著促进作用，地均科教因素对低、中、高值区均有显著促进作用。本文从提高用地转换率、改变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以及倡导低碳文明的绿色发展道路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以期减少城市碳排放和环境污染，达到优化城市空气质量的目的。     

中国2020年碳减排目标下若干关键经济指标研究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将能源消耗强度和CO2排放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实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强度下降40-45%的自主减排目标是中国今后发展的战略性任务。"十一五"期间,中国以能源消费年均6.6%的增速支撑了国民经济年均11.2%的增长,累计节能量达到6.3亿t标煤,CO2减排量达到14.6亿t,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积极贡献。但单位GDP的能耗强度和碳强度下降与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上升还将是中国当前和未来很长时期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特征。根据历史数据分析,GDP增长、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等都会对中国的碳减排产生重要影响。GDP增速高必然呈现高能耗、高排放的特征。经济结构方面,影响能耗和碳排放的是GDP(最终需求)的组成变化,即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变化。由于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较大比重以及重化工产业长期存在,除了继续依靠技术进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外,必须重视产业结构调整对降低碳排放强度的贡献。能源结构对节能和碳减排的影响集中体现在资源禀赋不平衡、供需分布不平衡、消费种类不平衡。文章提出实现碳减排目标,必须控制和达到以下关键指标:控制GDP增速在6-8%之间;调整出口结构,提升服务贸易比重至30%左右;提高第三产业比例至47%以上,控制高能耗工业比重在22%以下;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至15%。此外,实现碳减排目标还必须:充分认识碳减排对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强对不同区域碳减排工作的分类指导;提前部署重大低碳技术和重点领域技术研发;大力倡导绿色低碳消费和生活方式等。研究表明,中国实现2020年CO2自主减排目标还需付出更大的努力。     

湖南省碳源与碳汇变化的时序分析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发展低碳经济成为各地区在发展中的普遍共识。以湖南省为研究区域,以1995~2008年为研究时序,从能源消费、主要工业产品生产工艺过程、土地利用变化与牲畜管理、固体废弃物处理与废水处理和排放4个方面综合分析了碳源与碳汇的变化情况。研究表明:1995~2008年,湖南省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约在220亿t（2000年）至399亿t（2008年）CO2当量之间,14 a间增长了6118%,年均增长374%;碳汇总量约在1754亿t（1995年）至2537亿t（2007年）CO2当量之间,14 a间增长了3607%,年均增长约240%;能源消费与农业部门是湖南省温室气体的主要来源,林地是湖南省碳汇的主要来源;综合碳源与碳汇变化的均衡结果,1995~2008年湖南省呈碳汇盈余状态,净碳汇在2001~2007年持续增加,14 a间增长了31.94%,年均增长2.15%     

江苏省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相关性研究

与能源结构和能源效率因素相比,经济发展对人均碳排放的影响最为显著.以江苏省沿海地区能源消费情况为基础,研究得出地区碳排放、人均碳排放,并且1999-2008年该地区碳排放量与人均碳排放量的增加趋势一致.选取人均GDP来代表经济增长数据,人均CO2排放代表碳排放数据,借助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模型来分析江苏省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与CO2排放之间的关系和演变态势.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江苏省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与人均碳排放之间的关系,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最优拟合模型中参数α0为0.245 7,α1为3.658 14e-5,α2为1.318 32e-8,α3为-3.298 09e-13,所以根据模型设定判断得出:1999-2008年间江苏省沿海地区人均碳排放置和人均GDP并不符合标准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倒U型)关系,而是表现为三次方曲线模型.同时,依据人均碳排放量的变化特征,将江苏省沿海地区人均碳排放分为两个阶段:1999-2006年,人均碳排放量随着经济的增长持续增加;2006-2008年人均碳排放量随经济增加趋势变缓.     

中国的节能减排困境和财税政策选择

节能减排不仅是推进我国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核心要义,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迫切需要.在我国,要实现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约束性目标,需要进行艰难的产业结构调整、能源消费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阶段跨越,并应采取体制、政策、技术和管理等综合推进措施.包括政府投资、税收、政府采购和财政贴息在内的财税政策措施对于推进我国节能减排至关重要.本文认为,政府投资政策应重在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研发应用,经由产业结构调整促进节能减排;税收政策应立足于综合采取增设环境污染税、低技术污染税以及税收优惠和减免等激励和惩罚并重措施;政府采购应通过扩大高效节能减排产品市场需求,引导企业生产行为;财政贴息则应侧重于解决企业节能减排投资以及技术改造过程中的资金约束.     

重庆市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研究与核算

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大量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已成为制约城市健康快速发展的瓶颈因素,亟需进行定量核算和分析。开展温室气体清单研究对节能减排和低碳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以重庆市为案例,通过清单方法分析主要温室气体排放源和碳汇,考虑主要能源活动、工业、废弃物处置、农业、畜牧业、湿地过程和林业碳汇,核算排放总量和强度,剖析重庆温室气体排放结构和现状。结果显示:1997-2008年重庆市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呈现出上升趋势,2008年比1997年增长了2.31倍,其中增长幅度较大的是一次能源消费过程、外购电力和工业非能源过程。此外,随着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单位产值温室气体排放量却呈现下降的趋势,反映重庆市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取得了一定效果。最后根据重庆市温室气体排放结果进行分析,提出了改变能源结构和工业结构、提高能效和加强"森林重庆"建设等政策建议,为重庆市转型低碳经济发展提供参考。     

Pathway and policy analysis to China’s deep decarbonization

The Paris Agreement marks the beginning of a new era in the global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which further clarifies the long-term goal and underlines the urgency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For China, promoting the decoupling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carbon emissions as soon as possible is not only the core task of achieving the medium- and long-term goals and strategies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 but also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ensur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trends of the econom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s well as society, energy consumption, and key end-use sectors in China, this paper studies the deep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potential of carbon emission of in energy, industry, building, and transportation and other sectors with “bottom-up” modeling analysis and proposes a medium- and long-term deep decarbonization pathway based on key technologies’ mitigation potentials for China. It is found that under deep decarbonization pathway, China will successfully realize the goals set in China’s 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of achieving carbon emissions peak around 2030 and lowering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per unit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by 60–65% from the 2005 level. From 2030 onward, the development of nonfossil energy will further accelerates, and the share of nonfossil energies in primary energy will amounts to about 44% by 2050. Combined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in end-use sectors including industry, building, and transportation, the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in 2050 will fall to the level before 2005, and the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per unit of GDP will decreases by more than 90% from the 2005 level. To ensur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deep decarbonization pathwa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rom four perspectives, including intensifying the total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cap and strengthening the related institutional systems and regulations, improving the incentive policies for industrial low-carbon development, enhancing the role of the market mechanism, and advocating low-carbon life and consumption patter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