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大气污染协同减排补偿机制研究

在环境规制逐步从污染排放控制向环境质量管理转型的背景下,现行的单一行政区属地治理和管理模式对区域性流动性的大气污染已力不从心,导致减排目标与环境质量改善不对应,因此,跨行政区域的合作治理亟需管理手段和机制的创新。本文基于大气环境质量目标视角,构建了区域上层管理部门(如国家或区域)和下层所辖各区的双层博弈模型,明确了大气污染减排成本与减排量的函数关系,利用定量分析方法模拟计算出区域减排总成本最小化状况下的污染协同减排补偿标准及各辖区所承担的污染物减排量,提出对实际减排量低于(超过)责任减排量的辖区给予补偿费的征收(奖励)的管理机制,通过市场调节手段实现区域内大气污染协同减排的目的。在此基础上,以我国大气污染重点防控区(长株潭城市群)为例,采用2004—2015年的统计面版数据,对区域内所辖各区二氧化硫减排量和协同减排补偿标准进行了定量测算。计算结果表明:为达到国家设定的2030年环境空气质量总体目标,长株潭区域二氧化硫协同减排的补偿费标准为1 506元/t,以该补偿标准作为区域层面二氧化硫协同减排调控手段,可在区域污染治理总成本最小化的同时,实现域内各辖区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文章最后就区域污染协同减排补偿机制提出了实施思路及保障措施。基于此研究,区域环境管理部门应设立专项的协同减排基金,专门用于区域大气质量的改善和提高:一方面用于激励大气污染实际减排量超出本行政区域责任减排量的辖区,目的是为区域空气质量比预期目标更高、对居民健康产生的正向外部性买单;另一方面用于对历史包袱重、减排压力大、治理能力弱的辖区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或扶持;同时,区域环境管理部门还应从组织机构、交易平台、法律法规等方面提供保障措施,确保协同减排补偿机制的顺利实施。     

企业间绿色合作影响因素与绿色绩效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以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企业间绿色共生合作关系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将企业间绿色合作影响变量分为：承诺、信任等5项基础合作变量：和企业高层管理者的绿色合作意愿等7项特定合作变量。本研究通过对辽宁省沈阳铁西工业新区100家企业进行问卷调查，获得了122份有效问卷。在此基础上，应用SPSS统计软件和AMOS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软件包对上述研究中的基础合作变量和特定合作变量对企业间的绿色合作绩效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并给出了它们之间的结构方程路径图。研究结果表明，所设定的5个基础合作变量和7个特定合作变量与企业间绿色合作绩效所设定的5个变量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证实了本研究的理论假设，从而为探索企业间开展绿色合作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提供了支持性的论据。     

权力重构、社会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协同治理

当下中国的环境抗议呈现一系列"中国特色",表现在:当其他地区的环境问题形成以市场攫取为主要根源时,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形成与政府行为密切相关;当其他地区的环境抗议以市场为主要对象的时候,中国的环境抗议以国家为主要对象;当其他地区的环境抗议表现为以社会组织为主体独立表达诉求的时候,中国的环境抗议表现为向政府呼吁环境诉求;当其他地区表现为以积极主动的进取型抗议进行环境问题协调的时候,中国的环境抗议多作为消极的回应型抗议。环境抗议的特色与环境问题的形成逻辑密切相关,其根源在于中国生态环境治理结构中,市场强势、权力错位与社会弱势。环境利益相关主体间的失衡,最终导致了系统性的环境危机。重构国家、市场与社会的系统平衡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推动社会的生产。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决定了公民社会的设想难以实现,而从生态政治学出发,吸收卡尔·波兰尼的社会反向运动思想,借助国家权力系统的重构,反过来规制国家权力的谋利取向与自律性市场的逐利本性并最终打造能动社会成为可供借鉴的思路。能动社会的发育以国家系统为依托,统合多元主体的利益,构建多元协同治理机制,并最终实现国家-市场-社会的系统平衡。经由能动社会推动社会生产并实现生态环境的协同治理的思路,可以为解决中国情境中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提供启发。     

中国农村绿色发展绩效的空间差异

运用多种DEA模型与Gini准则相结合的方法,采用2003—2012年中国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农村数据,对中国及其各地区农村绿色发展绩效值进行了动态测算与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各省市及其所属地区农村绿色发展绩效值进行排名和分析。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来看,中国农村绿色发展绩效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如综合绩效值由2.184上升至2.824,表明全国在关注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越来越注重环境保护,注重资源和能源的节约,从而促进了全国农村地区绿色发展绩效的提高;从分区域来看,农村绿色发展绩效存在地区差异,绿色发展绩效较高地区是东北,年均值为2.502,西北次之,年均值为2.385,华北、华东和中南地区绩效值相对偏低;进一步地,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农村绿色发展绩效逐年呈现上升趋势,但有部分省市,如辽宁、河北和山西等,农村绿色发展绩效值偏低,甚至低于该省市所在地区的平均绩效值,这不仅反映了该省市农村绿色发展绩效较低,而且表明了该省市农村绿色发展绩效的高低制约着其所在地区农村整体绿色发展绩效的提升。此外,由于不同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在资源禀赋、技术水平、政策和制度环境等方面不同,农村绿色发展的绩效值在省际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基于研究结果,在今后我国农村地区绿色发展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加大绿色资源的投入,为农村绿色发展提供基本的条件;另一方面,需要加大对农村绿色劳动力的投入,确保为农村绿色发展提供高素质劳动力;与此同时,还要不断提高绿色技术水平,为农村绿色发展创造良好的技术条件,以此促进我国农村地区绿色绩效的进一步提高。     

合作视角下的跨境水资源两级分配模式

跨境水资源是淡水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世界人口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各国对水资源需求增加,气候变化使水资源变化情势具有不确定性,更是加剧了各国对水资源安全保障的诉求。公平合理的跨境水资源分配对于缓解各流域国用水冲突、实现跨境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为提高跨境水资源分配的公平合理性和水资源利用效率,基于合作视角,该研究提出一个“初始分配以明晰所有权+优化再分配以实现高效利用”的跨境水资源两级分配模式。首先基于协商谈判视角,运用讨价还价博弈模型的方法理念,引入流域国间协商谈判机制,以实现跨境水资源在流域国间的公平合理初始分配。然后基于利益共享理念,构建具有模糊支付的跨境水资源合作博弈模型和要素双重模糊的跨境水资源合作博弈模型,探讨不同模糊情景下的跨境水资源优化再分配问题。并以澜沧江-湄公河流域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基于协商谈判寻求跨境水权分配最优解,可以有效提高分配方案的可接受性。(2)初始分配是流域国开发利用跨境水资源的基础,有利于明晰初始水权,但也存在难以长时间适应流域环境变化和各流域国用水需求变化的缺陷。(3)合作开发情景下的系统收益比非合作情景下的系统收益更高,且当...     

城市协同创新与绿色技术转移的互动关系：基于创新价值链循环视角

基于创新价值链理论,构建了城市协同创新与绿色技术转移互动机制分析框架,利用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绿色专利合作以及绿色技术转移微观大数据,刻画了中国2010—2020年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绿色技术研发合作网络和绿色技术转移网络,并采用联立方程组模型对两者互动关系、作用渠道进行了实证检验,以及讨论了区域产学研政策协同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城市协同创新与绿色技术转移具有互相促进的正反馈机制,体现出绿色创新价值链上下游之间的互促循环关系。(2)通过分解城市协同创新及绿色技术转移为拓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发现两者互动关系仅体现在拓展边际层面,城市节点快速嵌入城市协同创新与绿色技术转移网络,但城市间合作研发与技术转移强度相对偏低。(3)城市协同创新与绿色技术转移互动关系仅在本城市技术转移的空间维度生效、具有局部地区属性,全国性的绿色技术创新价值链循环格局尚未形成。(4)基于文本分析法构造了区域（省级）政策协同指标,发现区域产学研政策协同强化了城市协同创新对绿色技术转移的促进关系,反之却不成立,产学研政策主体和政策工具的协同水平均有待提高。最后,针对结论提出了对策建议,包括加强绿色技术协同创新,充...     

组态视角下协同创新驱动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提升的路径选择北大核心CSCDCSSCI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协同技术创新是提升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重要手段。在理论层面从环境、投入、产出和互动四个维度构建协同创新影响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整合性框架后,以中国284个城市为案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探讨协同创新驱动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提升的多元实现路径。研究表明:①单个协同创新条件的一致性水平位于0.4928~0.8388范围内,表明单个条件均不构成影响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必要条件。②条件组合的充分性分析显示,创新环境、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协作互动条件“多重并发",形成协同创新驱动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提升的4种路径,具体归纳为投入主导型、区域互动支撑下的资本赋能型及环境和投入连接下的主体互动转化型3种差异化模式。③条件因素的普适性和替代性分析显示,经济软环境、人力资本投入和物质资本投入是影响高水平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最具有普遍性的因素,成果市场化和区域互动之间存在替代关系。④囿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稟赋,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协同创新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驱动路径呈现出显著异质性特征。地方政府应根据自身发展特点和资源禀赋,从组态视角着力于多重协同创新条件的适配以“因地制宜"地制定城市土地绿色高效利用政策和措施。     

参与农业技术培训能否促进农户实施绿色生产行为?——基于家庭禀赋视角的ESR模型分析

农业技术培训对农户实施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是推进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关注的重要问题.基于农户家庭禀赋影响其参与农业技术培训,进而导致其绿色生产行为实施差异的分析思路,利用内生转换回归(ESR)模型和来自湖北省的1063份农户微观调查数据,在构建反事实场景和考虑样本选择偏差的基础上,考察了参与和未参与农业技术培训两种情形下农户实施绿色生产行为的差异.结果表明:(1)参与农业技术培训农户的绿色生产行为实施程度显著高于未参与农业技术培训的农户,且平均处理效应表明,参与农业技术培训可使预期的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实施程度提高40.13％;(2)参与农业技术培训对不同类型绿色生产行为的处理效应由大到小依次为化肥减施、节水灌溉、农药减施、农膜回收和秸秆综合利用;(3)无论是否参与农业技术培训,家庭禀赋对农户实施绿色生产行为均有显著影响,但不同类型的家庭禀赋对参与和未参与农业技术培训农户的影响存在差异.此外,家庭禀赋也是影响农户参与农业技术培训的重要因素.政府应积极拓宽农业技术推广渠道,加快转变技术推广方式,兼顾"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两者,进一步开展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培训.     

电商参与促进农户绿色生产吗?——基于3省4县812户果农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农业绿色生产是保障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缓解生态环境恶化问题的根本路径。虽然学术界对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因素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但人们对农产品电商与果农绿色生产之间的关系知之甚少。因此,文章深入探讨了电商参与和果农绿色生产行为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并基于三省四县812份实地调研的农户数据,运用RBP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然后对结果的稳健性与异质性展开探讨。研究发现:(1)电商参与能够提高果农绿色生产的实施概率,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为24.7%,通过更换模型和替换解释变量等一系列方法进行稳健性讨论后,上述基准结论稳健可靠。(2)电商参与对不同绿色生产行为的处理效应存在差异,按照ATT数值由大到小依次为:严格按照标准施药、物理防控措施、生物防控措施。(3)电商参与能够通过提升绿色生产认知、提高农产品价格预期和追求消费者正向口碑影响果农实施绿色生产行为。因此,应加大农产品电商宣传与推广力度,提高果农电商参与程度;与此同时,应确保农产品电商在通过实施绿色生产提升农产品质量并获得质量溢价方面的有效性,进而促进电商参与率与绿色生产实施率协同提高。此外,应强化政府在果农绿色生产上的引导作用。     

效益认知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基于不同生产环节的异质性分析

基于数理推导建立了农户绿色生产技术效益认知与采纳行为之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2017年8月在长江中游粮食主产区获取的946份实地调研数据,通过构建的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和二元Probit模型分析了效益认知对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对绿色生产技术的不同效益认知对其采纳行为和采纳程度存在不同影响效应.农户对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行为受社会效益认知和生态效益认知的显著正向影响,采纳程度受经济效益认知和社会效益认知的显著正向影响.(2)农户对不同生产环节绿色生产的技术采纳行为受到不同效益认知的影响.产前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受经济效益认知和社会效益认知的显著正向影响;产中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行为受社会效益认知的显著正向影响;而产后环节的绿色生产技术采用则受到社会效益认知和生态效益认知的显著正向影响.基于此,研究认为政府农技推广部门在进行绿色生产技术宣传及培训时,应有针对性地选择培训对象和培训内容.     

农户参与村域生态治理行为分析 ——基于认同、人际与制度三维视角

利用湖北省603份农户微观调研数据,通过纳入农村熟人社会情境因素,构建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和群体认同的三维分析框架,探讨农户参与村域生态治理的行为逻辑和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和群体认同均对农户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人际信任在群体认同和农户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同时,群体认同在制度信任和农户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间起着负向的调节作用。（3）在纳入群体认同的情况下,农户的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对其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起着相反的作用,即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之间可能存在一种“替代”关系。基于此,通过营造一种互惠互利的社会风尚,让生态治理政策的内容和村集体行动更能够契合广大农户的意愿及体现村民的意志,可以提高农户村域生态治理的参与度。     

丹江口库区农户对面源污染的认知度及生产行为分析

通过丹江口库区246户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从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的农膜、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和农户生活习惯入手,分析研究农户的生产行为、生活方式以及农户对面源污染认知程度,并对农户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中可能影响农户认知度的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农户对面源污染的认知程度还不是很高,即使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认知,但农业生产方式与意识是脱节的、是不相符的;同时,农户多年养成的生活习惯,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环境污染的风险。逻辑回归分析表明,农户个人特征中的受教育年限和政治面貌对农户认知程度影响呈正相关,即提高农户的受教育水平,发展农村党员,有利于提高农户对面源污染的认知度。     

经营规模对农户异质性生态生产行为的影响研究

基于安徽省、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4个长江中游粮食主产省份979户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利用Ordered 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经营规模对异质性生态生产行为的影响.结果 表明:(1)农户生态生产行为可分为投入减量型生态生产行为和技术采用型生态生产行为.(2)经营规模与投入减量型生态生产行为呈U型关系,与技术采用型生态生产行为呈正比例关系.(3)进一步区分不同经营主体,农户投入减量型生态生产行为的影响因素在小农户与种粮大户间存在差异,而技术采用型生态生产行为的影响因素在小农户与种粮大户间差异较小.对此,政府应加强公益性农民施药用肥的知识与技能培训,并在对象选择上,考虑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的区间及其经营主体类型;在内容倚重上,不仅要强化农户学习科学的施药用肥技术,更要普及过量施用农药化肥的负外部性的相关知识.     

清洁发展机制下碳信用交易生产理论剖析与借鉴

由于全球变暖导致的各种极端天气现象频繁发生,应对气候变化、减少碳排放是目前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挑战。碳信用交易的产生为发展低碳经济、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条重要途径。在国际碳信用交易市场上,我国是主要供给者,但参与交易尚处于CDM项目阶段,不能参与碳信用的二级市场交易并且没有自己的交易体系,这不利于在国际碳市场上争夺定价权。本文系统研究了CDM机制下我国企业参与碳信用交易的理论及实践问题。首先对Putty-Clay Vintage模型进行了深入分析,阐述此碳信用交易生产理论的主要内容、评价其贡献和不足,重点在于提出了企业参与碳信用交易的分析框架,有助于他们在一定的碳减排成本约束下实现最优化生产。其次,我国是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能源结构不合理、能源利用效率低,要从根本上降低CO2排放量实现节能减排,必须为企业搭建平台实现国内碳信用交易。因而,针对我国发展碳信用交易的机遇和挑战,我们探讨了该生产理论对我国的几点启示。     

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形成机理的实证研究——基于川渝地区860户柑橘种植户施肥行为的调查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形成机理的理论分析框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运用川渝地区860户柑橘种植户施肥行为的调研数据,从农户感知异质性的视角,根据“内外因素—主观感受—意愿—行为”的逻辑深入探讨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形成机理.研究表明:农户知识能力、市场环境的感知对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有显著影响,政府激励和政府规制对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有显著影响,组织参与对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影响均不显著;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对农户绿色生产意愿有显著影响;知觉行为控制、绿色生产意愿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有显著影响;政策满意度对农户绿色生产意愿和行为之间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从而形成多条促使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路径,其中知识能力的影响效应最大.基于此,该文认为通过提高农户绿色生产知识水平、提升产业组织的服务水平、加强农业市场监管、完善政府激励和约束机制等可促使农户实施绿色生产行为.     

农业灌溉水价对农户用水量影响的经济分析

本文目标是定量评估农业灌溉水价对农户用水量的影响。以往研究只考虑灌溉水价对于农户某种节水行为的影响,本文充分考虑在不同的价格水平阶段,农户会在多种节水行为中进行选择,引起用水需求弹性变化,并改变用水量,从而更全面更真实地反应价格水平与农户用水量之间的关系。在农村水价市场健全以及农户理性经济人假设前提下,本文通过建立局部均衡模型进行费用效益分析,研究农户节水行为随着价格水平而发生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水价与节水量的关系。本文还结合实证研究的方法,以黑龙江省境内某农场为研究对象,开展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在案例地区,当灌溉水价达到0.04元/m3的时候,水价具备了发挥作用的条件;水价在0.04-0.065元/m3之间的时候,农户开始减少灌溉用水,节水量为135-203 m3/hm2;水价在0.065-0.08元/m3之间的时候,农户开始采用当地的浅湿灌溉的节水技术,节水量为1 400 m3/hm2;水价在0.08-0.1元/m3之间的时候,农户开始采用地下水,节水量为1 400-6 309 m3/hm2;当水价高于0.1元/m3时,农户有水改旱的倾向,节水量为6 390-14 000 m3/hm2。本文所建立的分析方法和框架,不仅适用于案例地区,也为其他灌区的水价和用水量关系研究以及政策制定提供借鉴。     

资源贫瘠地区农户技术采用的影响因素分析

引入双槛模型,分两个阶段考察滇西南资源贫瘠地区农户改良陆稻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因素。第一,农户决定是否采用改良陆稻技术(采用决定)的影响因素;第二,如果采用,农户决定改良陆稻技术采用程度(采用程度决定)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影响农户决定是否采用改良陆稻技术的因素和影响农户决定改良陆稻技术采用程度的因素存在很大差异。农户所拥有的资源禀赋状况,例如耕地面积、市场远近、缺粮程度、海拔高度和有无技术推广项目等对农户的采用决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家庭劳动力比重和水田面积比例则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农户家庭规模和台地面积比例对农户技术采用程度决定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耕地面积、水田面积比例和海拔高度则对其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因此,在制定资源贫瘠山区的农业技术推广政策时,应该充分注意区分影响技术推广广度和深度的不同因素,使不同政策措施更能在资源缺乏的情况下具有适应性和针对性。     

金融危机对抗虫棉制种区农户生产意愿的影响

在世界金融危机大背景下,为了了解抗虫棉制种区农户生产的意愿,本文选择山东惠民县的3个乡镇18个村600余抗虫棉制种户进行了入户调查。样本选择主要采用分层抽样和简单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借助SPSS统计分析软件,按照不同的分组方法对回收的有效问卷进行了数据的统计处理。调查显示:抗虫棉种的生产市场需求明显减弱、制种收入大幅下降、制种货款赊欠严重、农资价格居高不下、制种投入压力加大、制种愿景凸显不高。在深入剖析抗虫棉制种主产区农户农业生产的首要障碍、最为迫切的生产要求、最受收入水平低下的抗虫棉制种农户欢迎的以及生产和销售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等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快选育突破性品种、提高棉花良种补贴标准、将棉花制种工作纳入农资综合补贴范围、适当提高棉花的收购价格、尽快启动抗虫棉制种基地建设项目、恢复发展棉花生产专项资金项目、培育抗虫棉制种专业合作组织等解决对策;制定出了包括政策扶持和加强棉花制种产业组织优化的一整套措施。     

社会资本对中国环境治理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

市场交易和政府命令一直被作为环境治理的两种有效方式,而交易成本的高昂和市场失灵的客观存在促使人们寻找除这两种方式外的其他方式.社会资本作为一个对于促进经济增长、管理自然资源与保护环境的关键变量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在对社会资本的概念、维度的梳理基础上,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研究,分析社会资本、社会分歧和社会能力在环境治理中的机理与影响,以期对我国开展社会资本与环境治理机制研究提供政策支持和理论借鉴.结果表明:组织层面的社会资本和社会能力与环境治理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社会分歧与环境治理绩效呈显著的负相关,而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并未对环境治理绩效产生较大影响.通过交互效应分析得到社会分歧和社会能力在社会资本对环境绩效的影响过程中起到调节作用.即随着社会分歧的扩大(缩小),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将减弱(增强);随着社会能力的增强(减弱),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将增强(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