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变及转移态势研究

在产业转移及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制造业空间分布及转移逐渐成为地理学研究的热点。以2008、2016年我国制造业工业销售产值、从业人数为研究数据,应用区位熵、热点分析、锡尔系数、动态集聚指数等方法,对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变及转移态势进行探究。研究发现：（1）我国制造业空间分布具有较强的时空异质性,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以及技术密集型与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分别呈现“西密东疏”、“东密西疏”的空间分异格局,并且不同类型的制造业空间集聚态势也存在显著差异;（2）东部地区的烟草制品、化学纤维等制造业发展不平衡问题较为突出,对我国区域间与区域内制造业空间分布差异的影响较大,而中、西部地区则相对较小,但有逐渐扩大的趋势;（3）制造业转移的主体是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转移的方向是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层次具有较高的梯度性。研究有助于丰富我国制造业空间分布及转移相关理论,为我国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协同视角下长江经济带制造业转移及区域合作研究

《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的正式印发,为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其产业转移及区域合作逐渐成为地理学研究的热点。以2008、2017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28个制造业工业总产值和企业数量为研究数据,应用动态集聚指数、偏离份额模型(SSM)、静态集聚指数等方法对长江经济带制造业转移及区域合作进行探究。研究表明:(1)长江经济带纺织业、黑色、有色金属冶炼业等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具有较强的空间转移特征,其转移路径主要由上海、浙江向中、上游地区的贵州、湖南等地多对多的扩散式和跳跃式转移为主,转移类型主要以下游地区的"优势转移型"、"淘汰型"与中、上游地区的"优势集聚型"为主;(2)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在交通运输、化学制造等行业发展较为薄弱,缺乏中心合作地区,需要下游地区提供更多的技术与资金支持;(3)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作为产业转移与技术授让的供体,应构建以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为制造业转移中心,以具有产业比较优势的中、上游地区为区域性中心,加大向中、上游地区制造业转移与合作力度,同时带动其他地区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多中心分工协作格局。研究有助于完善制造业转移及区域合作相关理论,为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制造业对接合作及协同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对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影响研究

本文就如何更有效率的发挥不同层次高等教育在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作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文章首先根据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对新型城镇化的表述,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从人口指标、产业指标、生态环境、城乡统筹四个角度建立一个新型城镇化指数,然后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不同层次高等教育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指数的影响。计量结果表明:(1)在东部地区硕博研究生层次的高等教育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溢出效应远好于对中西部地区;(2)在中西部地区本专科层次的高等教育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均好于东部地区;(3)在西部地区非全日制高等教育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动作用更大。为此本文建议:第一、东部地区应该加大对博士研究生层次的高等教育投入力度,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更多高层次人力资源保障;第二、加强中西部地区域内城镇化建设协调发展,为高层次人才发挥对新型城镇化的溢出效应提供物质基础,逐步缓解在该地区人力资本对新型城镇化的集聚效应大于扩散效应的问题;第三、根据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和城镇化水平相匹配的原则,适度增加中西部地区特定本专科专业招生规模,以提升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为中西部地区储备人力资本;第四、根据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存量相对薄弱、产业层次结构不高的特点,邀请中东部高校对西部地区开设网络教育课程,以发展适合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特点和城镇化进程的非全日制高等教育。     

相对环境规制、高污染产业转移与污染集聚

近年来中国高污染产业逐渐由东部发达地区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转移,各地区相应进行一定的环境规制,但中西部地区的污染仍急剧上升。探讨地区间的环境规制差异和高污染性的产业转移对环境污染集聚带来的影响,对我国的环境治理和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文章利用我国2006—201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计算高污染产业动态集聚指数,环境污染集聚指数和相对环境规制强度指数,利用GMM广义估计法进行全样本、区域异质性、时期异质性回归分析。子样本回归分析中分别按我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进行区域异质性分组,按我国2006—2010年和2011—2015年进行时期异质性分组,得出的子样本回归结果与全样本回归结果大体上是相吻合的。结果表明:我国相对环境规制与环境污染集聚呈现"倒U型"关系;高污染产业转移所带来的主要是工业废水污染和工业废气污染的集聚程度的加深;由转移所带来工业固体废物污染集聚不十分明显;工业化程度的加深使得地区环境污染集聚加剧; EKC曲线在我国确实存在,但并不显著;劳动力成本和质量的提高会使得环境污染集聚下降。高污染产业转入地在承接转出地产业转移的同时,应该努力提高能源效率,引进绿色排污工具,从而促进转入地和转出地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同时,各地区应依据资源优化配置原则和有效利用原则,充分考虑环境保护的要求,逐渐由分散治理向集中控制转化,力求从地区源头解决污染问题,以实现最大程度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局面。地方政府应该综合考虑产业结构、地区生产总值、要素成本、资源禀赋等因素,通过建立地区之间的产业链,实现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     

区域一体化与绿色化视角下江苏沿江地区的制造业空间重构研究

制造业重构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经济发展转型期区域一体化与绿色化如何共同影响制造业空间重构有待探究.运用区域分工指数、行业专业化指数、区域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等分析了1990～2016年江苏省沿江县域制造业在区域一体化与绿色化影响下的重构特征与驱动机理.研究发现:随着区域一体化与绿色化不断深入,沿江地区间制造业地区结构差异呈现先小后扩大再缩小,地区间产业同质化先减弱后增强的演化特征.制造业空间聚散格局整体呈现先集聚后扩散的态势;区域一体化初期“极化”效应大于“扩散”效应,制造业开始集聚;伴随一体化水平提高与绿色化发展深入,制造业开始向外扩散.污染密集的化工产业不断向长江以北、沿海、远离岸线、乡村与行政边界等地区扩散.区域一体化和绿色化通过政策扁平化与环境规制、企业主动扩张与被动迁移、技术扩散与绿色创新等相互作用驱动制造业空间重构.     

产业转移对中国中部地区的环境影响研究

我国实施中部崛起发展战略后,中部地区相继出台了自己的发展战略,积极承接东部沿海省份的产业转移。东部沿海省份的产业结构升级需求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产业的梯度转移,在产业的区际转移过程中,究竟有没有伴随着污染的转移?因此,在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国际贸易引起的国家之间污染转移的污染避难所问题进行研究的同时,对于我国国内地区之间的产业转移所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也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基于Becker和Henderson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分类方法,采用以区位商的构建机理为基础的产业竞争力系数,以及重污染行业产值的全国占比等指标,利用我国中部地区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六个省份2000-2010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中部地区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转入情况,并进一步实证检验了这种产业转移对中部地区污染转移的影响。研究发现,在2004年后,也就是中部崛起战略实施后,各种污染密集型产业向中部转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纺织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等污染密集型行业向中部地区的转入,造成了废水、二氧化硫和烟尘等污染物的排放向中部地区的转入。文章最后对中部地区在实施招商引资政策、积极承接东部沿海省份等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和环境保护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武汉城市圈产业经济的系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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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构建产业经济的系统性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偏离份额方程、产业动态度和偏离度指标对产业结构性和产业演进性这两个维度进行核算,定量揭示武汉城市圈的产业经济发育特征：近20年来,武汉城市圈整体产业结构波动明显,不同城市不同产业在各时段的效益差异明显,呈现一定的圈层结构分异,中心城市武汉增长速度最快,圈域经济发展处于一定的“一极集聚”态势,武汉-鄂州-黄石-孝感城市群产业升级明显,经济发展较快,其余5个城市发展较慢,导致城际产业链群发育不完全,区间产业经济联系较弱;产业结构演进总体上呈现倒“U”型曲线变化规律,中心城市产业结构变动程度差异明显,明显形成3种产业结构演进类型：低偏离度-高结构效益型、中偏离度-中结构效益型、高偏离度-高结构效益型;核心城市武汉的产业结构不断向成熟方向演进,但其它中心城市产业结构仍有待进一步升级优化.     

武汉城市圈产业经济的系统性分析

摘 要： 构建产业经济的系统性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偏离份额方程、产业动态度和偏离度指标对产业结构性和产业演进性这两个维度进行核算，定量揭示武汉城市圈的产业经济发育特征：近20年来，武汉城市圈整体产业结构波动明显，不同城市不同产业在各时段的效益差异明显，呈现一定的圈层结构分异，中心城市武汉增长速度最快，圈域经济发展处于一定的“一极集聚”态势，武汉—鄂州—黄石—孝感城市群产业升级明显，经济发展较快，其余5个城市发展较慢，导致城际产业链群发育不完全，区间产业经济联系较弱；产业结构演进总体上呈现倒“U”型曲线变化规律，中心城市产业结构变动程度差异明显，明显形成3种产业结构演进类型：低偏离度—高结构效益型、中偏离度—中结构效益型、高偏离度—高结构效益型；核心城市武汉的产业结构不断向成熟方向演进，但其它中心城市产业结构仍有待进一步升级优化.     

基于产业发展和城市化视角的中西部区域碳减排研究——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实证

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背景下,中西部地区生态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双重压力亟需缓解。为此,基于产业发展和城市化的视角,运用中西部地区2000～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滞后模型,模拟产业发展,城市化与碳排放之间的空间作用关系。结果表明：(1)我国中西部区域碳排放持续增长,空间差异性和溢出效应显著,呈现出“高-高”(H-H)和“低-低”(L-L)空间分布特征;(2)中西部区域产业发展和城市化对碳排放具有重要的作用关系,但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明显趋同性,经济和人口城市化均质性明显;(3)产业资源配置(TL)优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TS)皆有利于碳减排,且空间效应显著,当前优化TL比TS升级对碳减排更具有效;(4)经济城市化(UI)抑制碳减排,人口城市化(UP)有利于碳减排。研究结果和发现表明,中西部地区优化产业发展时,现阶段应加大力度优化产业资源配置水平;同时,政府应逐步推进能源结构转型,引导城市居民能源消耗,倡导绿色消费,进而促进碳减排。     

制造业集聚如何影响区域绿色发展福利?北大核心CSCDCSSCI

现有研究集中从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两个维度重点分析了制造业集聚的影响,而鲜有文献系统研究制造业集聚如何影响区域绿色发展福利。事实上,中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高全社会绿色发展福利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本质属性。该研究基于制造业集聚的独特视角,以外部经济理论为媒介,系统阐释了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发展福利的影响机制;并以2003—2016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人工收集1840—1909年清朝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1933年中国各城市是否通铁路以及城市的地形起伏度等变量作为内生变量的工具变量,多维度动态评估绿色发展福利水平,并采用控制空间溢出效应和内生性的GS2SLS方法系统考察了制造业集聚对区域绿色发展福利的影响效应,揭示其存在的空间外溢衰减规律,验证制造业集聚外部性对区域绿色发展福利的差异性影响。研究发现:(1)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福利呈现“低水平块状集聚,高水平点状分布”的空间格局,未来潜力增长方向在上游地区;(2)适宜的制造业集聚可以提升区域绿色发展福利,过度的制造业集聚反而会抑制区域绿色发展福利的提高;(3)制造业集聚对区域绿色发展福利的影响随空间距离的增大而减小,表现为“双峰”结构;(4)MAR外部性和Jacobs外部性有助于提升区域绿色发展福利,Porter外部性却表现为负向作用。为此,该研究从把握绿色发展福利演进规律、制定差异化区域政策、推进区域一体化建设及甄选适宜的产业集聚模式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和打造世界级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