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多时相遥感数据的村镇聚落格局演化及机理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村镇聚落的空间格局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和重塑过程,探寻其演变规律、研判其背后动力机制对于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意义重大.基于多时相遥感影像的村镇点位数据,运用最近邻比率、核密度、空间自相关等GIS和统计分析方法,以江苏省为例,从省域和县域尺度探讨快速城市化地区村镇聚落格局及演变机理.结果表明:(1)省域尺度上,江苏省村镇聚落整体呈集聚分布,但集聚态势略有减弱;核密度的区域差异显著,整体东部小于西部,苏北连续性较强而苏南较为破碎;密度核心普遍收缩,苏南地区收缩最为显著.(2)县域尺度上,村镇聚落集聚格局依旧,与省域尺度一样,其集聚程度随时间推移而降低;冷热点分布较为分散,"热点区"主要分布在苏北地区,"冷点区"均位于苏南地区;时间维度上,"热点区"有扩大趋势,"冷点区"则呈收缩之势;苏南和苏北地区的村镇聚落格局在该尺度上变化均较为明显.(3)演变机理上,自然地理、社会经济、政策制度和其他因素共同作用于村镇聚落空间演化过程,在本文研究时段内,交通、城市化和政策3个因子对江苏省村镇聚落的格局改变具有显著性.     

湖南省红色村落空间分布格局及公路可达性研究

基于“红色村落”概念内涵界定,以湖南省262个乡村红色旅游景区(点)为数据样本,综合运用数理建模和GIS空间分析方法,定量刻画了全省红色村落空间分布格局及可达性特征。结果表明：(1)全省红色村落呈集聚型分布状态,不同空间板块或行政单元红色村落分布非均衡性特征突出,集聚强度具有随尺度距离增加而不断弱化的“空间衰减”规律;(2)红色村落整体呈“大分散、小集聚”分布格局,全省存在三大高密度集聚区以及多个红色村落跨界连绵集群组团,长征沿线、湘鄂赣及湘粤赣边区等形成多个“中低密度”集聚片区;(3)红色村落通行时间平均值为221.58 min,标准差为42.75,可达性整体状况不理想,且内部差异显著,可达性水平稳健性欠佳,不同可达时段内红色村落数理分布近似于呈“金字塔”状结构;(4)红色村落可达性空间分布呈现“中心-外围”结构特征,省际边缘区形成多个交通可达性低谷,与其核密度格局存在“空间错位性”,且具有沿交通干线分布的指向特征。最后,提出了优化红色村落可达性格局、驱动交通区位重构和推进红色旅游开发的对策建议。     

浙江省景区村庄空间分布特征与可达性研究

以浙江省首批3A级景区村庄为研究对象,利用数学模型和ArcGIS软件综合分析不同类型景区村庄的空间分布形态和可达性,为景区村庄的布点选址和建设开发提供科学依据。结果表明:浙江的3A级景区村庄整体上呈空间均匀分布状态,不同类型景区村庄的分布特征明显,总体上核密度聚集区趋向接近中心城市,表现为大核—次核—小核的三大核心格局;整体上可达性较好,平均可达时间为31.6 min,平均可达性的区域间差异明显,受自然环境和交通网络的影响较大;不同类型景区村庄县域可达性呈显著集聚格局,可达性热点区主要是围绕以湖州、嘉兴市为主的浙北和以绍兴、宁波市为主的浙东地区,冷点区主要是以丽水市为主的浙西南地区和舟山群岛。景区村庄空间分布形态和可达性主要与基础肌理和经济政策两个关联条件相关。     

湖北省旅游扶贫效率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采用Super-SBM模型、均方差分解法以及LS回归模型,探讨2006～2016年湖北省3大片区24个国家级贫困县旅游扶贫效率的时空异质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2006～2016年湖北省旅游扶贫效率呈稳步提升态势,但整体水平仍相对较低,大致呈现出"秦巴山片区武陵山片区大别山片区"的空间分异格局,高效率县域位于秦巴山片区与武陵山片区。(2)湖北省旅游扶贫效率总体差异与片区内差异呈敛缩态势,但片区间差异处于离散状态;大别山、武陵山、秦巴山3片区内部差异是造成湖北省旅游扶贫效率差异的主因。(3)从省域整体来看,结构化动力与经济动力对旅游扶贫效率的正向驱动作用表现最为明显;从片区层面来看,秦巴山片区主导因素为经济动力与交通动力,武陵山片区主要受经济动力和结构化动力驱动,而影响大别山片区旅游扶贫效率的主要因素为交通动力与信息化动力。因而不同片区应采取不同的旅游扶贫政策,以扩大旅游发展的益贫与减贫效应,提高旅游扶贫效率。     

长江经济带城市黑臭水体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子

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核心要务,而城市黑臭水体是危害城市居民生产生活和身心健康的重要污染源。该研究以长江经济带城市黑臭水体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GIS技术与地理探测器方法,识别其空间特征及分布规律,探究不同因子对黑臭水体空间格局的影响差异并提出整治建议。研究表明:(1)长江经济带城市黑臭水体空间分布呈凝聚型分布,且空间分异较为明显。核密度表现为多单核中心独立、次级中心带状及零星分布特征。(2)黑臭水体重心位置处在湖北和湖南省中部城市区域,其系统具有明显无标度区,分形特征显著,空间结构复杂性强。(3)不同类型黑臭水体均属正值空间相关性,呈"上游冷、中下游热"的冷热点区差异格局。(4)空间结构的地理探测影响因素在全域范围内贡献力不明显,分区影响因子匹配凸出。工业废水排放量、居民生活用水量、排水管道长度等是显著影响因素。建议应从严守生态规矩、建立黑臭水体治理体制机制、完善识别评定技术标准体系、创新实践整治、丰富理论研究等方面推进城市黑臭水体治理和消除。     

基于数据融合的长江经济带城市建成区时空格局研究

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导向下,准确识别长江经济带城市建成区,并揭示其演化规律对于优化流域国土空间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基于Landsat数据和夜间灯光数据,构建融合算法提取长江经济带城市建成区,并采用位序-规模、核密度、空间自相关等方法探索了其时空格局特征.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城市规模存在明显的位序-规模分布格局,分形特征显著;(2)建成区规模呈现"东高西低"、"轴线高两端低",建成区密度呈"一个中心,两个次中心"的格局特征;(3)城市由点源聚集增长向轴线式扩张转变,国土空间"T"型增长格局逐渐显现;(4)建成区增长表现出空间集聚特征,区域内三大城市群为主要热点区.研究结果能够为流域国土空间"保护"与"开发"权衡提供定量参考和决策依据.     

镇江市丘陵区乡村聚落空间格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以镇江市丘陵区的乡村聚落为研究对象,利用景观格局分析方法和GIS空间分析方法,探讨镇江市丘陵区乡村聚落空间格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镇江市乡村聚落空间格局呈现出十分显著的东西分异特征,整体上镇江市东部地区的乡村聚落规模小、空间分布密集、聚落形态较为规则;而中西部地区乡村聚落规模大,空间分布稀疏,且聚落形态较破碎;镇江市乡村聚落空间格局受地形、经济、交通、水系、耕地分布等因素的影响较大,聚落分布具有低海拔区位取向;经济发达区的乡村聚落景观斑块面积小,但斑块密度大,而经济欠发达区的乡村聚落景观斑块面积大,但斑块密度小;乡村聚落距离道路500 m及水系1 000 m的区域内空间分布最为密集;同时乡村聚落与耕地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趋同性规律     

长江经济带县域信息化水平的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

在县域尺度下,以长江经济带719个县（市）作为空间研究单元,构建以信息化发展环境支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信息技术创新支撑、信息网络消费水平4个层次9个具体指标的信息化水平评价体系,运用均方差决策法、空间插值、空间自相关分析、核密度估计等方法分析长江经济带县域信息化水平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从空间聚类分布上看,长江经济带信息化水平东西地区差异显著,呈现出一个核心发展片区,多个副核心中心,整体由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递减的空间格局;（2）从空间关联格局上看,长江经济带信息化水平存在空间集聚现象。以显著HH区与显著LL区为主,显著HH区主要在金华、绍兴、温州、苏州、南通、常州等地区的县（市）分布;显著LL区主要在全椒县、和县、枞阳县等分布;（3）从核密度估计上看,随着搜索半径的扩大,长江经济带县域信息化水平空间层次性趋于明显,由最初长三角地区的两个高密度值区转变为多核心-边缘结构,最终形成高密度值片区;（4）从影响因素的解读看,区位条件的差异化影响明显,经济基础的支撑作用强,工业化、科技化进程与信息化水平相匹配,政策的引领作用强但不同水平区作用效果不一,人才与科技支撑在中西部地区需要大力提升。     

武汉市乡村旅游空间集聚演化格局及影响因素

乡村旅游空间集聚发展对提高旅游效率、增强区域旅游竞争力、振兴乡村产业发展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城市边缘区成为乡村旅游的热点地区。文章选取2005、2010、2015和2020年四个年份,以武汉市为例,运用网格维分析、Ripley’s K函数和核密度分析方法从集聚形态、集聚尺度、集聚模式分析城市边缘区乡村旅游地的空间集聚格局演化特征,基于2 km*2 km微观尺度单元运用地理探测器定量分析乡村旅游空间集聚因素的影响水平,探讨空间集聚水平与影响因素的空间耦合分布。结果显示,武汉市乡村旅游具有区域不等概率分布的基本分形特征,呈线状分布形态并向周边扩散;空间集聚的强度随集聚空间尺度的扩大呈正态分布,集聚强度峰值的空间尺度由8增至18 km;空间集聚呈多核心层级状的点-轴扩散模式演化,形成多个不同规模的核心和次核心集聚区。自然生态、社会经济、高等级景区和政策调控因素共同作用于空间集聚格局,影响因素按解释力水平由高到低分别为高等级景区、路网密度、环城距离、河流水系、人口密度、山地资源和用地类型。双因素交互作用的影响力均高于单因素的影响力,产生非线性增强与双因子增强两种效应。此外,政...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变动及影响因素——以山东省为例

基于ArcGIS空间分析和计算功能,采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分析、重心转移分析方法,从空间分布类型、空间分布密度、空间集聚方向等方面对山东省2003—2018年间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及变动特征进行研究,运用地理探测器从自然环境因素、社会政治因素和经济产业因素三方面选取了海拔高度、河流水系、平均气温、国家政策、政府支持、通车里程、常住人口、国民生产总值、第三产业占比和旅游投资10个指标对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影响因素进行探究,在此基础上对山东省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结构优化提出对策,结果显示:(1)山东省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呈集聚状态,研究时段内A级旅游景区的分布重心向西迁移,并且逐渐接近山东省的几何中心;(2)山东省A级旅游景区的高密度区逐渐增加并呈现由"少而分散向组团结构和带状结构"逐渐演变的趋势;(3)研究时段内自然环境因素变化较小,属于静态影响因素,社会政治因素和经济产业因素变化较大,属于动态影响因素,旅游投资、国民生产总值、政府支持、国家政策和海拔高度是导致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任意两种因素交互后对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的影响均强于单个因素的作用,总体来看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能力逐渐下降,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能力呈波动变化,经济产业因素的影响能力稳步上升。在此基础上提出山东省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布局优化对策:以高密度分布区为核心,以高密度分布带为重点,推进空间集群建设,加大政策集成,推动社会政治和经济产业等重要影响因素的发展,促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旅游景区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