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促进生态农业技术推广吗——以稻虾共养技术为例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提高农业专业化、规模化水平,是实现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为进一步探究其对推广生态农业技术的影响,基于湖北、湖南、安徽共930份微观调查数据,运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和解释结构模型,实证分析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推广生态农业技术的影响及其层次关系.结果表明:(1)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稻虾共养技术的采纳意愿和采纳行为均有显著正向影响;(2)农业合作社、种养大户或家庭农场对稻虾共养技术的采纳意愿和采纳行为均不显著,但农业企业对稻虾共养技术的采纳意愿和采纳行为均有显著正向影响;(3)影响层次方面,技术含量、种养历史和土壤质量是影响经营主体采纳意愿和采纳行为的直接驱动因素,而年龄和地形条件是影响经营主体采纳意愿和采纳行为的深层次因素.     

市场与政府对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的协同作用分析

农户绿色防控技术的采纳对于农药减量、农产品质量提升和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基于湖北宜昌、丹江口和江西赣州285个柑橘种植户样本,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市场利润与政府的激励和约束政策对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意愿和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1)仍有36.14%的样本农户在具有绿色防控技术采纳意愿的前提下并没有真实的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2)农户的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表达受市场利润与政府激励和约束政策的双重影响。在绿色市场发展不完善,市场利润激励不足的情况下,政府激励与约束政策均能不同程度促进农户的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也即政府激励与约束政策弥补绿色农产品市场不足,在引导和规范农户的绿色病虫害防治上起到积极作用。     

土地细碎化与农户环境友好型技术采纳决策——以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为例

利用湖北省1710份农户的微观数据,运用Double-hurdle模型,实证分析土地细碎化对农户环境友好型技术采纳决策的影响.研究表明:(1)总体来说,土地细碎化对农户是否采纳环境友好型技术,以及采纳密度(采纳环境友好型技术的面积/总农地经营面积)均产生负向影响;(2)对男性和低自我效能感知主体而言,土地细碎化对其是否采纳环境友好型技术决策和采纳密度决策均产生负向影响;而对女性和高自我效能感知主体,则未产生显著影响;(3)土地细碎化对强社会网络主体的是否采纳决策产生影响,对其采纳密度决策不产生影响,土地细碎化对弱社会网络主体的是否采纳和采纳密度决策均产生负向影响;(4)土地细碎化对低农业收入依赖主体的采纳密度决策以及高农业收入依赖主体的是否采纳决策产生负向影响,对低农业收入依赖主体的是否采纳决策以及高农业收入依赖主体的采纳密度决策不产生影响;(5)土地细碎化对平原地区农户的是否采纳决策不产生影响,对其采纳密度决策产生影响,土地细碎化对非平原地区农户的是否采纳和采纳密度决策均产生负向影响.据此,建议着力推进高水平良田建设,激励农户环境友好型技术采纳决策的政策制定需要充分考虑农户异质性影响,实施精准施肥政策,并充分考虑不同自然环境特征(如地形等)的影响,针对平原和非平原地区的农户,采取差异化的激励策略.     

非正式制度与农户亲环境行为——以农户秸秆处理行为为例

我国农业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与环境问题相关的挑战,构建亲环境行为的非正式制度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命题。农户是农业生产的主体,也是实施亲环境农业的主体,亲环境农业政策最终要落实到改变农户经营意愿和提高农户亲环境农业行为上来,才能达到改善农业环境的目的。文章使用通径分析方法,基于江苏、安徽农业主产区9个产粮大县796个样本农户的调查数据,在系统梳理非正式制度与亲环境行为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更全面的研究问题和假设。得出如下研究结论:⑴不同类型的非正式制度与农户亲环境行为之间存在多样化的理论联系,而不仅是递进式、间接地影响农户亲环境行为。⑵农户搭便车行为与对同伴亲环境行为高度怀疑之间相互强化构成了亲环境行为的一种社会性心理;⑶秸秆焚烧政策、查处力度和产业化水平等既可以直接影响亲环境行为,又可以激励或阻碍非正式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基于此,文章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公开与透明秸秆利用信息,提高农户主观约束意识和亲环境行为;第二,重视秸秆禁烧政策执行中的补贴机制,解决个人约束和主观约束中存在的不利局面;第三,调整非正式制度宣传定位,在宣传中应该更多地基于农户的不信任和猜忌心理入手;第四,提高查获率和加重处罚程度,解决农户搭便车行为;第五,促进秸秆产业发展,是秸秆禁烧政策执行中应该着力改进的重点领域。     

欠发达地区农户生产效率研究——以西藏自治区为例

以西藏自治区为例,在2009年农户抽样调查数据基础上,利用数据包络法(DEA)探讨西藏不同区域农户生产效率,认为西藏农户生产效率差异与农业生产中自用价值的计算有关,若考虑自用价值,在固定生产规模报酬(CRS)假设下,平均生产效率为0.653,其中拉萨市最高(0.784),日喀则市最低(0.277);若不计入自用价值,山南与那曲地区呈现最高生产效率。表明西藏农户收入中自用价值占了较大比例,扣除自用价值,收入大幅减少,影响生产效率。因此,提高农牧户生产商品率是增加农牧民收入的有效途径。     

藏族地区农户的社会资本特征分析——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

社会资本是继"人力资本"后另一个解释经济、社会发展差异的重要工具。为了深入解析社会资本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需要研究不同民族地区的社会资本及其影响因素。本文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基于入户调查资料,运用因子分析法,测算了该区农户的社会资本存量,分析了农户的社会资本特征,并解析了影响农户社会资本的因素。结果表明:①甘南藏族自治州的社会资本总量为3.42;②甘南藏族自治州州农户社会资本得分最高的是信任维度,最低的是社团参与维度;③影响信任维度的主要因素有区内农户的财富差异、区内农户的异质性和户主受教育程度;影响社团参与维度的因素主要有户主受教育程度;④在影响社会资本的因素里,宗教信仰对社会凝聚力维度、政治赋权维度和网络维度有重要影响。     

邻里效应与农技推广对农户稻虾共养技术采纳的影响分析——互补效应与替代效应

稻虾共养生态农业技术可以带来良好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应,但由于有效技术来源不足、较高的技术与经济风险给农户采纳带来多重约束。以稻虾共养技术为例,利用湖北省与江苏省605份农户调研数据,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了邻里效应与农技推广对农户稻虾共养技术采纳的影响及二者的互补与替代效应。研究发现:(1)邻里观察性学习、交流感受均显著正向促进农户稻虾共养技术采纳。(2)通过农资企业的经营性农技推广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稻虾共养技术采纳。(3)对农户稻虾共养技术采纳的影响上,观察性学习、社会规范均与农技推广存在部分替代效应,邻里农户交流感受与农技推广存在部分替代与互补效应。基于上述研究结论,该文认为应该有效结合邻里效应与农技推广的互补与替代效应,提高各农技推广主体的运行效率和实际影响力,进而提高农户的采纳规范性和效率。     

农村市场化对农户耕地流转的影响——以沪苏皖农户调查为例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确立,农村市场化与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关系越发紧密。为揭示农村市场化对农户耕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围绕农产品销售市场和土地流转市场两方面,运用农户调查法和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耕地流转费用和农产品销售价值的高低决定着农户土地预期及农业效益的实现程度,对耕地流转概率和流转面积产生了显著影响。同一要素对流入和流出的推拉作用往往是相反的。农户特征、耕地资源和地区差异等要素对耕地流转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与流转动因相一致。由于目前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和农产品市场尚不健全,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推进规模经营,规范土地流转,有助于改善农户福利,优化农业土地利用结构     

补贴期后农户退耕还林的态度研究——以重庆万州为例

如何在项目结束停止补贴后长期巩固退耕还林成果,是政府和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基于重庆万州退耕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采用Ordered probit方法首次就补贴期后的农户退耕还林态度进行实证分析。数据显示,有相当大一部分农户在补贴结束不会再继续为退耕还林做出努力,项目的可持续性令人担忧;对补贴期后农户退耕还林态度的影响因素分析发现,男性、文化程度较高、非党员和非农就业的户主在补贴期后保持退耕还林的积极性较低;劳动力较多、年人均收入较低、退耕面积较大和还生态林的农户保持退耕还林的积极性较低。结论建议在现有的直接经济补偿结束后,尽快建立与生态服务提供紧密相连的生态补偿机制,并通过多种非货币性补偿方式保障退耕农户的利益。最后根据研究结果给出了巩固退耕还林成果的相关措施     

农户对生物质能源产业参与意愿实证分析——以湖北省为例

生物质能源一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能源,它是仅次于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而居于世界能源消费总量第四位的能源,在整个能源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生物质能源产业的发展不仅仅需要产品生产企业、政府相关机构的参与,微观个体农户同样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农户对生物质能源产业的态度和行为,会对政府和生产者的行为选择产生深刻影响。以湖北农户对生物质能源产业的参与意愿的调查为例,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农户对生物质能源产业参与意愿和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预期收益、年均纯收入、环保意识、文化程度、配套设备生产情况、产品技术成熟度、相关政策支持、商品能源使用率、当地生物质资源量9个因素会影响农户参与意愿。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一是提高农户对生物质能源的预期收益和农户收入水平;二是从根本上提高农户综合素质,增强环境保护意识;三是完善生物质能源产业技术、政策支撑体系,合理开发利用生物质资源     

南方沙化土地治理中的农户行为实证研究——以鄱阳湖滨沙区为例

我国南方亚热带沙化土地在成因、危害和治理方式上均与北方沙地有很大不同,以沙化土地水土流失治理典型区周边的农户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研村域基本情况,走访村落中的农户群体与关键人物,获得问卷与访谈数据,对农户沙地治理与利用行为、生态意识、生态认知、农业生产方式等进行了统计分析,从人口特征分异上考察各类农户群体的行为和意识差异,运用Logistic二值回归模型验证农户治理行为的显著影响因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沙地行为和生态意识在人口特征和土地利用方式上都有显著差异,其中年龄、学历、实际耕种规模、农业损失、沙地活动是影响农户参与沙地造林意愿和行为的主要因素。研究结论对改善沙地生态治理模式和优化环境政策具有一定参考意义,生态治理中的农户行为具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     

基于Logistic回归分析的农户参与水土流失治理状况研究——以鄂西地区为例

以鄂西地区利川市两类典型水土保持项目为例, 通过实地调查, 分析农户对水土保持工程的认知、行为特征及评价, 并采用Logistic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参与水土保持行为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对水土保持的参与认知度较高, 但是责任意识较差, 更多的寄于政府, 同时农户主要以参与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的形式参与水土流失治理, 但在水土保持维护、组织、监督管理方面参与度较低;农户的教育水平越高, 其参与水土保持的程度越高;影响农户参与水土保持行为的因素主要是农户教育水平和水土保持外部环境;农户是否愿意参与水土保持与农户教育水平、政府采取的增收措施和工程补偿、水土保持工程进展呈显著性关系;农户主动参与水土保持工程与农户教育水平、是否检举破坏水土资源行为呈显著关系。结果对于揭示农户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行为机理有重要意义。     

资本禀赋对农户绿色生产投资意愿的影响——以秸秆还田为例

作为一种典型的绿色生产方式,秸秆还田兼具环境污染治理与资源循环利用之效,但现实中农户响应并不积极。个体的意愿选择通常会面临着个人及家庭资本禀赋的约束,为探究农户在秸秆还田问题上是否也面临着相同的境况,本文基于相关理论分析,提出了资本禀赋水平和结构会对农户秸秆还田投资意愿产生作用的假说,利用实地调研数据,运用熵值法和CVM方法对农户的资本禀赋水平和结构、秸秆还田投资意愿与水平进行了评价分析,以Probit和T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资本禀赋及其结构对农户秸秆还田投资意愿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农户的资本禀赋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各类资本禀赋按照水平排序为:社会资本(97.99)自然资本(95.42)物质资本(94.88)经济资本(94.23)人力资本(90.01),结构方面以社会资本占优型农户居多,占比40.49%,人力资本占优型的农户个数为0。(2)仅有35.26%的农户愿意投资秸秆还田,但投资意愿水平分布较为均衡,平均投资意愿约为5.62—15.94元/666.7m2·季。(3)自然资本(地形)、物质资本(家电数量)、人力资本(性别比例)、经济资本(收入稳定性和融资能力)和社会资本(制度信任)等水平的提升以及资本禀赋结构的优化均被证明可显著增强农户秸秆还田的投资意愿,可见农户秸秆还田投资意愿不高或因资本禀赋约束所致。由此提出了加强农户资本禀赋积累,优化农户资本禀赋结构的政策建议,以促进秸秆还田等绿色生产方式的推广应用。     

补贴流向与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农户满意度绩效——以成都市耕地保护基金为例

从农户满意度绩效出发,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提出相关研究假说,并基于全国率先探索耕地保护基金的成都市的实地调研数据,利用ordered 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耕地保护补贴流向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农户满意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转出土地的农户比转入土地或未流转土地的农户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有更高的满意度。土地转出行为使农民对补偿政策"非常不满意"、"不满意"和"一般"的概率分别下降0.3%、4.8%和11%,并使农民对补偿政策"满意"和"非常满意"的概率分别上升14.4%和1.7%。(2)土地转入行为则使农民对补偿政策"非常不满意"、"不满意"和"一般"的概率分别上升9.3%、35.4%和0.7%,并使农民对补偿政策"满意"和"非常满意"的概率分别下降42.9%和2.6%。为提高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农户满意度绩效,政府应合理分配有限的耕地保护补贴资金,补贴资金应优先向土地转入户倾斜,提高实际上在承担耕地保护责任的土地转入户保护耕地的积极性。     

基于农户调查的农用地流转影响因素研究——以重庆市典型区(县)为例

农用地流转是充分发挥土地利用效益,实现农业规模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的一种积极探索,采用参与式农户评估法,以重庆市典型区(县)为例,对农用地流转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分析结果表明:缺乏规范的操作程序与农用地流转中介组织、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区位条件的差异是影响重庆地区农用地流转的主要因素。建立健全农用地流转相关政策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加速城镇化进程和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重庆地区的农用地流转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资本禀赋对农户水土保持技术价值认知的影响——以黄土高原区为例

农户对水土保持技术的价值认知,不仅反映了农户对水土保持技术的主观认识和接受程度,而且影响到水土流失治理的成效和美丽乡村建设的进程。鉴于此,基于黄土高原区1 152户农户调研数据、采用Heckman Selection Model实证分析了资本禀赋对农户水土保持技术的价值认知以及认知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对水土保持技术的增产价值、增收价值、生态价值认知程度较高的农民比例分别为13.89%、12.5%、19.01%,农民对水土保持技术的价值认知不高。（2）影响农民对水土保持技术增产价值认知程度的因素主要有受教育程度、劳动力数量、房屋类型、耕地面积、村干部、相互信任、相互帮忙;影响增收价值认知程度的因素主要有房屋类型、相互信任、相互帮助;劳动力数量、房屋类型、相互信任、相互帮忙、信息渠道等变量则显著影响了农民对生态价值认知程度。     

网络嵌入与风险感知对农户绿色耕作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分析——基于湖北省615个农户的调查数据

基于社会嵌入理论,利用湖北省615个农户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网络嵌入与风险感知对农户绿色耕作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路径及其群组差异。研究发现：（1）当前采用绿色耕作技术的农户比例相对较小,其中以秸秆还田覆盖技术采用率相对较高,而深松、有机肥、生物农药等采用率略低;（2）网络嵌入和风险感知对农户绿色耕作技术采用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风险感知在结构嵌入对农户绿色耕作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3）相比受教育程度与家庭年收入,家庭实际经营土地面积在网络嵌入对农户绿色耕作技术采纳行为影响中的作用更为明显。鉴于此,建议应积极推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并鼓励建立内嵌于当地农技推广站、以种植大户为先导的绿色适用技术推广与讨论网络,确保绿色耕作技术落到田间地头。同时,政府应加强灾害预警与田间学校建设,通过宣传教育与培训指导,强化农户绿色生产意识,引导农户推行绿色生产方式。     

政府主导、市场分割与资源诅咒——中国自然资源禀赋对经济增长作用研究

资源诅咒现象形成的主要机制是,优良的自然资源禀赋通过降低市场制度效率、扭曲经济正常结构和提升市场信息成本三个渠道降低经济系统的投入-产出效率,最终影响长期经济发展水平。这三个机制顺利实现的前提条件是市场行为支配着资源流动结构,而这一条件在我国仍需要检验,政府主导是我国经济增长中的显著特征,因此资源禀赋影响经济增长的性质需要在考虑政府作用条件下进行解释。地方政府影响经济具有严格的区域性,因此资源诅咒性质的区域内外是否一致是政府主导经济是否显著的重要表现,基于此本文区分行政区域和经济区域,利用劳动生产率和资源禀赋之间的统计关系来判定我国"资源诅咒"的存在性及其性质,并从经济制度角度对其进行解释。首先,利用Malmquist指数方法对我国2000-2010年省际经济增长的经济效率分解并作为经济增长的质量指标,同时为避免变量的"内生性问题"而采用采矿业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例度量各省的资源丰裕度。控制经济区位后的计量回归结果表明:各省份自然资源对各种经济效率均有正向作用,但是各省份相邻区域的自然资源禀赋对于具体省份经济效率并无影响,经济区位对于各省份技术进步和整体经济效率的影响显著,但对于各省份技术使用效率并不存在显著影响,各省份自身制度效率受资源丰裕度、相邻地区资源丰裕度、经济区位的影响不显著。制度分析表明:政府主导和区域市场分割构成我国经济增长体制环境的典型特征,这种体制中地方政府的效率是决定区域经济增长效率的重要因素。在这种制度环境中,自然资源通过影响地方政府对经济干预力度来影响经济增长效率形成"资源福祉"现象,并且由于地方政府主导经济的区域性和政府之间经济角色的竞争关系性质,这种"资源福祉"被严格限定在行政区域内。     

数字经济能提升超大特大城市承载力吗？——以北京市为例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数字经济打破了集聚效应的空间限制,为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新思路。该研究以北京市为例,基于数字经济对城市承载力作用机理的理论分析,通过构建数字经济和城市承载力指标体系,实证检验数字经济与城市承载力的短期与长期间动态关系;选取2010—2020年北京市数字经济相关企业的上市信息作为数字经济的代理变量,运用加权平均中心分析（WMC）及标准差椭圆分析（SDE）方法,对北京市数字经济企业的空间演化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通过优化就业结构、创造就业岗位、提升交通效率、线上场景替代等路径,能够显著提升超大特大城市承载能力,但存在一定的滞后性;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影响将会逐渐增强。(2)数字经济能够发挥较强的离心作用,促进相关经济活动向城市外围扩散,从而降低中心城区的承载压力,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中心-外围”理论。总之,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提升城市承载能力以及缓解中心城区承载压力两个维度推动“大城市病”治理,从而为超大特大城市人口政策调整和城乡区域发展策略优化提供科学依据。据此,该研究认为,应在促进超大特大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     

灾后重建能力与绩效的实证研究——以汶川地震灾区县级政府为例

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已基本完成,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总投资1万亿元,灾后重建绩效即各项重建目标完成的究竟如何?哪些政府能力制约重建绩效的提高?研究以上问题,有利于科学评估地震灾后重建绩效,并为之后的灾后重建提供重要借鉴。本文在回顾文献的基础上,建立政府重建能力及重建绩效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在六个重灾县市收集的近1 000个受灾家庭样本的问卷数据对以上问题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除就业外,各项重建目标完成情况较好;相对其他能力来说,重建资源运用能力对重建绩效影响最大,其次是重建资源配置能力,重建资源获取能力和重建资源整合能力对重建绩效无显著影响。因此,灾后重建过程中,政府要高度重视重建资源配置能力建设和资源运用能力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