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农业资源利用的效率分析及政策建议

农业生产能否持续发展直接决定着,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否实现。农业生产活动以土地资源、水资源作为主要的生态要素．并以化肥等作为外界投入要素。西部地区农业生产用水占用水总量的70％以上,农业也是国家实施退耕还林（草）工程。进行生态建设的主战场。通过计算西部地区备省区的耕地、水资源,化肥等主要农业资源消耗系数。对西部地区主要农业资源的科用效率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西部地区耕地资源的平均消耗系数为2．68m^2／kg粮食,农业水资源的平均消耗系数为1．10m^2／kg粮食．化肥的平均消耗系数为0．078m^2/kg粮食。根据计算结果,提出了提高西部地区土地资源,水资源以及化肥资源利用效率的政策性建议。     

基于生产视角的中国水足迹地区间差异:“总量-结构-效率”分析框架

我国水资源短缺地区间差异问题正引起各界关注,分析比较各地区用水总量、结构及效率,是我国构建特色水安全保障体系、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前提。在"总量-结构-效率"分析框架下,采用多区域投入产出分析、锡尔指数空间差异分解、伪基尼系数差异成因分解等方法,分析我国30省级行政区(除西藏)42经济部门生产视角下水足迹(生产水足迹)地区间差异及其成因,为我国合理高效调整生产以降低水足迹提供依据。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生产水足迹总量、结构、效率地区间差异明显。2生产水足迹经济区域间差异是其总体空间差异的主要成因(贡献率69.46%),而农林牧渔业生产水足迹经济区域间差异是生产水足迹经济区域间差异的重要贡献因子(贡献率59.19%),其关键因子为该部门最终需求量经济区域间差异(贡献率74.57%);水资源压力指标总体空间差异主要源自经济区域内省区间可利用水资源量对应差别。3农林牧渔业直接用水系数与最终需求量、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最终需求量、住宿餐饮业用水乘数与最终需求量等省区间差别分别是三大产业生产水足迹省区间差异主要贡献因子。4生产水足迹强度省区间差异主要源于农林牧渔业生产水足迹强度对应差异;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对工业生产水足迹废弃率省区间差异的贡献高于其他经济部门。     

基于水足迹的区域生态补偿标准及时空格局研究

水资源是一种公共物品,其效益外部性使得水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成本应由相关的若干区域共同承担,因此,建立合理的区域生态补偿标准模型及区域内外共同补偿机制是当前生态经济领域的研究前沿。通过构建水足迹与生态补偿标准模型,对江西省及11地市水足迹与水生态补偿标准进行了估算。主要结果如下:2000~2013年,江西省总生产水足迹呈现先下降后增长的趋势,粮食、水产品、猪肉生产所占比重较大,水盈余呈波动下降趋势。11地市生产水足迹与水足迹效率呈上升趋势,除南昌市出现水赤字要支付生态补偿资金外,其余各市均有水盈余,应获得生态补偿资金。2000~2013年江西省水盈余共需补偿1 805.76亿元,平均每年128.98亿元。赣南的赣州市、赣中的吉安市、赣东北的上饶市、赣东的抚州市获得补偿额较高,将优先获得区域内外生态补偿额度。该研究结果可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与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建立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十三五”中国绿色增长路径识别分析

"十三五"时期中国面临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和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双重压力,中国对绿色增长需求日益迫切。本文首先从相对绿色增长和绝对绿色增长两个角度,通过将"十三五"规划指标目标与绿色增长指标的趋势外推结果进行比较发现,国家规划确定的绿色增长相关指标相对保守,基于历史趋势,绿色增长的大部分指标均可以甚至提前达到既定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绿色增长在"十三五"期间能达到较高水平。其次,根据要素生产率提升来源于产业间调整和产业内增长的理论框架,本文分别讨论了农业、工业、消费部门和贸易部门的绿色增长路径。农业部门绿色增长的重点在于提升农业用水效率,改进化肥施用方式和畜禽养殖模式等。工业部门的绿色增长潜力体现在重点行业的过剩产能控制和节能减排,传统制造业的绿色化改造和技术创新以及工业结构绿色调整上。消费部门的绿色增长需要采取措施激励政府采购、交通、建筑的绿色化。贸易部门则需要提升关键行业的资源环境效率,加快贸易结构的绿色调整。第三,根据地区经济发展特征,将全国31个省市划分为四大区域。其中,高要素投入、高要素生产率地区要进一步加强能源资源集约利用和总量控制。低要素投入、高要素生产率地区要通过优化资源配置,率先形成绿色生产和消费模式。低要素投入、低要素生产率地区,关键在于严守生态保护红线,限制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盲目扩张。高要素投入、低要素生产率地区要推进现有资源整合改造,优化产业集聚和布局。最后,提出通过理顺能源资源价格机制、构建绿色化财税体系、完善环境保护制度体系以及强化绿色科技创新等促进绿色增长的政策建议。     

用水总量控制下江苏省工业废水排放绩效及减排潜力研究

工业生产总值增长对国民经济发展起主导性作用。伴随着经济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工业用水总量多、用水效率低下、废水排放带来的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工业发展的瓶颈。江苏省工业生产总值位居全国各省份前列,为了保障江苏省工业可持续发展,本文在全要素和环境生产技术框架下,利用规模方向距离函数建立工业废水排放绩效测度模型与工业废水减排潜力测度模型,对江苏省13个地级市2006—2015年工业废水排放绩效进行测算,将工业灰水足迹作为非期望产出,分别得出用水总量控制下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改进方向、改进目标值及其变化率,从而测度江苏省工业废水排放绩效及其减排潜力,并从苏南、苏北和苏中三大区域差异化视角进行综合分析。然后借助Kernel密度估计方法,分析江苏省各地级市全要素框架下工业废水排放绩效的空间分布规律和动态演变趋势。结果表明:江苏省年均工业废水排放绩效为0.772,工业废水减排值为263.5亿m3,占年均工业灰水排放量的24%。就三大区域而言,年均工业废水排放绩效从高到低依次是苏南、苏中和苏北,其值分别为0.911、0.789和0.624。其中,苏北地区工业废水排放绩效增长速度最快,在2006—2015年期间由0.529增长至0.79,增长率为49.5%。在工业灰水减排潜力方面,苏北减排潜力最大,其次是苏中,苏南最小。从空间分布和动态演变上看,江苏省各地区的工业废水排放绩效存在空间分布上的差异,但差异正在逐步减小,并且绩效值向高水平聚拢。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综合评价

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关键,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实现农业生产经济效率和生态环境效率的双赢。应用DEA方法以评价循环农业发展的经济效率,采用农业生产的生态足迹以反映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生态效率。在此基础上,为同时体现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经济效率和生态效率,构造了区域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评价的综合指数,并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进行评价分析。结果表明,大部分地区存在农药化肥投入冗余、粮食单产不足以及农业生产的耕地足迹和牧草地足迹所占比重偏大等问题,为此必须在推广猪－沼－粮的同时,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着力发展猪（牛）－沼－果（渔）等循环农业模式,进而提高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生产的投入产出效率,降低农业生产的生态占用     

武汉城市群水资源利用效率测度研究

水资源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其利用效率是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研究武汉城市群2005~2015水资源利用效率,为提高该区域水资源利用率提供依据。以水资源、资金和劳动力为投入要素,以经济效益为产出要素,建立全要素生产框架下的水资源利用效率评估模型。采用DEA-Malmquist模型研究武汉城市群水资源利用效率、投入冗余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并用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全要素生产率各分解指标对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武汉城市群水资源利用效率在研究年限前期呈现下降趋势,2015年回升;2015年非DEA有效的城市水资源投入冗余率整体偏高;全要素的生产率变化呈现出先增后降的趋势,技术变化和纯技术效率变化对水资源利用效率成正效应,而规模效率变化则表现为负效应,其中技术变化对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最为显著。利用DEA-Malmquist模型可判断出研究年限期间武汉城市群水资源利用效率逐步提升,并且提高技术手段可大幅提高城市群水资源利用效率。用该模型可为城市群的水资源利用效率分析提供参考。     

中国旅游经济增长源泉分解及其时空演化特征

依据数据包络分析法、最佳产出函数以及SDA两极分解法,构建了测算旅游经济增长源泉的非参数分解框架,并以2005~2012年中国30省份的旅游业为研究单元,结合投入与产出指标数据,对旅游经济增长源泉进行分解与测算。研究表明:2005~2012年,全要素生产率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正逐步超过资源要素投入,成为推动中国旅游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相应贡献率从2006年的49.01%上升到2012年的82.18%,其中技术进步是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攀升的关键,而技术效率特别是其中的规模效率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小,且处于下滑态势,纯技术效率的影响微乎其微,资源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则从2006年的50.99%下降到2012年的26.52%;分区域来看,各区域旅游经济增长源泉的变化存在一定差异,使得中部、西部旅游经济增速超越东部,其中中部地区旅游经济增速加快主要受规模效率驱动,而西部地区则主要受纯技术效率驱动,并呈现出2005~2008年资源要素投入驱动与2009~2012年全要素生产率驱动两个阶段;从2006年到2012年中国旅游经济增长方式愈发趋于集约型,越来越多省区旅游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超过资源要素投入贡献,旅游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全要素生产率驱动。     

基于要素成本核算的水资源管理研究

基于虚拟水理论,以玉米和小麦为例,运用生产函数模型分析水资源要素成本,结果显示:我国现行生产成本核算指标体系和方法低估了旱作粮食生产过程中的水资源投入,造成了水资源成本忽略,其中小麦亩均水资源忽略成本为23元,玉米为169元,;考虑虚拟水投入,小麦生产中水资源要素成本(32元/亩)远低于玉米(174元/亩),从资源利用的经济成本考虑,我国一方面可以通过贸易途径满足国内对玉米的需求缺口,另一方面可以用小麦替代饲用玉米;水资源要素成本忽略的空间差异较大,地表水资源相对丰富的长江、淮河和海河流域水资源要素成本忽略程度最高,导致这些地区农业生产用水粗放,加剧了农业面源污染态势,不利于绿色农业发展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新疆等地表水资源较少的区域水资源利用成本高,间接地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因此,建议未来旱作粮食生产要素成本核算中充分考虑虚拟水含量及由此引起的水资源要素成本增加,有利于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促进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     

基于BWSI与GWSI的江苏省农业生产水资源压力评价

为评价农业生产过程对区域水资源的影响,在核算江苏省农业广义水资源量和农作物生产水足迹的基础上,构建基于水资源消耗和水足迹的农业生产水资源压力指标BWSI和GWSI进行1999~2013农业生产水资源压力评价。结果显示,江苏省农业广义水资源约为1 034.6×10~8 m~3,绿水占70.4%,苏南地区相对丰富;农作物生产水足迹为1 069.5×10~8 m~3(5.9%蓝水、74.6%绿水、19.5%灰水),苏北地区占61.6%且有随时间增大趋势。全省BWSI和GWSI分别为2.60与1.09,水资源压力较大,且有随时间微弱增大的趋势;农业生产水资源压力由南向北呈增大态势,且在时间上呈现苏南减低、苏中稳定、苏北增大的整体态势。引江水缓解了全省及各分区水资源压力,对BWSI的影响大于GWSI。BWSI和GWSI可以用于区域农业生产水资源压力评价,BWSI能揭示缺水地区的水资源稀缺性,而GWSI适合全面反映水资源丰富地区的用水状况。     

安徽省粮食生产的主成分分析及其趋势预测

采用安徽省1978～2010年的相关社会经济统计资料为基础数据,在对33 a来粮食动态变化的定量定性分析基础上,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探讨了区域粮食生产的影响因子。然后根据安徽33 a粮食总产量的历史数据,建立GM(1,1)预测模型,对安徽省未来20 a（2011～2030年）的粮食产量进行中长期的模拟预测,以期为相关部门粮食生产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研究表明：(1)1978～2010年,安徽省粮食生产在波动中增长,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曲线的动态变化基本吻合。（2）影响粮食生产的3个主要成分分别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农业生产成本和粮食作物播种面积。（3）粮食生产在2011～2030年将保持平稳增长的良性发展态势,2030年粮食预测产量达到4 119万t,比2010年增长了1 039万t,年均增长15%。〖HJ1〗〖HJ〗     

中国未来的粮食安全与生态可持续性问题研究——基于粮食生产过程生态足迹的实证分析

自然资源与农业生态可持续开发是保障农业生产与粮食安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随着我国人口的增长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粮食需求量逐年增加。这不但加剧了我国人多地少的矛盾,还给我国农业资源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挑战。利用计量模型测算出我国人口高峰时粮食安全背景下粮食生产活动的生态足迹,然后依据生态足迹指数法判断其生态可持续性状况。结果显示,按照目前的粮食生产模式依靠自给实现粮食安全,我国人均生态足迹指数将出现负值。这意味着我国农业生态将处于不可持续的状态。解决我国“粮食 耕地”矛盾与“粮食 生态”矛盾,实现粮食安全与农业生态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一方面需要把我国目前依靠要素投入的粗放式粮食生产模式转向生态友好型的种植模式;另一方面需要改变我国依靠自给的粮食安全保障模式,通过适当降低我国的粮食自给率、增加粮食进口缓解我国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压力。这对我国未来的农业发展道路以及粮食安全政策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粮食生产的投入产出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苏省粮食生产的实证研究

在对江苏省13个市的粮食生产数据搜集整理的基础上,运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了投入产出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土地是影响目前江苏省粮食生产的最主要因素,因此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耕地面积的缩减,粮食产量有下降的趋势;此外,由于技术效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出现了在劳动力投入不断下降条件下的粮食产量上升,但是二者表面上的反向关系不应当被简单理解为劳动力对产出弹性的负作用;在农资投入方面,化肥与农业机械动力的投入对于江苏省粮食生产有积极影响。     

江西食物生产波动特征与效率研究

食物波动与效率是食物安全的重要研究内容。1993~2003年江西省平均食物生产全要素相对生产率为0.974,其规模效益基本上呈现常数规模效益与规模效益递增交替波动现象。灰色关联分析表明,粮食产量、油料产量、肉类产量、糖料产量等与食物总量具有显著关联性,其灰色关联序为：粮食产量＞油料产量＞肉类产量＞糖料产量＞禽蛋产量＞水果产量＞牛奶产量,所以要保证食物总量安全,必须首先保障粮食、油料、肉类等的生产。     

基于DEA Malmquist指数二次分解模型的江苏省旅游产业效率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旅游产业生产效率是衡量旅游资源合理利用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依据。基于DEA Malmquist指数二次分解模型,对2000~2015年江苏13个地市旅游产业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结果显示：（1）2000~2015年全省旅游全要素生产率总体上有所上升,但上升幅度不大,年平均值为1020;空间分布上,旅游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呈现明显的地区差异性, 南部城市普遍高于北部城市,东部城市优于西部城市。（2）各地市旅游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归功于技术进步变化,其中,规模技术进步变化是影响各地市旅游全要素变化的最主要因素,纯技术进步变化次之,纯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对旅游全要素的影响最小。（3）面板回归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对外开放水平、经济发展程度、交通、劳动力是各地市旅游产业生产效率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不同地区应采取不同的旅游发展政策,推进旅游产业技术进步,大力提升旅游产业生产效率。 关键词： DEA Malmquist指数;二次分解;旅游产业效率;江苏省     

1990～2015年长江流域县域粮食生产与粮食安全时空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

长江流域粮食生产与经济发展在全国均占据重要地位,研究近25年长江流域粮食生产与粮食安全时空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可为我国粮食安全及流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基于1990、1995、2000、2005、2010和2015年长江流域县域粮食产量、户籍人口数据、农业化肥使用量和粮食播种面积（740个区县）,运用粮食变化指数、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重心转移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SEM)研究其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1990～2015年长江流域粮食产量总体呈增长趋势,东西差异显著,年均增长率为0.5%,上中下游依次为0.6%、0.8%和 -0.7%;上游为劣势区,中游为优势增长区,下游为减弱区。（2）粮食产量冷点聚类一直分布在上游地区,聚类格局在2000年左右由西南边界的“L”型转变为西北倒“L”型;下游江淮地区与太湖平原的热点集聚在2000年后消失,且长期处于减产状态;人均粮食占有量与粮食产量时空格局演变呈较高的空间相似性,2000年为流域粮食生产与粮食安全格局发生变化的转折点。（3）1990～2015年长江流域一般余粮县和重要余粮县重心呈现出“南下西移”态势,缺粮县和供需紧平衡县重心发生了“从南向北、从西向东”迁移变化。（4）粮食播种面积和农业化肥施用量对粮食生产均具显著性正向效益。     

基于DEA方法的耕地利用效率分析

引入了数据包络分析（DEA）测度1997~2004年我国耕地利用效率,该方法可以使用多项投入和多项产出指标,弥补了当前对耕地利用效率测度只考虑单项投入和产出指标的不足;并将耕地利用效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以剖析耕地生产效率变化的源泉;最后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了影响耕地利用效率变化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997~2004年我国耕地利用效率存在着一定的波动性,平均综合技术效率为0732,耕地利用效率整体不高;从综合技术效率的构成来看,综合技术效率的变化趋势和纯技术效率基本一致,这表明耕地利用效率的变化主要是由纯技术效率的变化引起的;同时各个行政区间的耕地利用效率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影响耕地利用效率的因素很多,按照影响程度从大到小排序是：耕地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自然条件、农业生产条件。     

我国粮食主产区耕地产出效率研究

根据我国粮食主产区11个省1990~2004年地均种植业产值、地均劳动力及各种农业生产物质的投入情况,以耕地产出效率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方法计算出各省历年来的耕地产出效率值。研究表明：现阶段我国耕地经营仍以人力与物质成本的投入为主。与机械化生产相比,化肥等化学和人力密集型的生产方式更能与小规模农户经营的体制相适应;我国耕地产出效率的整体水平不高,耕地的实际产出与现有投入水平下的潜在产出之间存在较大差距;省际间耕地产出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必然联系,且其差距有着缩小的趋势;近15年来,我国耕地产出效率虽然逐渐提高,但提高的速率却在下降。表明我国现阶段的农业高产需要依靠大量物质投入来维持,生产成本越来越高,继续增加物质上的投入对耕地产出效率的提高意义不大。因此,充分、合理地利用现有资源和技术条件,依靠生物技术的进步,即作物品种的改良来提高耕地的产出,是提高我国耕地产出效率、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     

中国省际间绿色发展福利测量与评价

在绿色发展理念下,对绿色发展福利进行测量和评价比传统的GDP评价更能体现发展的质量。本文基于生态绩效理论,将绿色发展福利增长速度推导为脱钩指数与GDP增长速度的乘积。首先以人类发展指数作为绿色发展福利的判别标准,根据脱钩指数理论,以数值0和0.1为界线,将2002—2014年中国31个省份的绿色发展福利水平划分为"负福利增长"、"绝对低福利增长"、"相对低福利增长"三类。其次,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及Malmquist指数测度兼顾期望产出(GDP)与非期望产出(生态足迹)的绿色经济增长,并对中国省际绿色经济增长效率进行分解,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为技术效率变动、技术变动、纯技术效率变动和规模效率变动,以探讨影响中国绿色发展"C"模式的关键因素。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大陆31个省份的脱钩指数均小于0.6(两个省份的脱钩指数小于0),处于低福利增长状态,但是整体上省际间脱钩指数与GDP增长速度呈现正相关关系,省际间人类发展指数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公平的教育机会与收入分配差距两个方面。对中国大陆31个省份绿色经济增长速度的分解表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主要得益于技术效率变动、纯技术效率变动、规模效率变动指数的提高,且每个时期三者的贡献率均在1左右波动。检验期间,北京、上海、广东、天津四个省份作为"创新者"共同推动产出朝着最优生产前沿面外移。最后,为了构筑中国绿色发展"C"模式,认为应该以绿色发展福利水平的提升为导向,在依据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同时,应注重教育公平与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减。同时,应积极发挥创新者省份绿色发展的示范效应,带动非创新者省份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