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域尺度下中国农业低碳发展水平空间异质性及影响因素——来自种植业的检验

识别农业低碳发展空间异质性,对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以狭义农业——种植业为研究对象,借助低碳农业发展理论,构建农业低碳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应用熵值法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讨了357个市域尺度下的中国农业低碳发展水平的空间异质性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农业低碳发展水平存在空间异质性和相关性。空间异质性表现为,市域尺度下中国农业低碳发展综合水平由西南—东北一线向东南、西北两侧递减,而碳生产水平指标对综合水平的影响最大;空间相关性表现为,西南地区、大兴安岭区农业低碳发展水平呈"高—高"聚集,辽宁、新疆和华中地区基本呈"低—低"聚集,其他地区则呈高低聚集的状态;此外,地形引起的社会经济等间接效应,大于其直接效应。(2)在空间上,劳动生产率和农业规模化对农业低碳发展水平的影响力呈"U"型与倒"U"型特征,劳动生产率对农业低碳化水平的影响由西到东呈"正向-负向-正向"的"U"型变化趋势;农业规模化呈南北低、中部高的倒"U"特征。城镇化水平对农业低碳发展水平的影响则由西向东逐步递减。     

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与生态效率的协同演化及影响因素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离不开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协调发展和共同进步。基于城市群视域,采用熵权法、超效率SBM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以及Tobit模型等方法,从多维度视角探讨2010～2019年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85个城市科技创新与生态效率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其时空演变特征,并对二者耦合协调度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整体科技创新水平呈平稳上升趋势,生态效率水平呈降-升-降-升的“W”型变动趋势。科技创新与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度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波动上升趋势,且三大城市群空间差异性明显,呈现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的空间分布格局;(2)整体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特征,且多数城市表现为低低集聚,其中长三角城市群呈显著的“东高西低”型空间集聚特征,长江中游城市群与成渝城市群空间集聚特征不显著;(3)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集聚、对外开放程度以及产业结构对整体耦合协调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加大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力度、重视区域发展异质性、引进培育创新人才以及积极开展对外开放交流等政策建议。     

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如何影响农业生产效率：基于鄂、赣、川、滇四省调查数据

提高农业保险保障水平是中国农业保险政策改革的重要举措,已有文献对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如何影响农户生产效率关注不足。为此,基于湖北、江西、四川以及云南1 290户农户数据,从农业保险的主体异质性出发,实证研究了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对农户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对农户生产效率存在"倒U型"影响,说明当前学界关于农业保险促进还是抑制生产效率争议的重要原因是忽视了保障水平差异等农业保险的主体异质性。(2)在"倒U型"影响的促进机制中,保障水平的提高可以带动短期投资增长、提高种植结构专业化水平以及增加贷款获取,从而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当保障水平进一步提高并越过"道德风险的门槛"后,农户短期和长期农业投资均出现下降,并选择将家庭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从而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下降。(3)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对生产效率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从经营规模看,小农户相比规模经营户对保障水平的反应更敏感;从种植作物类型看,不同类型作物的生产效率拐点亦存在差异。研究结果具有以下政策启示:一方面,当前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大致处在30%～40%,距离生产效率拐点的保障水平临界值(70.9%)还有足够的提升空间,因此在这一阶段提高保障水平既是发挥农业保险"稳定器"的客观需求,也具有提高生产效率发挥"助推器"作用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鉴于小农户对保障水平更"敏感"的特性,使得以小农户为主体的我国农业更应警惕并提前规避可能出现的"高保障-低效率"陷阱。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异质动态就业效应

在对外直接投资(OFDI)迅猛增长和国内就业压力持续加大的背景下,科学评估OFDI的母国异质动态就业效应,对新时代下我国实现对外开放和扩大就业的"双赢"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2006—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和门槛回归技术考察发现:①OFDI显著促进了国内就业增长,且东部地区OFDI的就业效应明显强于中西部地区,我国并未出现类似欧美发达国家OFDI引致的"就业流失"现象。②OFDI的母国就业效应呈现出正向且边际效率递增的非线性规律,但现阶段这种积极影响还较为有限,尚有较大提升空间。③OFDI对国内就业的动态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边际效率递增的非线性规律仅体现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则表现为正向倒"U"型动态特征。④OFDI对国内就业的动态影响存在异质强化机制,城市化、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约束下均呈现正向且边际效率递增特征,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化和贸易开放度调节下分别表现为正向"U"型、正向"N"型和正向倒"U"型动态特征。⑤只有当城市化、人力资本、金融发展和市场化水平达到一定限度,以及在合理的知识产权保护和适度的贸易开放度下,才能最大限度地提升OFDI成效。本文为重新审视OFDI母国就业效应问题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也对正确处理OFDI与国内就业关联具有一定启示。     

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财政分权的调节作用

农业碳生产率兼具“保增长”与“促减排”双重属性,是新时期绿色农业发展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重要方面。文章基于新地理经济学,建立空间面板模型,利用2005—2019年中国31个省份（未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生产率的影响,以及财政分权对上述影响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中国整体和四大地区的农业碳生产率都呈逐年递增的趋势,且存在一定的空间相关性。(2)不考虑控制变量时,农业产业集聚对本地农业碳生产率具有显著的“U”型影响,但不利于周边地区农业碳生产率,考虑控制变量时,农业产业集聚对本地农业碳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但对周边地区农业碳生产率具有显著的倒“U”型影响。(3)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生产率的影响在四大地区、不同农业发展水平和不同农业产业集聚水平地区都显著,且存在异质性。(4)财政分权在全国层面会削弱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生产率的影响,在农业产业低集聚区（东部和中部地区）以及农业产业高集聚区（西部和东北地区）有异质性的调节作用。因此,要推动农业产业集聚由“数量增加”向“质量提升”转变,充分发挥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生产率的促进作用...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绿色经济效率时空分异及驱动力研究

绿色经济效率(GEE)提升是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剂"。该研究基于Undesirable-SBM模型测度2007—2017年我国大陆30个省份的GEE,利用空间自相关及冷热点分析法,探究GEE的时空演变特征,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进一步揭示其驱动力的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①GEE呈"U形尾波"的阶段性特征,整体上由"小差距高效率"向"大差距低效率"动态演进,区域间形成"东-中-西"阶梯式递减的分异格局,"分化"与"极化"现象日益加剧。②GEE存在显著的"倒U型"空间关联性,总体呈"东热西冷"的空间分异特征,"极化-涓滴"效应有所凸显。其中,GEE热点区范围逐渐扩大,呈现零星面状分布向沿海带状蔓延的演进格局,次冷点区范围有所缩小,而次热点区和冷点区变化微弱,空间格局基本稳定。③GEE提升的驱动力全局差异不突出,但局域尺度差异显著。东、中、西部GEE提升的核心驱动力分别是:东部为政府干预、对外开放水平和技术创新水平;中部为能源强度、教育投入和市场化水平;西部为人力资本、能源强度、城市规模、教育投入、技术创新水平、环境规制和互联网普及率。基于此,东、中、西部要因势而谋、因地制宜。东部需激活技术密集型地区的"长板优势",发挥科技创新的"滚雪球效应";中西部需挖掘资源禀赋,推进新能源发展,加大科技研发投入,优化配置教育资源;同时,要推进整体信息化建设,强化网络引领。     

上海家庭出行碳排放基本特征、空间模式及影响因素研究

伴随着人口、私家车等不断增长,中国大城市家庭出行碳排放在逐年增长,因此,如何降低出行碳排放成为低碳城市建设一项重要议题。本论文利用1 054份上海家庭碳排放的问卷调查结果,结合上海人口普查、经济普查等相关经济社会数据,分析了上海家庭出行的行为模式、家庭碳排放的基本特征、空间模式和影响因素等相关问题。研究发现,上海家庭出行模式呈现居住区位、住房类型和收入水平等差异。上海家庭通勤时间和通勤距离呈现倒"U"型曲线,即从市中心向外,呈现由低到高再低的格局。上海家庭出行碳排放呈现出类似出行模式的倒"U"型曲线,中心城区和远郊区为低碳区,高碳区呈环状分布于近郊区。家庭出行碳排放呈现高值聚集现象。家庭出行碳排放冷点区域十分显著,呈环状出现在中环线附近;热点区域主要位于浦东新区,同时嘉定安亭片区出现几个零散的热点。从计量模型中可知,上海市家庭出行碳排放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是否有汽车和住房的形式。调查显示,等车时间过长、换乘不方便、速度太慢、拥挤、价格不合理和车站距离太远是不少居民不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的原因。当前,上海居住开始郊区化,但就业、医疗、教育等资源仍然集中于中心城区,造成了资源配置与居住空间的不匹配,形成了高的出行时间和距离以及出行的高碳排放。未来上海市应重点疏解核心、边缘城区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在新城高标准配置优质公共资源,形成多中心、多节点的空间模式;应鼓励发展城市公共交通、快速轨道交通等低碳交通体系;在完善市内轨道交通的同时,应加大中心城区轨道交通向郊区延伸;应加强地铁站点与公共汽车的顺畅换乘,等等。     

1998～2016年长江经济带PM2.5时空演化的多尺度分析

基于全球大气PM_(2.5)年均浓度栅格数据集,采用重力模型、变异系数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等方法,从区域、省域、市域、县域和栅格等多个尺度,对长江经济带PM_(2.5)时空演化特征进行系统分析。结果发现:(1)1998～2016年,长江经济带PM_(2.5)年均浓度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大体呈"倒U型"变化趋势,2005年是长江经济带PM_(2.5)年均浓度变化的重要拐点;(2)长江经济带PM_(2.5)的时空演化表现出显著的空间尺度效应,在不同空间尺度上,PM_(2.5)年均浓度的空间分异特征具有明显差别,但其空间差异均呈扩大态势;(3)长江经济带PM_(2.5)年均浓度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且主要表现为高值集聚特征。     

基于0.1°网格的中国城市CO2排放特征分析

基于中国0.1°CO2排放网格数据分析研究,全局Moran指数为0.27(P<0.01),说明在空间上中国CO2排放具有显著的正自相关性。局部Moran指数结果表明,以重点城市为核心的区域,其CO2排放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效应。中国CO2排放在空间上受热点城市影响而形成空间集聚格局,一些重点城市直接决定着我国CO2排放空间格局。因此在城市尺度上分析我国CO2排放特征非常重要。在349个城市层面上分析得到城市CO2排放和人口、经济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人口和经济活动强度是影响我国城市CO2排放的重要因素。在中国城市层面上验证了CO2排放EKC曲线的统计显著性,U型拐点出现在一个较高的经济水平。在人均CO2排放和人均GDP二维空间上的城市聚类结果表明,根据碳排放特征,我国城市可以分为6组,其中"低排放、低经济"组是主要类型,占总城市的35.82%,而"低排放、高经济"组是比较理想的城市发展模式,但城市个数最少,仅6个。我国8个低碳试点城市在6组城市中除"高排放、高经济"组没有外,其它组都有入选城市。     

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与生态成本空间演化模式分析

综合运用变异系数、泰尔指数及ESDA-GIS多种方法,在充分考虑传统经济影响因子的基础上,尝试引入经济发展生态成本指标,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与生态成本的空间匹配及演化模式。研究表明:经济综合发展水平高低聚集特征明显,空间极化现象是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生态成本空间集聚现象以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为主,且呈现出高高集聚减少、低低集聚增多的现象,生态成本消耗有所改善;2001~2012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市域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与生态成本表现出越来越显著的差异化空间格局,呈现出由低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低生态成本过渡到高经济综合发展水平-高生态成本,进而发展到高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低生态成本的空间匹配模式的阶段性特征;高经济综合发展水平-高生态成本的经济发展模式仍在大部分城市中存在,经济与生态空间协调发展的潜力仍然很大。     

强“波特假说”存在产业异质性吗?——基于产业碳密集程度细分的视角

强"波特假说"认为严格而恰当的环境规制政策将使企业的生产效率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为验证强"波特假说"及其产业异质性,首先建立产业碳密集指数,将工业部门36个细分行业划分为高碳密集产业、中碳密集产业和低碳密集产业;接着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2003—2014年细分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系统"GMM"估计方法验证三个细分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样本期间内,高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远远高于中低碳密集产业,这表明高碳密集产业一直是产业节能减排的重点对象,而碳排放情况较为严重的中碳密集产业则为"被遗忘的角落";第二,强"波特假说"在工业部门内存在产业异质性,高碳密集产业和中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U"型关系,而在低碳密集产业中两者则呈倒"U"型关系;第三,相对于高碳密集产业,中碳密集产业因环境规制强度较容易跨越"U"型拐点而具有较大的减排空间,低碳密集产业在达到"U"型拐点之前,环境规制为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动力。本文研究结论蕴含如下的政策建议:根据产业的碳密集程度实施针对性的环境规制政策,持续加强中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力度,适度加强低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高碳密集产业需根据不同阶段的经济水平设计具有针对性的环境规制政策,逐渐将三类产业的"遵循成本"效应转化为"创新补偿"效应,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泛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空间开发-环境演变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演化

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测算2005、2010、2016年泛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空间开发-环境演变的耦合协调度及两两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并分析其时空格局演化特征。结果表明:(1)经济发展-空间开发-环境演变耦合度的时空格局差异明显,空间上呈"东北高、西南低"的格局特征,时间上呈接近于"S"型的演变态势;(2)经济发展-空间开发-环境演变的耦合协调度与其耦合度的空间格局具有一定关联性,整体上呈较为显著的"中东高、南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时间上其演变态势接近于倒"U"型的成长曲线;(3)经济发展-空间开发-环境演变两两系统间耦合协调状况差异明显,"经济发展-空间开发"的耦合协调情况相对较差,是未来亟待加强和优化的重点方向;而"经济发展-环境演变"整体上处于较高的耦合协调状态;"空间开发-环境演变"耦合协调的上升幅度较快。     

广东省农业面源污染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

基于广东省1995-2013年的农业面源污染与农业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利用时间序列验证广东省农业面源污染EKC"倒U型"曲线,并运用VAR模型进一步考察它们之间的动态演进关系。结果表明:广东省农业面源污染与农业经济增长确实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并进入转折期;而VAR实证结果则验证了EKC结果,并发现面源污染对经济发展具正向影响,而负向效应较滞后。因此,要重视农业面源污染对经济增长的负作用,加强对环境保护的宣传和治理力度,提高农户生态环保意识。     

中国地级城市碳减排目标实现时间测算

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使得中国城市碳减排工作日益重要。基于《城市温室气体核算国际标准》提供的方法,从各项能源消耗、工业产品生产、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和城市绿地碳汇等四个方面测算了中国100个城市2002-2012年直接碳排放总量,根据城市的人均碳排放曲线将它们分成了高、中、低碳三类城市,分别包括10,36,54个城市。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针对不同的碳排放城市类型构建了2类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经济计量模型。研究表明,中国城市碳排放轨迹遵循倒"U"型,但是各城市间的碳排放-经济模式存在巨大差异,包含至少五种:高-高碳城市呈现正"U"型发展轨迹,其余四类的发展模式都呈现倒"U"型,特别是中碳城市群;这四类发展模式存在不同的碳排放-经济发展曲线,存在不同的人均碳排放和碳排放总量的峰值;但是,低碳城市群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倒U关系不是非常显著。利用该模型结果,基于各城市人均GDP发展速度,测算了各城市未来人均碳排放拐点和碳排放总量拐点的到达时间。测算结果表明,如果各城市仍然按照2012年前的碳排放-经济模式发展,那么仅有44%的城市能在2030年前顺利达峰。因此,达峰时间比较长的城市必须实施低碳发展战略,当中高碳城市类的人均碳排放峰值下降10%或者低碳城市类下降20%时,基本在2030年达峰。     

中国种植业碳生产率空间关联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

农业碳排放已经成为我国农业低碳、循环经济发展的掣肘,探究种植业碳生产率现状及其内生增长动力,以期为我国农业继续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提供指引。基于2001—2017年我国大陆31省面板数据,测算了我国种植业碳生产率,并分析其动态演化过程;运用ESDA方法分析了种植业碳生产率的空间态势,进一步引入时空跃迁测度法分析其跃迁过程;借助SEM模型探究了种植业碳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2017年我国种植业碳生产率高达6.98万元/t,较之于2001年的2.58万元/t增长了170.54%,尽管其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区域差异依然存在。整体表现为: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全国层面中部地区;在研究后期,东部、中部地区的种植业碳生产率开始下降。②2001—2017年我国种植业碳生产率总体呈高-高、低-低集聚态势分布,且该趋势不断加强,表明存在较强的空间相关性。时空跃迁测度分析表明,我国种植业碳生产率跃迁类型主要为类型Ⅳ,类型Ⅲ分布最少,表明其总体稳态与局部极不稳态特征并存。③研究期内农业产业结构、农村受教育水平、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农村电力基础设施对提高种植业碳生产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农业机械化水平与种植业碳生产率呈"U"型关系;农作物受灾程度和家庭农地经营规模则显著抑制了种植业碳生产率的上升。未来继续深化农业供给侧改革,促进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提高碳生产率的关键。     

绿色技术进步、农业经济增长与污染空间溢出——来自中国农业水资源利用的证据

基于2002～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以农业水资源利用过程中的化肥源面源污染、厩肥源面源污染、灌溉过程碳排放及农药流失作为非合意产出,构建了以"蓝水-绿水"为中心的水资源分析框架,借助SBM模型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探析我国农业水资源利用过程的绿色技术进步情况,利用空间面板模型重点考察绿色技术进步、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与农业水资源利用过程的污染排放之间的关系。化肥源面源污染排放量和农药流失量均表现出空间聚集的特性;在其他投入和产出不变的的既定条件下,促进农业水资源利用过程中的绿色技术进步能够缓解农业污染的局面;将农药流失污染作为非合意产出的农业水资源利用绿色技术进步带来的环境污染减排积极影响更强;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与4类污染排放分别体现为倒N型、倒U型、正N型和倒N型的关系,随着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我国绝大多数地区仍处于农药、化肥粗放使用的倒N型的上升阶段,农药流失和化肥施用引起的面源污染情况仍在加剧,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与厩肥还田造成的面源污染相分离的状态逐渐消失,而农业水资源利用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污染情况则不容乐观,大部分地区农业灌溉所产生的碳排放面临快速上升的趋势。     

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价格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以2016年长江经济带129个城市的土地出让平均单价为基本数据,采用趋势分析与空间自相关分析探索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价格的空间分布和关联特征,并运用在分析共线性因素方面具有优势的地理探测器模型来测算长江经济带及其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子市场中各地价影响因素的强弱差异,进一步探讨区域内城市地价空间分异的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以长江经济带城市地价分级为统计依据,城市数量与城镇人口呈现出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型"等级分布;(2)长江经济带城市地价的行政等级差异明显,地价水平按"直辖市—副省级城市—非副省级省会城市—地级市—地级州"逐级递减;(3)从整体来看,长江经济带城市地价在东西方向上呈现出东部高、中西部低的趋势,在南北方向上呈现近江区域高、远江区域低的"倒U型"结构。从局部来看,长三角城市群高值聚集、武汉城市圈高低异质等空间聚集和异质的特征丰富;(4)影响东、中、西部城市地价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各不相同。房地产开发投资、第三产业增加值与城镇常住人口对东部地区地价的影响较大;第三产业增加值是中部地区地价分异的核心因素,城市等级的作用也在中部凸显;西部地区地价主要受到城市等级、第二产业增加值与城镇常住人口的影响。     

小农发展气候智慧型农业的效率与成本改进:倡导农地流转还是发展社会服务?

气候智慧型农业是联合国粮农组织所提出的积极响应气候变化、有效保障作物生产安全的新型农业发展模式。碳减排是发展气候智慧型农业的核心要义,而中国大量且长期存在的小农是发展气候智慧型农业不可背离的重要主体。基于湖北省水稻主产区气候智慧型农业发展的调研,继而利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对小农发展气候智慧型农业,即低碳生产效率与碳边际减排成本进行测算,并进一步考察小农通过土地流转或农业社会化服务衔接现代农业,对低碳生产效率和碳边际减排成本的影响。结果表明:(1)基于小农发展气候智慧型农业仍处于"低效率—高成本"阶段,水稻低碳生产效率仍存在平均56%的提升空间;碳边际减排成本均值为34.13元/kgCE;(2)土地转入虽未能提升水稻低碳生产效率,但却具有碳边际减排成本优势;(3)生产雇工和农机服务对水稻低碳生产效率和碳边际减排成本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可见通过农业社会化服务实现低碳生产效率的提升仍面临分工与交易费用的两难之困。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促进小农发展气候智慧型农业,实现低碳生产相关政策启示。     

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时空差异研究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区域,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本文以2006-2013年长江经济带126个地级市的人口、土地数据为基础,从长江经济带、区域和市域视角,采用熵值法、发展水平评价模型和均衡发展模型测度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结合空间分析方法对协调发展度进行分析,并使用ArcGIS10.2得出二者协调发展度的空间分布图。研究发现,从整体来看长江经济带2006-2013年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并呈现相对平稳增长,2013年总体上达到较高协调发展水平。从区域视角来看,协调发展度呈现阶梯特征即下游地区中游地区上游地区的状态,且自2009年起3大区域协调发展度差距呈扩大趋势。从市域视角分析,长江经济带126个地级市2006-2008年协调发展度的发展速度慢,2009年后发展速度显著提升;在空间上呈现"东北-西南"的空间非均衡性和空间异质性,东北高、西南低,并表现明显的"城市群集聚"发展特征。长江经济带在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进程中应不断推进区域经济发展,加快中上游城市的城镇化进程,充分发挥"城市群"的经济辐射带动作用,同时转变土地财政思想,真正实现地区发展水平的提高,最终实现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     

我国中部地区城市群多中心结构的增长效应

多中心城市群是要素在经过多重集聚扩散后形成的空间均衡,已成为城市群发展的政策目标。我国城镇化水平发展时间较短,地区差异较大,因此需结合具体城市群的发展阶段研究其空间优化问题。基于2005~2014年中部六大城市群的市域数据,从人口规模分布和产业空间布局两个维度出发,定量分析其城市群空间结构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之后,城市群人口空间结构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倒“U”型曲线特征,即由单中心向多中心结构转变;（2）产业布局的空间集中对城市群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对中部地区如何合理有效引导要素等资源流动来拓展发展新空间、优化发展新格局和提升经济发展效率和城镇化质量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政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