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北山区土地利用与生态保护的冲突与协调机制研究冲突与协调机制研究——以天目山自然保护区为例

如何既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又满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土地利用的要求，成为当前我国不少地区土地利用中的一个重大课题。位于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源头的浙北天目山区，在土地利用与生态保护之间存在着多种矛盾。通过对浙北天目山地区生态保护与其他土地利用冲突及其协调的机理分析，试图寻找太湖流域上游山区生态保护与土地利用相协调的可选途径，探索自然保护区有效管护与当地经济发展、农民增收相结合的良性发展机制，并提出解决这些冲突的办法：修正保护目标，调整保护政策；建立合理的补偿机制；在不同的功能区施行不同的土地政策；把生态旅游作为解决土地利用冲突的突破口；探索社区共管模式，力争在扩大社区参与的前提下，实现保护区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基于多情景分析的中国建设用地总量控制目标选择

建设用地总量控制目标的选择关系到土地利用规划与土地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单一目标导向的建设用地规模预测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基于国家土地宏观调控需要,本文统筹考虑经济发展、粮食安全、生态安全3类基本用地需求,构建建设用地总量控制的多情景分析框架,运用多元回归分析、碳平衡分析等方法构建土地基本需求模型,结合国家发展战略与目标设定模型参数,分析预测不同情景下2020年中国建设用地总量的变化数量及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当2020年中国单位GDP碳排量相对于2005年减少率低于40%时,可行情景的个数为0,土地资源无法同时满足3类基本需求;当2020年全国建设用地总量控制在3 305.75×104hm2~3 325.10×104hm2之间时,经济发展、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的土地需求可以协调并基本得到满足。情景分析表明,中国远期建设用地供给形势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深度。如果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滞后,2020年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的用地冲突将难以调和;如果经济发展方式发生显著进步,土地资源可以满足3类基本需求,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提供资源支撑。在现有发展阶段,中国应基于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实行更加有力的建设用地总量倒逼机制,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同时,建设用地多情景分析框架能够反向检验不同发展战略目标设定的合理性,综合分析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及潜力,可以应用于国家层面土地调控与规划管理实践。     

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及区域差别化管控

经济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的区域差异,使得土地集约利用变化呈现区域特征,研究其变化规律并据此划定管制区域是制定区域差别化管控政策的基础。本文运用江苏省13个地级市1998-2008年社会经济发展和土地利用面板数据,以人均GDP表征经济发展水平,以地均固定资产投资表征土地集约利用水平,通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土地利用集约度变化的规律,然后引入资源禀赋指标,与经济发展水平指标叠加划分建设用地管控区域,并制定区域差别化的集约利用管控政策。研究发现:(1)经济发展水平与土地集约度的增加量符合EKC曲线规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江苏省地均固定资产投资先呈加速上升的趋势,当人均GDP超过49 045元/人(1998年可比价)后,上升速度则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减缓,最终土地集约利用水平逐渐趋于稳定。无锡市和苏州市的人均GDP已超过曲线拐点,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已进入减速上升阶段;其他地区虽处于加速上升阶段,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距离拐点远近不同,集约利用水平提升的空间区域差异明显。(2)依据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条件,江苏省13个地级市可划分为4类建设用地管控区域:优化发展区应结合产业升级优化土地供应结构,加强建设用地立体开发;重点发展区应强化建设用地供应门槛约束,并适度增加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供给;内涵挖潜区应适度提高新增建设用地供应门槛,并适度减少年度新增建设用地供应量;适度发展区应重点提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保障作为代价性损失的城镇化、工业化快速推进的用地需求。     

干旱地区土地利用结构变化与生态服务价值的关系研究——以酒泉市为例

利用酒泉市1997-2006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和相关统计资料,计算土地利用结构异质性指数和生态服务价值,分析土地利用结构与生态服务价值的变化及其相互关系.结果表明:1997-2006年酒泉市耕地、林地、园地面积在增加,其中耕地增加最多,增加了9 803.15hm2,牧草地、水域和未利用地面积不断减小,其中牧草地减少最多,减少了207 470.56 hm2;酒泉市土地利用结构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增加而优势度降低,土地利用趋于多样化和均匀化;各类土地的生态服务价值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土地利用生态服务价值总体呈增加趋势;土地利用生态服务价值与土地利用结构线性相关,通过增加牧草地、水域和耕地等生态用地面积,提高土地利用集约度,调整土地利用结构促进土地利用的多样化、均匀化,可以增加生态系统稳定性和提高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经济价值.     

铜川市城镇土地利用状况分析与集约化利用战略对策

新型城镇化发展对土地的集约利用提出了新的挑战,科学地开发和利用土地是社会经济和资源利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为寻求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土地利用需求的有效途径,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新一轮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响应国家大力倡导的多规合一工作,本文以陕西省铜川市为研究对象,以第二次土地调查数据为基础,利用统计分析和对比分析的方法,分析铜川市城镇土地利用结构、空间分布和土地利用强度,从而提出土地利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调查分析结果发现,铜川市城镇土地利用存在土地利用集约度低、利用结构不合理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土地利用的战略对策:1合理规划,控制城镇用地无序扩张;2盘活存量,加强城镇用地挖潜;3调整布局,规划主体功能分区。     

长江中游城市群土地利用转型和城镇化之间的空间关系

城市群正成为中国新型城镇化主体形态,城市群集聚区的快速城镇化对土地利用转型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但是不清楚的土地利用转型特征和城镇化之间的空间关系,会影响土地利用政策制定和城镇化的健康发展。该文借助1995～2015年间5期土地利用现状遥感监测数据,在5和10 km格网尺度上,从土地利用综合动态度、土地利用程度和土地利用多样性等3方面测度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土地利用转型水平。借助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空间滞后模型（SLM）、空间误差模型（SEM）和加入空间滞后项的空间误差模型（SEMLD）探测了土地利用转型和城镇化之间的空间和非空间关系。研究结果显示：（1）1995～2015年间长江中游城市群土地利用发生了深刻转型,耕地面积净减少 6 153.80 km²,建设用地面积净增加 6 205.25 km²;（2）地级市以及周边格网和主要的交通道路沿线格网土地利转型速度、土地利用程度变化和土地利用多样性变化显著高于其他地区;（3）不同格网尺度城镇化和土地利用转型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关系;（4）回归结果显示,SEMLD模型可以更好地解释土地利用转型与城镇化之间的空间关系,在不同尺度回归分析中发现土地利用转型水平对城镇化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未来的土地利用管理以及城镇化发展中需要考虑二者之间的显著的空间依赖性。     

川东平行岭谷区土地利用变化时空分异特征

川东平行岭谷地区生态地位十分重要,研究其土地利用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意义。利用1986、2000和2007年的Landsat TM影像,辅以10 m分辨率的SPOT影像和野外调查,结合土地利用程度、土地利用效应指数探讨了平行岭谷地区土地利用/土地覆被的空间格局和变化轨迹及其相应的生态效应。结果表明,研究区土地利用格局受地形空间分异明显控制;1986~2007年,土地利用变化总体特征是建设用地、水体增加,耕地减少,耕地 耕地 建设用地变化迹线占1986~2007年建设用地变化量的6647%,建设用地的增加主要以2000年后的耕地转入为主;邻近主城所在地的岭谷条带土地利用程度指数增加快于相隔较远的其它各区;总的说来,土地利用效应的增加和强化大于恢复和减少。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的因素可归纳为主城区的通道效应、岭谷区交通线的节点效应和河流廊道引起的土地利用变化。进一步的研究应揭示平行岭谷地区通道驱动效应和低山阻隔效应综合作用下土地利用演变过程和景观生态多样性的维持机制,模拟通道驱动效应与生态安全双重约束下的土地利用优化格局     

城市滨江地区生态用地演变及驱动因素分析——以长江南京段为例

从中小尺度对城市滨江生态用地演变进行研究,可为制定生态用地开发与保护政策提供重要参考。基于2005、2009、2014和2018年土地利用数据,利用转移矩阵等方法分析了南京滨江1 km范围内生态用地演变特征,并从城乡用地冲突和政策有效性角度对这些变化进行探讨。结果表明:(1)耕地大面积减少导致滨江地区生态用地比重下降,由2005年的71.86%下降到2018年的65.54%,但是林草地等半自然生态用地的比重略有上升;(2)林地、内陆滩涂保留率较高,耕地、园地、水域等地类变化以数量净变化为主,而林草地以空间交换变化为主;(3)生态用地流失热点区主要位于中心城区与近郊区间的城乡过渡带,并临近产业园区,建成区扩张是其主要成因;(4)政策规划对滨江生态用地演变作用明显,沿江开发政策加剧了生态用地流失程度,而生态红线等规划对某些重要生态用地保护效果显著,土地利用规划在用地管理方面效果显著,但仍存在耕地、裸地、内陆滩涂被违规侵占现象,长江防洪堤对生态用地保护作用不显著。要使生态空间得以长期存在,不仅需要明晰的政策边界,还需要加快形成公众对生态景观的整体认知和基于生态用地功能目标的保护政策。     

基于用地倾向性评价的农村潜在土地利用冲突识别研究——以西峡县东坪村为例

精准识别农村潜在土地利用冲突是预先权衡和协调冲突用地,指导农村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础。以西峡县东坪村为例,综合考虑"发展建设—农业生产—生态维护"多重土地利用目标,进行建设用地、农业用地和生态用地的用地倾向性评价,建立倾向性比较矩阵识别潜在土地利用冲突区域,并根据识别成果提出相应的差别化管理建议。结果表明:东坪村有47%的土地存在明显潜在土地利用冲突的风险,包括冲突一般区和冲突激烈区,分别占土地总面积的20.61%和26.39%。冲突激烈区(J)中J1涉及面积最大,占土地总面积的18.84%,是接下来土地利用工作中亟需防治的重点问题。除此之外,用地优势区和冲突微弱区分别占土地总面积48.13%和4.87%。总体来看,东坪村内潜在土地利用冲突范围较大,程度较强,冲突形势较为严峻。     

城镇化背景下济南市土地利用变化驱动机制分析

以山东省省会济南市为例,运用ENVI5.1与ARCGIS10.2平台对1990—2015年四期遥感影像进行处理。分析城镇化进程中济南市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的特征,在SPSS19.0平台上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揭示济南市1990—2015年土地利用变化的城镇化相关驱动因子。结果表明:1990—2015年济南市土地利用格局有较大变化。从动态度看,1990—2015期间,用地面积增加的地类包括耕地、水域和城镇建设用地,城镇建设用地的年变化率最大;用地面积减少的地类包括林地、农村居民点和未利用地,未利用地的减少幅度最大。选取11个城镇化相关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政策导向和科技水平等方面研究土地利用变化驱动机制。研究结果可为济南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编制及各类土地的合理利用提供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