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母子企业联系的上市公司网络结构研究——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

基于2014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上市公司数据,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法对母子公司联系视角下该地区企业网络特征进行深入分析。结果如下：（1）长江中游城市群企业对内联系网络密度较低,整体企业网络联系较弱,该网络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2）省会城市在长江中游城市群中集聚与扩散效应突出,中心城市带动作用显著;城市中介性极化现象严重,长沙、武汉中介作用突出;企业与投资目的地之间交通距离短、通达性较高;（3）企业对外联系总体网络处于低联系、初级发展水平;（4）层级网络显示企业低等级联系多集中于周边省份及地理临近地区,最高等级联系指向高等级城市;网络等级越低,网络格局呈现更为分散交织的复杂形态;节点城市关联方向上显现出明显的差异化特征。 关键词： 格局特征;上市公司;社会网络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     

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联系研究

基于城市流强度模型和城市间相互作用模型,以长江中游城市群27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城市群内的城市辐射能力及其内在的经济联系。结果表明:(1)长江中游城市群整体集聚和辐射能力较弱,区域内中低级城市流强度的城市占多数;(2)城市群内第二、三产业辐射能力存在较大差异,第二产业呈现出较强的辐射能力,而第三产业辐射能力较弱,并且其空间分布相对较为分散;(3)区域中心城市的核心带动作用总体较弱,辐射范围和辐射强度都有待加强;(4)长江中游城市群内城市间空间联系不够紧密,且联系程度空间差异较大。省际城市之间联系贫乏,城市间尚未形成联系紧密的辐射网络。     

长三角城市群“空间流”网络结构特征——基于公路运输、火车客运及百度指数的综合分析

信息技术的应用与社会信息技术的传输,使大量的要素(人流、物流、信息流)在城市群空间内集聚与扩散,加密城市群空间内城市联系。在基于公路运输、普通列车、高速列车以及百度指数4个要素的综合分析基础上,对长三角城市群"空间流"网络结构特征进行探析。研究结果表明:(1)长三角城市群区域内城市联系虽具备了网络化规模,但城市间的联系不均衡,以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为多中心的协调网络发展格局特征明显;(2)长三角城市群16个核心城市"空间流"特征呈现三角形网络结构,其三角形的顶角分别由上海(沪)、南京(宁)与杭州(杭)3个核心节点城市构成。在空间结构内部,形成若干次级城市网络连线;在空间分布上,北翼网络化程度较高于南翼线性联系程度,区域联系强度以"沪—宁"、"沪—杭"沿线向两侧递减;(3)上海、南京、杭州、苏州、无锡5个核心城市排名处于网络中心的前列,扬州、南通、泰州、舟山等周边城市相对靠后,这与区域经济发展过程的"吸虹效应"有关,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中心城市会向周边地区提供服务与经济辐射,完善整个长三角城市群网络体系。     

长江经济带区域空间结构演化研究

在构建城市影响力指数测度指标体系基础上,运用熵值法计算得出1988、2001及2012年长江经济带内110个地级市以上城市影响力指数;在ArcGis软件平台下,利用空间分析方法,依据改进场模型、扩散模型,综合测度了长江经济带内地级市以上城市的可达性、空间场能及扩散效应,并对其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城市间影响力指数差异较大但整体呈缩小趋势,城市可达性水平基本呈现出"东部> 中部> 西部"的格局;区域内存在一条主轴、三大核心圈、多条辅轴的区域空间结构,构成区域"1+3+X"发展格局;长江经济带经过城市孕育、极核发展、点轴扩散、网络化、局域一体化发展5个阶段,基本形成串珠式核心-边缘结构,区域内出现同一时期多个阶段并存的现象。为加快长江经济带空间结构的优化重组,依据"以点布轴,以轴拓面"空间思想,进行结构要素优化,主要有:合理构建城市等级体系,培养地方增长极;科学规划交通网络,优化空间扩散轴线;合理优化区域分工与合作,构建多层级城市群。     

中国城市群“圈层”结构对能源强度影响实证

借助于经济地理学的理论视角,利用2000-2011年十大城市群99个城市数据,首先结合城市引力模型来计算中心城市与腹地城市引力强度与中心城市自身引力强度之比来描述城市群中心城市与腹地城市经济联系转化的相对程度,通过给出设定的0.4-0.6之间的边界标准并使获得的比值与之相比较,比较结果可以描述中心城市规模密度及中心城市与腹地城市规模密度转换差异并对城市群"圈层"结构进行测度;其次在城市层面建立实证模型对城市群"圈层"结构降低能源强度的影响程度及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在控制了一系列能源强度影响因素后,回归结果显示,城市群由于集聚程度的饱和而出现向外扩张的趋势,随着次一级经济发展带的不断形成,这种循环运动增强了中心城市的影响力,从而使得中心城市和周围城市所在区域形成了表征区域集聚的城市群"圈层"结构,该圈层结构是在聚集效应和拥挤效应共同作用下通过合理布局从而最终达到降低能源强度的目标。但随着集聚程度的饱和,在0.45边界标准之后,拥挤效应的约束性作用显现,降低能源强度程度显著变小,在0.6边界标准降低能源强度程度达到了最低,控制政府干预的核心影响因素城市市区个数变量发现,"行政区经济"会间接通过增强行政成本而提高了能源强度,最后对研究结论进行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这些实证研究结果具有显著的政策含义,通过进一步探寻空间和市场力量共同降低能源强度的可行选择,推动空间节约式的布局道路,使得城市群的层级形成为提升能源效率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实现途径。     

铁路高速化对长三角城市群区域空间联系格局的影响

为探讨高速铁路线网格局及运营组织对城市空间重构的影响,以长三角城市群为实证,采用2008及2018年长三角城市群铁路时刻数据,对比分析普速铁路与高速铁路对区域可达性及城市联系紧密度的影响。结果表明:高速铁路的运营一方面改善了城市间铁路旅行时间,另一方面产生"时空收敛"的不均衡效应,铁路可达性水平以沪宁通道为中心向外围递减;沪、宁、杭、合、甬等中心城市以高速铁路网络为依托重塑一日交流圈,其范围沿高速铁路延伸且重叠范围不断扩大;高速铁路影响城市空间联系并推动区域空间重构,区域联系强度呈现出多核心、多层次的结构特征,并呈现向网络化结构发展的趋势;核心区域由以上海为核心的"一体两翼"结构拓展为沪宁杭多向联系的"黄金三角"结构,其他不同等级节点城市依托高速铁路连接,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心—网络"的组织模式。     

城市群多要素外向联系网络结构——基于长江中游城市群-长江经济带的实证

大数据分析已成为新时期理解城市网络的关键.基于交通、信息大数据,通过SNA、SSI、Modularity等方法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外向联系网络结构及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空间异质性明显,极化作用突出.普铁网络形成以周边城市为主的"π"型空间联系格局,高铁网络廊道效应显著,呈现以沪昆、汉沪蓉高铁为轴线的侧"V"型联系格局,信息网络形成以武汉、长沙、南昌为核心向外放射状空间联系格局.SSI均小于0.1,空间极化效应明显.(2)拓扑结构上,普铁、信息网络单核结构显著,高铁网络双核结构突出,综合网络显现多核结构.(3)社区结构上,普铁和高铁网络社区结构明显,信息和综合网络未形成明显的社区结构.(4)城市规模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外向联系网络发挥关键作用,地理距离、行政等级以及城市职能也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产出的空间集聚及其溢出效应

基于2005～2014年空间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对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创新产出的空间集聚及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产出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空间集聚特征明显,总体上形成了以上海为核心,以南京、杭州、宁波、合肥等城市为重要创新节点,由沿海向内陆发散的空间集聚格局。（2）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产出在地理空间上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邻近城市创新产出的提高,将促进本城市创新能力的增强。（3）空间效应对城市群城市创新产出的作用显著,忽视空间要素对城市群创新产出的影响,将使估计结果产生偏差。（4）各创新要素对城市群城市创新产出的影响存在差异,人力资本、资金投入水平和创新平台不仅能提高本城市和邻近城市的创新水平,而且对城市群的创新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交流学习能力对本城市创新产出的正向作用显著,对邻近城市具有明显的负向溢出效应,而对城市群创新产出的作用并不显著;政府支持力度对本城市创新产出具有促进作用,对邻近城市创新产出作用不显著,对城市群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较弱。最后提出了提升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发展水平的政策建议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长三角地区城市经济网络的时空演化特征

流空间成为城市群空间结构研究重要内容,而如何识别城市群流空间结构特征,揭示其对城市群实体空间的影响,是当前城市群空间结构研究的重点及难点问题。采用1992、2001、2010、2019年企业异地投资数据,构建长三角地区城市联系网络,借助复杂网络分析、K-means聚类等分析方法,探究区域经济网络整体特征演变,分析网络空间组织结构演化规律。结果显示：(1)1992～2019年长三角地区城市联系强度大幅提升,城市节点的重要性和影响力的离散和不均衡程度在不断缩小。城市经济网络“小世界”特性逐渐显著,无标度特性在逐渐弱化。(2)长三角地区城市经济网络从早期的“V型”结构转向核心城市相互连接的多边形网络结构;网络联系从核心城市间相互联系向外拓展至核心城市与其周边相邻城市之间的联系,空间邻近性网络联系特征开始显现;网络体系中参与城市从核心城市逐步扩展至全域,南京、杭州、合肥等核心城市形成相对独立的对外辐射网络体系。(3)长三角地区城市等级体系已经形成金字塔结构,以上海市为核心城市地位最为突出;杭州、南京影响力次之;宁波、合肥、绍兴、苏州、无锡、嘉兴等城市再次之。(4)长三角城市经济网络的发展演化从...     

区域空间结构的“资源诅咒”效应分析——基于山西的实证

优化区域空间结构是提高经济转型发展质量与效益的重要措施,开展资源型地区空间结构的"资源诅咒"效应研究是解释资源型地区空间结构特殊性的重要视角。文章采用山西省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从空间分异与空间联系两个角度分析区域空间结构"资源诅咒"效应的表现特征。进一步,构建"三部门三区域"分析框架,解释空间结构"资源诅咒"效应的形成机理。空间分异分析表明:山西省空间结构中核心区、外围区、边缘区均表现出显著的资源依赖型特征,核心区带动能力弱,外围区经济脆弱性明显,边缘区为集中连片贫困状态,这种空间结构不利于经济要素在各等级城市之间的流动,会进一步加剧区域"核心-外围-边缘"结构刚性特征,阻碍区域功能的转型升级;空间联系分析表明,山西省各行业空间网络联系差异显著,其中,采矿业已形成明显的多层级辐射状圈层结构;农业网络联系次之,形成极化显著的辐射状圈层结构;服务业中各行业联系普遍较弱,初步形成以核心区与次级核心区紧密联系为特点的点轴结构,但各种服务功能的互补性差,服务业功能联系弱;而制造业的区域联系最弱,资源型产业发展制约了制造业的发展,工业化发展质量低,"反工业化"倾向比较严重。通过"三部门三区域"分析框架认为,由于资源型经济具有自强机制,区域产业结构呈现刚性,核心区创新动力不足,外围区城镇化水平虚高,边缘区缺乏产业支撑。核心区、外围区、边缘区之间要素联系松散,空间结构演进的"推-拉"力不足,致使区域发展陷入"资源优势"陷阱。     

农村人口转移趋势及空间指向研究

农村人口转移及城市集群发展加速城镇化进程,把握农村人口转移趋势,导引农村人口有序转移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基于此,本文选择湖南省和长株潭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农村人口转移趋势及其空间指向。本文选择人口发展方程和回归分析两种常见的人口总量预测方法测算湖南省2016—2030年人口总量,比较测算结果发现人口发展方程虽然在年增长率的预设上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但在长期人口预测中表现出更好的适用性。在城镇化率预测上,Logistic增长模型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因此本文选择人口发展方程和Logistic增长模型,预测湖南省和长株潭城市群2016—2030年的人口总量和城镇化率,在此基础上计算出人口城乡分布的大致状况,进而估算农村人口转移趋势。预测结果显示2016—2030年间,湖南省和长株潭城市群分别有大约980万和567万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长株潭城市群城镇化率和农村人口转移进程均领先于湖南省平均水平,尤其是城市群中心城市。据此,可得出结论: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群发展在推动农村人口转移中的作用突显,农村人口转移空间指向城市群集聚,即城市群是引领城镇化进程的空间经济主体形态,是农村人口转移的"牵引力",是农村人口转移空间指向的"内聚力"。同时,农村人口加快向城市群聚集的趋势也呼吁城市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创新,智慧城市或是这一变革的最优方案。     

基于“耦合距离”的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空间范围定量测度

国内外研究者贡献了大量城市群边界识别研究的成果,但少见从城市群一体化角度定量界定城市群空间范围的研究,不足以给盲目"组群"、不合时宜"入群"的"城市群病"问题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该文借用金属价键理论,定位城市群为内部个体共享共建资源、以整体形态与外部合作竞争、边界范围具有时空可变性的"利益共同体",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城市群一体化动态耦合关系模型,以"耦合距离"为媒介测度了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区域规模与空间范围。研究结果表明:(1)泛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分别具备发展边界半径100、150 km城市群一体化区域的潜力,长江中游城市群较长时期内不具备发展边界半径超过200 km的条件;(2)城市群等级层次分明,泛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武汉、长沙区域中心性强,但均不具备绝对中心辐射能力;(3)二级城市群中,环长株潭城市群发育程度最高,泛武汉城市圈中存在"洼地",环鄱阳湖城市群出现"脱群"现象;(4)长江中游城市群目前实际空间范围包括"武汉—黄冈—孝感"及"长株潭—益阳",不到原规划规模的1/4,具备形成"武汉长沙"双中心一体化的城市群模式的潜力。研究结论为决策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规划提供了科学参考。     

利用广义加性模型解析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用地扩展驱动力

研究城镇用地扩展的时空驱动机制对城市群的科学可续发展与国土空间规划具有重要意义.利用广义加性模型(General Additive Model,GAM),选取社会经济因子、自然因子和邻域因子,解析长江中游城市群1990～2015年城镇用地扩展驱动力的时空分异特征,挖掘各子城市群的核心驱动力并对其进行功能识别.结果表明:(1)25年间,长江中游城市群驱动因子时空差异显著.核心城市武汉、长沙、南昌极化效应明显,涓滴效应逐渐显现,但城市群仍未打破行政区划壁垒.(2)三大子城市群的核心驱动因子差异显著.其中,人口和地均GDP对各子城市群城镇用地扩展影响最大,武汉城市圈和环鄱阳湖城市群的空间溢出效应高于长株潭城市群,且城镇用地扩展模式渐由单核驱动发展为双核驱动.(3)核心驱动因子与城市群城镇用地扩展之间具有显著的非线性关系,且呈现地域性和阶段性特征.(4)GAM模型能够解释城镇用地扩展过程中各因子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较Logistic和Nonliner-Logistic模型具有更高的拟合优度和验证精度,表明了其探索非线性驱动力的优势.     

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时空特征及驱动机制研究——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探讨城市用地扩张时空特征及驱动机制,对制定有效的城市群高质量发展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至关重要。以城市群为研究对象,运用扩张强度指数、景观扩张指数以及SAR Probit模型对长株潭城市群城市用地时空特征及驱动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城市群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其城市用地扩张表现出不同的特征,研究期内城市群的城市用地扩张强度呈先加强后减弱的趋势,并表现出"中心-边缘"扩张空间格局。(2)城市群城市用地空间扩张类型整体上呈现扩散向集聚转变态势,符合"扩散-集聚"的城市增长理论。1995～2010年以飞地式扩张类型为主,2010～2018年边缘式扩张类型替代飞地式成为主导类型。(3)社会经济、地理、可达性以及溢出效应等因素综合作用,对城市用地扩张产生了正向和负向影响,判定出社会经济和溢出效应因素为影响城市用地扩张的主控因素,并提出了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的"四力"驱动机制框架。以上研究发现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城市群的城市用地扩张过程,能够为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和高质量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的时空分异及驱动机理研究

基于"空间—要素"的理论框架,综合运用ESDA空间统计、变异系数、基尼系数等方法研究长江经济带1994～2017年经济发展差异时空演变及经济发展阶段判读,运用全局回归(OLS)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分析经济发展差异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和驱动机理。研究表明:(1)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发展差异从强集聚向弱集聚转变,经历了"萌芽—兴起—繁荣—转型"4个经济发展阶段,并呈现自我建设发展、区域大开发、趋同竞争、产业转型的阶段特征,区域经济呈现"均衡—不均衡—逐步均衡"态势。(2)长三角城市群为核心热点区,成渝城市群和滇中城市群为核心和次核心冷点区。经济发展经历集聚效应和涓滴效应交替,区域经济差异先扩大后减小而趋于均衡,符合"不平衡增长理论"规律。(3)地理加权结果表明,人口集聚、产业结构、外商投资、政府调控、交通发展、科技教育、金融状况是区域经济发展时空演化的正向内在动力,发展成本和地形条件是制约因素。产业结构是核心驱动力,科技教育是重要推动力,地形条件是发展基础。制定区域发展政策时,要考虑不同行政区和不同驱动要素的异质性和特殊性。     

中原城市群交通网络通达性演化及优化研究

城市群交通网络的合理发展对于促进区域资源整合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采用空间句法模型,分析1995～2015年中原城市群交通网络通达性演化特征,并提出相应交通网络优化改进建议。结果表明:(1)1995～2015年期间,中原城市群交通路网由初期的"发散"状,逐渐演化成为"树轮"状;通达性中心也由初期的郑州市扩大到洛阳市、许昌市、周口市、商丘市、开封市等周边城市,通达性较高的轴线已经从区域性线状分布发展为中心地区面状分布。(2)1995～2015年期间,中原城市群各城市通达度均有提高,京广线辐射区内城市通达度提升幅度明显大于陇海线辐射区域;郑州市、邯郸市等核心城市的通达度增长率在减缓,而亳州市、淮北市等边缘城市通达度增长率在上升。中原城市群交通路网建设总体呈空间收敛趋势,但城市间的通达度水平仍在逐渐拉大。(3)基于以上分析,研究提出将中原城市群交通系统整体培育成以郑州市为中心,以陇海线和京广线为"十"字发展轴的"多核多向状"网络结构。改进后的路网可以提升中原城市群各城市的通达性,能够充分体现城市群中心带动边缘、城市联动发展的基本功能。     

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评价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城市群作为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建设宜居人居环境的重点地区,其人居环境发展状况备受关注。基于此,本文以山东半岛城市群为例,从人文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4个方面构建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人居环境质量计算模型和系统协调度模型,对其人居环境质量进行静态定量化评价和动态综合性评价。研究表明:(1)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居环境质量与社会环境的关联性最大,经济实力、基础设施水平时空发展不均衡、地域差异大,是制约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居环境发展的突出问题。(2)2000—2014年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居环境综合水平呈现良好的上升趋势,且增速较稳,增幅较小;各要素间的协调性均达到了中级协调等级;系统层的评价值除人文环境外,均呈现不同程度的波动式上升态势;领域层的评价值差异明显,发展不均衡。(3)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人居环境综合质量水平逐步提高,且排名相对稳定;各要素间的协调度等级差异较小,但起伏变化较大;人居环境质量时空分异特征明显,呈现东西高、中间低的格局,内部级别差异显著,可分为较好、一般、较差、差4个等级。在今后的发展中,应针对山东半岛不同城市人居环境问题采取因时因地制宜的协调对策,创造整体最优人居环境。不仅要提高城市群的整体经济水平,提升城市群的短板建设,推动人居环境协调发展,还要符合新常态下城市发展与建设的要求,加快山东半岛城市群的区域创新体系构建,科学引领产业转型升级,优化产业结构,加强山东半岛城市规划研究与实施力度,探索"多规合一"模式。     

基于SNA的环鄱阳湖城市群网络结构的经济联系分析

借鉴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城市引力模型,从网络的基本形态、结构属性和网络特征3个维度对环鄱阳湖区城市群整体和分区的经济联系进行研究。研究表明：（1）从网络中心性角度看,整体网络中的中介程度不高,城市之间资源交换的程度不高,而各个圈层网络表现为南昌市的中心度很高,在城市群经济发展中起重要作用。（2）从小团体分析的角度看,整体网络被划分为两个联系紧密的团体,而核心区网络则出现了结构洞。（3）从角色分析角度看,整体网络角色可大致分为经济领导、辐射输出、接受辐射以及普通角色,而整体网络优势尚未发挥。由此,依据网络分析结果进一步提出实现环鄱阳湖城市群网络化优化发展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