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上游山丘区土地承载力研究与评价——以四川省宜宾市为例

我国是一个以山地为主的国家，耕地有限且以山丘坡耕地为主，协调人地关系非常重要。以四川省宜宾市为例，通过土地资源生产潜力和人口数量预测模型的建立，采用环境容量等级系数计算和等级划分方法，对基于水土流失和生态工程建设作用下的长江上游流域山丘区土地利用类型与格局的变化及其它人类活动对土地承载力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与评价。研究结果表明，宜宾市土地资源的生产潜力在2010、2015、2020年时总体上都能承载3种生活类型条件下的人口数量，3种生活类型下的容量等级基本都在“3”以上，即达到“满足”水平，并呈现出向“富余”水平提高的趋势，这表明尚具有较大潜力和空间的土地承载力是宜宾区域经济发展的有利驱动因素，人类活动对土地承载力产生的影响在可承受的生态阈值之内，为长江上游流域及我国广大山丘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和区域发展提供了可靠依据。     

1990年以来上海“大都市阴影区”的时空演替]——基于县域尺度单元的分析

概述了“大都市阴影区”的演化机制,利用断裂点公式、K means聚类和空间相关性等方法划分了上海的影响圈层与范围,界定了1990~2010年的上海“大都市阴影区”,并对其进行了时空分析。研究表明：(1)“大都市阴影区”的构造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阴影区”和“半阴影区”;(2)“大都市阴影区”是处于动态变化中的区域,与中心城市、外围地区以及阴影区城市（县、城镇）3者密切相关;(3)上海“大都市阴影区”和“次阴影区”通过20 a的时间演变,在逐渐消减;(4)目前上海“大都市阴影区”主要存在于以上海为中心的南北两翼     

世博会期间上海交通环境承载力调控策略

世博会参观客流规模庞大,且世博园区周边道路设施和自然环境的容量有限,游客自由选择交通模式的结果必然导致自然环境严重超标,人工交通环境不堪重负,因此,必须对世博会期间环境承载力进行调控。而世博会客流属于长期高强度客流,传统的以强制性手段为主的调控策略主要用于短期高强度客流的调控,并不适于世博会。基于局部向全局转换、“强制”向“引导”转换、单因素向双因素转换的调控原则,提出了基于“引导控制”模式的交通环境承载力调控策略：以“引导”手段为主,通过提高公交运行效率、补偿转换交通等措施吸引世博客流向公交方式转移;以“控制”手段为辅,在世博园区周围一定范围内限制社会车辆出入、使用清洁能源车辆,以保证世博客流集散,并降低世博客流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高度城市化区域土地利用结构演化与驱动因素分析——以苏州市为例

分析高度城市化区域土地利用结构演化以及驱动因素,可为优化区域未来的土地利用结构、促进土地资源的保护和高效利用提供科学依据。采用1998～2008年苏州市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运用土地利用数量变化、程度变化和空间变化等指标测算模型分析土地利用演化规律。结果表明：1998～2008年,苏州市耕地面积显著减少,农业结构调整明显;居民点及独立工矿用地面积急剧增加,与耕地减少呈显著负相关;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逐年提升;苏州全域耕地、园地、城市用地相对变化率最大的均为昆山市,建制镇和独立工矿用地相对变化率最大的分别是张家港市和吴江市;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影响土地利用结构演化的人文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驱动因素主要为：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走集约型城市化道路,实现“效率型”土地利用模式,注重社会、经济、生态效益相结合是今后土地利用努力的方向     

基于MOD16的安徽省地表蒸散量时空变化特征

安徽省是我国的农业大省,其水资源的管理和利用直接影响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分析安徽省的蒸散量变化,对水资源的科学配置和合理利用有着重要的意义。基于MOD16蒸散量产品,利用均值、标准差、偏差法、趋势分析法以及空间变异等方法,分析安徽省近15 a地表蒸散量年际、年内时空变化特征,和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下蒸散量的差异性变化特征。研究表明：（1）2000~2014年间安徽省多年平均蒸散量为694.9 mm,波动范围为647.5~730.5 mm,年际变化呈现下降趋势;并具有较强的空间分异性规律,整体上呈现南高北低趋势,各市多年蒸散量均值差异显著,其中黄山的蒸散量最高（844.1 mm）,宿州最低（603.7 mm）。（2）安徽省年内各月间的蒸散量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单峰型”趋势,具有明显的季节差异,表现为夏季(304.17 mm)＞春季(167.56 mm)＞秋季(150.41 mm)＞冬季(73.92 mm);但各市的年内蒸散量变化趋势表现不同,淮河以南整体呈现“单峰型”趋势,淮河以北则呈现典型的“双峰型”趋势。（3）安徽省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蒸散量差异明显,其年均蒸散量按照“林地＞草地＞未利用地>耕地＞城镇用地”的顺序递减。 关键词： MOD16; 安徽省; 蒸散量; 时空分布; 土地利用     

南京市“两规”编制成果协调评价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以下简称“两规”）编制成果是指导城市土地利用和管理的重要依据,两者的协调对于“两规”的协调编制和实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分析“两规”的内在联系,基于“两规”编制成果,从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4个方面构建了“两规”编制成果的协调状况综合评价体系,先计算了“两规”规划目标年和基期年的指标计算增长率,再采用协调度模型计算各个指标增长率的协调值,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个因子的权重,最后采用指标加权求和法进行综合计算;并进一步通过ArcGIS软件空间叠加分析确定“两规”空间布局的差异。以南京市为例,计算了该市“两规”编制成果协调程度分值和土地利用空间布局差异。评价结果表明：南京市“两规”编制成果协调分值为9158,协调类型为中级协调;指标准则层中经济与资源相关因子的协调程度较好,但社会与环境相关因子协调程度有待提高,其主要原因是“两规”土地利用数据率与规划率及基期年存在差异;因此南京市“两规”编制成果在实施和修编中应进一步加强基础数据库与规划年限的统一     

基于物元模型的土地整理项目绩效评价方法与案例研究

随着新公共管理理念的普及和土地整理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重要性的日益显著,对土地整理项目绩效评价理论、方法及实证研究意义重大。针对已有研究的不足,在界定土地整理项目绩效内涵基础上构建了基于“流程逻辑”框架的土地整理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结合物元分析法建立了物元评价模型,并以浙江省永康市石柱镇土地整理项目为例,展开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物元评价模型适合用于土地整理项目绩效评价。综合评价显示永康市石柱镇项目总体绩效水平为“较差”,绩效值为0.014 4。单指标评价显示:该项目只有4个指标绩效水平达到“良好及以上”,1个指标处于“一般”,其他的都处于“较差”水平;研究项目区的绩效水平主要受耕地面积增加率、土地利用提高率等9个因素影响。永康市在今后的土地整理项目建设中应该针对这些绩效影响因素采取相应措施,不断改善项目的整体绩效水平     

金沙江下游梯级电站开发影响区域的资源开发与产业可持续发展

金沙江下游是我国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西南地区生态建设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西电东送”骨干工程的向家坝、溪洛渡、白鹤滩、乌东德四大水电站均分布在这一江段。通过对该区域资源开发和产业发展的现状、问题和发展前景进行分析,得到如下主要结论：（1）该区域农业资源丰富多样,矿产资源分布广泛且优势矿种地位突出,旅游资源待开发潜力巨大,但是资源开发却面临着勘探开发程度不够、浪费污染严重、资金交通制约和生态环境脆弱等几大问题;（2）区域产业经济发展迅速但总体水平低,部门结构中以种植业为主的农牧业占主导,林牧业和特色产业有待进一步开发,产业发展面临着部类和区域不均衡、结构矛盾突出以及效益低下等问题的困扰。在此基础上,提出该区域必须以梯级电站和水能开发为契机,切实抓好移民工作,立足资源优势,主打“特色”和“品牌”战略,经济效益和社会生态效益并重,寻找区域资源开发和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基于RS和GIS的武汉城市热岛效应年代演变及其机理分析

为了更客观地揭示“火炉”武汉的城市热岛效应,利用1987、1994、2005年共3期TM影像数据,在地理信息系统（GIS）的支持下,反演并计算出武汉市城区不同年代的热岛强度、植被覆盖率、土地利用类型及城区面积。在对存在较大差异3期的热岛强度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的基础上,分析了武汉城市热岛效应的现状及年代演变,定量分析了城区热岛强度分布与土地利用类型、植被覆盖率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武汉城区热岛效应十分明显,特别是在工业区和商业区;20世纪80年代以来,武汉热岛面积不断变大;热岛强度与植被覆盖率呈负相关关系,植被覆盖率每提高10%,热岛强度约下降11℃;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对热岛贡献不同,水体和植被区域可以缓解城市热岛效应,而工商业用地、道路等则加剧热岛效应;武汉市城区面积扩大、植被覆盖率降低、水域面积减少,是导致热岛效应不断加剧的原因。     

快速交通对区域中心城市日常可达性影响——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近年来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快速交通不断发展,城市区域可达性得到大幅提高。基于栅格数据的成本加权距离法,利用平均旅行时间、等时圈以及日常可达性等区域可达性指标,比较分析有无高速公路和有无高速铁路情况下长三角地区中心城市可达性空间格局变化,探索两种快速交通方式对中心城市可达性的影响差异。结果显示：由于高速公路网发育程度较好,对城市区域可达性的影响较为均衡,而高速公路桥能显著缩短两岸旅行时间;高速铁路运行速度更快,但主要沿大城市带呈线状分布,因此对沿线可达性改善明显,尤其是对铁路端点城市;高速铁路较高速公路对城市之间日常可达时间优化效果显著;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对于可达性影响各异,需衔接配合方能大幅提高城市日常可达性,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公平快速发展     

高速铁路对城市空间影响研究述评

高铁作为一种交通运输方式正逐渐对城市空间产生深刻影响,其节点、线路及网络的属性作用于城市空间所对应的地域规模分别为高铁站区、所在城市、区域3个层次。按照以上思路总结评析国内外关于高铁对城市影响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在高铁站区层面,着重分析圈层用地布局与站区重建;在沿线城市层面,着眼于城镇化与轴线集聚的分析;在区域层面,分析通达性与区域一体化联动效应。在以上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构建高铁对城市空间影响的分析框架、指标体系等     

大别山区经济发展的交通运输条件分析

:2 0世纪 90年年代 ,大别山区的社会经济有了相当大的发展 ,交通运输网络已初步形成 ,整个内山地区也被铁路和高速公路等交通大动脉所环抱 ,然而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还无法与周边地区相比。从分析大别山交通现状着手 ,认为大别山区经济发展滞后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是区内交通的落后。指出由于区位、地形、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行政隶属上的限制 ,大别山区内部出山通道少 ,公路路况差 ,路网连接率低 ,缺少综合运输网络 ,使得内山地区很少受到交通大动脉的影响 ,正如一三角阴影区覆盖其上。然后提出了解决问题的策略 :其一是改善内山公路路况 ;其二是加强内部协作 ,提高内山公路联接率 ;第三是建立综合运输网络 ;最后是改变交通运输投资和管理体制。     

观景公路沿线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分析——以大理洱海东环海路为例

以大理洱海东环海路为例,通过构建缓冲区与土地利用动态、程度及结构变化模型,对其沿线地区1997~2015年的土地利用变化特征进行探究。研究表明：(1）随时间演进,环海东路沿线土地利用变化速度整体加快,不同距离缓冲带间土地利用变化速度差异减小;（2)森林、裸土及耕地一直为研究区空间变化最为剧烈的用地类型,各地类的空间变化活跃度随着与环海东路间距离的变动发生分化,随时间演进,除裸土外,其余地类的空间变化活跃度在各距离缓冲带内均上升;（3)土地利用类型整体变动显著,土地利用的活跃度增强,不同时段内,各距离缓冲带间的主要土地利用变动类型一致性较强,而各带内的主要土地利用变动差异随时间演进逐步凸显;(4）土地利用程度持续上升但增速显著放缓,各距离缓冲带间土地利用程度差异持续减小;(5）土地利用结构整体优化,土地分布的均衡度与均质性整体提升,各距离缓冲带间土地利用结构差异有所减小;（6)18a间,土地利用变化速度、土地利用程度增速、土地利用结构指数及各地类空间变化活跃度差异的高值区均呈远离环海东路的态势。     

基于土地覆被变化的安徽省生境质量时空演变特征

基于InVEST模型的生境质量模块,采用1995～2018年安徽省3期的土地覆被数据,分析省域生境质量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对土地覆被变化的响应。结果表明:安徽省土地覆被变化主要是农田转向建设用地和林草地,以及农田和湿地之间的相互转化;23年间,安徽省生境质量整体呈单边小幅下降趋势;由于作为生境质量威胁源的建设用地急速扩张和蔓延,引发合肥和沿江5市城区及周边生境质量的显著下降;部分保护地及周边开展了有效的退田还湖(湿)和退耕还林(草),局域生境质量有明显改善,但多数生态源地生境质量的区域性变化并不明显;最后,对省域生境质量优化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道路交通网络与城市土地利用时空耦合关系——以南京市为例

城市的扩张与道路交通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道路建设造成了城市景观的破碎化,使城市景观呈现不同的空间格局和空间异质性特征,并且这种空间异质性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在RS和GIS技术的支持下,利用1989、1999和2008年的Landsat TM/ETM+数据,以南京市为例对道路交通网络与城市土地利用之间关系进行了不同层次和尺度的空间分析。结果表明：1989～2008年近20 a来,南京市城市空间形态扩展迅速,建设用地面积从1989年的1003 km2增加到2008年的6847 km2;在不同时期,南京市城市化过程表现出不同的道路交通网络结构和城市空间扩展模式;由道路交通建设造成的局部区域的景观破碎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周边区域的土地利用强度;土地利用强度和由道路交通建设造成的景观破碎度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随时间推移,这种特征愈加明显,并且二者在表征城市空间拓展方面具有较高的耦合度;受其他辐射中心的作用,交通干线周边地区土地利用强度并未表现出距离指数衰减效应     

Climate change, drought risk and land capability for agriculture: implications for land use in Scotland

Land capability classification systems define and communicate biophysical limitations on land use, including climate, soils and topography. They can therefore provide an accessible format for both scientists and decision-makers to share knowledge on climate change impacts and adaptation. Underlying such classifications are complex interactions that require dynamic spatial analysis, particularly between soil and climate. These relationships are investigated using a case study on drought risk for agriculture in Scotland, which is currently considered less significant than wetness-related issues. The impact of drought risk is assessed using an established empirical system for land capability linking indicator crops with water availability. This procedure is facilitated by spatial interpolation of climate and soil profile data to provide soil moisture deficits and plant available water on a regular 1-km grid. To evaluate potential impacts of future climate change, land capability classes are estimated using both large-scale ensemble (multi-simulation) data from the HadRM3 regional climate model and local-scale weather generator data (UKCP09) derived from multiple climate models. Results for the case study suggest that drought risk is likely to have a much mor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land use in the future. This could potentially act to restrict the range of crops grown and hence reduce land capability in some areas unless strategic-level adaptation measures are developed that also integrate land use systems and water resources with the wider environment.     

江苏省城乡空间融合的形态演化研究

选取1980~2010年5期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UCC)作为数据源,获取江苏省近30a的城乡建设用地变化数据,在空间分析和景观分析等方法支持下,分析城乡空间形态的演变特征,揭示城乡空间融合的过程和动力机制,并归纳不同类型的城乡空间融合模式。结果表明:(1)城镇空间扩展方面,数量变化呈先平缓后急剧增长特征,空间形态变化首先以外部扩展为主,然后进入斑块边缘间的填充扩展的循环过程,苏锡常地区城镇空间的扩展最为密集;(2)农村地域变化方面,总量呈小幅增长态势,江苏北部沿淮河地区农村建设用地分布较为密集,沿江地区逐渐形成农村建设用地的次级密集区;(3)城乡空间融合过程方面,城乡空间开始由离散扩展逐步向粘合扩展过渡,城乡连通程度逐步提高,苏南地区城乡粘合扩展最为明显;(4)城乡空间融合的动力机制和地域模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快速提高、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开发区和新城区的快速建设是江苏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依据空间形态变化特征和主要动力因素,江苏省具有3种城乡空间融合发展类型:枢纽链接模式、集聚吞并模式、融合扩展模式。     

安徽省城市建设用地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基于安徽省17个地级市的各类土地利用变化数据,采用典型相关分析、主成分分析和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等方法,分析安徽省2000~2011年建设用地的数量变化、结构变化及区域差异变化,探讨城市建设用地变化的主要驱动力。研究表明:安徽省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以每年5.8%的速度不断增长;安徽省城市建设用地系统结构性增强,系统从无序向有序方向发展;从安徽省各市建设用地变化的区域特征来看,各市的建设用地相对变化率差异明显,东部、中部和南部地区变化幅度较大,西部和北部建设用地变化的幅度相对较小;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经济发展、道路设施完善是安徽省城市建设用地变化的主要驱动力。     

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四川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

认识和理解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及相互作用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在分析国内外各种生态服务价值评价方法和对各类生态系统生态服务价值系数进行修正的基础上,采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模型、敏感性指数和价值变率模型,对各类生态系统的各项生态服务价值、土地利用变化对四川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进行了计算和分析。结果表明：（1）四川省土地利用以林地和牧草地为主,1996~2006年耕地、未利用土地、牧草地和水域面积减少,林地、建设用地和园地面积呈增加趋势;（2）1996~2006年四川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由1996年的7 214588×108元上升到2006年的7 305018×108元,增加90431×108元,园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持续增加,而农田、牧草地、水域、未利用地则继续减少;（3）土地利用的生态服务价值区域差异显著,空间上呈现西多东少的分布格局,西部高山高原区和盆周山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量较大,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丘陵区所提供的较少;（4）四川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缺乏弹性,价值变率反映林地面积的变化对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化具有较大影响     

Landslide probability mapping by considering fuzzy numerical risk factor (FNRF) and landscape change for road corridor of Uttarakhand,India

Landslide poses severe threats to the natural landscape of the Lesser Himalayas and the lives and economy of the communities residing in that mountainous topography.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landscape change has any impact on landslide occurrences in the Kalsi-Chakrata road corridor by detailed investigation through correlation of the landslide susceptibility zones and the landscape change, and finally to demarcate the hotspot villages where influence of landscape on landslide occurrence may be more in future. The rational of this work is to delineate the areas with higher landslide susceptibility using the ensemble model of GIS-based multi-criteria decision making through fuzzy landslide numerical risk factor model along the Kalsi-Chakrata road corridor of Uttarakhand where no previous detailed investigation was carried out applying any contemporary statistical techniques. The approach includes the correlation of the landslide conditioning factors in the study area with the changes in land use and land cover (LULC) over the past decade to understand whether frequent landslides have any link with the physical and hydro-meteorological or, infrastructure, and socioeconomic activities. It was performed through LULC change detection and landslide susceptibility mapping (LSM), and spatial overlay analysis to establish statistical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aid parameters. The LULC change detection was performed using the object-oriented classification of satellite images acquired in 2010 and 2019. The inventory of the past landslides was formed by visual interpretation of high-resolution satellite images supported by an intensive field survey of each landslide area. To assess the landslide susceptibility zones for 2010 and 2019 scenarios, the geo-environmental or conditioning factors such as slope, rainfall, lithology, normalized differential vegetation index (NDVI), proximity to road and land use and land cover (LULC) were considered, and the fuzzy LNRF technique was applied.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LULC in the study area was primarily transformed from forest cover and sparse vegetation to open areas and arable land, which is increased by 6.7% in a decade. The increase in built-up areas and agricultural land by 2.3% indicates increasing human interference that is continuously transforming the natural landscape. The landslide susceptibility map of 2019 shows that about 25% of the total area falls under high and very high susceptibility classes. The result shows that 80% of the high landslide susceptible class is contained by LULC classes of open areas, scrubland, and sparse vegetation, which point out the profound impact of landscape change that aggravate landslide occurrence in that area. The result acclaims that specific LULC classes, such as open areas, barren-rocky lands, are more prone to landslides in this Lesser Himalayan road corridor, and the LULC-LSM correlation can be instrumental for landslide probability assessment concerning the changing landscape. The fuzzy LNRF model applied has 89.6% prediction accuracy at 95% confidence level which is highly satisfactory. The present study of the connection of LULC change with the landslide probability and identification of the most fragile landscape at the village level has been instrumental in delineation of landslide susceptible areas, and such studies may help the decision-makers adopt appropriate mitigation measures in those villages where the landscape changes have mainly resulted in increased landslide occurrences and formulate strategic plans to promote ecologicall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mountainous communities in India's Lesser Himalay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