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对城市化发展速度的影响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在过去的20余年里以年均超过一个百分点的速度提升,然而在城市化主要依靠人口乡城迁移推动的模式下,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日渐显现。文章通过年龄移算法描述了乡城人口迁移流动的年龄模式,发现我国农村人口乡城迁移概率随年龄的分布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特征。然后,文章分析了此种年龄模式形成的原因,认为制度是影响乡城迁移年龄模式的决定性因素,制度变迁的缓慢性以及路径依赖决定了短期内我国人口乡城迁移年龄模式的稳定性。基于此,文章预测了人口老龄化对未来中国人口城市化发展的影响,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未来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水平提高将进入一个相对平缓的时期,年度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将显著低于过去一个时期,对未来10-20年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的预期未可过于乐观。针对这一结论,文章建议在未来的城市化过程中应完善社会融入机制和提升城市化质量。     

基于结构视角的中国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异速增长研究

回顾中国最近20年的快速城市化里程,土地资源紧缺和城市化空间需求剧增的矛盾一直尖锐。而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但从系统角度看,这仅是城市系统的表象,应从结构层面剖析其内在差异性。本文从区域结构、建设用地结构、城市规模结构等视角,采用异速增长模型,分析了我国2001-2014年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异速增长的内在关系。结果表明:从区域结构视角看,近14年我国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土地城市化始终快于人口城市化,而西部地区则不存在该问题;从建设用地结构角度看,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用地、物流仓储用地和居住用地也不存在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问题,虽工业用地、绿地和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扩张速度快于城市人口增速,但这体现了城市功能的优化和提升;从城市规模结构角度看,20万以下、500万以上的城市土地城市化慢于人口城市化,而20-50万、50-100万城市的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现象明显,100-300万、300-500万的城市则出现了异速增长模式的不同转换。结果证明,中国的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域和结构差异,今后新型城镇化方针政策也应因地因城制宜。     

江苏省城市化战略调整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一直处于全国城市化发展的前列,对全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发挥了积极的示范作用。近些年来,江苏省城市化发展在空间格局及动力机制等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表现为：大中城市成为城市化人口的主要集聚区,城市化的区域差异不断缩小,城市化发展动力也日趋多元化。同时,江苏省城市化仍然面临着区域差异显著、集聚效应不强、公共服务能力不高、资源环境压力较大等不可回避的问题。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江苏省城市化战略将会发生适应性的调整。指出以城市土地空间扩张及城市数量增加为主的城市化道路已经基本不适应江苏省新时期新战略的要求,进而提出了今后一段时间全省城市化战略重点的调整方向,即质量提升战略、统筹协调战略及空间优化战略     

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问题

针对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中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建设问题,展开全方位、多视角的分析阐述,指出了认识对城市化问题的种种误区。提出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应该与国情国力、工业化发展形势相协调,过程应有序、健康。并认为：（1）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城市化水平以界定在50％－55％为宜,而不应该盲目追求西方国家不同国情的高指标、高比例;（2）对城市今后的发展规模应有稳步发展;（4）乡村城镇化必须发展生态农业与生态工业、走集约化、专业化的道路。正确引导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把城市发展和农村、工业和农业、人口流动、产业政策、区域平衡、科技进步、外向型经济可持续发展等当作整体一盘棋来统筹制定总体战略。     

城市化:浙江省推进经济与环境"双赢"的战略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实际上走的是一条反集聚效应的农村工业化道路,它违背了世界各国城市化要求非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的一般规律,这种脱离了城市化的工业化进程,所引发的环境污染主要是通过“市场失效”和“政府失灵”来实现的,并对浙江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一系列的不利影响。因此,要尽快从以农村工业化为主转到以城市化为主推动经济增长上来,努力探索出一条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最终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新路子。     

关于我国农村城市化路径的选择与金融支持

农村城市化作为农村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在我国经济政治发展极不平衡的二元社会结构形态下。就地城市化是适合国情的合理选择。需要通过以政策性金融机构长期信贷支持为主体、农村信用合作社以及其他金融机构长期性资金投入为辅助的机制。建立政府政策扶植、市场资金支持的政府主导型的混合型金融支持体系,探索我国农村城市化的新路径。     

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问题

针对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中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问题 ,展开全方位、多视角的分析阐述。指出并纠正了认识上对城市化问题的种种误区。提出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应该与国情国力、工业化发展形势相协调 ,过程应有序、健康。并认为 :(1)在相当大一段时期内 ,中国城市化水平以界定在5 0 %或 5 5 %为宜 ,而不应该盲目追求西方国家不同国情的高指标、高比例 ;(2 )对城市今后的发展规模应有一个合理限度 ,考虑人口、用地、环境的合理容量 ;(3)小城镇的发展要合理引导、分期分批、有重点地稳步发展 ;(4)乡村城镇化必须发展生态农业与生态工业 ,走集约化、专业化的道路。正确引导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把城市发展和农村、工业和农业、人口流动、产业政策、区域平衡、科技进步、外向型经济可持续发展等当作整体一盘棋来统筹制定总体战略     

城市化:人口增长约束及其政策启示

城市化过程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显著相关。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推进的重要时期,人口增长速度的减缓既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也带来了一系列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本文基于我国城市人口的生育率明显低于农村人口,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迅速上升这一事实做出四个推论,对我国人口数量及城乡结构变化的可能情景进行了分析。约束我国人口增长的因素可简化为生育政策效应和城市化效应二部分,前者可视为外部约束,后者可视为内部约束(即家庭主动节育)。参照城市化过程、人口增长变化与我国具有共同趋势的17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用类比方法估算出1972-2012年期间我国约束人口增长的城市化效应和计划生育政策效应。结果表明,前者使人口自然增长率由24.57‰下降到10.0‰-12.0‰,后者则进一步使增长率下降到4.87‰,并减少出生人口3.44亿-4.14亿人。可分三个阶段来分析内、外部因素的影响效果,政策效应时期(1972-1980),政策效应为主、城市化效应为辅时期(1980-1995),政策效应与城市化效应并重时期(1995-2012)。40年来政策效应由强变弱,城市化效应由弱变强。在新的发展阶段上,为减轻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需要继续控制人口增长。另一方面,为避免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诸多问题,需要保持人口的适度增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人口政策的重大调整非常及时和必要,但需要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同时,逐步减弱政策约束,增强内部约束,充分发挥城市化的效应。在各地区、各民族实行统一的生育政策,把约束人口增长的机制由政策强制变为家庭主动意愿,创造更加公平、合理和人性化的制度环境和平台,有序推进城市化过程。     

经济发展中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相关分析比较研究

本文利用OECD国家和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的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数据，对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增长进行了相关分析，以揭示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模式。判断得到我国人口城市化仍处于低增长水平的线性阶段，城市化水平，大大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同等经济水平时的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与人口城市化的相互促进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为此，文章提出了要加快我国城市化发展，超前于经济的增长是一个理性选择。     

湖北“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及其层级结构

城市化的内在协调性是城市（区域乃至国家）综合竞争力、国民生计及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综合体现。基于对城市化概念与内涵的认知--城市化是一个“人口 经济 空间”三维一体的过程,其中人是行为主体,经济是驱动力,空间是载体,构建了城市化综合测度指标,并运用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对2000年以来湖北省12个地级市的城市化层级结构演变过程及趋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湖北省城市化具有如下特征：① 城市化总量时序演变上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且存在经济城市化>空间城市化>综合城市化>人口城市化的变化趋势,但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粗放增长的内在特征;② 整个城市化过程是一个由人口城市化导向型向经济城市化导向型转变的过程;③ 城市化相关系数的时序演变与人口城市化集聚程度>空间城市化集聚程度>经济城市化集聚程度的演变趋势密切相关,表明综合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的地域协调性最高,而与经济的最低;④ 城市化等级体系空间结构及其时序演变具有首位度城市层级结构、城市层级结构动态演变,以及城市化地域协调性不强等特征;最后就城市化的协调发展提出对策和建议。为我国城市化可持续发展研究以及湖北省今后的城市化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导     

农村人口转移趋势及空间指向研究

农村人口转移及城市集群发展加速城镇化进程,把握农村人口转移趋势,导引农村人口有序转移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基于此,本文选择湖南省和长株潭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农村人口转移趋势及其空间指向。本文选择人口发展方程和回归分析两种常见的人口总量预测方法测算湖南省2016—2030年人口总量,比较测算结果发现人口发展方程虽然在年增长率的预设上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但在长期人口预测中表现出更好的适用性。在城镇化率预测上,Logistic增长模型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因此本文选择人口发展方程和Logistic增长模型,预测湖南省和长株潭城市群2016—2030年的人口总量和城镇化率,在此基础上计算出人口城乡分布的大致状况,进而估算农村人口转移趋势。预测结果显示2016—2030年间,湖南省和长株潭城市群分别有大约980万和567万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长株潭城市群城镇化率和农村人口转移进程均领先于湖南省平均水平,尤其是城市群中心城市。据此,可得出结论: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群发展在推动农村人口转移中的作用突显,农村人口转移空间指向城市群集聚,即城市群是引领城镇化进程的空间经济主体形态,是农村人口转移的"牵引力",是农村人口转移空间指向的"内聚力"。同时,农村人口加快向城市群聚集的趋势也呼吁城市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创新,智慧城市或是这一变革的最优方案。     

人口流动规律及其政策含义

人口流动是人力资源配轩优化的根本创新路径,人口流动的一般规律是:如果流动人口为理性行为选择者,在社会制度安排许可的发展环境下,当不同区域和不同产业间形成比较收益差异,存在着流动收益大于流动成本的潜在和现实的各种获利机会时,就必定驱使人们由低收益领域向高必益领域流动,而且比较收益差异量与流动人口的流速、流量正相关,并必然导致产生收益率及人口分布走向平均化的趋势,社会发展也将获得最优化的人力资源配置结果.其相关政策含义:一是人口流动是流动人口的理性选择;二是切实保障公民的自由流动权利;三是利用比较利益差别促进人口流动;四是降低各种不必要的流动成本和流动风险;五是建构人口流动的有效率社会发展框架.     

基于适度人口容量的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研究——以广东省惠州市为例

生态文明城市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目标,是实现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与生态保护协调统一的最佳方式。适度的人口容量、科学的城市规划和有效的城市治理是避免和减轻城市病的根本途径。本文从生态经济学和系统工程学跨学科的视角出发,构建了一个基于适度人口容量,人口流动和城乡均衡发展的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路径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广东省惠州市为例,根据土地功能定位和主体功能区定位,分别测算了惠州市的适度人口容量;基于人口自然变动和人口机械变动的趋势,预测了惠州市未来人口发展状况。研究发现,惠州市常住人口已略微超过基于土地功能定位测算的适度人口容量,但基于主体功能定位的人口密度模型测算表明,惠州市未来人口发展规模远低于适度人口容量,进而从总体上剖析了惠州市生态文明城市建设中适度人口容量和人口均衡发展方面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和原因。由此,揭示出生态文明城市的创建,必须基于人口承载力,走动态规划调控路子,协同推进经济建设、民生改善、生态保护、环境优化和制度改革,真正地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社会保障公平化。     

中国城镇化、配套产业发展与农村居民消费拉动

农村居民消费不足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失衡的一大表现,加快我国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在于促进农村居民消费,于此同时,城镇化建设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还受制于配套产业发展水平的高低。本文首先探索性地构建城镇化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理论解释。在此基础上,采用2000—2012年我国30个省(市、区)的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城镇化水平、产业发展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其中重点从地区工业发展水平和服务业发展水平两个方面探讨配套产业发展的调节效应。此外,在估计过程中考虑到研究对象的区域异质性,对于东、中、西部分样本还进行了分组对比考察。本文研究结果表明:(1)城镇化能够显著促进农村居民的消费,工业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正向调节作用,但服务业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2)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由于配套优势,城镇化的推进更能有效地促进农村消费的提升;(3)东部地区工业发展水平的正向调节效应显著存在于工业化水平由最低端向中端攀升的过程中,而在西部地区,由于工业发展低效益伴随的农村劳动力外流以及对当地耕地的低效利用,工业发展反而削弱了城镇化的正向调节作用。因此,为了更好地通过促进农村消费实现扩大内需,本文研究的政策建议包括:在当前我国城镇化建设进程中,要特别注重对配套产业特别是工业的培育,防范产业空心化风险,稳定就业。东部工业发展的重点应是扶持工业最不发达区域,缩小区域之间工业发展差距,西部工业发展的重点则在于提高工业发展的效益,引导农民工回流,调整经济发展结构和模式。     

江苏省人口城乡结构差异的多尺度研究

利用"全国第四、五、六次人口普查"等数据,基于"多尺度"分析框架,综合运用总体差异测度指数(标准差、锡尔指数及其分解)、马尔可夫链、ESDA等方法,分析1990~2010年江苏省不同尺度人口城乡结构差异的时空动态演化。结果表明:(1)20a来,江苏省人口城乡结构无论绝对差异还是相对差异性在各尺度上均呈缩小趋势,且前10a大幅缩小、后10a缩小幅度减缓。相对差异值及其缩小程度排序均从大到小依次为县域、市域、区域。主要受地区发展基础、增长极的带动能力及范围、政府政策侧重以及人口迁移机制等多种因素差异性的影响。由于三大区域间通过人口流动、交通、产业、资源等的联动效应,因而三大区域间差异的缩小对全省差异缩小的贡献最大。(2)前10a人口城乡结构类型转移概率波动性大,后10a趋向稳定。苏南各市区存在高水平"俱乐部趋同"现象。(3)虽然从区域尺度上看,苏南、苏北两极分化有所缓和,但从县域小尺度上来看,苏北大部分县域与苏南不同县域之间的差距依然较大,这与实际相符合,因此小尺度的自相关分析更符合实际,且小尺度两极分化严重。县域尺度冷、热点地区具有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南北空间分异显著,涓滴效应逐渐显现,南北差异有所减小。最后提出在"两带一路"背景下针对不同尺度人口城乡结构合理发展的建议。     

新时期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与对策

在新时期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的流动具有新的特点：农民工基数大、集中度高。造成流向偏差进而引发“大城市病”,面临组织化程度低、社会地位被“边缘化”,遭受经济贡献与利益分事上的失衡．并且新生代农民工和返航农民工正从农民工群体内部分化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应增强中小城市的吸引力．加强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建设。为进城农民工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合理引导农民工“返航”潮流。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防止“拉美陷阱”的出现。     

用科学的发展观引领中国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城乡二元体制将会给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带来巨大的挑战；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圈在今后中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将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目前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低城市化率引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许多深层次矛盾。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已让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加快我强的城市化进程必须抛弃传统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用科学的发展观加以引领。城市发展甍兼顾中国冒情，坚持走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之路；要统筹处理经济增长、人口增长、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中国城镇化道路的反思与对策

改革开放加速了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从1978年至2010年,城镇化率由17.92%迅速提高到49.95%,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一批区域性城市群正在加速形成。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城市群的形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增强国际竞争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城镇化也带来了突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主要表现在:人口过度膨胀,城市病集中爆发,经济增长与宜居性背道而驰;城市面貌千篇一律,野蛮拆迁横行,土地型资本运作难以持续;进城易,定居难,城乡"二元社会"问题正演变为城市内定居群体与流动群体"二元社会"问题;城市间恶性竞争,产业同构,建立分工协作的机制任重道远。基于此,本文提出了未来10年推进我国城镇化的对策思路:坚持积极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方针,缓解地域中心城市人口压力;创新农村居民点用地管理制度,实现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有机统一;加强城市规划与管理的科学化,全力提升城市品位;建立跨区域城市协调机制,破解恶性竞争与产业同构困局;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消除新老"二元社会"问题。     

太湖流域城市化水平及外来人口影响测评

太湖流域属于我国东部沿海经济较发达的地区,2000年城市化水平达到66.17%,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自改革开放以来,该地区工业化发展迅速,由以乡镇企业为主过渡到外资和民营企业的大力发展,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就业迁移人口,成为全国流动人口的主要集中区。同时使得外来人口成为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以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为基础分析了太湖流域外来人口来源的地域和城乡构成,计算了外来人口数量及分布情况,指出外来人口的城乡非均衡分布促成地区城镇化率的小幅上升,太湖流域各地区的上升幅度在2%左右,部分解释了隐性城镇化率的产生。在城市市区,外来人口平均占到总城市人口的18%。对于50万人口以上城市,外来人口比重与城市规模表现出良好的相关性,可用于指导城市人口规模及地区城镇化水平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