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移民迁入地的环境正义思考研究

生态移民政策越来越受到相关政府部门和学者的青睐和关注.然而,大批生态移民的突然介入,当地居民必须让渡一部分生态环境资源给迁入者,原有的资源分配秩序被打破,环境承载压力加剧,从而造成迁入地的生态破坏,影响迁入地后代人的环境资源权益.在这种生态移民与环境正义相冲突的矛盾下,以生态移民迁入地为切入点,以环境正义为视角,论述生态移民对于迁入地的环境正义的不利影响,进而提出切实可行的冲突解决措施十分必要.     

中国生态移民工程的问题及规范性研究

生态移民是我国最大的环境保护工程项目之一,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问题也很多,其中,主要是移民迁入地选择的规范性问题。本文指出提高移民工程规范性,是促进生态移民工程可持续发展和人口城镇化的根本措施,并参照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工程移民规则,根据不同的移民情况,提出生态移民工程规范性设计的具体内容。     

呼唤战略环评预防环境破坏从决策开始

新中国成立以来导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环保界的一位资深人士认为：决策失误。由于诸多原因，上个世纪我国在制定重大经济决策时很少甚至没有考虑环境后果，以致于执行过程中引发了大面积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至今遗患无穷：“以粮为纲”导致全国性毁林开荒、毁草垦田、围湖造田，引发水土流失、湖泊萎缩、草地沙化、洪水泛滥；８０年代中期提出“大矿大开、小矿小开”、“有水快流”的资源开发政策，乱采乱挖、大量浪费资源的同时，也极大地破坏了生态环境；８０年代末乡镇企业政策，致使包括“十五小”企业在内的乡…     

土地荒漠化与我国生态移民政策研究

生态移民是把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的人口有计划、有组织地异地搬迁安置,从而达到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是我国实施环境保护基本国策的重要措施之一.通过研究我国的生态移民政策及其实施现状,在分析目前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实施生态移民工程所要完善研究的内容和政策措施,以期能够保证我国生态移民工作的顺利推进.     

农户生态移民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新疆三工河流域的农户调查

基于农户访谈与问卷调查,对新疆三工河流域农户的生态移民意愿、移民效果与留居意愿进行调查,并采用Logistic模型对农户移民意愿与留居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①家庭人口数、人均纯收入、主要收入来源、非农收入比重和参与退耕还林情况是影响农户搬迁意愿的主要因素,家庭人口数量越少,非农收入比重越大,对生态环境保护重要性的认知越强,就越能接受生态移民政策;②移民工程对河谷内生态环境改善作用显著,促进了退耕还林进程,草场压力有所缓解,但移民农户没有得到妥善安置,影响了农户家庭收入,其对定居点生产条件与生活环境评价较低,42.35%的农户认为搬迁后生活质量变差;③移民农户的留居意愿普遍不强,71.92%的农户想搬回原居住地,生活质量变化、定居点灌溉条件与耕地质量是影响其留居意愿的主要因素。政府应着力改善定居点水土资源条件与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农业技术培训,鼓励外出务工,以增加农户经济收入,改善生产生活环境,加强农户移民与留居意愿,促进移民工程的顺利实施。     

土地荒漠化与我国生态移民政策研究

生态移民是把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的人口有计划、有组织地异地搬迁安置，从而达到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是我国实施环境保护基本国策的重要措施之一。通过研究我国的生态移民政策及其实施现状，在分析目前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实施生态移民工程所要完善研究的内容和政策措施，以期能够保证我国生态移民工作的顺利推进。     

无定河流域城镇聚落的历史演变与人地耦合

地处黄河中游的无定河流域,是典型的过渡地带和生态脆弱地区。通过分析流域城镇格局的历史发展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的人地耦合关系,结果表明：流域城镇枢纽地区,在唐代及以前为弓形,城镇空间布局的影响因素以自然因素为主;唐末以后为三角形,城镇空间布局的影响因素以人文因素为主。当代流域城镇格局继承了历史发展的脉络,但城镇发展动力主要是长城沿线的资源开发和城镇建设,这些活动对局部地区的植被覆盖产生了冲击型影响;同时以退耕还林、防风治沙等为代表的生态保护政策也已经显现出积极的效果。建议流域的城镇发展要合理确定人口与建设用地的发展规模、集中在榆横和靖边等主要城镇周边布局,并且以河流为骨架构建生态屏障。     

城市适度人口规模的多目标决策方法及应用

适度的人口规模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针对人口研究的系统性和复杂性,本文提出一种城市适度人口规模的多目标决策方法,基于不同城市发展情景下资源要素供给状况与城市人口需求特征,计算供需关系共同制约下的适度人口规模.以北京市通州新城为案例应用该模型,结果表明,综合决策经济发展、社会生活和生态环境等影响要素,通州新城到2020年适度人口规模约为75～78万,规划期内就业、社会保障、供水、住房为约束人口规模的主要因素.     

宁夏生态移民社区生活空间融合与重构的影响因素及机理——以宁夏闽宁镇为例

生态移民的空间位移引致了迁入区多因素的相互作用及长期演化,成为多学科深入探究的重要问题之一。以闽宁镇生态移民社区为例,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地理探测器分析法,对生态移民社区生活空间融合的影响因素和机理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1）生态移民社区生活空间融合与重构受多种因素影响,生活基础设施、经济收入增长、移民社区环境、邻里关系、政府政策、民族生活六个主成分对生态移民社区生活空间融合的影响可以起到解释作用。（2）影响生态移民社区生活空间的因子解释力由强到弱依次排序为：X₁生活基础设施>X₂经济收入增长>X₃邻里关系>X₄政府政策>X₅民族生活>X₆移民社区环境;交互探测结果表明社区各要素因子交互后因子解释力呈双线性增强,即任意两个因子交互作用对于生态移民社区生活空间融合的影响强度都大于单个因子的独自作用强度。（3）各影响因素之间的互动影响,共同促进生态移民社区固有的生活方式、文化习惯、社会交往关系的演化,进而形成了生活空间的融合与重构。     

环评，直面决策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简称“环评”制度)是我国一项极为重要的预防性环境管理制度,但一直针对于建设项目层次。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对于推进产业合理布局和企业的优化选址、预防开发建设活动可能产生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发挥了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建设项目处于整个决策链的末端,单个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难以影响最初的决策和生产力布局,难以指导规划的发展方向,使得环境影响评价工作难以在宏观决策中发挥作用。为力求从源头上防止环境问题的产生、体现“预防为主”的环境政策,经过4年多的努力,2002年10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     

乡村政治视角下战时河南难民迁移特点

因特殊的时间、地点等因素,乡村政治视角下战时河南难民迁移,具有一定特点:战时河南难民迁移数量位居全国之首,并且迁移的时间相对集中,混乱中又带有一定的规律性;安土重迁的特性使得这一时期的难民迁移又具有一定的保守性;另外,造成战时难民迁移的原因除战争外,自然灾害亦是重要因素,同时,这一时期的河南难民迁移还具有全国战时人口迁移的特点。     

丹江口水库水位抬高面临的挑战及其对策

移民与生态环境问题是丹江口水库水位抬高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移民问题是水位抬高首当其冲需要解决的难题,存在政策法规、移民资金、安置措施、脱贫致富等问题,需要以市场为导向,综合考虑诸多因素,制定可行的移民规划,确保移民的稳定和发展。生态环境问题是非常艰巨的问题,水土流失严重、污染源与污染总量日益增加、水质下降、支流库湾富营养化进程加剧等问题将困扰水库的运行与管理,后靠移民的生产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建议成立专门的监管机构,全方位开展水源地保护工作,确保水库水质安全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战略目标的实现。     

柴达木盆地水资源决策支持系统的设计与开发研究

柴达木盆地水资源规划管理决策属典型的半结构化、多层次、多决策者和多目标的决策问题，为此设计开发了柴达木盆地水资源决策支持系统。文章系统地介绍了柴达木盆地水资源决策支持系统结构框架、设计原则、开发思路、决策模式和基本功能。系统由数据库、模型库及其管理系统三部分组成，模型库包括人口动态模型、宏观经挤模型、水资源模拟模型、绿洲生态需水模型和水资源多目标优化分析模型等5个基本模型。在求解水资源多目标优化分析模型时，使用了逐步法(STEM)，把多目标化为单目标进行求解，决策者在迭代权衡过程中输入经验与偏好信息来获取满意的决策信息。     

平原河网地区土地利用生态适宜性评价——以上海市张江功能区域为例

以上海市张江功能区域为研究对象,借助于ArcGIS和Fragstats的统计分析功能,研究2000～2006年区域土地利用和景观格局动态变化特征,表现为区域工业用地增长过快,水域等自然下垫面明显减少,绿色廊道建设不足,区域景观格局空间分布有待优化。运用生态适宜性评价方法,划分了生态适宜性评价等级及标准,从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两个维度,构建了以工业用地,居住用地和河流廊道为主体的土地利用生态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评价结果表明:生态适宜性综合评价值为0.82,三种用地类型得分处于0.79～0.84之间,均为中度适宜等级;工业和居住用地自然生态建设不足,生物资源保护、环境质量和绿地建设是主要自然限制因子;河流廊道生态效应未能充分发挥,河岸建筑密度、河岸带舒适性、河流廊道连续性和植被结构完整性是主要限制因子。     

Adopting an ecological view of metropolitan landscape: the case of “three circles" system for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restoration in Beijing area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restor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re now a driving paradigm. It is increasingly recognized that ecological principles, especially landscape ecology theory, are not only necessary but also essential to maintain the long-term sustainability worldwide. Key landscape ecology principles--element,structure and process, dynamics, heterogeneity, hierarchies, connectivity, place and time were reviewed, and use Beijing area as a case study to illustrate how these principles might be applied to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restoration, to eventually achieve sustainability. An example to more effectively incorporate the ecological principles in sustainable planning in China was presented.     

基于生态足迹的中国生态承载力供需平衡分析

以生态承载力供需关系为切入点,应用生态足迹模型,构建生态承载力供需平衡指数(ECCI),以分县为基本单元,系统评价了我国县域尺度生态承载力供需平衡状况。结果表明:①中国生态承载力供需平衡以生态赤字区为主,生态盈余区和生态平衡区为辅。不足1/5的人口分布在约2/3表现为生态平衡或盈余的国土面积上,而4/5的人口集中分布在不足1/3表现为生态赤字的国土面积上;②中国分县生态承载力空间分布呈较明显的不平衡性,大体由东南到西北呈现从严重超载到富富有余的分布态势。中国生态承载力供需已严重失衡,且人口密度大、 流动人口迁入较为集中的沿海城市地区表现尤为突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这些地区空间生态不平衡性将更加严重,生态环境问题需引起足够关注。从流域关系来看,应妥善处理上中下游间的关系,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生态环境的保护摆在重要位置。研究结果可为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 人口发展功能区划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支持。     

重大生态工程规划设计的理论探讨

生态问题已成为阻碍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屏障,解决生态问题的主要途径是实施生态治理工程。我国开展的诸多生态治理工程以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最为典型,由于相关理论研究长期滞后于生产实践需求导致该工程在推进过程中“边实施、边调整、边总结”。论文剖析了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不同阶段出现的问题以及国家采取的相应对策。通过理论分析指出生态问题是经济社会系统内部矛盾的外在表现,生态治理工程既要解决生态退化及危害,又要解决诱发生态问题的经济社会内部矛盾;生态工程设计需要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支撑。重大生态工程设计之初需要考虑技术储备、工程成本、成果稳定性（经济社会系统内部矛盾解决程度）、推广性、综合效益、政策及法律法规搭配等问题以达到“内外兼治”的效果,避免因“边实施、边调整、边总结”带来的工程风险和浪费,最终保障工程目标的实现。     

从生态文明理论探索看我国文明发展走势

生态文明本质上是一种协调发展的和谐性的文明。建设生态文明是马克思主义所要建立的新社会的内在要求,是人类对如何实现与自然界之间的协调与稳定做出的新结论。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工程,自然生态、精神生态和社会生态是生态文明的三个核心维度。     

The role of body size versus growth on the decision to migrate: a case study with Salmo trutta

In a population exhibiting partial migration (i.e. migration and residency tactics occur in the same population),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tactical choice are still unclear. Empirical studies have highlighted a variety of factors that could influence the coexistence of resident and migratory individuals, with growth and body size considered to be key factors in the decision to migrate. Most studies suffer from at least one of the two following caveats: (1) survival and capture probabilities are not taken into account in the data analysis, and (2) body size is often used as a proxy for individual growth. We performed a capture–mark–recapture experiment to study partial migration among juvenile brown trout Salmo trutta at the end of their first year, when a portion of the population emigrate from the natal stream while others choose residency tactic. Bayesian multistate capture–recapture models accounting for survival and recaptures probabilities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ve role of body size and individual growth on survival and migration probabilities. Our results show that, despite an apparent effect of both size and growth on migration, growth is the better integrative parameter and acts directly on migration probability whereas body size acts more strongly on survival. Consequently, we recommend caution if size is used as a proxy for growth when studying the factors that drive partial migration in juvenile salmonid species.     

环境保护综合决策制度完善与实施

面向市场经济，以现代政府管理思想和运行机制为基础，对环境保护决策的现状，环境保护综合决策的功能、价值、目标、原则、对象内容、基础条件、保障条件进行综合剖析；指出应建立环境保护综合决策的评估机制、监督制衡机制，责任机制；明确指出克服分解性思维的局限，抑制部门利益驱动，在强大决策技术辅助系统支持下，依法按程序进行科学决策是环境保护综合决策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