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里市景观生态修复与重建

受到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满洲里市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其基本景观型包括城镇、水域、垦殖地和矿区景观。根据各类景观破坏的原因和现状,将产业生态学与流域生态学的原理相结合,提出重建、修复的措施或对策。     

生物表面活性剂及其在重金属污染生态修复中的应用

介绍了不同污染体系中重金属的存在形态,生物表面活性剂的种类、优点及生产方法。综述了几种典型的生物表面活性剂(鼠李糖脂、槐糖脂s、urfactin和皂角苷)及其在重金属污染生态修复中的应用。分析了生物表面活性剂去除重金属的作用机制,阐述了生物表面活性剂修复重金属污染的研究方向。     

乡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功能分区研究与实践

为梳理总结乡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功能分区技术方案,通过综合研究,提出开展修复功能分区的总体思路和研究方法。选取大连为实践案例,在摸清底数和生态问题识别的基础上,对大连市乡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进行了功能分区,共划分为5个功能区,规划了6项重点工程,从6个方面提出了需要建立健全的保障措施。研究成果可作为构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和区域生态修复理论体系的有益补充。     

生态修复研究进展与展望

生态修复是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使用,解决环境污染、恢复自然生态平衡的过程,从提出“生态修复”这个概念至今,国内外学者及科研机构已有大量工作和研究成果。本研究基于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和CNKI核心数据库,筛选SCI论文216篇和中文核心231篇,使用CiteSpace软件进行分析,系统梳理生态修复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应用案例、存在问题及未来研究重点。主要结论如下：1)生态修复研究主题从最开始的单一生态系统逐渐转向多维度耦合,研究方法也从人工干预修复向近自然修复手段发展;2)针对不同生态系统类型均有各自的生态修复方法,缺点是修复方式单一、缺乏对整体生态系统效应的研究;3)生态修复主要存在缺乏对生态系统整体性的恢复措施,缺乏多维度、多类型、多方式组合的综合治理与修复方案、理论研究未与实践相结合等问题。未来研究重点应从整体性角度推进生态修复研究,开展多要素协同生态修复实践工程,发展更多区域与国家之间的合作,加强多对象、多尺度的生态修复。     

山地城市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分区研究——以重庆为例

科学划定生态保护修复分区是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规划的基础,是制定差别化的生态保护修复政策的主要依据。本文以重庆为例,围绕国土空间生态保护和生态修复及人类活动的现实需求,在全面分析国土空间生态现状和生态功能状况评估的基础上,遵循自然地理格局和生态系统完整性,探索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分区方法及思路。研究表明：（1）山、水等自然资源天然地将全市划分为两大本底空间。一是大巴山、巫山—七曜山、武陵山、大娄山为主体的自然生态空间,自然资源丰富,生态功能突出;二是以平行岭谷、方山丘陵为主体的人类活动空间,地势平坦,耕作条件好,是主要的城镇建设区和农业发展区。（2）盆周山地和海拔较高的山脉人类活动强度低,生态敏感性高,服务功能水平较高,退化不明显,恢复力处于高位水平。中心城区、渝西地区人类活动强烈,生态系统退化明显,生态服务功能水平较低,恢复力不强。（3）根据生态现状和生态系统状况评估的差异性,综合自然、社会、经济复合需求,综合划定了“一核四片”生态保护修复分区,并提出分区生态保护修复治理方向建议。     

生态文明背景下平原地区中小流域水系生态修复实践应用

中小流域河网水系治理直接关系到人民的日常生活,直接影响着人民的幸福生活.因此,通过对平原地区中小流域河网水系特征与问题进行归纳,及其治理手段进行探讨,并结合上海宝山区罗泾镇中小流域河网水系水环境问题诊断及生态修复措施成功实施案例.中小流域河网水系生态修复规划必须在河道截污控源、河底清淤等前期工程基本完成的前提下,以地区...     

矿区生态修复目标与模式研究

生态修复和污染治理是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重要手段,而生态环境投入是关键影响因素。多年来,矿山生态修复长期处于“被动应对多,主动作为少”的状态,部分地区还存在违背自然规律的矿区生态修复形式主义问题,其根本原因不仅仅是生态环境投入少,更重要的是生态修复目标不明确和监管标准缺失。该研究围绕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和区域可持续发展需求,结合长期工程实践和典型案例,首先,基于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视角从环境边界上重新界定了矿区范围,认为矿区范围应包括生态破坏区和环境污染的直接影响区,其边界远大于传统意义上的矿界范围,提出了矿区综合体的概念,包括自然资源子系统、生态环境子系统和社会经济子系统;其次,辨析了土地整治、植被恢复与矿山生态修复的区别与联系,结合协同治理理论和“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理念,阐释了矿区生态修复目标的定义与内涵,包括矿区综合体、生态系统和场地3个尺度,地方政府和矿山企业2个责任主体,即“三尺度两主体”;最后,分类提出了矿区生态修复模式及其特点,包括景观相似性恢复模式、土地复垦再利用模式、自然公园营造模式和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模式4大类。资源型城市生态安全和人居环境健康是生态文明建...     

海口市南渡江河岸带生态修复策略与技术路径研究

河流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也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区域.河岸带是河流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系生态平衡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本文以南渡江河岸带生态修复为例,提出了河岸带的3种生态修复策略和5种生态修复模式,并对未来河流生态修复重点提出了相关建议,以期为国内河流生态修复与综合管理提供参考与借鉴.     

永定河(北京段)生态修复工程运行管理机制研究

在充分调查永定河生态修复运行管理现状的基础上,以阈值跃迁、适应性管理为指导,对现有运行管理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目前运行管理存在缺乏理论指导,管理权责不明晰,资金来源不明确以及生态监测体系、原水买卖平台缺失等问题。为实现运行管理目标,研究提出从构建基于适应性管理的流域委员会管理模式、确定管理机构权责、管理资金配置及建立生态修复管理评估体系4个方面完善运行管理机制,为永定河生态修复工程的运行管理及北方缺水城市的水生态修复工程运行管理提供参考与借鉴。     

长江三角洲地区复合生态系统生态承载力研究

利用生态压力与生态弹性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构建了生态承载力评价的指标体系,并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对复合生态系统生态承载力进行评价。结果显示,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的生态压力指数在过去的10 a中虽略有起伏,但整体都在缓慢增大,生态弹性力指数也基本保持持续增长的态势,生态承载力水平基本向好的趋势发展,但依然处于高压平衡甚至失衡状态。     

长江经济带湿地空间格局变化及其保护修复对策研究

基于1980年、1995年、2005年和2015年4期土地利用/覆被解译数据,以长江经济带湿地为研究对象,分析了长江经济带湿地的空间格局变化,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湿地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2)1980—2015年,长江经济带湿地消失和新生并存,长江经济带的河流湿地和沼泽湿地呈减少趋势,湖泊和库塘湿地呈增加趋势,...     

生态恢复对退化河岸植物群落的作用 ——以重庆九龙外滩河岸带生态恢复为例

河岸带是陆地生态系统与水生生态系统之间的过渡地带,受人类干扰的威胁较大.长江是流经重庆都市区的主要河流,主城区两江四岸部分河岸硬化,河岸生态功能退化或丧失,生物多样性降低.本文以重庆主城区九龙外滩的河岸带为研究区域,通过调查,采用Ward最小方差法对植物群落类型进行划分,比较了生态恢复区域和自然区域的植物群落特征及优势...     

长三角农田土壤中滴滴涕的污染特征与生态风险

以长江三角洲地区农田土壤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土壤和蔬菜中滴滴涕(DDTs)的残留水平和空间分布特征,评估了DDTs对土壤生态和人体健康的潜在风险。结果显示,长三角地区农田土壤中DDTs含量范围为0.2~3 520 ng·g-1,平均63.8 ng·g-1,主要残留在土壤耕作层(0~30 cm)。土壤中DDTs及其代谢产物残留量较低,98.5%的点位土壤符合《中国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二级标准。15%的蔬菜样品中检出DDTs,其浓度为相应土壤DDTs浓度的9%~18%,土壤残留的DDTs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导致的健康风险很小。低残留DDTs对土壤微生物的群落结构和多样性无显著影响(-0.25R0.25,0.307P0.979)。应用美国环保署(USEPA)方法评估了土壤中DDTs对人体的健康风险,其中致癌风险级别为非常低,对儿童和成人具有非致癌风险的样品比例分别为1.1%和0.7%。因此,长三角地区大多数点位农田土壤DDTs残留量较低,不会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产生危害。     

长江重庆段溶解性有机物的荧光特性分析

利用三维荧光光谱(EEMs),并结合平行因子分析(PARAFAC)及主成分分析(PCA),研究了长江重庆段溶解有机物(DOM)的荧光组分特征及其污染来源,并探讨了荧光强度同溶解性有机碳(DOC)及溶解氧(DO)的相关性.结果表明,PARAFAC模型识别出长江重庆段DOM由2类6个荧光组分组成,即类腐殖质荧光组分C1(350/422 nm)、C4(245,305/395 nm)、C5(260,340/420 nm)、C6(260/480 nm)及类蛋白荧光组分C2(275/300 nm)、C3(227,278/329 nm).在DOM来源组成中,陆源的类腐殖质含量占62.56%,类蛋白物质含量占31.31%.类腐殖质组分的荧光强度同DOC的含量存在明显的线性正相关(r=0.73),类蛋白组分的荧光强度同DO的含量呈明显的线性负相关(r=0.80).EEMs-PARAFAC不仅可以表征长江重庆段DOM的光谱特征,示踪长江重庆段的有机污染程度,还可以为三峡库区水体保护提供依据.     

长江中下游环境激素效应的污染特征及生态风险

生活污水和养殖废水排放导致受纳水环境中激素类物质的污染,对水生生物产生不利影响。分别利用嵌入雌激素受体和雄激素受体的基因重组酵母菌测定了长江中下游流域不同时期水体和沉积物中4种环境激素效应,即雌激素效应、抗雌激素效应、雄激素效应和抗雄激素效应。结果表明,雌激素效应污染最为普遍,在地表水和沉积物中检出率均超过50%,水体和沉积物的最高浓度分别为2.05 ng·L~(-1)雌二醇当量(EEQ)和0.43 ng EEQ·g~(-1)。其他3种激素效应在水体和沉积物介质中的检出率均低于雌激素效应,按总体检出率来看:抗雄激素效应雄激素效应抗雌激素效应,3种激素效应在水体中最大检出浓度分别为144μg·L~(-1)氟他胺当量(FEQ)、37.9 ng·L~(-1)二氢睾酮当量(DEQ)和103μg·L~(-1)他莫西芬当量(TEQ),在沉积物中分别为53.6μg FEQ·g~(-1)、12.0 ng DEQ·g-1和51.5μg TEQ·g~(-1)。环境激素效应的浓度分布在水体中均呈现季节性的差异,雌激素效应的区域性高值位于武汉段、鄱阳湖口和芜湖-南京段,其他3种激素效应没有明显的高污染区域。环境激素效应与当地人口数量、有机质、氨氮等呈现一定相关性,表明环境激素效应与人类活动排放密切相关。雌激素效应仅在鄱阳湖口点位具有高风险,其他区域为中等风险,雄激素效应无高风险区域。研究结果有助于认识长江中下游区域的环境激素效应污染态势,为相关污染控制提供基础数据。     

长江流域重庆段水体和沉积物中农药分布特征及风险评价

以长江干流重庆段、乌江和嘉陵江支流段作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该研究区域水体和沉积物中农药的种类分布及污染状况;并对水体和沉积物中农药污染开展生态风险评估。结果表明,水体中共检出13种农药,总浓度范围为18.02～167.18 ng·L~(-1),主要污染物为敌敌畏、多菌灵和阿特拉津;沉积物中共检出12种农药,总浓度范围为7.08～38.35 ng·g~(-1),主要污染物为敌敌畏和多菌灵;与国内其他地区的水体和沉积物中农药污染浓度相比,处于中等偏低的水平。水体中农药风险评估结果表明,敌敌畏和毒死蜱在大部分检测位点0.1≤RQ<1;在S7和S18监测位点中,敌敌畏、避蚊胺、阿特拉津和毒死蜱均0.1相似文献   

长江中下游湖泊富营养化过程的湖泊沉积记录

长江中下游湖群区，历来是人类最活跃的场所，但由于近年来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湖泊富营养化问题日趋严重，对湖泊湿地变化与湖泊营养盐状况关系的分析是制定湖泊环境整治和生态修复的重要科学依据。长江中游湖泊——龙感湖的湖中心钻孔沉积物中硅藻组合和总磷变化记录了近百年来龙感湖富营养化过程。沉积物中湿地花粉与人湖营养盐关系以及磁化率的分析表明，流域内人类活动对湖周滩地的改造，破坏了湿地植被，助长了人湖物质的增加，湖泊营养相对富集，而流域农业化肥的使用导致了水质的进一步恶化。